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百家智慧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共同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儒倡仁义仁政，法说以法治国，道赞无为清净……在争鸣中，孕育着博大精深的思想。他们对宇宙自然的体悟，对人生世界的深刻认识，对治理国家的独到见解，对人伦天理的创造性的理解和阐述，等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历数千年而不衰的人类经典。

第一章 儒家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基本上遵循的是儒家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国人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说话做事的原则，所参照的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教条。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礼义教化、仁和观念、忠恕之道和德治仁政。它的内在法则可归结为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关注民生重视秩序的“王道”以及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养的“仁道”。儒家智慧包含着千古不朽的人文精神，它博大精深，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对当今社会生活仍具指导作用。

 

仁义：征服人心的王道

儒家智慧极为高明，内涵深厚，这一点无需论证，看看它在中国作为统治思想被奉行两千年就明白了。儒家智慧是一套大学问，宏富博大，在这一智慧体系中，仁义既是儒家智慧的理论基石，又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而且还是其中最耀眼的智慧之珠。可以说，不透彻理解仁义，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儒家思想。为阐述这一智慧，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晏婴以学问和见识超乎常人而闻名。当时齐国有一个叫北郭骚的人，靠编织捕兽的网具、打草鞋赡养年老的母亲，但是这样做还是不能维持生活，于是登门拜访晏子，对他说：“我非常仰慕先生的仁义，希望您能给我一些赡养老母的财物。”晏子毫不犹豫地派人从仓库中取出一些钱和粮食送给北郭骚，而北郭骚谢绝了晏婴的钱财，只拿走了粮食。

这件事情后不久，晏子遭到齐景公的猜忌，不得不离开朝廷。当路过北郭骚家门口时，晏子进去向他道别。北郭骚沐浴更衣，非常郑重地与晏子见面，问道：“先生将要去哪里呢？”晏子说：“我被大王猜疑，打算出奔逃亡。”北郭骚说：“那么，请您好自为之。”由于北郭骚当时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让晏子感觉到了人情冷淡，他感叹道：“我命该如此。谁叫我这么不了解士人呢？”

但是当晏子走后，北郭骚做了一件令晏子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找来自己的朋友，对他说：“我很敬重晏子的仁义，曾经向他乞求过养活老母的东西。人们常说，对于那些能够帮助自己养活双亲的人，应当主动为他承担危难。现在晏子遭到景公猜疑，我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他的清白。”说完之后，北郭骚穿戴整齐，让朋友拿着剑，捧着竹筐，跟着他来到宫廷。他恳求负责通禀的官吏说：“晏子是名闻天下的贤人，他若离开，齐国必定遭受侵犯。与其看到国家遭受侵犯，不如去死。我愿用自己的头颅向大王进谏，来为晏子洗清冤诬。”接着又对自己的朋友说：“请把我的头盛在竹匣中，送给国君，以表明我的请求。”说完，退下几步自刎而死。他的朋友把盛了头的竹筐托付给了那个官吏，然后对他说：“北郭子为国难而死，我将为北郭子而死。”说完也自刎而死。

齐景公听说这件事后大为震惊，亲自乘着驿站的马车去追赶晏子，一直追到郊外才追上他，他请晏子回去。晏子不得已，只好跟随景公回来。在听说了北郭骚用死来替自己洗清冤诬以后，晏子感慨地说：“北郭骚之死越发说明我不了解士人了。”

 

北郭骚二人的惨烈自杀，极其震撼人心，连齐景公都被打动了。对北郭骚二人的行为，相信许多现代人不理解，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探寻二人自杀的动机。我们应该明白，这就是典型的“舍生取义”。

在北郭骚和他的朋友看来，“义”的价值高于生命，在“义”与生命之间，他们放弃了生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心目中的 “义”。如果简单地把这个“义”理解为北郭骚对晏子的知恩图报，那就太小看古人了。北郭骚认为，品行高洁、才能出众的晏子被迫流亡，意味着齐国政治动荡并趋向腐败，在列国争雄的时代，极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对齐国的军事进攻，引发可怕的政治军事危机。为了国家安危这一大义，他宁愿用自杀去警示。当然，不可否认，他的自杀，也有酬谢晏子之恩、士为知己者死的成分。

对于北郭骚二人愿意奉献生命的“义”的内涵，无需做过多的分析，但我们必须注意，北郭骚二人在生命与大义之间的果断选择，甘愿为大义牺牲自我的殉道精神，极其慷慨悲壮。这种牺牲没人强迫，而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闪耀着信仰的伟大光辉。

对仁义，北郭骚二人有着无畏献身的精神和信徒般的虔诚，这种信仰和热情来自对仁义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完全彻底的真诚信奉。由此可见仁义思想的巨大魅力和非凡影响力，而要探究这种影响力来源，我们必须对儒家关于仁义的学说予以了解。

“仁”的内涵极为丰富，对个人而言，它是指崇高的内在品行；从人际关系而言，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义”是指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应该遵循的最高的道德法则，是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责任，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这里，仁义既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理想，具有巨大的理性魅力和情感上的感召力。

