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从跨国比较、时间序列、面板数据到企业层面的分析（King & Levine,1993a,1993b; Levine,1997，2003; Rajan & Zingales,1998; Beck & Levine,2004; Hasan et al.,2009,2011;Kendall,2012）。虽然理论上并没有明确的预测结论，但大量的经验证据仍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正向且长期的相关关系。

从理论上解释，金融（中介）能增加信用的供给和投资，减少个人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McKinnon,1973; Shaw,1973; Bencivenga & Smith,1991; Levine, 1992; Saint-Paul,1992）；通过筛选和监督借款人，而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项目中，提高生产率，进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Goldsmith,1969; Greenwood & Jovanovic,1990; Levine,1997）。

1.2.1 金融—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然而，由于金融发展的差异，金融功能的实现则往往还需要依赖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其中，市场条件的影响包括：银行业竞争程度（Agostino & Trivieri,2010；杨天宇、钟宇平，2013）、银行业市场结构（Loutskina & Strahan, 2013; Ahmed & Mmolainyane,2014）以及金融结构的适应性演变（林毅夫、徐立新，2012）等都会对企业生产率和金融风险承担造成实质性影响。而另一些学者从制度环境对金融功能实现进行分析。Jappelli et al.（2005）从制度金融角度分析认为，好的、有效率的（司法）制度能够强化借贷关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大信用的可得性，从而保证金融功能的实现。Moretti（2014）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制度环境与地方金融发展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如果制度无效，增加的信用供给并不能保证被投放到有效率的生产项目上，金融发展的择优机制会在某种程度上遭受限制。

近些年的研究发现（Rioja & Valev,2004a,2004b; Coricelli et al.,2008; Law et al.,2013），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某些经济状况下仍具有不确定性，其关系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赵振全等，2007; Cecchetti & Kharroubi,2012），但众多研究并未形成较一致的结论。Law et al.（2013）通过跨国比较和门限回归发现，只有当制度质量达到一定的门限标准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在此之前金融发展的增加影响并不存在。Arcand, Berkes & Panizza （2011）等的研究则发现，金融发展的增长影响对发展中国家作用最大，对高收入国家则会弱化、不显著，甚至转成负向影响。他们还测算了这一倒U型变化的临界条件，临界条件显然指向了经济发展的高收入阶段。如何解释非线性的倒U型变化，文献提供的一般理由是：第一，对于金融发展的度量比较粗糙，较难描绘金融业务的“非中介”化发展和体现金融效率提升所形成的影响（Demirgüc-Kunt & Huizinga,2010）；第二，金融发展的增长机制是通过资源配置来提高整体生产率，接近生产前沿线的经济体，其生产率已相对较难提高，因此增长效应会变得不明显（Aghion et al.,2005）；第三，非线性是由于信用供给的主要对象不同，从中获取的贷款收益及其增速存在着差异，如发展中的经济体信用供给主要以企业为对象，高收入经济体则以个人家庭作为贷款的主要贷放对象（Beck et al.,2012）；第四，高收入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相对实体经济显得“过大”，它们在获取高额的“信息租”收益的同时，也与实体经济形成竞争关系，争夺发展所需的人力及其他“稀缺资源”（Philippon,2010; Bolton et al.,2011）；第五，由于“过大”的金融体系往往会获得额外的安全补贴，因此它们倾向于更大的风险承担，扭曲了金融发展的增长影响，甚至危及其自身的金融安全。

这些解释通过跨国比较，从横截面的角度比较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存在的金融发展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增长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但从经济发展来解释金融发展，并不全是金融学家的研究兴趣及研究目的，用金融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研究金融发展的功能作用及其变化，其理论与政策含义将会更为明显。而这一角度的研究（如上文所述），其主张更加关注金融效率与金融功能的提升；更加关注金融发展所要求的市场条件与制度环境，包括动态的金融结构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等。这些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1）金融效率的研究视角。Koetter & Wedow（2010）的研究就指出，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更加依赖于金融发展的“质量渠道”，而非“规模渠道”，度量金融发展数量大小的主要指标（私人部门信用/GDP）并不能有效评估和反映金融效率所发生的变化，而金融效率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证明，其可能是金融—增长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已有的研究只讨论了金融规模的非线性增长效应，但未对金融效率的增长效应做过相关的检验。因此对金融效率增长效应（Badunenko & Romero Avila,2013）的变化，是否也存在非线性的变化特征，是否能减缓或抵消金融规模的负向增长效应，这尚需深入地研究。

（2）金融发展的制度质量门槛。Law et al.（2013）的研究证明，金融发展会受制度质量的影响而发生增长效应的非线性变化。但他们的研究与已有文献不同，他们将“非线性”归因于一国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这一效应还主要发生于经济发展时期，与处于接近生产前沿面的经济发达情形根本不同。

对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经济增长效应，Dehejia & Lleras-Muney（2007）利用美国1900年至1940年间金融制度改革的自然实验，实证研究了地区（州层面）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制度性的机制影响，但同样的金融扩张政策导向，却也可能生成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

Tressel（2003）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的支持至关重要，如果缺乏适当的金融资源配置与支持，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演进可能都会趋于停滞。相反，如果通过多种形式获得金融发展，则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及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的演变就会更容易形成。这一研究及其结论描述了地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也佐证了金融普惠与金融公平的增长机制作用。

