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家

道家的智慧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聪明的谋略，老子是第一个将宇宙观与政治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哲学大师，道家智慧最鲜明的体现就在于对人世间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深刻洞察。道家的确提倡谋略，但是道家的谋略是来自于自然之道，并非人心险恶之诈术。自然之道本无心害人。道家智慧是以道为本、因势利导的前知之术。

 

以柔克刚是大道

孔子在《论语》中曾经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好像真的是普遍的规律。作为智者，道家鼻祖老子和他的道家子子孙孙们好像都十分喜欢水，因此常常用水来阐述一些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也就是说，人们最大的善就像水的特性那样，尽管对人类有巨大的贡献，但是自己却不居功自傲。

“上善若水”只是说出了水的一部分特性，也就是不争名，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做好事不留名。除此之外，水还有哪些特性呢？孔子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待万事万物，说水有五德，跟忠、直、信等儒家伦理规范都有关系。而道家所看重的和孔子有所不同，他们更加重视的是，水的特性永远是向下的，永远谦卑，不为天下先。正因为如此，它力大无比，所向披靡，什么东西都挡它不住。它的向下又是一种谦恭，而越谦恭就越受人敬仰，因而也更有力量。另外，水是柔的，任何一种容器都可以容它，它的韧性特别强，因此适应性也特别强，在方为方，在圆为圆。因此，老子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就是说，天下之物论柔弱莫过于水，但在攻克坚强方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胜过它，因为水是靠凭借流动的力量改变着它们。

老子看到的这些水的特性都与水的力量有直接的关系，水的力量如此巨大，正是因为它的最为重要的特性——柔具有巨大的力量。

有不少人认为任何一种事物，越刚越强，因此将“刚强”放在一起使用。比如，儒家为人处世讲究不可动摇的原则，甚至可以为原则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种原则能够带来巨大的好处；法家就更不用说，它所推崇的“法”、“势”、“术”无一不是主张凡事越冷峻严厉越好。这些学派无疑都是主张强硬的。但是道家却与他们相反。以柔克刚是道家最为核心的思想之一。道家认为，“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并且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就是说，貌似弱小的柔往往能战胜看来强大的刚，以柔克刚才是大道，这个道理其实天下人都懂得，只是没有多少人去这么做罢了。老子还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就是说兵太强了，就会树敌太多。高大强壮的树木容易引人砍伐，也很容易被大风摧断。烈风可以吹断几个人才能抱得过来的大树，却奈何不了一根细细的小草，铁锤可以砸碎硬硬的石块，但捶不坏软软的棉被。老子又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腾越穿行于最坚硬的东西中，而无形的力量往往可以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

一位大师某日问徒弟们：“棉花和石头都是实物，两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用处，但是如果要论攻守之道，谁更加厉害些？”他的徒弟们都说石头比较刚硬，因此攻守俱备。但是大师却说此言差矣，棉花可要强大多了。众徒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以柔克刚之道，就是棉花所特有的，而石头“欺软怕硬”，倘若用它撞击钢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粉身碎骨。而与此相对的是，无论如何发力，棉物都能以力还力，而使自己毫发无伤。当两物相撞时，石头能把棉砸烂吗？当然不能，更加可能的是棉的缓冲作用会将石头弹出，让石头与他物相撞，从而受到伤害。

棉与石，一个柔，一个刚，而棉能胜石，正说明人在面对刚强的敌对者时，以柔克刚才是真正聪明的解决办法。这个道理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古时武人创太极拳，正是借敌之力克敌，刚柔并济，才使得太极无懈可击。武家思想一样可以用于涉世之道。一些人锋芒毕露，自恃强权暴力，以力服人，还有一些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机关算尽，这样的人早晚会失信于群众，从而损失惨重。与此相对的另外一些人，能够做到以情动人，为他人着想，关心他人而不求回报，这样反而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反而能轻松地化干戈为玉帛。在古代激烈的政治冲突中，如果硬碰硬，最终只能两败俱伤，搞得双方都焦头烂额。而那些奉行以柔克刚之道的人，却能够巧妙地对付外来攻击，以此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因此可以说，以柔克刚才是为人处世的长久之理。

以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决胜之道，它既是为人处世之道，在政治上也很有作用。可以看出来，以柔克刚并不是软弱，而是追求一种真正有效、有力的强大之道。因此，尽管历史上的政治家大半不是道家人物，但是也深知以柔克刚之道。战国时期，齐国晏子曾出使楚国。晏子身材矮小，楚王嘲讽他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说：“齐国首都大街上的行人，一举袖子能把太阳遮住，流的汗像下雨一样，人们摩肩接踵，怎么会没有人呢？”楚王继续挪揄道：“既然人这么多，怎么派你这样的人出使呢？”晏子回答说：“我们齐王派最有本领的人到最贤明的国君那里，最没出息的人到最差的国君那里。我是齐国最没出息的人，因此被派到楚国来了。”几句话说得楚王面红耳赤，自觉没趣。在这个故事中，面对楚王嘲讽自己，晏子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跟他辩论，而是顺着他的话，故意贬自己最没出息，所以才被派出使楚国。他这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方法，使楚王侮辱晏子不成，反受奚落，不但成功地为自己辩护，而且还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同样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者总是容易引起政敌的猜忌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惧和威胁，从而难免树敌招怨；而与此相反的是，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们则可以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

 

王莽夺权篡位建立新朝后，效仿古代实行改革，结果不改还好，这一改搞得天下一片混乱，社会更加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由于时势所迫，刘秀也加入起义队伍，并凭借自己超凡的才能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领袖。但刘秀却不同于其他人的蛮干，而是采取了宽柔策略，收到了极佳的效果，从而能够在起义军中异军突起。刘秀从不使用各种阴谋手段费尽心机去拉拢人心，而是仅凭自己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见识吸引追随者。王郎曾经冒称汉朝宗室在邯郸称帝，在攻占邯郸后，刘秀看到城中有大量公文书信，其中有许多都是各地官员与王郎通信毁谤自己的内容。一般将领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多半会采取杀鸡儆猴的做法，以树立自己的威信，但是刘秀却在看了一眼之后，当着众将领的面把这些书信都付之一炬，并说：“那些睡不着觉的人，从此可以安心了。”这种行为安定了人心，也让那些曾经与王郎联合起来的人对刘秀心悦诚服。后来，刘秀的势力慢慢壮大，投降他的军队也越来越多。但是有很多人忧心忡忡，担心刘秀总有一天会除掉自己。刘秀了解他们的心思，让这些降军回各自原来的军营，以示信任，而自己又轻骑简从，去各营慰问他们。这些归降的将士们十分感动，在战斗中个个奋勇争先。