仁义理论首先为个体的人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生存方式。儒家认为人心是善良的，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每个人都能而且有资格成为道德高尚的人，都能成为仁人志士，甚至成为圣人，这一思想赋予每个人独立的人格，是对人的尊重和肯定；同时，也为人的内在能量寻找到出口，为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自修，明白了仁义的内涵，并且能够躬行仁义，不但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展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必然会获得大众充分肯定，得到社会的极大尊重。在当时思想蒙昧、社会黑暗的时代，走这样的人生道路，按这样的方式生活，人生将是美妙和光明的！有了仁义的价值观，人的心灵是充实而丰富的！两千年来，靠儒家的这一信条，中国人有效地化解了内心的矛盾冲突，解除了精神上忧疑和恐惧，建立了稳定的道德和人格，故而，因心理疾患自杀的人很少。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仁义的精神力量和神奇作用。

在儒家设计的仁义蓝图中，家庭中父母慈爱，儿女孝顺，兄弟友爱，在这样和睦美满的家庭里，能得到稳定平安的生活，能享受到和美的天伦之乐，有谁不向往呢！而儒家设计人际关系，更是妙不可言，人人以诚相待，不欺不诈，个个扶危济困，深明大义，尊老爱幼。你有了困难，大家都热情帮助；得到别人的帮助，便想着予以更多的回报；谁帮助了别人，社会就会给他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尊敬。受到别人的误会和伤害，便以博大的胸怀予以宽容；知道自己错怪或伤害了人，便满怀真诚致歉和弥补；每人都信守诺言，忠于所托，背信弃义受到鄙视和谴责……这样和谐美妙的人际关系，为人提供了十分美好的生存环境，不由人不心向往之。

至于国家，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君主为政以德，视民众为国家根本，爱民富民教民，与民命同忧同乐；国君对大臣以诚相待，臣子对国君衷心爱戴，竭力辅佐；官员待民众如子女，民众视官员为父母，大家齐心协力，建设大同世界，构建国泰民安的理想国家。

更重要的是，儒家的思想并非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恰恰相反，它立足于现实，并给出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路径分明，台阶清晰，既有现实的可行性，又有无限的延展性。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说，儒家仁义理论堪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扎根人心，契合人性，为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古代，仁义理想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方向，也给人以信仰和力量，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极其强大的感召力。正是靠这样的理想蓝图，再加上一代代尊崇儒家学说的士人的身体力行，以及他们和政府的大力推广，仁义道德不仅俘获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而且成为中国人的理想与追求，甚至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无数的人痴迷于这种理想，终身信奉不背，甚至能像北郭骚一样甘愿为之奉献热血和生命。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一智慧的高妙，不得不佩服儒家思想的深邃。

凭借着亿万民众的信仰之力，儒家还有什么得不到呢！

帝王独裁，儒家执政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的一天，身在塞外的皇帝朱厚照给京城的朝臣们下了一道圣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与几十年不停骚扰边境的蒙古人作战。这道圣旨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也没有人知道“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到底是谁。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臣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而“朱寿”就是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几天之后，圣旨再次来到。皇帝认为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皇帝本人）“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于是在这道谕旨中加封其为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他发放岁支米五千石的俸禄。

这种不伦不类的圣旨让群臣哭笑不得，但这不过是明朝正德皇帝一生荒唐行为中的一件而已。正德皇帝登基时15岁，死时不过31岁，在他不算很短的任期内，他一直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皇帝。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作岗位上，正德皇帝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消极怠工，三不五时地和他的大臣们胡闹一下。

为什么这位皇帝如此胡闹呢？因为他要发泄他的不满。

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的旨意无论是否合理，臣下和百姓都必须严格遵守，无人胆敢稍加违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一语道尽皇帝的权威。做皇帝也有不满的时候吗？

这得从头说起。我们知道，肉身凡胎的皇帝当然并不是万能之主。在依靠武力建立或夺取政权之后，帝王和他的后继者，以及他的家族要维持他们的统治，凭借一己之力自然无法做到。因此，从始皇帝起，便开始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思想，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以图江山永固。但是，煊赫一时的法家学说（秦始皇以此得天下）和黄老之术都难以胜任作为治理天下的正统思想的重任，秦朝的失败和初汉的政治危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到了汉武帝时，历史到了作出决断的关口。他放眼四望，想在林林总总的百家学说之中，寻找真正能够帮助自己长久维护统治的主导思想和政治力量。通过比较，最终他选择了儒家。于是，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选择。儒家入选固然因为儒家思想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和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同时也得力于儒生集团自觉地改造了儒家学说，构造了一套符合帝王需要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不是被动地被选择，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做出一定的变革；儒家成为专制时代的正统思想，是帝王和儒生集团的合作和妥协。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终生奔波，历尽坎坷，无非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使其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是，他颠沛流离14年，历尽坎坷屈辱而未能如愿，亚圣孟子也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遗憾。由于儒家学说的先进性，儒家思想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儒生集团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孔孟的失败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现实迫使儒家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汉朝初年，叔孙通通过帮高祖制礼仪揭开了儒家通过为帝王服务谋求发展的第一步。后来，董仲舒苦心孤诣，对早期儒家学说加以改造，构造起一套“天人感应”学说，宣称天是至高无上的，而帝王则是上天之子（天子），受命于天并秉承天意统治天下，不但把帝王捧为神圣，还明确国家最高权力归皇帝所有，赋予皇帝人世间绝对的统治权威。此外，董仲舒还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构建起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一切，正是帝王梦寐以求的。与董仲舒充分交流后，汉武帝心领神会，随即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立为官方哲学，任命儒士为丞相，选拔儒生充实各级政府，允诺儒家集团构建为皇家服务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神圣光环、长治久安的可能；儒生集团取得了皇权的代理权——执政权、崇高的声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隐藏在这些背后的现实利益。皇帝作出的妥协是接受儒家理论，同意把自己纳入儒家体系，出让治权；儒生集团作出的妥协是承认皇帝绝对权威和不可侵犯的神性并承诺臣服皇帝，帮助皇帝维护统治，承担管理天下的责任。至此，儒生集团通过这种合作使儒家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得以脱颖而出，彻底取得优势地位。