由于转型升级的初期，创新往往是从中小企业获得突破口的（Acemoglu et al.,2002），因此，Beck et al.（2005）通过金融和法律约束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影响差异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金融发展及其法律制度质量会更利于中小企业融资，进而能为转型升级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及条件。

那么，“非线性”是否都受制度质量因素的影响？是否在金融发展、金融功能实现的过程中存在着多个非线性的效应变化区制？这些非线性变化的政策含义各是什么？有何不同？这些问题都尚未获得解答，但其政策意义十分丰富。

（3）金融结构的适应性演变（Boyd & Smith,1998; Aghion et al.,2005, 2009; Lin, Sun & Jiang,2011；林毅夫、徐立新，2012）。金融结构的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作优劣比较，而将金融结构的内涵做了扩展，不仅包括融资模式的演变，而且还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结构（银行业结构）、商业模式、竞争程度和相关监管政策的具体考查；从原来静态地看待金融结构转变为动态、内生地把握金融结构演进的政策逻辑。这一研究认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存在着与之适应的金融结构形式，这一金融结构能更加有效地实现金融功能。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变，最优或最适的金融结构可以作为独立经济变量进行监控，进行必要的适时调整（刘元春，2003；林毅夫、姜烨，2006；罗文波， 2010；姚耀军、董钢锋，2014）。

因此，研究金融发展适宜的经济条件或经济状况，结合制度环境、经济、金融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来评估金融发展的增长机制及其效应影响，已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Hassan et al.,2011; Herwartz & Walle,2014）。然而已有文献的不足及可能的研究方向是：第一，量性发展观或许应该摒弃（白钦先，2009），但金融发展的政策依据是什么？效率标准是什么？该使用参数估计方法（DEA、FDH），还是应用非参数估计方法（SFA、DFA、TFA）？这需要筛选、试验和进行经验界定；第二，跨国比较的遗漏变量、国别差异，通过国家和地区层面金融发展的研究，是否有效控制了特质化影响，已有研究的回答仍显不足；第三，质量渠道是否改善或改变了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作用机制是制度环境抑或金融结构的适应性改变；第四，对于处于结构升级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政府与金融主管部门该如何监管金融规模的发展，如何制定政策以促进金融行业效率的提升；第五，增长效应的非线性变化为金融结构监管提供了哪些政策信号？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除审慎指标监管外，结构相对指标监管是否具有监管效果？它的政策制度启示如何？这些问题的意义重大，但尚未获得研究与解答。

正基于此，本书提出构建非完美债权人保护的增长模型（Acemoglu et al., 2002; Aghion et al.,2005,2009），通过金融发展“质量渠道”，实证检验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按制度金融、新结构金融的理论逻辑，在控制住特质影响及其他经济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以制度质量门槛和最优金融结构演进作为非线性效应机制的解释变量。利用理论机制的结果，通过政策变量的计量模拟，拟为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监管提出具有经济发展适应性的制度与政策建议。

1.2.2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机制的制度约束

从对现实的观察中人们发现，经济越发达，金融资源就会越集中，金融发展的规模也就相应越大。这种直观的感受和人们对金融与经济的初步认识是一致的，即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核心；金融和经济之间呈现正向相关的互动关系。但十分遗憾的是，金融也会自发地脱离实体经济的束缚，呈现非理性的发展与繁荣。而此时，金融发展所发挥的金融功能会区别于理论假说，表现为经济影响的负效应，最终扭曲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

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过程中，金融发展的非理性倾向较为明显。比如投机炒作的氛围浓厚；资本进入金融业过快、过度；地区金融规划不理性、不科学；互联网金融与民间金融缺乏有效监管等。从国际的视角看，经验和教训也异常深刻。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如果处理不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任由金融衍生发展，而缺乏制度约束和政策监管，那么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基础就会受到侵蚀，从而损害经济的长期发展。

金融作为生产性的服务行业，充分利用制度政策来规范其有序发展，自然是合理且必要的。事实上，与金融发展互补互洽的制度环境，正是“金融—增长”的正向关联，是金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与保障（Levine,2004）。金融改革除了自身直接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外，从他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也能学习、总结经验共识，丰富决策的参考。本书对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关联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从制度互补和制度约束的角度，为金融发展策略提供了制度设计的借鉴，以及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与方向。

1.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联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已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跨国比较、时间序列、面板数据到企业层面的分析。虽然理论上并没有明确的预测结论，但大量的经验证据仍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正向且长期的相关关系。

1）“金融—增长”的正向关联

虽然存在许多关于金融—增长正向关联的研究结论，但是关于“金融—增长”关联的理论观点却仍然存有明显的分歧。主流观点认为，金融（中介）发展能够将资源配置到技术和效率更高的企业中，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益，增强了经济的发展能力，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Levine,1993、1999; Levine & Zervos,1998; Beck, Levine & Loayza,2000等）。Ang（2008）等认为，金融发展会领先和促进经济增长。

从理论上解释，金融（中介）能增加信用供给和投资，减少个人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McKinnon,1973; Shaw,1973; Bencivenga & Smith,1991; Saint-Paul, 1992）；通过筛选和监督借款人，而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益、技术更好的项目中，提高生产率，进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Goldsmith,1969; Greenwood & Jovanovic, 1990）。Levine（1997）认为金融系统能够降低信息和交易的成本，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他把金融功能抽象为五个方面，即收集投资与信用信息、影响公司治理、提供风险管理、动员储蓄和方便交易。这些功能的实现，最终都有利于投资决策及投资行为的达成，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具体来看，金融发展及其金融功能的实现，增强了企业以至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通过筛选和监督投资，增强了投资效率，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金融功能与必要信用制度的结合，又保证了融资与贷款的质量水平。