做了皇帝之后的刘秀依然延续自己以宽柔治天下的执政风格。建立政权之初，刘秀减田租，释放奴婢，救济鳏、寡、孤、独，大得民心。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初期，新君对待功臣的做法大都是或杀或贬，但跟随刘秀打天下的功臣基本上都得以善终，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他的这种异于其他开国帝王的宽容政策的效果极佳，东汉初期基本没有出现臣下犯上作乱的事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那些触犯自己的官员显出了难得的大度。一次他外出游猎，到夜间才回城，结果被一个守门官员关在门外，他只得绕道进城。第二天，那个闭门不开的官员还上了一道奏折，指责刘秀游猎过度、将国家社稷置于脑后，刘秀不但不生气，最后还赏赐了这个官员，并对另一个打开城门的官员给予了降职处分。洛阳令董宣严格执法，他发现一个杀人凶手是刘秀长姐湖阳公主的奴仆，于是在大街上拦住公主的车马，逮捕奴仆并把他当众处死。公主在刘秀面前哭诉，但最后刘秀的做法竟然是对董宣的严正执法给予赏赐。

刘秀政权宽容不与当局合作的隐士，在历史上也难得一见。如隐士严子陵始终不肯接受朝廷赐予的官职，但刘秀也大度地任他离开。

 

在历史上的几百位君主中，只有刘秀成功赢得了许多看起来很难同时得到的财富，比如拥有朋友的支持和后世的敬仰，以及事业的成功和幸福的家庭，算得上是其中人格最健全、收获最丰富的一位。而能够让他做到这些的正是他的宽柔。有时柔弱待人远比机关算尽更容易得到支持，因为它更符合人性。人们往往忽略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智慧进化的悲哀。

萧规曹随，无为而治

西汉开国功臣之一的萧何在西汉第一任相国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时也是战战兢兢地干了将近10年时间，在临终的时候，向汉惠帝刘盈推荐了曹参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萧何是汉初三杰之一，他推荐的曹参也不是等闲之辈。早在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的庆功会上，刘邦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群臣认为萧何只是一个文官，毫无战功，因此愤愤不平。但是他们又不好意思拿自己的功劳说事，于是都说：“曹参跟随陛下南征北战，身受70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尽管后来刘邦力排众议，还是以萧何为首，曹参为第二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曹参这人非同一般。

曹参战功显赫，但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水平如何呢？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拜他为齐相国，辅佐齐王刘肥。相国是文职，武将做相国十分罕见。当时，齐是诸侯中的大国，刘邦又认为齐国民情“伪诈多变”，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齐，是大难题。刘邦拜武将曹参为齐相国的真实用意是想让他用武力镇服齐国。但是曹参并没有这么做。曹参到齐国后，向擅长黄老之学的学者盖公请教治国之术。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好是清静无为，这样老百姓自己就能安定下来。盖公一语道破了时代的需要，提供了济世之术。于是曹参采纳他的进言，用清静无为的方法管理齐国9年，百姓安居乐业，曹参也被人们称为贤相。

萧何正是看出了曹参在齐国的施政方法可用，于是推荐曹参做相国的。曹参做了相国之后，把治理齐国的方法推广到了整个汉朝。他施政办事，全部按照萧何以前所制定的规矩，一点都不更改。在为国家选用人才方面，他大多选用那些老实可靠且年龄偏大的人，概不录用华而不实、只为了追求名利的人。如果谁犯有小过失，曹参也帮他加以掩饰，总之相府看似无所作为。曹参本人则日夜饮酒，看起来一点都不管事。一些官员和相府的宾客看到这种情况，都想劝他，但都被他用酒灌醉，没有说话的机会。不久之后，官吏们大多也效仿曹参，成天饮酒高歌。曹参听到喝醉的官吏们在那大叫，非但不惩治醉吏，反而自己也坐下来喝酒，跟他们一样唱歌。

曹参整天无所事事，惠帝以为是欺负他年轻，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窋去劝曹参。没想到曹窋才一开口，就被曹参打了二百大板，曹参对他说：“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言说的。”后来上朝时，惠帝责问曹参为什么打曹。曹参对惠帝说：“陛下自认为德行比高祖皇帝如何？”惠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比呢？! ”曹参又问：“那么陛下看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似乎你不如萧何。”曹参曰：“陛下所说极是。高祖皇帝和萧丞相安定天下，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法令。现在陛下治国，臣等安分守职，遵照执行他们的法规就是了，这样不是很好吗？”惠帝说：“很好，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办吧。”曹参与惠帝的对话，实际是关于汉初统治政策的争论。就这样，曹参当政三年，在“无为”思想指导下，推行约法省禁、轻徭薄赋政策，收到了“天下俱称其美”的社会效果。曹参死后，百姓歌颂他的功劳说：“萧何为法，整齐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人民安宁。”百姓歌颂，是因为经济得到恢复。

 

经过长时期的战乱，汉朝初年民生凋敝，急需革除秦朝暴政苛法，使人民休养生息。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对于恢复经济，使百姓安居的贡献，至少不下于他的军功。继惠帝之后的汉文帝、景帝也实行无为而治，最终使国家富足，人民安定，史称“文景之治”。直到汉武帝刘彻亲政后，以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汉初盛行近70年的黄老之学，从此失去了作为官方政治学说的地位。

作为道家的治国理论，无为而治根源于其对“道”的认识。老子将世界本源和它运行的规律叫做“道”，并在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认识到自然无为是“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无不为”则是推行“道”的必然结果。“道”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推而广之，可以施行于天下。将“道”运用于政治领域，就形成了无为而治的管理之道，这就是“无为而无不治”。

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统治者应该顺应自然，依从事物的内在规律，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社会生活。庄子曾经讲了一个叫做“庖丁解牛”的故事，在故事中，有一个名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宰牛，他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从而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梁惠王从中体会到了养生之道，而养生之道与治国之道相通，都是顺应自然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庖丁解牛本是有为，但是他合乎自然、顺乎规律、应于节奏，因此游刃有余，这才是真正的无为。曹参日夜饮酒，并不像那些昏头昏脑、庸庸碌碌的官员，他表面上无所作为，但他实际上却是以萧何的法规为治理方法，只是并不多生自己的规矩而已。

