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兵家

“兵家”的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事的一般规律。他们的谋略智慧凝集了我国历史上无数杰出军事将领的睿智、韬略，荟萃了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军事典籍的精华、要义，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进入到高科技时代，现代战争的规模、样式等诸多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兵家智慧中许多熠熠闪光的精华，仍然以其博大精深的潜力，启迪着当今世界各国军事家的战略意识。有的兵书被转为民用，成了很多著名企业家的必读教科书，甚至在未来的社会里，仍将供人们在军事、政治、经济乃至为人处世的日常生活中借鉴。

 

最大的规则是不讲规则

中国兵法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在兵法产生之前的战争缺少变化。由于战争双方通常都是贵族，因此往往使用符合自己身份的战争方式进行决战。战争前，双方都摆好阵势，才叫“战”，如果敌方没有摆好阵势，我方就不能发起攻击，否则不配叫“战”。在战争的过程中，双方都不能使用阴谋诡计，大家硬碰硬，成败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基本上没有任何悬念。这就是贵族式的战法。这个方法实行了不知道多少年。

 

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是商王的后代，是个老牌贵族。他也想成为霸主，而地处南蛮的楚国是他称霸的主要障碍。宋襄公先是出兵讨伐亲善楚国的郑国。郑国求救于楚成王，楚成王答应来救。但楚成王没出兵郑国，而是率领军队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慌了手脚，顾不上攻打郑国，带领宋军往回赶。等到宋军在泓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宋国大臣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了解救郑国。我们既然已经从郑国撤军，那么他们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我国兵力少，不能和楚国硬拼，不如与他们讲和算了。”宋襄公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因为楚王是自封的，不像其他诸侯都是周王室册封）。仁义之师怎么会打不过不义之兵呢？”他坚持不讲和。

第二天天亮，楚军开始过河。司马子鱼向宋襄公建议说：“楚军白日渡河，明明是小看我们。等他们过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杀过去，一定能将他们打败。”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计策，但是宋襄公说：“人家连河都没渡完，我不打。”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说：“不如趁楚军还在布阵的时候发动冲锋，这样我们还有取胜的希望。”宋襄公又义正严词地批评他说：“人家还没布好阵，我不打。”于是楚军从容地布好阵，列队冲了过来。楚国的士兵一个个都凶猛异常，宋军看到胆都吓破了，掉头便逃。宋襄公本来想亲自督阵，还没来得及冲向前，就被楚军团团围住，身上几处都受伤，最后在宋国的几员大将尽力保护下，才逃出包围圈。这时，大部分宋军早已逃散，粮草、兵车全部被楚军抢走。宋襄公本人在战后因为重伤不治，一命呜呼。

 

宋襄公兵败身亡，一向被天下人耻笑。他所看重的是自己的贵族身份，因此即使是生死攸关的战争，他也要使用贵族战法。春秋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大乱世，随着礼崩乐坏，旧的奴隶主贵族也渐渐从历史上消失，贵族战争开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城濮之战前，舅犯主张用诈，雍季反对用诈，晋文公用舅犯的方法，打败楚国，奠定称霸基础，在论功时，却将雍季至于舅犯之上。舅犯对这种做法深表理解。实际上，这种做法已经得到战国兵家的共识，也就是说，庙堂之上，大家都是谦谦君子，但是一旦打起仗来，也不怕使用各种计谋。以前的不合规矩，到现在反而成为规矩。于是就产生了兵法，有了兵家。可以看出来，兵法的产生，和兵不厌诈有直接关系。如果说以前的战争仅仅是斗力和斗勇，那么以后的战争就不仅仅是斗力和斗勇，还需要斗智和斗谋。

兵法的产生，真正受益的是战争中实力较弱的一方，他们在实力上的不足，可以用兵法来弥补。因此可以说，兵家智谋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所讲究的平等规则。这种平等规则就是无规则的规则。大家都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遵守，只要能够打败对方，就是胜利者、成功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的方法都可以用。对于兵家来说，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就是成者王侯败者寇，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讲。

尽管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那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是战争之外的事情。儒家提倡“仁者无敌”，认为“仁义之师”在战场上占很大优势。但是所谓的“仁义之师”、“正义的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并不直接属于战争。兵家的道德性在于它强调敌对双方是完全平等、自由的，可以忽视任何战争以外的约束。因此，“兵不厌诈”，兵家智慧就是建立在出奇制胜基础上的。

兵家不讲究任何规则，这种规则不仅包括战争本身以外的规则，还包括用兵的方法。孙子提出“九变之术”，认为用兵者应该灵活多变地运用各种作战谋略。战争是瞬息多变的，只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而动，才能攻敌不备、出奇制胜。这就是“兵无定法”，所谓的“定法”就是确定不移的方法和规则。用兵之时，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要看外部形势的变化而作出有意识的变化。如果你按照常规、常识或常法去用兵，那么你的行动势必也在对方的意料之中，也就无法收到“诈”的效果。只有不按常规用兵，才能抓住对方的思维空隙，保持自己行动的突然性，这样对方也就不会有什么戒备，自己才能够在出其不意中获胜。对于这一点，主张柔弱的道家也承认，比如，老子就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就是不同常规的用兵方法。

 

