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家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力主变法改革的倡导者，其反对守旧、积极革新的观念代表了中国文化中蓬勃向上、创新求变的精神。在战国末期大一统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法家倡导君主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其主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合理的，更是适合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它也崇尚暴力、强权，重刑罚而轻仁治，秦用法家治国，二世而亡，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法家这一面也多有体现。

 

实力决定成败

唐朝末年，皇帝昏庸，朝政腐败，民不聊生，于是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巢起义。当时起义军中有一个叫给朱温的士兵，十分英勇善战。朱温幼时，曾经跟随母亲在别人家当佣工。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他屡立战功，地位渐渐升迁。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也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唐僖宗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兼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又全又忠”的人灭了唐朝。

后来，朱全忠与沙陀族李克用等联兵成功镇压黄巢起义军。黄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在黄巢死后，他取而代之，继续反唐。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并打败了秦宗权。紧接着，朱温又将矛头指向了淮南地区。当时，藩镇混战十分激烈。经过多年的征战，朱温扫清了一个个对手，完全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超过李克用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这时，朱温羽翼丰满，野心开始膨胀，并瞄上了皇帝宝座。

 

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让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晋封朱温为东平王。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902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

凤翔被围困了很久，城中粮食都被吃光了，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李茂贞没有办法，只得在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把韩全诲等20人杀了，与朱温议和。于是朱温挟持昭宗回到长安，昭宗就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了解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国家社稷是您再造，您简直就是我和我家人的再生父母啊！”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之后，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00多人。朱温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正元帅是皇子），晋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皇帝还亲自为他做了5首《杨柳词》，以示表彰。

这个时候的朱温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但是他的欲望并不满足，他想要自己当皇帝。在任命朱温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宰相崔胤等按照朱温的指示，建议让12岁的辉王李祚去当。皇帝说：“濮王李泰不是年纪大一些吗？”但是崔胤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到底是李祚做了诸道兵马元帅。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温上奏，请求皇帝迁都洛阳（今属河南），皇帝被迫同意。当昭宗的车马到达华州的时候，夹道欢迎的百姓都大喊“万岁”。皇帝边哭边对他们说：“不要再喊‘万岁’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主人了！”然后又对他的侍臣说：“我现在这样漂泊无依，不知道以后会落得个什么样的结局。”朱温把昭宗左右的200多个太监宫女全部杀死，把自己选来的形貌和年纪相似的亲信安排在皇帝身边。昭宗一开始没有看出来，后来才慢慢发现自己身边已经都是朱温的人了。

迁都洛阳后，朱温还是担心昭宗有朝一日会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让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把昭宗杀了，然后以皇后的名义，立李柷为皇帝，李柷就是唐哀帝。为了掩人耳目，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投靠李茂贞的杨崇本。回到洛阳后，朱温演了一出戏，他听说朱友恭等人把昭宗杀了，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一边趴在地上一边哭着说：“这些奴才辜负了我，他们要让我背负万世恶名。”到洛阳之后，又趴在梓宫大哭了一场，在见到皇帝时，辩说这不是自己的意思。随后，他就把朱友恭和氏叔琮等人杀了灭口。天祐二年（905年）二月，朱温把李裕等昭宗的9个儿子杀了。六月，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30多人，并把他们的尸体投到黄河中，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

朱温迫不及待地想要废掉唐朝皇帝，自己称帝，于是叫唐朝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人加紧筹划。但是柳、蒋二人毕竟是文人，他们认为自古以来的改朝换代，都是先被封为大国诸侯，然后再加封一种叫“九锡”（是古时候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的礼器，再接受皇帝的禅让，这个程序可不能乱。又说，“像晋、燕、岐、蜀等王都是您的劲敌，您这样突然当上皇帝，人家肯定不会心服，到时候可是您理亏啊！”朱温觉得他们说的也挺有道理，于是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天祐二年（905年）十一月，哀帝任命朱温为相国，划宣武等21道作为他的封国，又加封九锡。这本来是柳璨等人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耐不住性子，认为柳璨他们还是为李唐朝廷考虑，有意拖延时间寻找机会，于是不接受这些封号，并先后蒋玄晖、柳璨等人杀了，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又把汴州改名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作为东都，把唐朝原来的东都洛阳作为西都。只有17岁的哀帝被降为济阴王，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起来，次年二月，朱温又干脆把他给杀了。