相反，道家所反对的“有为”则是强作妄为，苛征暴敛，严刑酷法，过多地干涉和强制老百姓。老子认为，“有为”政治的结果是压而不服，天下多事，因此难以治理。基于这个道理，老子劝说统治者应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社会效应。庄子也认为，古代的帝王虽然无所不知，智慧过人，能言善辩，才能超群，但是却不自恃聪明，不用心智，不多言说，而是委之于下，自然无为，因而实现天下大治。历史上实行暴政，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乃至严重后退，社会矛盾异常激烈，最后王朝覆亡的例子举不胜举，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当然并不只是暴政才算“有为”，照现在的观点看，还有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有为”。不论是帝王还是官员，往往为追求政绩而雄心勃勃，大肆妄为。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英明帝王之一，但他另一方面却好大喜功，他亲政后一改汉初的无为政治，采取种种措施加强自己的皇权，又频繁发动战争，使百姓不堪重负，以致奋起反抗。史书评论他的这些做法和秦始皇相差无几，只是由于他另一方面又能尊王道，晚年更是下“轮台诏”改正自己的过失，才避免了亡秦覆灭的灾祸。唐太宗晚年刚愎自用、志得意满。他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结果均大败而回，经济消耗巨大；他又大兴土木，营缮陵墓宫殿。贞观治世的光彩正是因其晚年的“有为”而黯淡无光。在官吏方面，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追求政绩的行为更是历朝历代难以杜绝的普遍现象。总之，这种“有为”只会祸害百姓，破坏社会的良性发展。

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遵从自然规律，而有为政治的错误之处往往在于违反自然规律。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是对劳动者实行苛征的抗议和对人类理想治理模式的深刻思考。它将尊重人、关心人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因此不仅适用于以自然经济为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而且对于人类管理有着永恒的启示。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明智的君主和官吏正是运用了这些原则，成功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除了汉初之外，唐初、宋初、明初等时代的统治者也都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社会和时代走向复兴之路。唐太宗虚怀若谷，能容纳不同意见，认老子为祖并高扬他的道学，最后使国家出现“贞观盛世”。赵匡胤在位时就“慎罚薄敛，与世休息”，也很快使国家经济复苏。

历史上像曹参一样深刻了解无为而治的大臣也很多。东晋宰相王导曾经先后为元帝、明帝、成帝服务，他就主张治理国家，应该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更加注意不要过多地干预政事。当有人因此而责怪他时，他说：“现在人们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了解我现在的无所作为所带来的稳固和安宁。”宋初宰相赵普十分慎重对待官僚的过失问题，经常不予处理，顺其自然，他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时，往往不看一眼就扔进了事先准备好的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样有效地防止了官吏之间勾心斗角、从而危害国家的行为。李沆也是宋代一位贤相，他施政主张不变祖宗之法。每当有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法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这些名臣都像曹参一样，表面上看来无所作为，实际上却有效地避免了“有为”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病。

功成名就早抽身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今浙江嘉兴）之战，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椒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五千兵卒逃入会稽山。经此大败，勾践信心全无。在这关键时候，谋臣范蠡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并要他“屈身以事吴王”，以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被拜为上大夫后，范蠡又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做了三年奴隶，并时时鼓励勾践忍辱负重。

勾践归国后，范蠡与另一位大臣文种共同拟定了兴越灭吴的策略，其中包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方法。为了实施灭吴战略，范蠡还献出“美人计”，并亲自跋山涉水，终于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20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在越国灭了吴国后，范蠡认为自己功成名就，而且他深知勾践为人，知道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但难以同安乐，于是急流勇退，和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后来，他又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他在这里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很快就把自己的家产散尽了。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王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他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感叹道：“做官做到了卿相，治家又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我这样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过了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他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都尊他为“财神”。

 

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史学家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综观范蠡的一生，他两次引退都是非常英明的决定，是他能够善始善终的重要原因。范蠡在离开越国前夕，曾经给他的好友、越国的另一位功臣文种写信，劝他像自己一样远走高飞，离开越王，并在信中说了一段千古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文种没有听他的话，最后果然被勾践给杀了。两相对比，更加可以看出范蠡的高明之处。

范蠡的话预言了以后大部分朝代开国之初屠杀功臣的惨剧的上演。这些惨剧之所以会发生，开国之君的猜忌和残忍性格自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但是功臣没有忧患意识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些功臣大多认为自己跟皇帝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为皇帝马前鞍后地卖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就为皇帝所赐予的尊号爵位、权力财富而沾沾自喜，一点都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当危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后悔，不过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当然，他们没有选择激流勇退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不甘心自己已经到手的权位和声名。这两种原因并不局限于开国功臣。任何一段时期，那些权势正隆、声名正盛的人，要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势和声名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要么就舍不得这些已经到手的东西，甚至还想往更高处爬。到头来，往往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庄子说：那些以为财富是最好的人，不会把财富让给别人；以为追逐名声是最好的人，不会把名誉让给别人；迷恋权势的人，不可能把权力交给别人。这些人一旦获取了财富、名声和权势，整天想的是如何不让这些东西失去，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心中没有一点见识，眼睛只盯着自己无休止追逐的东西，像这样的人，最后只能被上天刑戮。

针对这种情况，道家给了最为简单彻底的建议，那就是像范蠡那样，在适当的时候，抛开这些名利引退。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只有功成而不居，急流勇退，才能保全天年。老子问，对一个人来说，声名和生命哪个关系更加紧密？生命和利益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个危害更大？这些问句很好回答，而且毫无可以辩驳的余地。“功成名就”当然是好事，但是其中还往往隐含了引发祸端的因素。比如，那些曾经立下大功的人，往往居功自傲，忘乎所以，甚至功大欺主；那些身居高位、独享厚利的人，往往得寸进尺，贪得无厌；那些名声卓著的人，往往恃才傲物，锋芒毕露，耀人眼目。这些人最容易做出让统治者或人民大众反感和忌讳的事情，因此往往会为自己招来祸患而不自知。