东汉末年，张绣割据于南阳一带，曹操率军讨伐。当战争进行到一半时，曹操因后方有事，便命令全军撤退。这时，张绣想要率军追赶，谋士贾诩劝他说：“主公不能去追，否则一定会失败。”但张绣不听，果然被曹操打得惨败而还。张绣非常惭愧，垂头丧气地正准备后退，这时贾诩对他说：“您现在率兵再去追击曹军，一定会取胜。”张绣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派兵追击，果然大胜而归。

张绣得胜回营，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取胜，便问贾诩个中原因。贾诩说：“这很容易知道。将军虽然善于用兵，但还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向将军发动攻击，前前后后都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他实力犹存，可是他急忙退兵，一定是他后方发生了变故。曹军虽然后退，但他一定会亲自带领精兵强将断后。因此，我们追击的军队虽然精锐，但是肯定敌不过他。然而，当曹操打了胜仗之后，一定认为将军不会再追，于是轻军速退，也不会留意后方。这样，虽然是用败兵去追击他，却能够取胜。”

 

张绣用兵的失败在于他遵循了一般的兵家智谋，不知变通。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只有善于变通，才能保持主动，灵活制胜。而贾诩却可以说完全懂得孙武“九变之术”的精髓。

兵家有一些谋略乍看一下似乎相互矛盾。比如，它一方面提倡用兵打仗之前要详细谋划，力求为失败之后设计一条后路。但是又提倡“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就是用断绝后路的方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像项羽和韩信就曾经“背水一战”大破敌军。实际上，这种矛盾正是兵无定法核心思想的体现，因为每一种兵法战术都只针对一定的情况，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的用兵原则。当情况变化的时候，原有的方法可能就不再实用。

感情用事，葬送前程

战争充满了杀戮和破坏，是对人生存权力的粗暴践踏，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因此，兵家往往给人残酷冷血的印象。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种评判可能就有失公允。《孙子兵法》开宗明义说，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的存在与灭亡，因此不可以不认真加以研究。一般来说，兵家之争往往关系到本国人民以及军队将士的祸福利害甚至生死存亡，站在这种大利大害的角度上衡量，兵家可以说是大德大情的代表。

但是，当将领们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到战场上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复杂而残酷的战场上，只有保持排除一切情感因素的冷静，并在冷静状态下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才能取得最大的胜利。当大脑进行思考的时候，尽可能地排除感情因素的干扰，才能得出最符合理性的结果。而作为任何一种谋略，都是需要充分运用理性思维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更何况是像兵家这样复杂和利害关系重大的一种谋略。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感情占上风，否则就会失败。因此，兵家主张加强自己的修养，用自己坚强的理性去克制自己的感性。然而，人是活生生的感性动物，很难完全排除自己的感性。于是兵家提出了一系列的修养方法。这些方法，都是要虚素静观，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一种纯粹的境界，从而不受外物的干扰。实际上，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是很不容易的。在很多时候，欲望和顾虑往往会影响自己的情感，从而不能在兵家之争中实现最佳状态。

战争是血气之争，但是一时感情用事却会坏事。《孙子兵法》认为“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就是说君主不能因为动怒就随便出兵征伐，将军不能因为生气就轻易作战。你生气可以很快变得高兴，但是一旦亡国却不可以轻易复国，死了的人也不会死而复生。冷静、成熟的兵家带兵打仗应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带兵打仗的人只能根据客观形势作出决策，而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加以选择。孙武在评论攻城的时候，认为如果将领难以控制自己的焦躁情绪，命令士兵像蚂蚁一样爬墙攻城，不但城池攻不下，还会给自己带来惨重的损失。又说如果将领遇到宿敌冤家，逞一时之忿，擅自出战，那么就会导致溃不成军。这些都说明了带兵打仗感情用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东汉末年，刘备的蜀国和孙权的吴国曾经联合起来对抗魏国，并在赤壁之战中打败魏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孙权后来背弃盟约，夺取了荆州，又擒杀了关羽，这对刘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荆州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荆州丧失，刘备原先所拟定的两路出师、北定中原的战略方针就无法实现。因此，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称帝后一个月，就亲率10多万大军南下，决意为关羽报仇，用武力从孙权手中夺取荆州。当时，蜀汉方面诸葛亮、赵云等绝大多数大臣、将领都看到了大举攻吴对蜀不利，因此再三规谏刘备不要出兵攻吴；东吴南郡太守诸葛谨也曾给刘备写信，向他陈说利害，希望刘备停止攻吴行动。但是，正在气头上的刘备丝毫也听不进这些意见。孙权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5万吴军开赴前线，抵御蜀军。

战争伊始，刘备取得了一些胜利。后来，陆逊为了避敌锋芒，实施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夷道、亭一线。蜀汉军队进入夷陵地区后，屯兵长江两岸。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二三百公里，由于开始遭到吴军的扼阻抵御，其东进的势头停顿了下来。吴军扼守要地、坚守不出，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遣前部督张南率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是孙权的侄儿，吴军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救援，但陆逊深知孙桓素得士众之心，夷道城坚粮足，坚决拒绝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议，避免了分散和过早地消耗兵力的行为。