按照儒家的设计，皇帝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独裁权——可以将天下都视为一己之私，这就使儒家集团在与皇帝发生利益冲突时处于被动的地位。历史上，不少能力超强和精力过剩的君主，特别是各朝的开国君主，总是借助这一，变相侵凌儒家集团的治权，这一点具体体现为君权与相权之争。虽然这份中国史上最大的协议是汉武帝签署的，但他并不太尊重相权，他在位54年，用了13个丞相，其中有3个自杀，3个被杀。王莽篡汉成功引起了后世皇帝的高度警觉，东汉光武帝时，以三公平分相权，后来设置尚书台渐渐取代丞相决策国事，使丞相负责的外朝沦为执行机构，但可悲的是，尚书台的长官也是儒家人物，并渐渐有了宰相之实。隋文帝、唐太宗都变着法侵夺相权，在中央采用三省六部制，扩充了宰相的人数，取消了像西汉那样位高权重的独相，以此制约相权，强化皇权。最过分的人是朱元璋，他干脆取消了丞相职位，把治权也抓在手里，皇帝丞相一肩挑。这些人物，无不借助独裁权，尽可能加强皇权，弱化相权。他们个个雄才大略，能力超凡，有能力掌控巨大的权力，也有能力驾驭百官，但是，他们的后代绝大部分缺乏强悍的雄心，能力更不能与他们相比，甚至连体力也跟不上。时间一长，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柔弱帝王既无力掌控大权和百官，也厌倦了千头万绪的国事，权力不可避免地落入儒家官僚集团手里。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拥有协议赋予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我们还是经常看到皇帝随心所欲地诛杀、贬斥、羞辱百官，甚至是百官之首的宰相，而合作一方的儒家集团却无法反抗和制约。

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在与皇帝的关系中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儒家把皇帝本身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得到皇帝的认可），使之成为统治思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为儒家制约皇帝提供了依据和可能。儒家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另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在儒家的观念中，皇帝更重要的是他的象征作用。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其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皇帝虽是社会秩序宝塔上的宝顶，可是一旦皇帝违背儒家信条，如仁和礼的时候，或者妨碍其执政的时候，为了维护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利益，这群儒家执政者们总是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进行维护，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迫使皇帝屈从。

秦始皇创建空前的大帝国之后，君臣就如何治理国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重点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在第一个问题上，秦汉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并基本明确了君权相权的划分；在地方置郡县，按一定制度和程序选拔郡守县令代天子牧民，并详细规定了地方官的权利与义务。由此，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关政治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在法律和程序上保证了百官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和效忠义务，同时也保证了官僚集团行使权力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虽然这是文官集团与皇帝协议的组成部分。但是，依据这种独立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用来制约皇帝。汉承秦制，官僚机构被儒家掌控，儒家便用这套制度的某些原则来维护国家或者儒家集团的利益。

如三国时期，魏明帝有一次驾临尚书省，要求“案行文书”，尚书令陈矫却拒绝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不称职，大可以将我罢免；但这些东西并不是陛下应该看的”。结果，明帝灰头土脸地“回车而返”。又比如唐太宗有一次问负责修撰起居注的褚遂良：“起居注这东西，皇帝可以看么？”太宗的意思很明显，但是褚遂良回答：“我从没有听说过君主可以看起居注的。”太宗又问：“如果我有不好的行为，你也会记下来？”回答是：“您做了什么，我就记什么，这可是我的职责所在。”陈矫和褚遂良依据皇帝认可的惯例（传统）和皇帝明确的官员职责（法定），来对抗皇帝的独裁，皇帝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劝说汉武帝设立太学，选拔五经博士教授弟子，这既为国家培养了后备官员，也为儒家集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设置之初，太学只有博士弟子50余名，但到了西汉末年，太学已有校舍万区，太学生多达一万多人。东汉时，太学生更是达到三万余人，形成一股势力巨大的力量。经过南北朝的动荡，到了隋唐，国家官员选拔实施科举制，所考科目多为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家势力进一步扩大。朱元璋得天下后，更是规定八股取士，所考内容限定为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至此，能够在帝国做官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儒家信徒，儒家势力彻底垄断了国家行政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几乎掌握了所有的重要职位，结成了一个巨大的势力。为了集体的信念和利益，他们完全可以对皇帝或强加规劝，或消极对抗，迫使皇帝接受他们的意见。皇帝要靠他们治理国家，离不开他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向他们让步。

更有意思的是，儒家把皇帝本人也纳入儒家的体系之中，用烦琐的礼仪对皇帝约束。按礼仪的要求，皇帝必须按照早已经安排好的日程活动，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事先规定好的。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梳洗穿戴好，吃早餐，然后回到寝宫，换上正式的朝服早朝。早朝之后，便是每天两个小时的学习。午餐之后，要习字，接着便要批阅奏折，一直到吃晚饭。晚上8点钟后，他就得回宫睡觉了。第二天又开始同样的生活，周而复始，一样的程序，一样的内容。当然，他自己要做的还有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祭太庙、祭社稷，还有祀天神、神、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以及谒陵、册封、封赏，等等。如何进行这些工作，也全部都是规定好的。