道家看淡名利，主张不争，如果这种“争”所需要的代价是自己巨大的牺牲，就更加没有必要去争。聪明睿智的人正是看到了祸福相倚的危险，所以才不会贪图名利这些身外之物，最后得以保全自己。他们的做法，一是不贪。当自己当了一个官职、有了一个头衔的时候，固然在身上加了一道光环，但是同时也套了一道绳索。所以要适可而止，量力而为，该避则避，当让就让。二是不恋。当预见到可能出现危机的时候，立刻抽身退步，绝不对自己已经在手的名利有丝毫留恋。不贪、不恋，其实质就是不争。

历史上因不争而保全自身的人有很多。韩信、萧何、张良被刘邦称为“汉初三杰”，但这“三杰”结局大不相同。张良功成身退，得以善终，其声名流芳百世。萧何功成身显，但是这种“成功”是建立在声名受损的基础上的：他是诛杀韩信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又曾为了自污名节、保全自己而祸害百姓，最后到晚年还被系狱，并失去了刘邦的信任。韩信更不用说，他是功成被诛。对比之下，可以说张良更加高明。这是他不争所换来的。在论功行封时，刘邦令张良自己选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认为，他作为一介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于是辞让，但又不能不受封，最后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同时，在官位上也自请告退，不再干预政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当起万事不管的神仙来了，最后老死。张良见机而作，适可而止，及早抽身退步，史学家司马光也称赞他是“明哲保身”的成功典范。

唐朝大将李靖，曾经帮助李世民东征西讨，建立了大唐帝国，李世民封他为卫国公，不久又让他当上了宰相。虽然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而且位极人臣，但是李靖却颇能知足，为人敦厚，连唐太宗都称他为“一代楷模”。至此，李靖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李靖也以为自己能够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度过以后的日子。然而，后来有一次在出征吐谷浑时，李靖因为行军总管高甑生延误了行程，于是按军法处理了他，不料高甑生竟公报私仇，在军队凯旋之后，诬告李靖谋反。幸亏李世民查明真相，把高甑生放逐结案。这件事情尽管是有惊无险，却在李靖心里投下了一个阴影，他知道自己位高权重，无形中成为了众矢之的。这次的猜忌起自同僚，因此好像没什么效果，下次如果皇上对自己也起疑心，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为了避免麻烦，李靖辞去了一切职务，从此闭门谢客，即使亲戚也不让随便进入家门。最后，李靖平平安安地终老余生。盖棺论定，这时候的李靖才能算是真正的善始善终了。

萧蒿是唐玄宗时宰相，很受宠爱，一天，他突然上书皇帝，请求退休，玄宗问他说：“我并没有厌倦你，你怎么要退休呢？”萧蒿说：“我现在受您的厚恩，任职宰相，已经富贵到了极点。趁着陛下还未厌倦我的时候，我还能够平平安安地退下。如果等到陛下厌倦我了，我的头颅都难以保住，怎么还能按自己的心愿行事呢？”他后来终于如愿以偿，悠游园林，最后活到80余岁才死。萧蒿预见到可能出现的祸难苗头，对自己的权位毫不留恋，及时抽身退步，这个决定可谓十分明智。萧蒿也是明哲保身的典范。

洞悉利害转化的玄机

北宋真宗时，李沆做宰相，王旦做参知政事。当时，北宋西北边战事吃紧，朝廷上下都十分紧张。王旦对李沆长叹：“我们这些人，怎样才能遇到天下太平、悠游无事的时候啊！”李沆回答他说：“有一些忧虑辛苦，才可让人警惕。我倒是担心哪天四方平安无事，朝廷里却未必不会生出事来。”

后来，宋和契丹讲和了。王旦问李沆说：“这次您觉得怎么样？”李沆说：“议和当然是好事。但一旦边疆无事，恐怕皇上会渐渐生出奢侈之心来啊！”王旦对这些话很不以为然。

李沆每天都收集一些水旱灾害、盗贼以及忤逆不孝的事禀报皇帝。皇帝听了之后，往往很不高兴。王旦认为这些小事不值得拿去烦扰皇帝。李沆则说：“皇上年少，应该让他知道各方面的艰难，具有忧患意识。不然，他血气方刚，不是成天迷恋美女娱乐、斗鸡走马，就是大兴土木、征召军队。我老了，看不到这一天了，但这些正是你参政之后应该忧虑的啊！”不久，李沆死了，宋真宗看到和契丹讲和了，西夏也对宋称臣了，果然在泰山封岱祠，在汾水建宗庙，并大肆营造宫殿，搜集研究那些已经被废弃了的典籍，几乎没有“闲暇”来处理政事。而当时朝廷一片混乱，王若钦、丁谓等奸臣为所欲为。

王旦想尽自己的职责，于是向皇帝进谏，不料自己却陷了进去。他想离开朝廷，但是念及皇帝对他的厚爱，又不便辞官。此时，王旦认识到李沆的先见之明，于是感叹道：“李文靖（李沆字文靖）真是一位圣人啊！”当时人们把李沆称为“圣相”。

 

与这个故事相呼应的是道家著作《淮南子》中“塞翁失马”的故事。故事中的“塞翁”生性达观，看待事物的方法与众不同。一天，他家的马在放牧时丢了一匹。邻居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表示惋惜。可是塞翁却不以为意，反而劝慰大家说：“丢了马，当然是件坏事，但谁知道它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呢？”

果然，没过几个月，那匹马又从塞外跑了回来，并且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一齐来向塞翁贺喜，并夸他在丢马时有远见。然而，这时的塞翁却忧心忡忡地说：“唉，谁知道这件事会不会给我带来灾祸呢？”

塞翁的儿子十分喜欢这匹胡人骏马，天天骑马兜风，乐此不疲。不料有一天，儿子竟从飞驰的马背上掉了下来，摔伤了一条腿。善良的邻居们闻讯后，赶紧前来慰问，而塞翁却还是那句老话：“谁知道它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呢？”

又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中原，边塞吃紧，身强力壮的青年都被征去当了兵，结果十有八九都在战场上送了命。而塞翁的儿子因为是个跛腿，得以免服兵役，所以他们父子避免了这场生离死别的灾难。

“塞翁失马”的故事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渐渐地浓缩成了一句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被用来说明人世间的好事与坏事都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能会引出坏的结果。

这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朴素辩证法思想。早在2400多年前，老子就已经悟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物中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如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美恶、寒热等，接着，他又指出矛盾的双方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千古流传的名言，指出了进退、荣辱、正反等互相转化的关系。根据老子的这一思想，道家重要著作《黄帝四经》的作者提出“抱道”和“执度”的主张，即要求人们遵循大道和处事有度，否则就会导致上天降灾。