刘备为了迅速同吴军进行决战，曾频繁派人到阵前辱骂挑战，但是陆逊均沉住气不予理睬。这样，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两军在夷陵一线相持达半年之久。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失去了主动优势地位。拖到六月，天气酷热，刘备将水军移到陆地，在山林中扎营。陆逊见战机成熟，遂转入战略反攻。他先派遣小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进攻虽未能奏效，但却使陆逊从中寻找到了破敌之法——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陆逊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袭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迫使蜀军西退。吴军进展顺利，很快就攻破蜀军营寨40余座，蜀军溃不成军，死伤无数，车、船和其他军用物资丧失殆尽，蜀将被杀、投降者甚众。刘备乘夜突围逃遁，逃至白帝城。次年四月，刘备恼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亡故于白帝城。夷陵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刘备本来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但夷陵之战中，他“以怒兴师”，恃强冒进，犯了兵家之大忌，这也正是蜀军惨败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对的是，陆逊善于正确分析敌情，被刘备辱骂却能隐忍不战，后发制人，终于以五万劣势的吴军一举击败兵力占有优势的蜀军，创造了由防御转入反攻的成功战例，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军事才能，也表明他具有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难得素质。夷陵之败对于三国鼎立的局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对蜀汉来说，它大损国力，基本上毁灭了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制定的宏伟战略蓝图，也打破了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可能，给日后吴蜀两国的先后覆灭埋下了伏笔。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刘备的感情用事。

冷静地判断战场形势，做出尽量合理的决策，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兵家。大敌当前，沉着冷静是古代优秀军事指挥家的必备素质。王翦是秦国大将，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在灭楚的过程中，楚国听说王翦增兵而来，就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来抵御。王翦见楚军兵多将广，士气高昂，便下令深沟高垒，坚壁不战，以求以逸待劳之利。楚将项燕数次挑战，甚至派人到阵前叫骂，王翦一概置之不理。后再开战时，秦军经过养精蓄锐，个个奋勇争先，遂大败楚军。曹操手下“五子良将”之一的张，一直镇守汉中一带，用兵沉着冷静，一生作战，少有失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读书不多，但勇敢沉着，善于用兵，智勇双全。历史上像这样的指挥若定的将领多不胜数。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战争的胜负往往会对指挥者的情绪和心理产生影响。由于战争往往具有连续性，因此这种影响往往会关系到整个战争局面。战争的实践使兵家认识到骄傲的危害性，他们再三告诫将帅要戒骄戒躁，不要以军队众多而轻敌，不要以受命艰巨而拼于一死，不要以自身高贵而轻视别人，不要以个人的看法而违背众人的意见，也不要以诡辩为真理。《兵家要领·戒骄》更是专门论述了骄兵必败的问题，如果将领骄傲自大，就会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商鞅在论及战法时说，王者之师，从来都是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以最理性的思维判断战场形势，从而做出最为合理的决断，这样才能在战场上处于无往而不胜的地位。而如果胜利了便飘飘然，失败了就悲观地看待一切，自然会导致战场的失利。

在其他场合又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感性是有用，而且也不可缺少，但是在一些更加需要运用理性思维的场合，个人的主观情绪多了就会坏事。冲动是魔鬼，其他情绪在一定的时候也是魔鬼。

兵家决策，多算者胜

远古时代的贵族战争，战争双方的军事实力决定了胜负的结果，毫无悬念。但自从产生了擅长使诈的兵法之后，战场形势风云变幻，而战争的结果也不再那么清晰可辨。只要充分研究战争的各种条件，并针对这些条件运用各种兵法，即使是和敌人实力相差悬殊的弱势一方，也能制敌取胜。

兵家认为，判断胜负的标准就是算与不算、多算与少算。那些同样在还未开战前，就对战争的各种情况进行决策的双方，算计得多的一方会获得胜利，算计得少的一方就会失败。多算者胜，少算者败，更不用说那些从不算计的人了。

战争之前应该算计的事情有很多，就是备战，备战包括征兵、建军、养兵、治兵等长期备战，还包括每次战争之前的战时备战。在这之后，接下来就是由将帅根据己方所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充分对比敌我双方的力量，并预测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决定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并预测战争的结局。由于每次战争的特殊性，单就专门针对某次战争的备战来说，战略和战术显得无比重要。兵家认为，在每次进行战争之前，都必须充分进行算计，这就是“先计而后战”。计就是算计，就是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战略是大计，战术是小计。但无论战略或战术，对于每次战争来说都非常重要。

人们常常用“神机妙算”来形容一个人军事才能的高超，神机妙算的意思是具有惊人的机智、巧妙的计谋，就是说这个人善于估计复杂的变化的情势，决定策略，就是善于算计。那些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无不明白这个道理。历史上那些令人赞叹的奇谋，那些奇谋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无不是仔细算计的结果。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能创造这一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的辉煌胜利。

 