 

在朱温崛起、消灭对手直到建立梁朝的整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他的实力，这个实力包括他个人的才智勇力和其所掌控的实权。我们看到，他之所以会得到唐朝皇帝的信任和重用，是因为他手握兵权；之所以能够吞并其他军阀势力，是因为自己的实力高过他人；而最终能够以乱臣贼子的身份弑君夺位，建立自家王朝，更是因为自己的权势已经远在皇帝之上。正因为拥有绝对实力，才完成了从一介平民走上帝位的历程。

外儒内法是中国古代统治制度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战国时期的慎到是法家中主“势”的一派。“势”指政权、权位，他提出了集权的主张，在政治上把权势放到了第一位。韩非把君主的威势比作虎的爪、牙，说丢弃了威势就会受制于人，就如老虎没有了爪牙之后就会被人制服一样。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说法，这个理论更是赤裸裸地展示了强权在谋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朱温代唐建梁之后将近500年，老朱家又发生了一起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以臣代君的事件。

 

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希望利用家族力量维护王朝统治，先后分封23个儿子为亲王。这些亲王出镇地方，各立王府，设置官属，都可以统兵，拥有一支护卫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有近两万。在这些亲王之中，被分封在北方边塞的9位“塞王”所统率兵力最雄厚。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于是朱元璋立太子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他就是建文帝。

建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仁柔皇帝，从小在儒家学说中长大。太祖分封的行为造成了诸王尾大不掉的隐患，对朝廷构成威胁。建文帝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放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之上。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建文帝想做一个符合儒家学说标准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都要讲究名分。当时，诸藩之中最为危险、力量最大的，就是燕王朱棣。然而，朱棣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其他诸王则大都作恶多端，名声很坏。于是建文帝决定“先除枝叶，再除根本”。他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废黜了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朱橚等五位藩王，并同时于北平周围部署兵力监视朱棣。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建文帝密令逮捕朱棣，不料朱棣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并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诛朝中“奸臣”齐、黄等人为名，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由于朱棣自称“靖难”，即平定朝廷祸难，因此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一开始，由于北方的许多将领都是燕王的旧日下属，所以投降燕王的很多。建文帝先后用老将耿炳文、李景隆为统帅平叛，但是都被朱棣击败。由于燕军强大的攻势，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投降，朱棣率军进抵金陵，守卫李景隆等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建文帝下落不明。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从表面上看，朱棣发动叛乱，实在很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但斗争双方的实力及领导者的个人政治、军事素质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建文帝君臣基本上都是文弱书生，缺乏政治经验，用人失当，军事策略也一误再误，直到败亡。而朱棣却工于权谋，在战场上也是老将，很会带兵打仗，终于能够获得成功。就军队实力来说，燕军与蒙古军队周旋多年，对战争已经习惯，因此战斗力很强，而南方军队却正好相反。在这场较量中，虽然建文帝居于正统之位，但却让位于处强势地位的燕王。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恭帝禅位，赵匡胤正式当上皇帝，建立宋朝。赵匡胤就是宋太祖。宋朝建立后，太祖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宋军先后平定实力薄弱的两湖、后蜀，并于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南汉灭亡之后，南唐陷入宋军的包围之中。后主李煜大为恐惧，他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想要用臣服的办法维护其统治。但赵匡胤决意南征。开宝七年（974年），赵匡胤命令大将曹彬、潘美率兵10万，并联合吴越王钱弘俶夹攻南唐，唐兵多次打败。开宝八年（975年），宋军进逼金陵（今南京），李煜两次派人请求休战，说南唐事宋如子事父，赵匡胤按剑怒喝：“你不必说了。你们的主人李煜没有什么罪过，但整个天下是一家的，就好比我的床边，怎么能够让别人呼呼大睡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终于在当年十一月攻下金陵，李煜率群臣投降，南唐灭亡。