而一旦皇帝势力弱小，便有完全被儒家官僚集团完全架空的可能。这一点在明神宗重用张居正执政时最为明显。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殁，十多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成为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神宗徒有帝王之名，完全成为例行各种公事的摆设。张居正针对国家日益窘迫的财政问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甚至将改革进行到皇帝头上。他要求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万历七年（1579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作为皇家伙食费，张居正据理力争，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一旦哪个地方有水旱灾害，或者边防局势有变，该向谁要钱去？因此，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这种情形直到张居正死去之后才得到改变。

前文所讲的朱厚照是皇帝中的另类，他的笑话是皇帝与儒生集团矛盾集中而精彩的体现。作为皇帝，此人极想大大地表现一番，但没有驾驭群臣的城府和心计，也没有革弊求治的愿望与智慧；他又不满被朝臣摆布的命运，想展示其作为帝王的威权和自己的才华。于是，便选择用极端的胡闹行为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江山不是我们朱家的吗？皇帝不是最大吗？凭什么要听这一班儒生的？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胡闹。从边塞回来之后，朱厚照决定到南方巡游一次。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跪在宫中请愿。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不得不派太监宣谕，称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得胜后，又屡上谏书，其规模之大，言辞之激烈，均为前所未有，甚至有人说皇帝“自取覆亡为天下笑”。皇帝勃然大怒，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逮捕，严刑拷打；其余107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5天，每天由凌晨5点跪到下午7点，一整天滴水不进。2天后，33名为这些官员鸣冤的大臣被投进监牢。5天后，朱厚照将这群文官们当众扒下裤子，每人痛责50棍。一时之间血肉横飞，哭喊连天。当场有2人毙于杖下，后又有11人不治而亡，有更多的人终身残疾。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惩罚文官事件。之后，正德皇帝同意取消南巡计划，但是最后却只是将原定于春天的这个计划推迟到了秋天。南巡回来半年，正德皇帝就病死了。

正德皇帝和身为孔孟之徒的文官们的斗争，从外表看，似乎是前者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仅仅是一时的。很明显，皇帝的一意孤行葬送了其做一个尽职皇帝的前途，大失民心，并且给大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身为执政者的儒家士大夫们，尽管牺牲了其中一部分人，但是却赢得了整个集团在道义上的胜利，从而取得了更多执政方面的优势。

不管与皇帝之间存在多少的龃龉与冲突，但合作是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和儒生集团逐渐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于是，我们看到，从西汉开始直到清朝灭亡，儒生集团取得的治权一直没有丧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奇迹源于儒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手段。

礼：形式本身的巨大力量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沛县泗水的亭长（亭长是管十里以内的小官）刘邦自称赤帝的儿子，也领导民众举起了反秦大旗。大学士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后来见秦朝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为求自保，先后降过薛、楚，最后投在汉王刘邦手下做事。没读过几天书的刘邦非常讨厌叔孙通穿着读书人的衣服，于是叔孙通就改穿楚国制的短衣，刘邦这才高兴起来，后来将其封为稷嗣君。刘邦灭亡秦朝，打败项羽，兼并天下后，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人共推刘邦为皇帝，于是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极大典，定国号为“汉”。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在当上皇帝之后，刘邦立刻宣布废除秦朝的各种仪式和法令，使其变得简便易行。在登基仪式举行的庆功宴上，大臣们喝着酒争论功劳，有的喝醉后还大呼小叫，甚至拔出剑来往柱子上砍。刘邦非常讨厌这种事情。叔孙通把这种情况看在眼里，于是对刘邦说：“我们读书人虽然打仗没有很大作用，但是可以帮助陛下守住江山。我愿意召集鲁地（孔子的故乡）的读书人和我的弟子们前来，共同为您制定一套朝廷的礼法，相信这么做是很有用的。”刘邦说：“它不会很难做到吧？”叔孙通说：“古代五帝三王，礼制都有所不同。礼制这个东西，就是根据不同的时代和人情而制定的，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我可以把古代的礼制和秦朝的仪式综合起来，制定符合我朝的礼仪。”皇帝就说：“你可以试着干，最好让它容易掌握，估摸着我能够做到。”

于是叔孙通就召集了鲁地的30个读书人，并带领他们与皇帝左右有学问的人，连同叔孙通的弟子100多人在野外牵绳索、树茅草，将新近制定的礼法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于是上报皇帝。刘邦看了看，让他们施行礼仪，说：“我能够做到这些礼仪。”于是，高祖便颁令让大臣们学习叔孙通制定的这套礼制。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原来秦离宫兴乐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长乐宫建成，之后为朝廷所在。当年，诸侯和大臣们进行了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天亮之前，谒者主持典礼，指导所有人员按次序进入殿内，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侍卫官员，佩带兵器，竖立旗帜。然后传令“快步走”。殿下廊中央夹阶而站，每阶上都有数百人。功臣列侯、众将军和军官按次序排列在西，面向东；文官从丞相以下排列在东，面向西。大行设置九个傧相，从上向下传令。这时皇帝乘坐辇车出房，众官员举着旗帜传呼警戒，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级的官员按次序朝拜皇帝。这些官员没有不震恐肃敬的。等到典礼完毕，又举行正式宴会。凡陪坐殿上的官员都俯伏着，低垂着头，按官位高低次序起立给皇上敬酒祝酒。酒过九巡，掌管宾客的谒者宣布“宴会结束”。御史严格执行纪律，把个别不遵照仪式的带走治罪。在整个朝会过程中和宴会上，没有人敢大笑大叫对皇上失礼的。汉高祖激动地说：“我今天才知道了做皇帝的尊贵。”