官渡之战前，袁绍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曹操则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并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军事实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当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时，曹操部将大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此时谋士郭嘉和荀，对曹操详细分析了曹、袁之间的强弱劣势。他们指出，曹操在硬实力方面，无论是兵力、土地、资源等的确都远非袁绍的对手。但是当年楚汉争霸时，项羽实力虽强，但是却终究不敌刘邦的谋略，更何况现在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所谓的十胜，第一是“道胜”：袁绍礼仪繁多而杂乱，为其形式所羁，而曹操出于自然，因时因事而制宜。第二是“义胜”：袁绍割地称雄，形同叛国，而曹操拥戴天子，名正言顺。第三是“治胜”：袁绍政令松弛，所以无以御下，而曹操宽猛相济，治理合宜。第四是“度胜”：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而曹操则唯才是举，用人无疑，在气度胸襟上胜过袁绍。第五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而曹操机警果敢，随机应变。第六是“德胜”：袁绍沽名钓誉，手下都为浮夸之士，而曹操以诚待士，手下多为忠正务实之人。第七是“仁胜”：袁绍怀妇人之仁，却看不见民间疾苦，而曹操却对天下大事考虑周详，恩德施乎四海。第八是“明胜”：袁绍惑于谗言，而曹操则明辨是非。第九是“文胜”：袁绍是非不分，毫无标准，而曹操坚持是非，责罚分明。第十是“武胜”：袁绍用兵喜好虚张声势，不合兵法，而曹操则用兵如神，拥有以寡击众之能。

曹操继续分析说：“袁绍这个人，志向高，但智慧低；外表英勇，但胆识不足；兵多将广，但责权不明；善于猜忌，不能建立威信；将领傲慢，不听指挥。因此，他土地虽广，粮食虽多，却不过是给我们送礼物来罢了。”荀彧也认为：“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过于刚直，容易取祸；许攸贪婪，操守不佳；沈配专权，缺乏谋略；逢纪果决而刚愎自用。这几个人一定相互排斥内斗。至于颜良、文丑，则不过是一介武夫，不难制服。”

曹操和他的参谋们所进行的评价，准确地评估了敌我双方阵营的各方面实力。他们所说的袁绍的这些缺点，在官渡之战中一一暴露，先是为了幼儿的病情，竟然放弃渔翁得利、可乘虚出击曹操的机会，后又刚愎自用，不听田丰、沮授等人的劝告，轻率出兵。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他应变能力不够、包容性不足的性格缺陷。而他手下的高级人才也基本没有发挥作用，重要谋士之一的许攸竟然还投降曹操，为曹操出谋划策。而曹操针对自己兵力弱小的现实，采取的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步步为营，充分运用自己的人才资源，对袁绍全力一击，并大败袁绍，成功扭转劣势。这样，先期得势、风云一时的袁绍，果然后劲乏力，大好江山只好拱手让给曹操。

 

总的来说，官渡之战的胜利是曹操和他的谋士们共同详细算计的结果。从他们对敌我双方各种实力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预测、评价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全面。实际上，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战争的预测和评价，从而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兵家已经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主张。兵家认为，影响到战争胜负的主要有5种情况，即人心向背（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能够做到这一点更好，如果不能，则至少应该表面上使己方师出有名）、天时、地利、将领和法制，因此在评价战争的各个条件时，应该从这些方面进行考虑。然后，再根据这些条件进行战略和战术的设计，才能保证战争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所谓的“多算”，不仅包括要多考虑，还包括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说人们做事应该事前做好准备。兵家的“算”就是其中的一种。将兵家多“算”的主张推广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依然适用。那些成功的政治家总是事前加以详细考察，做出决断，很少有事后才开始补救的。以国家战略为例，诸葛亮在出山前，曾经向刘备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思想。他根据对曹操、刘备、孙权三方实力以及刘表等实力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诸方面条件的细致分析，为刘备的生存和发展制定了“联孙抗曹”的总战略。之后，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诸葛亮又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这些分析和谋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略计划，是比较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战略构想，而刘备最后正是依靠这个战略谋划，从微弱的实力发展强大，最后建立蜀汉，成为三国鼎立之一国。否则，恐怕他寄人篱下的生活至少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也可能像其他诸侯一样被侵吞灭亡。

精算秩序先后与轻重缓急

古代军事著作对战争的大大小小各个方面都有论述。战争中必然碰到一些复杂情况，比如在同一时间内有许多问题并存，而限于客观条件只能有所取舍，谁先谁后，是个问题。关于秩序先后和在作战指导上究竟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兵书《尉缭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它主张先发制人，认为先发制人才能打胜仗。但是，它又反对盲目地先发制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它认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在先攻城还是先占地方面，它也主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果地大城小的话，那么必须先占地；如果相反，则应该先攻城；如果地广人稀的话，就要先占领险要之地。