 

当时南唐是南方最为富裕、国力最强的政权，但是作为南唐皇帝的李煜，却只是一个只懂得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人，他的词写得很好，有许多名篇千古流传，但是对皇帝这个本职工作却做得很糟糕，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也没有相应的智力和勇力，只想着怎么能够偏安江南。这样一个皇帝可能对北宋构成不了威胁。但是对于雄心勃勃的赵匡胤来说，统一南方是势在必行的，这不仅因为北宋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南方政权，还因为如果留着像这样的割据政权的话，一旦江山易主，换上一个英明的君主，那么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既然有能力把它消灭了，又何必留有后患呢？

赵匡胤所针对的不仅是李煜，还包括自己朝中的大臣和将领。自唐朝灭亡以来，武将们擅立天子的事情可以说是见怪不怪。赵匡胤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抗，对赵宋王朝的合法性表示质疑。赵匡胤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平定。对赵匡胤来说，黄袍加身的经历更给了他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很明显，将领手中握有兵力是导致这些事情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将权力全部集中于自己手中。

 

赵匡胤首先废除了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然后着手整顿禁军，因为他自己就是靠手握禁军大权而终成大事的。当时掌握禁军的是已经跟随他多年征战沙场的大将石守信。为了这件事，宋太祖心里总不大踏实。有一次，赵匡胤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过了几天，赵匡胤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酒过几巡，赵匡胤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对大臣们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赵匡胤说：“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赵匡胤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赵匡胤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赵匡胤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于是，在赵匡胤许下的“良田美宅、歌儿舞女，显赫富贵、子孙安乐，两无猜忌，其乐融融”的诺言下，石守信等一班大将被打发到各地去做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并得到了重重的赏赐。以后赵匡胤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赵匡胤另选一些资历较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则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对于其他武官以及带兵镇守一方的将军们，赵匡胤的措施是削夺权力、控制钱谷、收其精兵，用这些压制政策彻底改变了自唐末五代时期以来就兴起的藩镇割据、武人当政、朝廷自危的局面。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朝廷和皇帝的威望得到了空前提高。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句出自赵匡胤的名言，后来常被用来比喻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不容别人侵占。当权者往往不希望他人染指自己的权力，总是想方设法把各项重要权力全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不难理解，任何一个皇帝都有这样的想法。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君主权力而采取的措施，成为历史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封建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这一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当时社会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商鞅认为，治国三要素，包括法、信、权，其中权是君主所独断的，主张君主要对权柄进行专断，举凡立官封爵、论功行赏，等等，都要掌握在君主手中。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之一的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由君主任用官吏代替世袭的贵族，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实行君主专制。他认为，独断独揽是君主驭臣的重要策略，人君权柄独揽，绝不允许有任何分权现象。臣下可以向君主进谏，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作出决定的权力。君主一旦作出决定，臣下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其具体内容就是制定法律必须独断，刑赏之决必须独断，政令之出必须独断，设谋定计必须独断。后来，李斯和秦始皇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思想，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

历史的经验是，当中国统一并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领导核心时，国家就会强大，就能管住地方官员，百姓才能休养生息，否则就要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比如，西汉景帝削平七王之乱后，国家才强大起来。晋朝八王之乱搅得中国大分裂达几百年。宋太祖实行了和平时期的兵将分离制，虽然也有其弊端，但终于结束了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清朝在削平三藩后，康、雍、乾三朝牢固地管住地方，才有上百年的清平盛世。这是因为中央和皇帝要考虑的是全局和长远利益，而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大多只关心他们的局部利益。在另一方面来说，君主大权独揽也避免了无休无止的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从而减少了内耗，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稳定局面。