皇帝拜叔孙通为太常，并赏赐五百金。叔孙通的弟子也都纷纷被赐官。后来，叔孙通在皇帝的授权下，又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在用它们来整理朝纲，一时之间，朝廷上下，秩序井然。而后世的礼仪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得以定型并延续变化下来的。

 

通过制定汉代礼制，叔孙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为儒家最终被奉为正统思想铺平了道路。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重要。礼是什么？现代意义的礼，即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更多地强调社交活动中的礼貌和相关活动的礼仪形式。但在古代，“礼”的含义和作用要宽泛得多。

简单地说，封建时代的“礼”是封建社会一切阶级行为的准则。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儒家所遵循的理想社会原则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无法统治了。而对封建统治者来说，秩序井然、江山稳固，是他们最乐意看见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都把“礼”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

不过，不管是准则也罢，规范也罢，说到底，礼就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但在叔孙通和刘邦那里，乃至在上下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礼这种形式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力量，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工具，而不仅仅有它精神层面的规范作用。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制。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更加重视礼的工具作用。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皇帝，但是对自己的儿孙却慈祥无比。在他生前，他已经不辞辛劳地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矩礼仪，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生活的种种细节，以希望自己的儿孙执掌政权的时候毫无负担，可以将朱家江山万年稳固地代代相传。

朱元璋说：“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则天下治矣。”他的意思是，订立了礼仪，人们身份等级之间的差别和他们的名分就都确定了，这样国家不长治久安也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元璋首先详细规定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应当遵循的礼仪。他规定了各级官员之间、官绅之间、官民之间、绅民之间在各种情况下会面时应当遵从的各种礼仪细节，以及各阶层人士在饮食、服装、房屋样式、器用等方面的规格。在服装方面，规定了各级官员的服装图案；规定了平民只准戴四方平定巾，穿杂色盘领衣，其帽珠只能用水晶、香木，而不能用金玉、玛瑙。为了体现重农轻商的精神，规定了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不能穿绸和纱；如果农民家有人做生意，则这家人也不准穿绸、纱。后来又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其他人则绝对不行。在皇室礼仪方面，他则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为了皇室的安全，也为了不分心，他规定除了大典及意外情况，皇帝不得离开皇宫；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同样只能在城里享福，出城六十里即为非法。另外，他还规定了皇帝上朝下朝、日常起居的几乎所有细节方面的礼仪。很明显，朱元璋想要他的子民和子孙们按部就班地生活，整个国家也如一台机器一样不出意外地运转，以赢得朱家天下的万世相传。不论其效果如何，就认识到礼仪对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性而言，这个和尚出身、自学成才的皇帝成为了最极端的“儒生”。

就这样，礼成了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儒家的思想和观念也由此深入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组织，成为人人遵奉的信条。如此一来，整个中国都儒学化了，儒家也因此获得了最广大的支持和最久远的拥戴。儒家之所以常盛不衰，多赖礼的力量。

忠勤，为官太平经

儒生集团不仅能通过巧妙的手段与皇帝合作，获得执政的优势地位，同时对如何执政也有着深入的研究，故而其执政地位达两千年而不衰。在儒生集团中，真正高明的儒士都能洞悉权力的本质，深刻理解官员与皇帝、同僚之间以及官民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能把握权力运作的规律，其中有两大法宝，一曰忠，二曰勤。

历史上忠勤为官的儒官不少，唐初宰相、被人们誉为中国十大贤相之一的房玄龄比较典型。俗话说：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但房玄龄一共做了二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一直到自己年老病逝，可谓善始善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的地区，房玄龄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前往投奔李世民。李世民和房玄龄交谈之后，大喜，当即委以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并把他当成自己重要的谋士看待。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两人密切合作，终于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随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重要的战役，尤其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役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赢得这场关键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手下人才济济。在秦王府所谓的“十八学士”中，房玄龄居首位。一般处于这种位置的人都会担心自己哪天会被别人取代，但难能可贵的是，房玄龄并没有这样，他从大局出发，做事只以壮大李世民的力量为原则。他为秦王招致人才，丝毫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在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时候，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定决策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在平定了各地的起义后，房玄龄被封为临淄侯兼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其中有许多需要他亲自起草。房玄龄才思敏捷，往往下笔即成，书无二稿，且文辞优美，道理通达。后来，在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房玄龄和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

李世民称赞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再加上对自己忠贞有加，登基后即委以重任，封为中书令（中书省长官）。630年，即李世民当上皇帝四年后，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后来的近20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到70岁病逝。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评论他说：“他总管政府中的各个部门，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兢兢业业，不让一件事情办得不妥当。”