对企业而言，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及其所属行业的外部融资成本。而之所以能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是在于金融发展会采纳更严谨的会计准则及信息披露规则、实行更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Rajan & Zingales 1999; Benfratello et al.,2008）。

总体来说，金融部门越发达，就越能动员更多的储蓄，形成金融资源，并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金融发展破除了“低收入陷阱”，缓解了企业或个人的流动性窘境，鼓励其投资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行业（Bencivenga & Smith,1991; Levine，1992; Saint-Paul,1992）。King & Levine（1993）和Levine & Zervos（1998）的研究假设认为，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程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此后大量涌现的实证研究为其提供了广泛且多角度的经验证据（King & Levine, 1993; Levine,1997、2004; Beck & Levine,2004; Hassan et al.,2011; Kendall, 2012）。

2）“金融—增长”的负向关联

大部分理论研究都支持金融发展的正向经济功能，因而提出金融发展负向经济影响的理论，其观点及贡献反而更显学术价值。Blackburn & Hung（1998）的理论模型就描述了金融—经济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增长”负向关联观点的核心是认为金融发展（特别是银行发展）通过资源分配会提高储蓄回报，因此可能导致储蓄率的降低，而当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外部效应也十分明显时，那么金融发展的结果就可能形成对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阻碍（Beck & Levine,2004）。

实证研究中，也不乏实证结果证明：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甚至出现负向关联的情况。如Ram（1999）的研究就认为，“金融—增长”的关联是不确定的。因为在经济体间，存在着巨大的特质结构差异，如果考虑了这些特质结构差异的影响，那么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可能微不足道，甚至还可能构成负面影响。Khan & Senhadji（2003）的研究更指出，当应用面板和时序数据研究某些亚洲的经济体时，金融发展（银行发展）的影响会变得并不显著。他们给出了三个理由：①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②金融发展相对经济增长，其实际变化非常缓慢，解释能力当然也就有限；③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也不足以精确地衡量金融市场的变化，特别是结构性的变化特征。Arestis et al. （2001）从银行间接融资与股市直接融资相互替代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当企业从股市中获得更多融资时，那么银行信贷就会相应减少，随着金融发展，资本市场渐趋成熟，银行发展受到挤压和冲击，由此造成银行发展与经济成长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相关性也变得并不显著。

Levine（2002）对于银行发展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①当银行对企业具有巨大影响力，乃至影响到其投资或债务决策时，银行发展便会侵蚀企业利润，阻碍中小企业成长；②银行信贷本质就偏向于审慎，因而其对企业的风险项目和创新项目可能较难给予有力支持；③由于信息不透明，银行和关系企业可能结为利益共同体，为自身利益而损害了其他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正当合法利益（Black & Moersch,1998）。

同样，单纯的股市发展也可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Stiglitz（1985）认为，股市的流动性并不能提供企业信息或加强公司治理。Bhide（1993）更进一步强调，股市的高流动性还会减少投资者监督、制约公司经营的激励。Devereux & Smith（1994）证明，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散功能，及其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替代，实际可能导致储蓄率的降低，从而让经济增长放缓。De Long et al.（1989）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指出，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会增加市场的噪声交易，噪声交易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当资本市场中的兼并收购纯粹由资本力量来主导时，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也将被扭曲，有损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Summers,1988）。Mayer（1988）更直接指出，如果股票市场的证券发行不能直接有利于企业投资的形成，那么资本市场发展就不会促成最终的经济增长。

3）“金融—增长”的非线性关联

最近的研究发现（Rioja & Valev,2004a,2004b; Coricelli et al.,2008; Law et al.,2013），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某些经济状况下仍具有不确定性，其关系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赵振全等，2007; Cecchetti & Kharroubi,2012），但众多研究并未形成较一致的结论。

Law et al.（2013）通过跨国比较和门限回归发现，只有当制度质量达到一定的门限标准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在此之前金融发展的增加影响并不存在。Arcand, Berkes & Panizza（2015）等的研究则发现，金融发展的增长影响对发展中国家作用最大，对高收入国家则会弱化、不显著，甚至转成负向影响。他们还测算了这一倒U型变化的临界条件，临界条件显然指向了经济发展的高收入阶段。如何解释非线性的倒U型变化，文献提供的解释是：第一，对于金融发展的度量比较粗糙，较难描绘金融业务的“非中介”化发展，较难捕捉金融效率提升所形成的经济影响（Demirgüc-Kunt & Huizinga,2010）；第二，金融发展的增长机制是通过资源配置来提高整体生产率，接近生产前沿的经济体，其生产率已相对较难提高，因此增长效应会变得不明显（Aghion et al.,2005）；第三，非线性是由于信用供给的主要对象不同，从中获取的贷款收益及其增速存在着差异，如发展中的经济体信用供给主要以企业为对象，高收入经济体则以个人家庭作为贷款的主要贷放对象（Beck et al.,2014）；第四，高收入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相对实体经济显得“过大”，它们在获取高额“信息租”收益的同时，也与实体经济形成竞争关系，争夺发展所需的人力及其他“稀缺资源”（Philippon,2012; Bolton et al., 2011）；第五，由于“过大”的金融体系往往会获得额外的安全补贴，因此它们倾向于更大的风险承担，因而扭曲了金融发展的增长影响，甚至危及其自身的金融安全。