需要强调的是，道家同时也注意到，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前提是达到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正确了解、运用两个方面转化的条件，否则就会好事变坏事，坏事却不能变好事。根据事物对立面相互否定、转化的规律，老子又提出了“执一”、“守中”的“贵和持中”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为防止事物都向不利于自己的反面而提出了许多对策，如“去甚，去奢，去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又比如前面提到的“功成身退”等。

道家的辩证法思想的闪光点体现在人们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既然事物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为了不使事物朝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在情况变化的时候，做出相应的对策。历史上凡是取得成功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驾驭时势的人。顺时驭势与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相对立，它的含义是，要按照变化了的、发展了的情况看待问题，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顺应时势，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敢于正视矛盾，认识现实，但又对现实生存环境和理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持乐观豁达的态度。我们看到那些古代真正得道的人，他们处于困境之中仍然乐观向上，处于顺境中却充满忧患意识，这是因为他们明白逆境和顺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这个角度说，道家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积极处事、高明之至的哲学。

西汉开国功臣陈平就是一个对事物和时势的利害关系洞若观火的人。

 

陈平年少时，家里十分贫困，可他还是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一年，正逢社祭，人们推举陈平为社庙里的社宰，主持祭社神，为大家分肉。陈平把肉一块块分得十分均匀。父老乡亲纷纷赞扬他，陈平却感慨地说：“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

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曾立魏咎为魏王。陈平辞别兄长，前往临济投奔魏王。后又转入项羽手下做谋士。后来，陈平在鸿门宴上见到了刘邦，认为刘邦将来必成大器，于是转投刘邦。公元前203年，楚汉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内达一年之久，并被断绝了外援和粮草通道。刘邦向项羽求和，项羽不许，刘邦十分忧虑。这时，陈平献反间计，成功离间项羽和他的重要谋士范增的关系，又帮助刘邦成功逃离荥阳。后来，刘邦和项羽签订协议，划定“楚河汉界”，刘邦据有大半天下，志得意满。陈平以其谋略家的敏锐洞察力，看到项羽已到了穷途末路了，于是劝说刘邦撕毁协议，立即攻打项羽。刘邦听从劝谏，依言而行，最终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后，陈平成为刘邦最为重要的谋士。当时刘邦大肆屠杀功臣，人人自危。陈平审时度势，明哲保身，很少对皇帝出主意。不久，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和朝廷大部分大臣都主张应该发兵征讨。但是陈平认为，刘邦的军队实力不如韩信，将领也不是韩信的对手，胜负还在未知之数，于是建议刘邦借口出巡云梦泽、韩信前来谒见之机逮捕韩信。刘邦依计行事，果然成功逮捕韩信。刘邦把韩信贬为淮阴侯，留居京城，不让他到外地任职，韩信也就不能再有所作为了。后来，又有人告发樊哙和吕后串通一气，准备在刘邦死后谋反。刘邦命令陈平和周勃入军中斩杀樊哙。陈平、周勃当即动身。但陈平认为，樊哙劳苦功高，况且又是吕后的妹夫，可谓位高权重。以后如果刘邦后悔，吕后怪罪，罪责都在自己和周勃身上。于是和周勃只将樊哙擒住，押回长安。适逢刘邦病故，吕后见樊哙未死，大喜，拜陈平为中书郎，辅助新皇。

 

在吕后专政时期，朝廷一时腥风血雨，但是陈平却能够使自己成功脱身，还当了许多年的丞相，为国家出力很多，死后还有荣名，被称为“贤相”，可谓善始善终。综观陈平的一生，他对每次困境中的各种利害关系都十分清楚，并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努力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自己或国家的方向发展，如果他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怎么能够做得这样完美？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尽管不是道家人物，但是却也深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范仲淹就是其中一人。在生前，他曾经官至参知政事，是一位位高权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他死后，仍受到万千人们的敬仰。而综观范仲淹一生，他的生前身后的权位荣名，跟他的几次被贬以及他对待被贬的顺其自然、宠辱不惊态度都有很大的关系。

 

早在当秀才时，范仲淹就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在为官之后更是耿直，不事权贵。天圣年间，范仲淹经过好友晏殊的推荐，被皇帝任命为秘阁校理，这只是一个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的小官，但范仲淹并不因官小而不作为。当时虽然仁宗已经成年，刘太后仍然把持着朝政，而且，听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后来又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为河中府通判。

范仲淹被贬，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范仲淹淡然一笑，在被贬之地仍然恪尽职守。三年之后，刘太后去世。亲政的仁宗立即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当时，仁宗喜爱杨美人、尚美人，又在宰相吕夷简的劝说下，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但范仲淹却不管这一套。他和几位御史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皇帝闭门不见，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帝：“皇后被废，陛下怎么不听台谏入言？! ”

第二天，范仲淹就被贬去做睦州知州（相当于知县）。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更加光耀了啊！”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像孟轲那样恬淡。过了几年，范仲淹就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升任开封知府。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被削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

前来都门外送行的王质称许范仲淹说：“范君此行，更加光耀了啊！”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了大笑道：“我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果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范仲淹自幼多病，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做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答说，不管他们怎样厌恶，自己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几年后，仁宗再次重新起用范仲淹，他任命范仲淹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把他调到陕西前线与西夏作战，并恢复了他天章阁待制的职衔，又加封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这些官位在当时都是位高权重。范仲淹在陕西苦心经营，终于使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后来，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京师，任命为枢密副使（国家最高军事副长官）。针对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仁宗力图改革，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条条切中时弊。但改革损害了大批守旧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群起反对。最后，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将范仲淹和另一位改革派大臣富弼撤去军政要职，并把范仲淹调为州知州，后来又移到邓州。

昔日好友滕子京将岳阳楼重新修葺，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范仲淹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渗透着道家思想“道法自然”的光辉，完全体现了范仲淹被贬之后仍从容面对的豁达态度。但自此以后，范仲淹再也没有入京，直到病死。范仲淹死后，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恸哭哀悼。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更是赢得后人的敬仰。

 