尽管各种兵家对于以上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些和《尉缭子》的主张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但是其核心思想是相通的。一方面，他们普遍认识到在遇到战争中的各种问题时，处理起来有先后之分；另一方面，究竟哪个先哪个后，并不是确定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怎么决定？就是看哪种选择对战事更加有利。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逐鹿中原。当时，郑国的近邻宋国、卫国和郑国结怨很深，矛盾非常尖锐。郑国随时都有被夹击而亡的危险。为此，郑国先后和邾国、鲁国、齐国结成联盟。公元前719年，宋、卫两国联合陈、蔡共同攻打郑国，鲁国也派兵前来助战，把郑国的东门围困了五天五夜。尽管郑国最终守住了城门，但是郑庄公感觉到自己和鲁国的关系还存在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和鲁国重修旧好。公元前717年，郑国以替邾国为名，发兵攻打宋国。同时，主动派使臣到鲁国，商议把郑国在鲁国境内的一些权益归还给鲁国，这样，鲁国便和郑国重归于好。齐国出面调停郑国和宋国的关系，郑庄公当即表示尊重齐国的意见，暂时和宋国修好，通过这一行动，郑国又巩固了和齐国的关系。公元前714年，郑庄公又以宋国不朝拜天子为由，出兵攻打宋国。郑、齐、鲁三国很快占领了宋国的大片土地。宋、卫两国乘郑国后防空虚，趁机攻入郑国。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郑庄公把攻占的宋国土地全部送给了齐国和鲁国，以巩固和这些远邻的关系，之后迅速回兵，打败宋、卫军队。郑国乘胜追击，击败宋国，卫国也被迫求和。这样，郑庄公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巧妙地采用了远交近攻的谋略，最终取得了霸主地位，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当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虽然最终的目的是都消灭他们，但是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同时将他们消灭的时候，那么对攻取敌人的先后顺序就必须进行考虑。兵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攻取临近的敌人较为有利，攻打远处的敌人弊大于利；因此应该采取由近及远，一个个地消灭敌人的顺序。对远方的敌人不可攻取，反而可以给予一些好处，与其结成互利的关系。而对临近的敌人，则万不可随意结交，否则反倒会遭受致命的打击。这种“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后来成为战国时期秦国采用的一种外交政策，秦国就是用它实现了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目的的。这种外交思想用于军事战争上的核心思想是，分化瓦解敌人联盟，选择跟自己利害关系最为紧密的敌人，进而逐个消灭全部敌人。

凡事都有许多方面的问题，而这许多问题中又必然有一个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就是说在打蛇的时候要朝它的要害处下手。战争是各种问题的集合体，但是在这些问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分。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指挥者只能从全局考虑问题，解决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从而赢得战争。对此，兵家有“擒贼擒王”的说法。在交战时，只要摧毁敌军的主力部队，捉获敌人的首脑，就能使其整体瓦解。一支军队之中，统帅是灵魂，地位举足轻重，擒得敌首，敌军必破。这就是抓住了战争的要害。在战争中，具体实行这个方法，可以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在与敌交战时，“擒贼擒王”；二是击其要害，抓住敌手弱点；三是看问题时提纲挈领，抓住主干，解决问题。

 

唐朝安史之乱期间，安禄山气焰嚣张，连连大捷。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曾经派遣部将尹子奇率领10万大军进攻睢阳。当时，御史中丞张巡驻守睢阳，他见敌军来势凶猛，决定固守城池，坚守不战。尹子奇前后攻城20余次，均无功而返。尹子奇无奈，只得鸣金收兵。晚上，叛军刚刚准备休息，忽然听到城头战鼓隆隆，喊声震天。尹子奇以为敌军来袭，于是慌忙命令部队准备好战斗。不过，张继只是“光打雷，不下雨”，他不时地擂鼓，却一直紧闭城门。

尹子奇的部队被折腾了一宿，将士们疲惫不堪，甚至有不少已经忍不住呼呼大睡了。这时，张巡突然率军杀出。叛军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接连斩杀了五十余名敌将、五千名士兵，叛军更加慌乱。这时，张巡暗令捉拿叛军首领尹子奇，部队便一直冲至敌军的帅旗之下。当时，尹子奇混在乱军之中，难以辨认。张巡便心生一计，命令士兵用秸杆作箭，射向敌人。不少敌军见自己中箭却毫发无损，以为张巡军中已经没有真箭了，便争先恐后地向尹子奇报告。这样，张巡立即辨出尹子奇，命令部将南霁云向尹子奇射箭，南霁云箭无虚发，正中尹子奇左眼。尹子奇鲜血淋漓，抱头鼠窜，仓皇逃命而去。叛军见头领已逃，更加混乱，都大败而逃。

 

张巡大事张罗，只是为了射杀尹子奇。这是因为他知道尹子奇是制服叛军的关键所在。只有将其射杀，才能真正退敌解围。而事实也证明，张巡的这种做法起到了实际效果。这说明抓住主要问题解决的原则，非常有用。实际上，就是对待同一件事情，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也同样十分重要。对于军事上的问题，兵家有“釜底抽薪”的说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使锅底的水不再沸腾，方法有很多种，但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抽掉锅底的柴草，因为水靠火沸，火要薪生，这便从根本上消除了水沸的基础。世间很多事物和水凉水沸一样，军事行为便是如此。在和对立势力较量的时候，如果消除对立势力的生存根源，便是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最根本的方面来解决问题。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野心勃勃，他串通楚赵等7个诸侯国，联合发兵叛乱。他们首先攻打忠于朝廷的梁国，梁国派人求援。汉景帝命令周亚夫发兵去梁国解危。临行前景帝问及对策，周亚夫说，刘濞率领的吴楚大军，士气正旺，如果和他们正面交锋，势必损失很大。而他们出兵征讨，粮草供应特别困难，因此如果能断他们的粮道，叛军一定会不战自退。

