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诗里——就是散文里，也有一种自然的韵律，含有在那里的；但旧诗的韵律，唯其规则严了，所以排列得特别好。不识字的工人，也会说出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来的道理，就在这里。王渔洋的声调神韵，可以风靡一代；民谣民歌，能够不胫而走的原因，一大半了就在这里。
除了声调韵律而外，若要讲到诗中所含之“义”，就是实体的内容，则旧诗远不如新诗之自在广博。清朝乾嘉时候有一位赵翼（瓯北），光绪年间有一位黄遵宪（公度），曾试以旧式古体诗来咏过新思想新事物，但结果终觉得是不能畅达，断没有现在的无韵新诗那么的自由自在。还有用新名词人旧诗，这两位原也试过，近代人如梁任公等，更加喜欢这一套玩意儿，可是半新不旧，即使勉强造成了五人字或七个字的爱皮西提，也终觉得碍眼触目，不大能使读者心服的。
旧诗的一种意境，就是古人说得很渺茫的所谓“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那一种弦外之音，新诗里比较得少些。唐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所赞扬的，大抵是在这一方面。如冲澹，如沉着，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新诗里要少得多。这与形式工具格律，原有关系，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乎时代与意识之上。今人不能做陶韦的诗，犹之乎陶韦的不能做《离骚》一样，诗人的气禀，原各不同，但时代与环境的影响，怎么也逃不出的。
近代人既没有那么的闲适，又没有那么的冲淡，自然作不出古人的诗来了；所以我觉得今人要做旧诗，只能在说理一方面，使词一方面，排韵炼句一方面，胜过前人，在意境这一方面，是怎么也追不上汉魏六朝的；唐诗之变而为宋诗，宋诗之变而为词曲，大半的原因，也许是为此。
旧诗各体之中，古诗要讲神韵意境，律诗要讲气魄对仗，近代人都不容易作好。唯有绝诗，字数既少，更可以出奇制胜，故而作者较多。今后中国的旧诗，我想绝句的成绩，总要比其他各体来得好些，亦犹之乎词中的小令，出色的比较的多，比较得普遍也。
做诗的秘诀，新诗方面，我不晓得，旧诗方面，于前人的许多摘句图、声调谱、诗话诗说之外，我觉得有两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近代诗人中，唯龚定庵，最善于用这秘法。如“终胜秋磷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只今绝学真成绝，册府苍凉大幕孤”，“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梦断查湾一角青”，“自障纨扇过旗亭”，“苍茫六合此微官”之类，都是暗用此法，句子就觉得非常生动了。古人之中，杜工部就是用此法而成功的一个。我们试把他的《咏明妃村》的一首诗举出来一看，就可以知道。
咏怀古迹 明妃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头一句诗是何等的粗雄浩大，第二句却收小得只成一个村落。第三句又是紫台朔漠，广大无边，第四句的黄昏青冢，又细小纤丽，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今年在北平，遇见新自欧洲回国的美学家邓叔存，谈到此诗，他倾佩到了极顶，我说此诗的好处，就在粗细的对称，辞断而意连，他也点头称然。还有杜工部的近体，细看起来，总没有一首不是如此的。譬如在夔州作的《登高》一首：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到新亭浊酒杯。
又何尝不然。总之，人的性情，是古今一样的，所用的几个字，也不过有多少之分，大抵也不到几千几万。而严沧浪所说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几微之处，就在诗人的能用诀窍，运古常新的一点。
一九三四年十月
载《现代》6卷1期（1934年11月出版）
谈杂文
……
聂绀弩[原署名“耳耶”。]
《现代》九月号底“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杂文”底“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诸文学制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明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的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制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底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底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者底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L．S．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L．S．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只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实指示给读者；它底任务的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底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的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薄”，“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底“题材”，再下多功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底体裁，各有各底用处；即使个人底偏见，看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底“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底原形，决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薄”，“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底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功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功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孱头。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底残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底周围起造一座墙，跟社会隔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底眼睛，或把整个身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什么“创作精神”？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这死以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小”而不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的，可惜他们底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的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的他们底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底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什么希望。不用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功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底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应出社会的日常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应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底“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窥取光荣的杂文底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底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底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来……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不提，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在不留心的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杂文之不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底“不胫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加强了文化的欲望；日常事变底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又使大众迫切地需要理解。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好迅速地反应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除了林先生自己底杂文。
九·二，一九三四，上海
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