老子认为得道之人不以宠辱荣患等身外之事改变自己的行为，庄子也提倡“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范仲淹几起几落，被贬前和被贬后宠辱不惊的行为颇有道家风范。从他的经历看，几次被贬或自贬的经历不但没有成为他仕途的阻碍或终结点，反倒成了他迈向更高位置、更大成功的垫脚石和助推器。为什么会这样？仁宗皇帝为何会一再起用范仲淹，而且一次比一次位置更为重要？实际上，这里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一般的观点是，被贬就意味着失去了以前的官职、权势，是一件“只赔不赚”，因此谁也不愿意的事情。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范仲淹几次被贬黜时，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三光”评价正揭示了他被贬时的收获：荣耀。每贬一次，他在同僚和人们心目中的名声就越大，被贬之后，他的名声已经建立起来，因此仁宗不得不用。而在最后一次被贬，尽管范仲淹没有等到重新起用的一天，却让他达到了个人名誉的顶点，可以说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他自己的人生理想。

名声就是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品德。在以德治国、以德服人的古代，人们理所当然都十分注重名声。在官场就更是这样，名声是一个人的政治资本，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即便才能平庸，只要有好的名声，他依然能够做官，甚至做高官。汉朝时朝廷采用“举孝廉”的方法选拔人才，每年在每二十万户中找一个“孝顺父母、行为清廉”的人，谁的名声最好，名气最大，谁就能被举，才能倒是其次。在后世，科举考试是朝廷选拔官员的常规途径，但是选拔那些名声很好的人做官，也是重要的辅助途径之一。而一旦迈进了官场，名声更是决定一个人升迁的重要考量。对个人来说，名声不但是一种基本的个人追求，同时也是保持显达富贵的最佳途径。

也正是名声成就了范仲淹。成语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说在某处先有所失，却在另一处终有所得。实际上，历史也往往是这样：古代那些在官场上成功的人很少有平步青云、一步登天的，都有过被贬的经历，而这段经历也往往成为他们的仕途的重要转折点。这是因为，自古从权力核心到被贬出朝廷者，多半是那些正直的官员，因此官员被贬往往受到普遍的重视，也往往能够在受贬后得到同僚和人民的普遍支持与同情，引起广泛的反响，并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名声和更大的影响力。而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名声又可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以后的平步青云奠定基础。退一步说，即使以后真不能再进官场，却赢得了名声，能够流芳百世。这样，被排挤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真正给他们带来伤害，相反还能带来好处。

不管这种情况是自然发生，还是这些被贬之人早已经想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受贬得大名的官场规律。这个“因贬成功”的规律深刻契合了道家的思想。第一，道家思想主张无争，万事顺其自然，因此当他被贬或将被贬之时，他都能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权势，淡然去过没有牵挂的赋闲生活，被贬后当然不会自怨自艾，一蹶不振。第二，这种顺其自然、宠辱不惊的态度正是道家以柔克刚智慧的重要体现：唯有不争，才能真正得到。第三，道家耀眼的辩证法思想的智慧更在这里体现：首先，在某个时候，“失”可能并不是“失”，它会变成“得”的重要前提，一次丢掉官职并非意味着永远失去，永不复得；其次，在这方面有所“失”，在另一方面却会有所“得”，被贬可能失去了一定的权势，但是却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再次，没有一定的“失”，便不会有更多的“得”，被贬所赢得的名声，往往可以换来以后更高的职位和更受重视的地位。

但许多人对名利的得失心太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为了被贬而沮丧，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对朝廷的行为进行批评，更有甚者，还有起而反抗者。这些人最终的结局都是郁郁而终，被贬成为他们仕途生涯的终点，而堕落或过激行为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可以说名、利皆失。很明显，这些人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被贬，而在于没有正确对待被贬。

道家的观点一向是顺规律而行，一切顺其自然。对因贬得大名的规律，也同样如此。按照道家的做法，在身处贬谪的境遇时，人们所能做的就是承认这个现实，韬光养晦，以待时机的到来。这就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高明智慧。范仲淹事前不怕被贬，被贬之后又仍然能够淡然对待，不能不说深得道家思想之精髓。

为臣以不能为能

东汉末年，杨修才思敏捷，聪颖善辩，得到曹操赏识器重，被委以“总知外内”的主薄，成为曹操身边的一位高级幕僚谋士，算得上一位重臣。照理来看，杨修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重臣却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了被诛杀的结局。

 

曹操曾经在许昌建造花园。在动工前，工匠们请曹操审阅花园工程的设计图纸，曹操看了之后，什么也没说，只在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工匠们不解其意，就去问杨修。杨修说：“丞相想让园门设计得再大一些。”于是工匠们按照杨修的提示修改了方案。曹操见到改造后的园门，非常高兴，问工匠们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意的，工匠们说多亏了杨主簿的指点。曹操口中称赞杨修，心里却嫉恨杨修的才华。

一次，曹操与杨修骑马同行，路过曹娥碑，见碑上镌刻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是否理解这八个字的意思。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说：“你先别讲出来，我先想想。”等走了三十里路以后，曹操说：“我明白了。你说说你的理解，看我们是否所见相同。”杨修说：“黄绢，就是色丝，合起来是‘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合起来是‘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合起来就是‘好’字；齑臼，就是受辛（古代的那些调料主要是辛辣的东西，所以说用来盛装和研磨调味料的器具齑臼是‘受辛’），合起来就是‘辞’（‘’同‘辞’）字。这八个字是‘绝妙好辞’四字，是对曹娥碑碑文的赞美。”曹操惊讶地说：“你的才华和思维，比我快过三十里啊。”

曹操在平定汉中时，连连吃败仗。想要进兵，却怕蜀将马超在那拒守；想要收兵，又怕蜀兵耻笑，正在犹豫间，厨师送上来鸡汤，曹操看见碗中有鸡肋，沉思不语。这时有人进军帐，禀请夜间应该行什么口令，曹操随口回答：“鸡肋！”杨修听见令传鸡肋，于是让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魏。将士们很奇怪，问杨修是怎么知道魏王要回师的，杨修说：“鸡肋这东西，吃了没什么味道，扔了又觉得可惜。现在我们继续进军不能取胜，退兵又怕人家笑，老待在这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点回家。魏王班师就在这几天，可以提早准备行装，以免到时慌乱。”曹操早就忌恨杨修才能高于自己，这次又见他猜透了自己的心事，便以扰乱军心定罪，杀了杨修。杨修死时年仅34岁。

 