荥阳是扼守东西二路的要冲，必须抢先控制。周亚夫派重兵控制荥阳后，分两路袭击敌军后方：派一只部队袭击吴、楚供应线，断其粮道；自己亲自率领大军袭击敌军后方重镇昌邑。周亚夫占据昌邑，下令加固营寨，准备坚守。刘濞闻报大惊，想不到周亚夫根本不与自己正面交锋，却迅速抄了自己的后路。他立即下令部队迅速往昌邑前进，攻下昌邑，打通粮道。刘濞数十万大军气势汹汹，扑向昌邑。周亚夫避其锋芒，坚守城池，拒不出战。敌军数次攻城，都被城上的乱箭射回。刘濞无计可施，数十万大军驻扎城外，粮草已经断绝。双方对峙了几天，敌军已数天饥饿，士气衰弱，已经毫无战斗力了。周亚夫见时机已到，调集部队，突然发起猛攻。精疲力竭、软弱无力的叛军不战自乱。叛军大败，刘濞落荒而逃，在东越被杀。

 

古今战争中，粮草为部队生存之根本，为部队战斗力的本源。因此只有先解决了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必要的军事打击，服叛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战争问题如此复杂，但在周亚夫的眼里，却是最简单不过。这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以及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对战争是这样，对于人们的其他社会活动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人处事，在面对诸多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只有善于谋断，多观察，找准对方的要害，才能轻易地解决问题。

“势”不可缺

在古代地面战争时代，地理战局的布置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兵家一向重视地理因素在战争中的运用，主张因地制宜。在古代，几乎每一场战争的胜负都或多或少地跟地理因素有关，有效利用地理取胜的战争也是屡见不鲜。依靠地理，强可以胜弱，弱也可以胜强。但是即使是千仞之山，如果没有人在下面布置战场，没有人到上面去积水、滚石，这座千仞高山也是毫无意义。因此必须对这座山加以利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建筑之一的长城就是利用山势的结果。内蒙古阴山曾经是匈奴与华夏政权的分界，第一个到阴山修筑长城的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但是赵武灵王修的长城只修在阴山的脚下未能利用阴山设形。阴山仍然属于匈奴，匈奴借助阴山的隐蔽“来出为寇”，对南方造成巨大威胁。后来，秦将蒙恬败匈奴，而将长城修上山顶，于是长城跨山结局，阴山反为秦人军势。匈奴失阴山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长城是因地制宜的典范。长城城墙往往建于高山之巅，有不少人常常问，有必要把长城修到那么高的地方吗？难道敌人会去攻那里吗？实际上，长城不一定每个部分都是用于实战的。把长城修到高山绝顶，产生居高临下的优势，不管实际上有没有兵卒在那里，它都以一个戒备森严、高高在上的军事要塞的形体向敌人示威，因此，建成长城后，匈奴只要南下，一经长城，就会在战争局势上处于劣势。匈奴人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再不敢南下。

这就是兵家所讲的军事地理布局。人们常常将“局”和“势”并用，在兵家地理中，光是信息没有用，要理解“局”与“势”。布局就是兵家“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就不仅是因地制宜的典范，也是因形成势的典范。那么究竟什么是“势”？实际上，兵家“势”的内涵十分丰富。总的来说，“势”是指战争双方或多方所面临的军事态势。“势”是一个描绘动态的词，是一种基于变化之上的几倍于既有军事实力的新能力。“形”包括军队兵力、将帅才能以及战场地理等内容，“势”则是借“形”而生，往往两者并称，但形与势又是两样东西。形可以看见，但势可能看不见；势看不见，却着实存在。孙子比喻说在千仞高山上堆起圆石，向下一滚，势就来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极其繁多，对地理位置优势的利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势”不是自然形成的，对战争而言，它是军事指挥家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因此，“势”都有一个作为“求之于势”的问题。“求势”的根本出发点是“取势”，即在充分利用把握势态的发展变化中，以势酿势，实现克敌制胜的战略目的。而要能够“取势”，则必须先做到“识势”。所谓“识势”，有两层内含，一方面是对形势的发展和趋向变化，要有超前认识的目光和谋断能力；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是否具有取势的条件和实力，主要是是否拥有可以委任并能担当重任的核心能力人才，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如果不能“识之于势”，也就难以“取之于势”，因此，“识势”是“求势”的前提条件。但是，一个统帅者虽有“识势”的战略远见，身边也有能够担任重任的人才，他却不能充分使用，最后还是会落入“失势”的惨败境地。

从识势、求势到取势，是一个主动积极的“造势”的过程。在一场战争中，古代军事指挥家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包括粮草供应，调兵遣将，用兵布阵，以及施展谋略等，但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造势”。“造势”就是充分地利用我方各方面的优势，利用恰当的时机和地理位置，促使整个战争形势对己有利。在造势成功之后，会对敌人形成一种高压态势，从而对敌人发动迅猛攻击，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战争收益。因此可以说，战争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造势。即便自己在“形”上处于劣势，只要充分造势，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一切优势，从而达到克制强敌的目的。相反，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如果不懂得造势，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势必会归于失败。

我们以历史上著名的井陉之战来说明这一点。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率领1万余名新召集的汉军越过太行山，向东挺进，攻打项羽的属国赵国。赵王歇和赵军统帅陈馀集中20万兵力于太行山的井陉口，准备和韩信决战。当时，作为主动攻击的一方，韩信所率领的汉军有多方面的劣势：在兵力上远远少于对方，且都是新募士兵，又千里行军，人马疲惫。更加要命的是，井陉隘口以西有一条狭长的驿道，易守难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反观赵军，他们先期扼守住井陉口，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而且兵力雄厚。