这些解释通过跨国比较，从各国不同制度环境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发展差异，为“金融—增长”的非线性关联描绘了经济发展与金融功能演进的关系结构变化图，拓宽了人们对金融发展观的认识。

1.2.2.2 金融发展门槛增长效应的制度门槛

从对“金融—增长”关联的研究当中可以看到，不管是金融的正向经济功能，还是负向功能，其功能实现都需要经济金融条件的支持。而之所以存在不同的“金融—增长”效应，背后的原因可能正反映了制度条件的影响及其所发生的变化（Levine,2004）。

如Rousseau & Wachtel（2002）的研究发现，对于经历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体，金融发展的功能会弱化，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会随之减弱。Minier（2003）则发现，当市场资本化率的水平还相对较低时，资本市场发展也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明显的支撑。Rioja & Valev（2004）利用7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这些国家间的金融、经济的差异变化，显著地证明了“制度是必要条件”的理论假设。因此关于金融功能的实现已基本形成理论共识，即一个国家如果需要通过金融来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要有制度环境来作为基本保障。而由此制定怎样的制度条件才会达到预计的政策目标？金融发展会怎样具体影响和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究竟如何？这些问题都已成为“金融—增长”关联深入分析的研究焦点。

1）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去管制的影响

金融去管制，放松对价格、利率、汇率和资本的管制，实现金融的自由化。虽然较符合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思想精髓，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却并不会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对于“金融—增长”正向关系的影响需要有成熟、完善的制度体系（或经济传统）作为保障，否则快速的金融去管制反而会带来投资过热，热钱的产生，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导致银行风险和金融危机的爆发（Demirgüç-Kunt & Detragiache,2010; Tornell et al.,2004;Henry,2000）。

Dehejia & Lleras-Muney（2007）对美国1900至1940年间的银行制度改革进行了对比分析。在这期间，美国各州陆续放松了州层面对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限制，并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40年间这两项制度改革的经济成效却截然不同，放开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加速了农业机械化和制造业的增长；而存款保险制度则因为金融扩张导致了风险贷款数量的增加，实际给工农业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He（2011）用金融自由化改革替代金融发展，发现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的变化关系。他给出的解释是：金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企业和居民间的产权分布来得以实现。放松金融管制，给予了个私企业以更大的创新激励，随着（中国）渐进的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企业的产权份额（相对居民）逐渐提高，经济实现增长。企业被激发的创新、创业精神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及动力源泉（李宏彬等，2009）。但对于负向经济增长效应的形成，He（2011）的研究并未给出具体解释，而只将其归因于边际效应的下降。对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经济影响机制和影响渠道，He（2011）的研究也未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金融自由化和去管制通常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短期内创造的大规模货币与金融资产还极易诱发信用风险，实际损害长期经济增长。

2）关于法律规范、执法效率与制度质量水平的影响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 Vishny（1997,1998，简写为LLSV）作为有代表性的论述，完整考查了法律规范（起源）对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及对金融发展的约束。LLSV（1997）认为，法律制度体系能决定金融发展，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一国拥有能保护其股东权益的法律制度体系时，其资本市场也会获得更有效、更具价值的发展，其中上市公司数量更多，且更具公司治理能力。

Levine（1999）和Beck et al.（2000）的研究利用法律规范、执法效率和信息披露作为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通过实证也证明了法律制度及其执行力能更有效地推动金融中介发展，加速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且当制度对股权、债权能够进行较好的保护，制度的执行力更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更完善，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也越大。

如果制度无效，增加的信用供给并不能保证被投放到有效率的生产项目上，金融发展的择优机制会在某种程度上遭受限制（Jappelli et al.,2005; Moretti, 2014）。Law et al.（2013）的研究证明，金融发展会受制度质量的影响而发生增长效应的非线性变化。但他们的研究与已有文献不同，他们将“非线性”归因于一国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这一效应还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时期，与处于接近生产前沿面的经济发达情形根本不同。

可见制度对产权和交易主体权益的保护，以及包括它的执行力度是金融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金融功能是否能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3）货币、金融危机和信用制度环境

货币和金融危机显然会损害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破坏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值得一提的是，货币乃至金融危机本身可能就与金融发展的缺陷紧密相关， Kaminsky & Reinhart（1998）发现一国货币或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是由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所致。而Bonfiglioli & Mendicino（2004）表明，一国金融体系越开放、制度越健全，其可能遭受的风险冲击就会相对越小。

Hansen & Sulla（2013）通过对拉美各国信贷增长（2004—2011年）的考查，发现信用增长如果缺乏金融资源基础（存款规模），其结果往往会损害经济增长机制（择优与资本形成）；信用正缺口（相对GDP）形成并偏离其长期趋势会导致金融发展的脆弱性，为危机爆发埋藏了不确定性风险。Hahm et al.（2012）也观察到，金融机构对非存款性资金的大规模使用和依赖会成为银行危机的先导。

与法律规范等正式制度不同，信用制度环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能对正式制度形成某种替代，在正式制度不完善、不成熟时，起到保证交易（契约）进行（North,1994）、缓解融资约束和保障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信用环境常常和货币、金融危机紧密相连，当危机未发生或还处于潜伏状态时，信用制度环境本身就成为联系危机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制度“纽带”。完善的信用制度会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改变金融发展的深度以及投融资决策的效率，从而也构成了约束“金融—增长”关联的重要外部制度之一。