“善窥上意”是古代通行的为官之术，就是说要能够体会上司的意思。但是善窥上意不一定是好事，这要看你窥的是什么“上意”，以及怎么表达出来。杨修善窥曹操的意思，次次都能猜中曹操的想法，但是最后却被杀了。这是因为，如果你凡事都走在上司和君主的前面，却又不加以掩饰，给人的印象是你比他们还高明许多。一来，他们脸上会挂不住，二来，他们会担心你总有一天会把他们从现在的位置上拉下来。

因为同样原因被曹操杀的还有祢衡。祢衡很有才辩，很聪明，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聪明，还喜欢侮辱权贵。在评论曹操和他手下人的时候，祢衡说：“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也就是说，他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足道。结果，承蒙他看得起的二人都被曹操给杀了，他自己也被曹操用借刀杀人之计杀了。

如果臣僚和下属的能力超过了君主和上司而又不加以掩饰，而所遇之君主又为嫉妒之心极其强烈之人，那么其结局往往很悲惨。这是历史的经验之一。不一定只有曹操才会忌才，这是手握大权的帝王们的通病。

 

薛道衡是隋初有名的大文豪，在隋文帝时，薛道衡就备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皇太子及诸王都以和他结交为荣。隋炀帝虽然是个暴君，但是却喜欢附庸风雅，也很喜欢作诗，杨广即位后，延揽文人入朝，薛道衡也是其中之一。但杨广重视文人，一是因为他们跟他有同好，二是因为他想要用他们来表现自己比天下文人更有才华。隋炀帝极其自负，他曾对别人说：“别人总以为我是承接先帝而得帝位，其实论文才，帝位也该属我。”一次，杨广作了一首押“泥”韵的诗文，命大臣们相和，别人写得都很一般，只有薛道衡所和的《昔昔盐》最为出色，其中“空梁落燕泥”一句，将人去室空的冷落景象描写得细致入微，堪称传神。隋炀帝闷闷不乐，十分忌恨，后来找了个理由把薛道衡杀了，在杀他时，杨广还带着几分嘲弄的语气说：“你还能再作出‘空梁落燕泥’吗？”

 

人类从事任何活动都需要具有一定的才能，而人们的才能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早就提出了“选贤任能”的主张，也就是选择那些才能高强的人。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标准。权势越大，也就自认为才能越高，也越不能容忍比自己高明的人，对君主来说更加如此。一来这是人天生的忌妒心使然，而权力使得这种忌妒心更加强烈。二是对帝王来说，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因此，一旦出现才能高于自己的人，威胁到自己的威信或权位，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铲除。因此，所谓的“贤能”的标准，是不超过自己的上限的。

但这并不是说君主的才能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因为权力地位的获得并不是仅仅通过才能来获得的，尤其是作为皇位继承人，他获得权力可能与自己的才能完全无关。因此才能超过他的大有人在。这个时候，为了不至于引起君主的猜忌，为人臣者必须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才能显得比君主要低，以低调的姿态事君，才能使自己没有危险。

这就是韬晦之术的运用。韬晦是隐藏、伪装的意思。韬晦之术深得道家无争、“柔胜于刚”等智慧的精华。对于韬晦，老子曾经提出“玄同”一说。什么是“玄同”？就是永远也不要显露锋芒，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与“道”同体的至高境界，从而不受伤害。乍一看，老子好像在提倡人人做庸才，故意压制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但是实际上，和处处显示自己的能力的人相比，懂得掩藏自己才能的人个个深藏不露，才能出于众人之上；又好像个个都讷言，但是他们又有雄才大略。他们深藏不露的原因是怕自己耀眼的光芒得罪别人，尤其是盖过皇帝无所不能的神圣光辉。一旦得罪他人，自己行事就会受到种种无谓的阻力，成为多余的障碍，而如果这个人手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则完全可能会使自己身败名裂，丧权灭身。只有掩饰自己的才能，才能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阻力，使自己不至于构成对君主的威胁。这才是为人臣者的长久之计。

中国历史上无数个杨修被忌才妒能的君王杀死，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臣下们：切记不可表现得比君主还要高明。因此，掩饰自己的才能，就成为人臣的常见的手法。商纣王时期的箕子可以算是使用韬晦之术的鼻祖。箕子当时任太师辅朝政，纣王没日没夜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箕子劝谏了很多次，他都不听。他白天也关窗点灯，把白天当做夜晚，最后竟然忘了日期了，问一问身边的人，他们也都陪他喝酒喝得糊里糊涂不知道。于是，纣王派人向箕子去打听，箕子心想：“身为天下之主都忘记了日期，国家就很危险了。他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就更危险了。”于是便推辞说自己也喝醉了酒，不知道日期。有人劝箕子离纣王而去，箕子不忍，而是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常常又哭又笑。商纣以为箕子是真疯了，于是把他关了起来。箕子的做法非常明白地告诉人们，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不要表现自己比君上高明，要掩藏自己的智慧，遮蔽自己的能力，才能避免遭到猜忌。

荀攸也是曹操的重要谋臣。他先后曾经为曹操策划奇谋妙策十二次，深受曹操的宠爱。可是荀攸明白，曹操天性猜忌，不愿别人压过他，因此他对自己所出的一切奇谋，在人前一概讳莫如深，从不提及，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曹操。对此，曹操十分满意。他称赞他说：“军师荀攸自从辅佐我以来，我每次能够克敌制胜，都是由荀攸出谋划策。”曹操手下有很多人都被他害死，而只有荀攸能够保全性命，寿终正寝，荀攸比自恃高明的杨修和祢衡，都要高明许多。

和薛道衡一样，鲍照是南北朝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才曾被“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所仰慕。鲍照曾在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朝中担任中书舍人。刘骏也喜欢舞文弄墨，而且自以为天下第一，别人谁也比不了他。鲍照明白他的心思，于是在写诗作文时，故意写得粗俗不堪，以满足刘骏的虚荣心，以致于当时有人怀疑鲍照江郎才尽。被人怀疑事小，成功地保全了自己，才是真正的头等大事呢！

千古成败一“忍”字

人生在世，尤其在关系复杂、利害重大的古代官场，每时每刻都可能遇到种种不顺心的事情：君上的不公、冷遇、误解；臣僚的嫉妒、诋毁、陷害。这些不顺心有时候会对自己固有的原则和利益造成损害。对于如何对待这些事情，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儒家主张坚持自己的原则，宁折不屈；法家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符合道家原则的做法是，以“忍”来化解矛盾，或以“忍”来等待时机。