面对优势局面，陈余谋士李左车献计：正面坚守不战，用一部分军队绕到敌后切断其粮道，然后前后夹击，一战而擒韩信。这个计策无疑十分毒辣有效，但陈余是一名崇尚正面攻击的古典派军人，他认为韩信兵少而疲，不应避而不战。于是打算全军在平野和韩信决战。另一方面，韩信则深谋远虑。他自知己方劣势，如果强攻，必然受挫，于是在离井陉口很远的地方驻扎下来，并反复研究地形地势和赵军部署。当韩信派出的探子探知赵军部署后，立即制定了一系列的计策：他先是指挥部队行进到井陉口30里外扎营。又在半夜时候，派遣2000名轻骑，每人一面汉军的赤旗埋伏在山道中，乘天黑从山间小道迂回到赵军的侧后方埋伏，等第二天赵军出动、营垒空虚的时候，攻入赵军大营，把汉军的旗帜插上。

第二天，韩信胸有成竹地宣布：“今天破赵后会餐。”属下不知道其中奥妙，半信半疑。韩信怕赵军不肯发动攻击，亲自带士兵出战。当接近井陉口时，韩信立即传令军中主力全部到河边背水列阵。陈余见韩信兵少，命令全营出击，一心想要生擒韩信。汉军却因临河而战，毫无退路，所以人人奋勇，无不以一当十。双方厮杀了半天，赵军还是不能获胜。而就在此时，韩信的两千骑兵已经进入赵军大营，在赵军营内遍插汉军旗帜。鏖战中的赵军发现大营的旗帜变成汉军旗帜，立刻军心崩溃，四处逃散，韩信趁机反攻，将20万赵军杀得大败，并斩杀赵军统帅陈余，接着生擒赵王歇，赵国被韩信一举平定。

 

井陉之战中，韩信充分“造势”，使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汉军发挥了最大的能量，他成功地运用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力。而陈余却有好的计策不用，有好的地势不依，偏偏在最不恰当的时间、最不恰当的地点用最不恰当的方法和敌人开战，因此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1万对20万，本来无异于以卵击石，胜负不判即明，但是最后偏偏成功。看来，有优势而不利用，优势也将成为劣势，优势和劣势，随时会随着将帅的造势而发生彻底的转换，而这一转变的结果就是：善于造势者胜。

粗中有细的威武大将

“伴君如伴虎”，是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而在任何一个时代，尤其在专制主义、强权至上的时代里，军队更加是最高统治者所必须牢牢掌握的统治利器。因此，古人云：“兵者，凶器也。”这句话不但指出了国家应该慎用军队和战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那些手握兵权的军事将领们应该注意这些权力可能带给自己灾祸。君不见，有多少大将在战场上攻城掠地，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在朝廷上却遭到臣谄君忌，最终落得不得善终的下场。

在战场上的厮杀，尽管也要运用兵法谋略，但是战场上的敌人往往是可以预料的，而且战争说到底，很大一部分毕竟“狭路相逢勇者胜”，勇武胆识为将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增加了一定的筹码。对这些威武大将们来说，处理和朝廷的关系、对权术的运用却是细活。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将领在朝堂之上往往中的都是暗箭。他的敌人又可以说无处不在，而且个个精于此道，很明显，擅长带兵打仗的将领们处于劣势。对最高位的君主而言，即使不设计残害手握兵权的将帅们，至少也巴不得手握兵权的将帅们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这样一来，君主和广大的文官臣僚就成为了将帅们的共同敌人。

在这种历史事实下，保全自己甚至于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还能手握兵权，就变得极其困难。要将这些细活处理得很好，也就需要极为高明的智慧。

秦国大将王翦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六国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王翦也被认为是继白起之后的又一名将。这一军事上的名将，同时也是处理起细活来得心应手的名将。

 

秦王嬴政在灭楚之前，大将王翦请求率60万军队伐楚，而青年将领李信及蒙恬却声称只要20万就行。于是秦王认为王翦既年老又胆小，派李信及蒙恬将兵20万南伐楚。王翦就托病辞官，回老家频阳养老。不料后来楚军大将项燕大破李信军队，秦兵败逃。嬴政听说后大怒，这才知道王翦的确有远见，于是亲自到频阳向王翦谢罪，要他再次出山。王翦辞谢说：“臣下疲弱多病，还希望大王另择良将。”嬴政坚持要王翦领兵，王翦说：“如果秦王一定要用老臣的话，那么还是必须给我60万大军。”嬴政答应了。于是王翦率60万秦军伐楚，秦王亲自送他到灞上。在临行之前，王翦多次向秦王要求赐给自己良田屋宅园地，好为子孙置业。秦王笑着答应了。等军队行至关口后，王翦又先后五次派使者回朝请求良田。有人认为王翦将军这么做，有点求赏太过分，王翦解释说：“秦王粗暴，又不信任人，现在倾尽全国兵力，把它交给我，我当然只有以多请田宅作为子孙基业的方法来打消秦王对我的怀疑。”