4）市场和经济条件的制约

市场条件会对企业生产率和金融风险承担造成实质性的影响（Agostino & Trivieri,2010; Loutskina & Strahan,2013; Ahmed & Mmolainyane,2014；林毅夫、徐立新，2012；杨天宇、钟宇平，2013）。我们将其分成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1）银行竞争和金融集中度对“金融—增长”关系的影响。

银行市场结构的传统观点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即认为竞争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使经济主体能从中受益（Pagano,1993; Guzman,2000）。但传统观点又受到了许多质疑，一方面的研究认为，金融集中度更高，或银行竞争少一些，银行会获得自主性更大的差别定价权，为了与企业构建长期合作关系，高集中度下的银行会让中小与新建企业获取初始成本很低的贷款支持，这对企业成长更为有利（Petersen & Rajan,1995; Agostino & Trivieri,2010）。并且，银行竞争程度越高，银行的客户信息会更为分散，对客户的筛选效率反而会因此而降低，贷款遭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增加（Shaffer,1998; Marquez,2002）。而另一派观点却认为，银行竞争和金融集中度对“金融—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后果，因为正面影响（更多的信贷供给）和负面效应（更低的信贷质量）都同时实际存在（Cetorelli & Peretto,2000; Hauswald & Marquez,2006），最终的影响结果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和制度质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外部和差异化约束（Ahmed & Mmolainyane,2014）。

（2）金融结构的适应性演变（Boyd & Smith,1998; Aghion et al.,2005; Lin, Sun & Jiang,2009；林毅夫、徐立新，2012）。

金融结构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间的优劣比较，金融结构的内涵已获得了扩展，不但包括融资模式的演变，而且还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结构（银行业结构）、商业模式、竞争程度和相关监管政策的具体考查；从原来静态地看待金融结构，转变为动态、内生地把握金融结构演进的政策逻辑。这一系列研究认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存在着与之适应的金融结构形式，这一金融结构能更加有效地实现金融功能。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变，最优或最适的金融结构可以作为独立经济变量进行监控，进行必要的适时调整（林毅夫、姜烨， 2006；罗文波，2010）。

（3）经济条件对“金融—增长”关联的制约。

①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会导致“金融—增长”关联作用性质的差异性，如Deidda & Fattouh（2002）和Hassan et al.（2011）的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高收入国家会面临正向的“金融—增长”关联；而中低收入国家则通常都会处于“金融—增长”负向关联的窘境。Yilmazkuday（2011）甚至还具体测算了这种关联效应正负转折的临界点，当人均收入高于665美元时（以1995年的美元价格为基准），经济发展会从金融发展的进程中受益；而当收入超过1636美元，金融发展的正向功能便逐渐弱化，以至发生负向的“金融—增长”关联。

② 通货膨胀水平会制约“金融—增长”的正向变化关系，因通货膨胀增加了相对价格变化，不利于长期投资，进而损害经济发展（Rousseau & Wachtel,2002;Rousseau & Yilmazkuday,2009; Yilmazkuday,2011），但也有研究认为通货膨胀并不会对“金融—增长”关系产生实质影响（Herwartz & Walle,2014）。

③ 政府规模应与经济发展（水平）实际反向变化，即政府开支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缩小其规模，否则政府规模并不会有利金融和经济的良性互动（Yilmazkuday,2011）。

④ 外贸开放程度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意义重大，更利于其获取原材料、技术及外部市场；但对已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外贸和开放的金融体系往往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外贸开放程度本身对“金融—增长”效应的影响已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Yilmazkuday,2011）。

5）金融发展与制度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Tressel（2003）强调在一个经济的发展初期，金融支持至关重要，如果缺乏适当的金融资源配置，那该经济的“金融—增长”关系就很难形成；而如果多种形式的金融发展能够出现并相互补充，那“金融—增长”的关联互动就将更为显著。

在转型升级的初期，创新往往从中小企业获得突破口（Acemoglu et al., 2002）, Beck et al.（2005）用金融发展和法律约束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了制度约束效应的差异比较，研究证实了金融发展及其法律、制度质量会更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从而为中小企业创新构造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与条件。从理论上解释，金融发展、法律规范和制度腐败会影响、制约企业的成长，但这一制约效果会因企业规模大小的不同而有差异。小企业通常更易受到金融约束，但反过来，小企业也从金融发展和制度创新中获益更多。这就意味着金融发展的过程，既需要效率也需要公平，尤其是对金融资源的普惠与机会的均等的需要。

在制度设计上，有时能显著制约企业发展的制度（体系），实际和企业自身的感受并非完全一致。如真正制约企业发展的制度特征有：①业务办理难，业务办理效率低下；②需要“特殊关系”才能获取金融支持；③交易中的贿赂与回扣；④抵（质）押品的要求；⑤制约企业成长的金融环境：高利率水平和银行系统缺乏流动性。而被企业自身感受为制度约束，但实际制约效果却并不显著的制度政策有：①较难获得长期的银行贷款；②法院裁判和司法执行的效率较低；③交易中的额外收费与乱收费。

Beck et al.（2005）等研究区别于传统金融发展研究的特点是：它们从企业层面以及企业规模的视角，对制度功能做了基于广泛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这既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实证依据，同时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制度决策的参考。