选拔人才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因此，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一方面，他知人善任，常向李世民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不求全责备，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太子李治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相当于保安主管），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认为他为人耿直，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职位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他也宁缺勿滥。他这样做，当然容易被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是他为了国家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房玄龄也做得很突出。就连以直谏犯颜的魏徵也很佩服房玄龄，说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唐太宗也有不少荒唐之举。他曾经多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不仅给高句丽人民带来灾难，也使本国遭受重大损失。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要攻打高句丽，当时房玄龄已经重病在床，但仍然拖着病体给皇帝上书，直言战争必会成为国家大患。他对儿子们说：“我虽不久于人世，但是知而不言，也会含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听说之后，十分感动地说：“房玄龄已经病成那样，却仍然为国家担忧，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这与当时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对照经他推荐的杜如晦，善于决断，房玄龄每次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一时成为佳话。他又曾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与魏徵同修唐礼。尽管他劳苦功高，但却恪守职责，从不居功自满。房玄龄病危的时候，太宗十分关心，不断派人看望，并亲自去探病，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言别。当他死时，太宗曾为此落泪，足可见君臣感情之深。

 

综观房玄龄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善始善终，得遇明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他自己的言行却更加重要。一方面，不管在李世民平定天下的时候，还是君临天下的时候，他的种种行为全都以忠于李世民和大唐政权为前提，而不是以图私利为目的。这样，尽管他位高权重，但绝对不会对李世民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兢兢业业的办事态度和过人的才干，使之成为太宗的左右手。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使太宗离不开他。像房玄龄这样至忠至勤的辅臣，只要不是遇到像暴君桀纣那样的君主，便一定能够保全自己。而一旦得遇明君，则一定会大有作为。

历史上但凡像房玄龄这样能够做到善始善终的朝臣名相，无不是以忠、勤为为官之道。他们或忠或勤，或忠勤兼备，才能够得以这样。

如在房玄龄之后的狄仁杰，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武则天当政时参与朝政，正是以精忠为国、恪尽职守之心做官，不但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成功保全自己，还能够积极施政，有所作为，成为当时的唐室砥柱。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的匡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狄仁杰做宰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任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上下都很悲痛，武则天也哭泣着说“朝堂空也”。唐中宗继位后，追赠狄仁杰为司空，唐睿宗又追封他为梁国公。

又如宋代吕夷简，他开始执政时就才识卓优、清慎勤政，当时便有“廉能”之誉。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数次委以大任。后来，真宗驾崩，年幼的仁宗即位，刘太后临朝称制。吕夷简也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集贤殿大学士。刘太后性格刚愎，又不大懂军国大事，但却规定朝政非经她批准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吕夷简本着精忠报国之心，一方面细心处理国家大事，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约束太后的放纵和独断专行。在小事上，他照顾太后的颜面，大事则寸步不让，有时惹得太后非常恼怒。遇到这种情况，吕夷简总是详细剖白，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迫使太后接受正确意见。在吕夷简的努力下，仁宗初年政治清平，社会安定。仁宗亲政后，吕夷简更是在宰相职位上鞠躬尽瘁，为国为民，不辞辛劳。庆历二年（1042年），吕夷简因风眩病倒。仁宗让他隔几天到中书一次，并剪下自己的胡子送给吕夷简，说：“古人说胡须可以用来治病，现在我剪掉自己的胡须赐给你，希望你能早日康复啊！”第二年春，吕夷简病重。仁宗召了他，不让他下拜，扶他坐在自己面前，并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多多过问朝政。吕夷简再三辞让，最后仁宗才不得不允许他以太尉致仕。不久，吕夷简病故。仁宗在朝廷上叹息说：“怎么能够再得到像吕夷简那样忧国忘身的大臣啊！”

房玄龄、狄仁杰、吕夷简等人，能把官做到这个份上，不能不说有大智慧存焉，而这个大智慧，就是看似最平常不过的“忠勤”二字。

塑造完美自我

北宋文学家苏辙曾经对他的哥哥苏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死而复生，曾问冥官要怎么样才能免罪。冥官要他准备一本记事小册子，每天晚上都将自己当天的所作所为记下来，那些不能记载下来的事或话，就是不能做或不能说的；并且让他经常静坐，因为这样就会长寿，并说人世间再没有什么药能有如此功效了，既没有坏处又省药钱，可惜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苏轼将此事以《修身历》为名记载了下来，按照这种方法去做，以勉励自己修身不懈。

当然并不只有苏轼才这么做。与苏轼同朝的司马光就曾经说：“我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名臣范仲淹在每天晚上睡觉时，都要反省自己一天的所为是否与所得的饮食俸禄相称，如果问心无愧他就能安然熟睡，否则就会整晚睡不着觉，到第二天必定要加以改正或弥补。还有更多的人像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儒家传统文化一贯强调做人应努力自省，推崇做人要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即使无人知晓也要做到“慎独”，凡事但求问心无愧。修身是儒家的重要课题，而自省是儒家修身的重要方法之一。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怎样才能算得上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从而确保自己的一切行为不对他人的自由和幸福造成任何损害。”子路说：“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从而使自己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帮助遇到困难、陷入不幸的人。”子路说：“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从而确保百姓能够得到安乐。”

孔子在这里谈到了修身问题，他认为修身的作用有很多，总的目的是使自己能够成为君子。儒家经典《大学》更是提到：“自君主到平民，修身都是最为基本的问题。”只有“修”好了“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修养自身品性，就是人的自我完善。只有人的发展完善才能达致家庭稳固、社群规整、邦国安定乃至天下太平。换句话说，只有个人塑造完美自我，才能使个人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加健全和完善。这种与道德、社会和政治相通的儒家思想基于一种简单的观念，即整体健全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活力。人的终极完善意味着家庭、学校、社群、国家乃至天下每一个以及所有成员的良好修养。当然，修身本身也是目的之一。因为社会总体的完善与和谐，终究要归结到个人身上。