不料王翦大军在行进不到五十里的时候，又遇到了秦王派来的送亲队伍，送亲官员宣布，“奉秦王诏令，将华阳公主赐婚于王将军，相遇之处，即可成婚”。王翦虽然觉得这事很荒唐，但他明白秦王用心。于是命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又在大军中设一锦帐，与华阳公主举行了婚礼，第二天，老夫少妻一起返回咸阳，拜见秦王。之后王翦才前行。

 

秦王的确不大厚道。王翦怎么说也算是有功之臣，他偏偏用李信代其领兵攻打楚军，这多少也有防范王翦的意思。后来不得已把全部兵力托付给王翦，就更加不放心了。当时，老将王翦已经儿孙满堂，他早就看穿了秦王的这些心思，也就顺势而下，乐得成全秦王，也成全自己。我们看到，王翦不仅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也是一个善于取消君主疑虑、以保全自己的老将。

兵权可以说是封建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一些将领一旦手握兵权，便志得意满，不安本心，全然忘记了自己之上还有一个皇帝，不记得他才是兵权的真正拥有者，而自己才能再大、权力再大，也不过是替他做事的“二把手”而已。

 

卫青是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要将领，他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后来，他成为汉朝最高军事将领——大将军，并被封为长平侯。尽管如此，卫青也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从不越权。汉武帝刻薄寡恩，杀大臣如杀鸡，臣子自是在他手下战战兢兢，冷汗直流。然而，卫青却最终从容逃过大劫，无灾无难地以富贵终老。

一年，卫青率大军出击匈奴，右将军苏建率几千汉军和匈奴数万人遭遇，汉军全军覆没，只有苏建一人逃回。卫青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处置苏建。大多数将领建议杀苏建以立军威。但卫青却认为，作为人臣，自己没有权力擅自专权，在国境之外诛杀副将。于是，把问题交与汉武帝处理，也借此显示自己不敢专权恣纵。武帝把苏建废为庶人，对卫青也更加宠信，而苏建对卫青的不杀之恩也感恩戴德。

 

光从这次卫青处理苏建事件的手腕上，就可以看出卫青的高明。卫青虽立有大功，但从不恃宠而骄，从来都是谦虚谨慎，“以柔和自媚于上”，一味顺从武帝旨意，从不谏诤。一般诸侯都往往招贤纳士，但卫青深知武帝不满意诸侯王这么做，于是从不这样做。正因为处处注意，时时小心，卫青才可以做到功盖天下而不震主，手握重兵而主不疑，最终能够富贵尊荣、寿终正寝。

人们常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得罪一个小人。这是因为小人心胸狭窄，道德败坏，而且常常使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自己，让人防不胜防。历史上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往往败于小人之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当然也有人例外。

 

郭子仪是唐代中兴大将，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和藩镇之乱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全国上下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在郭子仪生活的唐朝后期，宦官专权，朝政黑暗，小人辈出，无数忠良遭到迫害。有一次，郭子仪生病在家，很多朝廷大官都来探视。郭子仪总是很自然地让自己的侍妾陪在身边，招呼客人。但是只要卢杞一来，郭子仪却必定要屏退侍妾，很客气地招待他。家人对此很好奇，问他说：“卢杞的地位比你低这么多，但是你一见他来却特别客气，还把侍妾都屏退，这是为什么？”郭子仪说：“卢杞这个人，心胸狭窄，性格阴险，而且人又长得奇丑无比。我怕侍妾看了他之后，会偷笑而得罪他。这个人一旦得势，势必会给我们带来灾祸。”郭子仪的识人之明果然不同凡响。卢杞后来依靠逢迎拍马、构陷出卖同僚，成为一代奸相。很多朝廷大臣都栽在他手中，但郭子仪却一直平安无事。

宦官鱼朝恩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是由于得到皇帝的宠幸，不但身居统帅皇帝亲兵——禁军的重要职位，而且以皇帝代表的身份，有权号令天下所有的将领。他对郭子仪位高权重十分忌恨，因此百般诋毁和刁难。但是郭子仪却能够每次从容面对，成功化解。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十二月，有人掘了郭子仪的祖坟，可是盗贼却没有抓到。郭子仪对于祖墓被毁的原因心知肚明，他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到大唐的兴亡，连皇帝都敬他三分。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朝廷上下公卿都以为他必将有所行动。他入朝时，皇帝先提起此事，不料郭子仪却哭奏说：“我多年带兵打仗，主持军务，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坟墓的事情也不少。这次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的不忠不孝，以致招致上天的谴责，这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郭子仪知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因此绝不招惹潜在的敌人。祖坟被掘，历来被视为是奇耻大辱，但郭子仪却出人意料地忍了下来。正是因为他有如此气度，忍常人所不能忍，才能在那个战乱不已、奸佞横行、国君无能的时代，不但做到明哲保身，而且被唐玄宗以下四代皇帝倚为国家栋梁，渡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险滩，享尽荣华，最后以85岁的高龄安然辞世。史书称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天下而主不疑”，说明他既是带兵打仗的行家，也是处世的里手，真正可以说是世间少有。

 

在专制社会中，君主集权，为避免与君权产生矛盾，手握“凶器”的威武大将们，不但需要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若定，退出战场也要能够游刃有余，明哲保身，才能够真正不侵犯皇帝的权威，从而像王翦、卫青、郭子仪一样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