1.2.2.3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机制的实证方法——制度约束的视角

对于“金融—增长”关联和金融功能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经验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中获得的理论进展也相对更多。对这些实证方法进行梳理和比较，能窥见金融发展研究的思路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金融发展的研究中，最难解决的是对金融功能的准确度量，即如何客观衡量“收集信用信息，影响公司治理，便利风险管理，动员储蓄和方便交易”等金融功能的实现。而这一问题贯穿了实证研究方法演变的始终。

1）跨国的比较

经济增长为何会形成巨大差距？金融发展（含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是否影响和导致了经济增长？为解答这些问题，“金融和增长”研究较早且较普遍地采用了跨国比较的研究方法（Goldsmith,1969）。但较早的研究并没有系统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没有强调金融发展对生产率以及资本积累的影响，因而在方法上无法有效识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作用关系。而自King & Levine （1993）的研究后，实证模型中逐步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即公式（1-1）中的X所代表的变量，替代“人均收入、教育、政策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也称条件信息集）。而Levine & Zervos（1998）的研究将股票市场加入了对金融发展的衡量，引起了后续研究对债券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关注。La Porta et al.（2002）则利用商业银行公共产权比例这一指标，加强了对金融发展功能实现的度量。

2）工具变量的使用

由于金融发展指标的内生性，因而实证的计量方法就多利用了工具变量法，以实现对模型参数的准确估计。La Porta et al.（1998）和Levine, Loayza & Beck （2000）利用法律起源的差异作为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而通货膨胀（Beck,2008）、有计划的信用投放（Paravisini,2008）、存款、人口密度、金融机构密度等，在适当条件下也都被用作了实证模型回归的工具变量（Kendall,2012）。

3）面板数据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和典型案例的研究

自Levine, Loayza & Beck（2000）和Beck, Levine & Loayza（2000）的研究，动态面板模型也开始应用于金融—增长的研究。由于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利用了截面与时序变量的信息，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遗漏变量问题，并且提供了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新方法和新工具[即利用Arellano & Bover（1995）的系统估计法]，因而相比传统模型，在数据充分的基础上，动态面板模型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参数估计。而为估计金融和增长的因果关系影响，时序模型也被应用得越来越广泛，VAR（Arestis& Demetriades,1997）、VECM和ARDL等模型是被应用得最广泛的典型代表之一（Cecchetti & Kharroubi,2013; Kiprop et al.,2015）。

Jayaratne & Strahan（1996）和Dehejia & Lleras-Muney（2007）则有代表性地利用了制度变迁的自然实验，从制度约束的角度阐释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而由此，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以及处理效应模型也逐步被引入到对金融发展政策效应的研究当中（Berkowitz et al.,2014）。

4）制度互补方法和函数参数估计方法

针对制度环境的外部约束和影响，Amable（2000）、Aoki（2001）、Boyer（2005）和Gagliardi（2009）等将制度环境变量和金融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制度互补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观点是，如果制度有效，那么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绝不仅是边际或外在的作用，它会强化在制度条件下金融发展的功能实现。相比单独的制度或金融发展，特定制度约束下的金融发展应该具有更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因而利用制度互补的思路，金融发展研究能实证检验制度政策的效应大小及其作用性质。

相比构造交乘项来检验制度变量的边际影响，Cai et al.（2000）和Herwartz & Xu（2009,2014）利用半参数法，来计算原模型参数（即控制了制度变量的金融发展模型）基于制度条件（ω）的核密度估计值，这将制度的影响转化为依观察值和时间而变的“变量”。根据估计值是否随ω变化而落入 95%的置信区间之外，实证模型即可判断“金融—增长”关联是否对制度条件存在依赖，以及依赖关系的变化范围。

1.2.2.4 小结

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金融发展理论，主流的研究观点均认为，金融要素是经济发展驱动力的重要一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和各国“金融—增长”关联的巨大差异，也让人们对金融发展的功能不禁产生怀疑。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影响经济，在产生促进作用的同时，也潜藏着负向的影响机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负向作用间的力量对比还会发生根本转变。

用金融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研究金融发展（含效率发展）的经济增长机制，就必须关注金融效率和金融功能的变化。Koetter & Wedow（2010）的研究指出，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加依赖于金融发展的“质量渠道”，而非“规模渠道”，度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私人部门信用/GDP）并不能准确度量金融效率发展的变化。而金融效率正是“金融—增长”关联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金融效率和金融功能的变化，起制约作用的不仅仅是新古典分析的“边际效用递减”，而还受制度环境是否互补、互洽的制度约束：①金融去管制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短期大规模的信用创造极易诱发金融风险，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②制度对产权和交易主体权益的保护，是金融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③货币和金融危机内在与金融发展紧密相连，信用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能保证交易的进行、缓解融资约束和保障经济增长。④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条件对“金融—增长”关联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差异的约束；最适金融结构则可以发挥经济的相对优势，从而带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⑤金融发展过程，既需要效率也要兼顾公平，中小企业是创新的来源，它们也更容易从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因此有针对性的金融制度设计是必要且必需的。

在研究方法上，准确度量金融发展、客观衡量金融功能及判断金融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始终是金融发展研究方法演变的核心。利用制度互补的思路和方法，采用半参数估计，经验分析能够更准确、更及时地判断“金融—增长”关联对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的依赖。

1.2.3 金融发展的创新支持及“效率”与“公平”