古代注意修身、最终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不少，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轼、司马光、范仲淹等，又如晚清重臣曾国藩等，都是如此。但是，良好品格的形成，需要从点滴做起，注意从小的方面下功夫，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因此，修身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刘备在告诫他的儿子刘禅时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修身作为个人事业，讲究的是自身高度的自觉性和自律性才能够做到。即使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不出现越轨行为，更不去做恶事，这才能形成良好的品格，并在此基础上强大自我，进而出世做事。或许，正因为修身很难，完善自我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因此才更加显出那些坚持修身者的过人之处。

诸葛亮堪称古代修身最为成功的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历代人们的普遍尊敬，一是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如协助刘备三分天下，治理蜀国和北伐曹魏等；二是他具有强大的道德号召力，在人们心目中更是具有完美的忠、勤形象。而能够做到这两者，都是他勤于修身的结果。

诸葛亮修身的内容和方法是多方面的。诸葛亮的《诫子书》是千古流芳的家训，共有两则，一则是告诫儿子不要沉湎于酒，另一则告诫他“澹泊致学，俭以养德”。这反映了诸葛亮修身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学”要耐得住寒窗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抵得住红尘的诱惑。否则，年华老去，一事无成，只能悲叹。澹泊致学，诸葛亮身体力行。汉末群雄并起，豪强纷纷延揽人才，当时已有“卧龙”美誉的诸葛亮，东投孙权或北投曹操，都会贵达。但他甘于澹泊，像农夫一样耕田，在清贫中埋头读书，积累知识，为日后辅佐理想明君准备条件。因为为学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最终经世济国，所以他研究学问也与众不同，好友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人注重章句之学，而他对经书“独观其大略”，即从大处着眼。纵观诸葛亮一生，也可知其高远志向是安定天下，兴复汉室。

孔孟修身思想之一是勤俭节约，诸葛亮也把它付诸实践。诸葛亮在写给李严的一封信中，曾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说自己尽管身为宰辅、“相父”，专决朝政十余年，但没有多余的钱财，妻子所购置的衣服都很少。这正是他简朴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积劳成疾、呕血去世前，诸葛亮曾留下遗言，说就葬在定军山中，靠山成坟，其墓地只要能够容纳下棺材就行了，下葬时不要陪葬衣物。其俭约实在罕见。当然，诸葛亮提倡澹泊俭约，并非甘于庸碌，不思进取，相反，他正是要用它们来修身立志，最后达成超越凡庸的志向。出山前，他就自比于古代名臣管仲和乐毅，立志成为像他们那样的贤相良将。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儒家讲“吾日三省吾身”，讲的是要多内省自己的错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诸葛亮非常注意反省自己的过失，鼓励、要求部属们、朋友们指责自己的过失，以利于为政与为人。他又严以律己，常常勇于承担责任。街亭之败，直接原因是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间接原因却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对自己用人不当的过失，诸葛亮也不原谅。在他依军律挥泪斩马谡后，他上表后主，自贬三级，从丞相退职至右将军，以示惩罚。诸葛亮的这种精神还表现在对子女的要求上。诸葛乔本来是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之子，因亮早年无子，被亮求为嗣子。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驻兵汉中，乔亦随军征伐。诸葛亮把本来应该回到成都的诸葛乔硬留下来，放在山谷中干些传运军资的苦差事，目的是要其与诸将子“同荣辱”。

对于诸葛亮来说，从诸葛亮身上所看到的修身的重要性，以及他自我约束的内容和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古人说：“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诸葛亮用自己行动向人们展示了这个道理的正确。正因为他长期修身，才形成了自己忠、勤、信、义等为人处世的良好品格，并且能够拥有超过一般人的智慧和办事能力。

生前，诸葛亮辅佐刘备，成就了令人赞叹的事功；死后，诸葛亮以其高风亮节，被后人推崇备至。在中国人眼中，诸葛亮是个完人，是万世之楷模。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诸葛亮如何成功的，他的成功哲学又是什么呢？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儒学。诸葛亮正是循着儒家设计的人生道路，忠实地践行儒家学说，才成就了辉煌的人生。儒家智慧之深邃，之实用，从诸葛亮身上不难看出。

行动胜于言语

中国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家，每一个动荡的年代，都要涌现一批名将。但令人惊诧的是，文人将兵所立下的战功并不比职业军人逊色，出身儒生的名将更是比比皆是。三国时期，曹操、诸葛亮、邓艾等叱咤风云的军事家都是儒生出身；西晋名将杜预竟是学富五车的当世大儒；唐朝一代名将李靖，也是正统文人出身；立功于边疆的名将范仲淹，可是北宋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万世敬仰鄂王岳飞，乃是风流儒生；采石矶力挽狂澜，重创完颜亮，守住南宋半边天下的虞允文，更是不折不扣的文人；明清之际，名将更是出自儒林，王阳明、袁崇焕、曾国藩、胡林翼或为儒学宗师，或是文坛健将，却都能在战场上立下殊勋。