在风云诡谲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时势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可不少的心理素质。只有忍受自己遭遇的不公，对社会的不公，才能保全自己的名利。古语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意思是说，尺蠖这种虫子只有一曲一伸才能前进，而龙和蛇之所以蛰伏不动，是为了能够存活下来。这实际是道家“以退为进”思想的具体体现。道家教人处变不惊、虚静自守、厚积薄发，实现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虚应实、以退为进、以屈求伸。“忍”加强人的韧性和灵活性，以便迎接和承受各种艰难险阻的挑战。

忍是一种利益的取舍。说到底，人们所争的是名利，所忍的也是名利的暂时失去。真正聪明的人懂得权衡利弊，他们重视大利，不夺小利，当争则争，当忍则忍。刘邦和韩信的“忍”比较有名。在楚汉之争最艰苦的时候，大小诸侯各霸一方，有的投靠项羽，有的依附刘邦。汉军大将韩信在齐地节节胜利，军威大振。而刘邦受伤正屯兵在广武，与楚军相峙，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韩信乘刘邦失利之机，派遣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刘邦一听，立即勃然大怒，竟当着韩信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陈平根据当时的形势，随即在桌案下踢了刘邦一脚，刘邦会意，连忙改口，顺水推舟地封韩信为齐王。刘邦的一时之忍，稳住了韩信这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避免了汉军的分裂，并最终依靠韩信打败项羽，夺得天下。如果刘邦当时撕破脸皮，那么天下会是谁的，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而韩信本人胯下受辱的故事也已经妇孺皆知。韩信年轻时不好劳作，衣食无着，却有一把有身份的人才能佩带的宝剑。一天，他把宝剑挂在腰中，正在街上行走，遇到一个屠夫。屠夫有意给他难堪，他站在街心，挡住了韩信的去路，并嘲笑他说：“我看你身材高大，其实十分懦弱。你有种的话，就拿剑来刺我，如果不敢刺，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吧！”韩信打量了一会儿屠夫，就趴在地下，径直钻了过去。别人都耻笑韩信懦弱，他却不以为耻。其实韩信当然不是不敢刺他，只因为他胸怀大志，不愿与小人多生是非。如果当时韩信为了不被众人耻笑，竟真的把屠夫刺死，他的确也能够赢得一些勇敢的名声，但是自己势必难以逃脱。所以，他审时度势，甘受胯下之辱。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当自己的权势不如人家或者时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不得不低头退让。低头退让就是忍。

 

隋炀帝杨广十分残暴，统治很不得人心，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就连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反对朝廷。因此，杨广对朝廷大臣疑心很重，尤其是对外藩的重臣，更是容易猜忌。

唐国公李渊曾经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诚心结识当地的英雄豪杰，广树恩德，因此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归附。隋炀帝曾经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他，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没有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还是恼怒他没有来。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自己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忍耐等待。他故意收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又表面上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等自己的实力渐渐壮大后，李渊才公开起事，终于成功，建立唐朝。

 

相对而言，较高明的“忍”是外部并没有直接的压力，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这种隐忍不发，相机而动，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

 

春秋时期，诸侯混战，所有有实力的君主都希望能够取得霸主地位。楚国地处南蛮，位置优越，成为当时较有实力的诸侯国之一。楚庄王即位之前，楚国的内政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先是楚庄王的爷爷楚成王意图争霸中原，被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不久又祸起萧墙，宫廷斗争残酷，楚成王竟被自己的儿子商臣杀掉。又加上本身天灾连年，群蛮、百濮等不断骚扰，楚贵族纷争不已，形势相当混乱。楚庄王即位之初，并未像其他新君上任那样雷厉风行地干一些事情，而是不问国政，只顾纵情享乐。他有时带着卫士姬妾去云梦等大泽游猎，有时在宫中饮酒观舞，浑浑噩噩，无日无夜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每逢大臣们进宫汇报国事，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绝，任凭大夫们自己办理。他根本不像个国君，朝野上下也都拿他当昏君看待。

看到这种情况，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都感到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仅不听劝告，反觉得妨碍了他的兴趣，对这些劝告十分反感。后来干脆发了一道旨令：谁再来进谏，杀无赦。

三年过去了，朝中的政事乱成一团，但楚庄王仍无悔改之意。大夫伍举忧心如焚，再也忍不下去，冒死去觐见楚庄王。来到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钟鼓齐鸣。伍举对庄王说：“我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想请大王猜一猜。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身披鲜艳的五彩，美丽而又荣耀，只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人人猜不透，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楚庄王听完后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几个月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大夫苏从见状不能忍耐，闯进宫继续进谏。楚庄王立刻斥退舞姬妃子，与苏从交谈。苏从惊异地发现，楚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事无巨细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

楚庄王这只“大鸟”真的“一鸣惊人”。在他开始着手治理楚国之时，楚国正遇上了大灾荒，四周边境又遭进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败了庸人的进攻，争取了群蛮及巴、蜀等小国部族的归附。尔后整顿内政，国家开始富强。他善于纳谏，重视用人的一技之长，改革政令制度，尤其是改革兵役制，使楚国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后来，楚庄王平定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并非是在受到失败与挫折时才被迫进行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未来而主动进行的，这尤其需要耐心、修养、智谋和胆识。他先隐忍不发，甚至采取了自污以掩人耳目的做法，通过数年的暗中观察摸索，弄清了朝中大臣的真实心理和才干，也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为以后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像楚庄王这样做的人还不算太多，但这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启示：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注意使用各种方法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才能。

当然，道家主张“忍”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不争”。道家认为人世间的残杀和失败，都是由一个“争”字引起。争私利者往往气度庸俗、心胸狭窄，往往会为了蝇头苟利而争夺不休，最后两败俱伤、费财伤命。这种人，即便能够做到一时的“忍”，但是这种“忍”（包括前述的种种“忍”的情形）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因此，道家主张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既然不重视名利，那么自然可以做到不争，不会因为争夺名利而受到伤害。真正看淡名利的人，他的忍是自然而然地出自内心。只有这种“忍”才是真正的虚怀若谷、与世无争，这才是真正的得道高人。在历史上，道家思想的这种基本精神形成了超越世俗、淡于名利、心怀广阔的道家风度，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历代隐士的主要精神慰藉。相对来说，前面所说的还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而这种“忍”才是真正的大忍。只有做到这种忍，做人才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