1.2.3.1 金融发展的研究视角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创新支持功能

从金融发展研究逐渐形成开始，相关的研究视角就一直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关注的焦点，并已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研究范畴之一。Gurley （1955）、Shaw（1956）和Goldsmith（1968）等将金融因素从货币分析转变为金融分析，在理论研究范畴内形成金融发展研究的研究领域。Mckinnon（1973）与Shaw（1973）首先提出了金融深化（或称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Patrick（1996）从“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两个角度具体阐述了金融发展的发展模式，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1997）的金融约束论则是在实践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金融深化理论。Pagano（1993）、Merton（1995）和Levine（1997）的系列研究被人们称为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将金融发展问题实现了一般化（即不再只是发展中经济体存在金融发展的问题），对金融发展的功能作用开始认识得越发清晰和全面。

1）金融功能、金融效率与金融功能扩展提升

对金融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使研究者具体化并深化了对金融发展内涵的认识。在此期间，该领域的研究侧重虽不时发生转变，形成分歧，或表达出观点上的某些对立，但对金融发展指标的量化研究工作始终热情不减。如对金融结构的持续论证与分析，充分表现出了学者们对金融发展问题和而不同的研究脉络轨迹。国外的研究以Goldsmith（1968）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受其影响，国内的系列研究非常关注这一领域，而且多是基于中国事实的实证分析研究，如谈儒勇（1999）、赵志君（2000）、孙杰（2001）、王广谦（2002）、李健（2003）、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林毅夫（2003）、孙伍琴（2004）、徐炳胜（2006）等。然而这些研究不免都有些囿于量性金融发展观的束缚。

Mayer（1988;1990）和Corbett & Jenkinson（1997）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提出了被称之为“Mayer之谜”的问题。他们认为至少对于企业外源融资来讲，金融结构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性。鉴于此，法金融学[LLSV（1999,2000,2002）, Claessens& Laeven（2002）]以及我国学者白钦先（1989;1999;2005）在质性金融发展观上更进一步强调了研究标向。这一层面的研究不只在乎“融资结构与数量”，更关心“融资的效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

2）金融发展的创新支持功能与区域金融视角

在金融功能观的研究方面，Merton & Bodie（1995）就曾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金融功能的分析观点，他们将金融功能机制概括为了六大方面，我国学者白剑眉（2005）也曾提出过相似的观点。如果就金融联系实体经济的分析框架进行总结，多数学者还倾向于将金融发展的基本功能归为三项：一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其效率可以通过企业治理结构来进行考察）（瞿强、普瑞格，2002）；二是实现风险的分担和管理（Diamond & Dybvig,1983）；三是实现对信息的处理（Diamond, 1984; Allen,1993）。而要联系金融发展的创新支持功能，其更是将金融发展的基本功能实现了深化与综合。具体的分析研究视角可区分为三类金融发展观。

（1）金融服务功能的发展观：与金融结构的关注点不同，金融服务功能观淡化了金融结构差异对经济（创新）活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金融体系的信息披露和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的能力（Levine,1997; Boyd & Smith,1998; Huybens & Smith, 1999; Allen & Gale,2000）。

（2）法金融的发展观：法金融观也同样否定了金融结构孰该优先发展的争论问题，而强调对金融交易契约的有效性作深入探讨。Shleifer & Vishny（1997）和La Porta et al.（2000）认为运行良好和执行有度的金融法律制度对保护交易者、投资人及经济创新者的合法权益能起到积极作用；对促进知识、技术创新的经济活动来说，其必须高度依赖于具有健全实施机制的金融制度基础。

（3）区域（或地方）金融发展观：特别是联系企业主体更紧密的经济创新活动，在金融发展的视角中，研究者也越来越重视从金融地理属性的角度来审视金融发展与促进经济创新活动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机构区位研究[Porteous （1995）、Clark（2003）]和区域金融系统演化模式及其路径的研究[Corbridge et al. （1994）、Porteous（1995）、Dow（1999）、Martin（1999）、Clark（2005）]，它们尝试将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业务的资源配置效率联系起来，为发展中的金融体系及其制度建设提供分析视角和微观的金融基础。

1.2.3.2 金融发展创新支持功能的研究进展

不过对金融发展创新（经济创新）支持功能的多角度研究并未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各理论假说对金融发展创新支持机制的解释不尽相同，如果再具体结合到我国特殊的国情以及金融体制，那么我们从理论上将不能方便直接地勾勒出我国经济主体获取优良金融资源配给的政策方案或技术路线图。即使在金融（包括金融地理）理论方面，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创新支持的作用机制也并未获得清晰、透彻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比如King & Levine（1993）和De la Fuente & Martin（1996）等典型研究，只是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会降低监督企业创新的“代理成本”，由此金融发展可实现对企业创新的更大支持。相反，这一理论假定往往在指导人们是否需要重视地方区域金融发展和如何规划、协调、引导区域金融发展等方面仍显得理论支持并不充分。

随着经济金融背景的转换，面对理论研究上的诉求，研究者们已着手对金融发展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展开研究。

首先，面对人们已越来越关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金融体系的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联系起来，自然就是经济金融学家们特别感兴趣的课题之一。Allen & Oura（2004）就再次审视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相关关系，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金融发展的研究已不能只是关注于金融发展的总体、数量及其结构关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金融发展功能作用的稳定，除了资源配置效率之外[Jeong & Townsend（2007）]，更要注意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Herger, Hodler & Lobsiger（2008）从实证角度具体分析了决定和影响一国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其研究更具有实际的针对性，让人们对金融发展的把握更为具体。