法家虽崇尚君主专制，但中央集权所形成的古代大一统局面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

驭臣：恩威两把刀

历史上有很多皇帝似乎有严重的暴力倾向。“雄猜之主”朱元璋就是其中一位。他既野心勃勃，又疑心重重残忍好杀。在打天下时，他虚心纳谏、任人唯贤；在当上皇帝后，这种作风立刻被抛到了脑后，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维护他的绝对尊严和维系朱家天下万世一系上。朱元璋认为自己治理乱世，不得不用重刑，因此在位的30余年，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重典统治时期。他大量惩治贪污、渎职的官吏，制定了多种充分体现重典政治特征的法典，强化社会控制，另外，他还以各种卑劣的手段大肆残杀昔日和自己打拼江山的功臣武将，其中仅胡惟庸、蓝玉两案，前后就共杀四万人。在位期间，他几乎将所有的功臣屠杀殆尽，“漏网之鱼”寥寥无几。

历史上有很多君主都像建国后的朱元璋一样偏爱于使用高压暴力的手段来管制臣属。其中的原因可能跟君主的个人品质有关，也跟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但无论如何，一味地采用高压暴力的惩罚手段来控制臣属的君主，往往容易被人们视为暴君，这种方法所收到的效果也只是暂时和表面上的，而不能起到长远的和真正令人心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用一种方法来加以补救。

这种方法早就有人想到了，它就是德。韩非子把驾御臣下的方法归结为“二柄”，简化为两个字，就是“刑、德”。他说，聪明的君主正是用这“二柄”来控制臣下。杀戮就是刑，关怀、赏赐就是德。做人臣的都害怕诛杀惩罚而喜欢赏赐，所以人君就应该运用这两种方法。韩非自信地说，如果君王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两种方法，就可以使驭臣变得像驯鸟一样简单。因为驯鸟的人一般都是把它的羽翎弄断，这样做可以使它必须依靠主人才能得食，怎么能不驯服呢？聪明的君主驭臣也是一样，他会让臣下不得不依赖君主的俸禄，名义上也不得不服从君上。这样，怎么能不驯服呢？

恩和威、宽和严、德和刑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出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恩威并施、宽严并济、德刑并行，兼顾二者，才是真正的帝王之术。基本上，每个君王都会或多或少地采用这两种手段，只是有轻重的区别。

朱元璋重典治国，整个国家变为一潭死水，史书说在朱元璋统治的这段时间里，天下有才能的人百个中只幸存了一两个。可以想象，没有人才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朱元璋的儿子、以靖难之役打败自己的侄子成功登皇位的朱棣，跟他的父亲作风有所不同。他即位之初，就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正是因为这种做法，永乐朝成为整个明朝270余年的历史上最为强盛、政治较为开明的时期。

朱棣从来不忘使用广施恩惠的手法来笼络人心。早在北方做燕王的时候，他就十分注意维护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而他体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正是因为深得人心，朱棣起事后才能够做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在篡位成功后，朱棣对功臣、自己的旧臣更是大加赏赐，其手笔之大，让人不敢相信。那些原来是燕王府中的亲兵首领，地位十分卑微的小官，被封王封侯的非常多。原来的护卫千户朱能，被封为成国公；就连小小的指挥佥事张玉，也被追封为荣国公，两人都是“三世赠王”，这是古代一个大臣所能够得到的最高封赏。被封侯封伯的一共有十几个人，这些人的子孙也享有特权。朱棣曾经专门下旨，表扬和奖励那些在战争中出过力的普通百姓。曾经在北平、保定等地协助燕军守城的妇女，有的运砖运石，有的运水浇城，朱棣也分级给予赏赐，如运砖的妇女每个人赏钱一百贯、绢一匹、棉花三斤。曾经为他开船的船工周小二，被提升为巡检，并赏赐上百锭白银，免赋役三年。对于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遗臣，朱棣也表现出了极宽宏的气度。他命令把建文宫中收藏的千余封奏章全部烧掉，以表示自己绝不追究他们曾经反对自己的责任。这些举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部分建文朝遗臣都很快转变立场，成为朱棣可以依赖的大臣。朱棣的这些行为使人相信，凡是效忠于朱棣的人必然会得到好处。和他的屠杀政策一样，这条不能动摇的原则，也关系到维护其统治的稳定性。