其次，与企业等实体经济相联系，金融发展的区域、地域性因素也发挥出越发明显的积极作用。Sternberg & Arndt（2001）以欧洲几个代表性的创新经济区域为例，论证了金融发展的区域（或地域性）因素对创新性活动的决定、影响作用。Guiso, Sapienza & Zingales（2004）的文章则更清晰地阐明了区域性的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的重要意义，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在我国金融市场的普遍影响日渐增强的现阶段，区域金融发展的金融功能仍然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再次，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活动需要的金融发展支持也一直备受理论研究的关注。Canepa & Stoneman（2004）和Inklaar & Koetter（2008）的研究分别从金融约束与金融支持的角度论述了金融体系特别是具有区域金融特点的间接金融对创新及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而大量的此类研究还表现为针对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分析[Beck等（1999）, Benhabid & Spiegel（2000）, Calder & Liu（2002）, Rioja & Valev（2004）, Kumbhakar & Mavrotas（2005）, Arestis等（2006）, Tadesse（2007）, Jeong & Townsend（2007）, Ahmad & Malik（2009）]。相比国内研究，陈志楣、杨德勇（2007）对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基本原理给出了分析；张杰、刘志彪（2007）对金融结构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理论文献进行了比较、述评；钱水土、周永涛（2011、2012）则利用计量经济学的诸多方法估计检验了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影响作用。

最后，金融发展特别是区域（地方）金融发展对企业组织、企业活动的具体影响（尤其是影响与作用机制）需作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并进行理论扩展。Agostino, M.L.Rocca, T.L.Rocca & Trivieri（2010）的研究就关注了区域金融对中小企业做金融决策可能形成的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其金融功能的具体形态等方面，而这里面的理论框架却仍有待作进一步的扩展及完善。

从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发展确实能起到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也是其之所以成为理论研究热点的原因之一。然而实事求是地分析，金融发展具体到区域金融发展，其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功能与机制并非是直观、一目了然的，甚至可以说金融发展本身并不会直接有助于经济创新（Guiso et al.,2004）。追寻其研究的轨迹，后续研究需要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作进一步深入的解答。

1.2.3.3 金融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目前，我国经济金融的转型升级，遭金融排斥的“强位弱势”群体、小微企业、低收入者和“三农”发展等，无不对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提出了内生需求。为何商业性金融业务不构成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合作关系？为何开放性金融并非政策性金融的高级发展阶段，而只是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整合形式？

Stiglitz（1998）根据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从理论角度论证了政策性金融的价值及作用。但围绕政策性金融的大量实践（黄达，2003），国外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称谓。由于存在政府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将政策性金融界定为一种由公共部门所主办、控制或主导的金融中介形式，是能够实现某些特定战略产业政策的特殊金融手段（小滨浴久等，1994），甚至不乏理论和实务界人士简单地将政策性金融直接等同于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将其当作是一种“财政性金融”（李志辉、王永伟， 2008）。这类理论认识容易混淆财政与金融的本质区别，对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定位容易产生偏差，乃至错位。

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我国学者提出（戴相龙、黄达，1998；白钦先，1987、2010）的，理论提出之初即强调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付的差异，明确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属性，即它仍然具有金融业务的有偿性及偿还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政策性金融也仍然被许多学者当作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体系不断创造、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胡炳志，2003；李扬，2005、2008；王广谦，2008）。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金融体制要向更广阔的领域深入改革之际，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科学构建更显重要而关键（贾康，2009、2011）。

关于如何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作用，促进我国的金融公平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06）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角度，论证了政策性金融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缺陷的政策导向作用；刘营军等（2011）则通过微观调研，实证分析了农户受到金融排斥的原因，提出政策性金融可以有效带动受排斥的农户，有效解决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景玉琴（2004）认为，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应该通过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来加以解决，如发展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完善信用担保制度及体系、加强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配合等。同样，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升级，政策性直接金融和政策性间接金融的引入，可以适时形成与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支持（顾海峰，2011）。

对政策性金融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在对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改革方面（张涛、卜永祥，2006）。通过国际同业间的比较，丁振京（2013）为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完善寻找了解决办法。李志辉、崔光华（2008）基于开发性金融理论，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调整、业务拓展、资产整合、风险监管”等方面设计了战略改革措施。

综合比较政策性金融的研究可以发现，肯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观点认为，政策性金融是财政和金融的“巧妙”结合体与统一体（白钦先、王伟，2010）。通过政府信用、政策导向和金融资源配置，政策性金融能以低成本和长期信贷的优势，有力扶持“强位弱势”群体的发展。但其在阐释政策性金融的财务可持续性时，往往会强调“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所持的风险补偿观点较难令人信服。相反，主张政策性金融改革的观点则更关注政策性金融的制度载体——政策性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他们认为政策性金融存在经营机制问题，应改革其传统的委托代理体制；而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更高阶段，能保证机构经营业绩，且是市场建设的“开路先锋”。

本书认为，对于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定位和配套公共政策的机制保证，是深化金融制度改革的基础。即在保证金融服务目标、服务宗旨不变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效率和政策性金融的经营效率，实现政策目标，达成金融普惠和金融公平。金融功能的公平和效率目标是必须且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能够共存于金融体系改革的理论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