 

朱棣意识到天下的读书人对篡位的自己不会有太多好感，所以，对那些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后不久，就安排了科举考试，并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进身的道路。对一些在朱元璋时曾经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文人，朱棣也积极平反昭雪。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他又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用这个行动来表示自己对文化及文化人的关心和重视。此外，他还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这些行动都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朱棣用人赏罚分明，量才适用，不拘品级，且能以诚待人。他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这样，转眼之间，皇帝的面目一下子变得极为仁慈。因此，永乐（朱棣年号）朝一时人才辈出，人人尽职，国家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但是对那些坚决反对或触犯自己的人，他则比野兽更要凶残一百倍。由于是篡位之臣，对于那些反对他或触犯这个禁忌的人，他毫不留情地加以铲除。当时建文朝中的大臣，大部分都归顺了新朝，那些讲求气节的人则被朱棣划为“奸党”，并被悬榜公布，一共有50余人列名。朱棣对这些人进行异常残酷的镇压，“奸党”本人被处以死刑，他们的家族被杀的达几万人之多，妻女发配到浣衣局和教坊司做女奴、服贱役的不计其数。朱棣还因此发明了瓜蔓抄的诛戮手段。这种问罪的方法就好像瓜蔓蔓延，株连非常广，因此得名。瓜蔓抄在古代流行的族诛的基础上，又往往牵连到许多无辜者，比族诛更加狠毒和残酷。早在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朝的左佥都御史景清妄图刺杀他，但是行动失败，朱棣大怒，于是下令杀他九族，又把他祖先的坟墓都挖出来，然后牵连到他的很多同乡，以至于整个村子都被杀光，成为废墟。黄子澄、齐泰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奸臣”。在朝廷之上，黄子澄对成祖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揭开了他“以兵力取富贵”的真实面目。于是朱棣大怒，命人将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将黄家老小65口，妻族外亲380人全部押到黄子澄面前，一时之间，哭喊声惊动天地，但黄子澄依然不改口，于是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和双脚，接着碎剐而死，他的家人全部被斩首，而那些亲戚则全部发配边疆。齐泰也像黄子澄一样身受千刀万剐而死，他的家族也被诛灭。建文帝时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和他辩论君臣大义，朱棣叫人把他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们的鼻子，煮熟了让他吃，并问他味道如何。陈迪很有骨气，回答说：“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最后陈迪父子六人同时被凌迟处死。方孝孺的死更加悲壮。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对建文帝也忠心不二。由于方孝孺誓死不降，朱棣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彻底绝望，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

 

朱棣的强权姿态并不独独表现在对待旧朝异己的时候，他当政后也是一个作风强硬的皇帝。为了解决藩王尾大不掉的问题，朱棣继续推行削藩。他不但取消了许多藩王驭将出征的权力，而且制定了许多专门的禁令约束藩王，一旦他们违反，就把他的护卫减少，情况严重的则可能废为平民。在这种打压下，藩王慢慢变为单纯的皇族地主。为了加强对朝臣的控制，朱棣又在原来锦衣卫的基础上加设东厂，监视朝臣的一举一动。在他决定将北京作为都城的时候，那些反对他迁都的人，都受到了处罚，个别人甚至因此被杀。在一次后宫争宠斗争中，一位宫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朱棣暴怒，又一次大开杀戒，一口气杀掉2800人。朱棣在位期间，杀戮之惨，株连之多，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但是，朱棣制造的这些屠杀事件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他采取的强硬姿态也并非是天性使然，在这些行为本身，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以用暴力来惩罚当事人，使别人惧怕，以维护自己的威信。

就是这样，朱棣像一位高明的驭手，从容不迫地坐在皇位上，用自己手里的缰绳和鞭子，指挥着整个国家的运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像他这样，既是人民感恩戴德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杀人如麻的恶魔。但不管历史对他评价如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他的统治下，明王朝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之一，以至于出现了郑和下西洋这样举世无双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