长期以来，人们对儒家形成了一个偏见，认为这些读书人都只是满口道德文章，手无缚鸡之力，只会空谈，不切实际。这是对儒家的误解，上文所述的立大功于战场的儒生就是对这种误解的最好反驳。我们知道，战争绝对的排斥空言，最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些儒生在战场的成功说明，儒家倡导的绝非空疏的学问，而是扎根于实践的务实理论。

事实上，儒家对于言和行的关系的态度一直以来很明确，那就是行动胜于言语。《尚书》中说，知道一件事情、一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是要把它实践起来却很难。孔子也非常讨厌说大话的人，他认为一个君子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常常会少言寡语；君子不会把自己要做的事，要达到的目标说出来。因此，他十分讨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要求人们慎言。他教育自己的学生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开口说话就切中事物的要害，千万不要说那些空话、废话。”他又以大自然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意思是说，天说了什么呢？但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

但归根结底，行胜于言理论的本质是一种务实的精神，其重点在于行动。既然言语本身不能带来事物的任何变化，那么只有用行动来做到这一点。在古代，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往往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只是以悦耳的语言博得别人一时的欢心。历史上围绕在帝王或其他权势者身旁，整天表明忠心的，总是这类小人。与此相反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打算把自己的真才实学付诸行动的人，往往是做的比说的好看，而不是说的比做的好听。这就是杜绝空谈。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儒家虽然重视理论智慧的作用，但是同时认为实际行动更加重要，即使在研究学问时也是如此。《四书》谈论为学的几个层次，最后一步是“笃行之”，就是强调实际行动的作用。宋朝陆游写诗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更加强调了实践的作用。

 

韩琦是北宋著名大臣和军事将领。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韩国华曾经当过至右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谏的官职）。韩琦3岁时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长大后，自强不息，有大志向，史书说他尽管学问过人，但“端重寡言，性纯一，无邪曲”，也就是说他忠厚老实，不大喜欢说话。但是沉默寡言的背后，韩琦看重的是自己为国效力的实际行动。如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州、利州两路体量安抚使（体量安抚使是官名）。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都感激地说：“韩琦大人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韩琦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当时西夏和北宋交战，宋军经常打仗败。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朝廷任命韩琦和另一重臣范仲淹两人共同和西夏作战。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所以人们将他们并称为“韩范”。当时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西夏才开始答应和宋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他为人纯朴，不喜欢说那些有的没的，就好像汉朝时候的名臣周勃一样敦厚。

后来，韩琦和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庆历三年七月，由范仲淹和韩琦等人共同进行了一场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到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因为他们的诬告被贬出朝廷。尽管韩琦也被诬告，但仁宗却了解他，说他本性正直，一开始并没有被贬。这说明韩琦以行动说话的做人、做事规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韩琦又以这样的办事原则当政10年，堪称贤相。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也称赞他当处理大事和做重要决断的时候，往往不动声色，可以称得上是社稷之臣。

 

在人们眼中，晚清重臣曾国藩既是成功的象征，又是道德的楷模。就天资来说，曾国藩算不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就是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从不说空话，终于能够出人头地。他不仅自己这么做，在选择朋友的时候也是这个标准。他所交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就是专心地做学问，要不就是脚踏实地地做事，很少有喜欢空谈的。对那些大言欺人的人，他一向是敬而远之的。

 

曾国藩成名后，在京城时曾经遇到过许多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个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比一般人稍为丰富一点，在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很看不起他，从此便没有深交。有一个叫庞作人的，他慕名前来和曾国藩结交，但曾国藩看他好说大话，不着边际，于是和他也不怎么来往。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庞作人便跑到江南，以为自己和曾国藩还有一点交情，希望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谋得一官半职，说不定以后还能有个大好前程。但曾国藩一见他就十分讨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叫庞作人的，自己一无所知，但是却偏偏爱讲学，早在京城的时候就已经讨厌他了。今天他又来，看起来为人更加卑劣无知。真是的，看来人可不能不务实啊！”最后，庞作人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一个学说，一种理论，不论叫主义也好，叫思想也罢，如果与实际脱离，必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也许能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必将被人们抛弃。真正有价值的学说，必然是基于人性，融于实践，与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必然真正能指导人生，塑造社会。儒家先贤，窥破了这一天机，设计出修齐治平之学，没有一处脱离现实，空口说教。也正因为如此，两千年来，儒家学说才被中国人一直珍视，奉行不悖。儒家智慧的高深，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凡事过犹不及

王安石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当时，北宋朝廷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境况：外部西夏和金的侵扰，内部财政负担沉重，朝廷萎靡不振。有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王安石多次向皇帝要求变法。熙宁元年（1068年），励精图治的神宗即位，第二年，王安石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第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中包括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募役、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而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则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怀着良好愿望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变法竟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更没有想到最后会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急于改变现状，因此在变法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上，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同时触犯了部分官僚地主以及人民大众的一些利益，引起了普遍的抵触。一般来说，改革本身容易招致非难，在面对这些非难的时候，改革者应该在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的同时，也注意吸收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王安石却并不这么做。他认为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在面对诘难的时候，王安石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意思是说，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人们的议论可以不予考虑，祖宗所定下的规矩可以不遵从。这就是王安石有名的“三不主义”。他还说，“尽管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我，但是后世人一定会感谢我所做的事情”。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他理直气壮，我行我素，无所畏惧。

凡是反对变法的人，王安石一律把他们归于敌人一类。朝中的许多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推荐人，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这些人本来也都主张刷新政治，但因为看到了变法的一些不便之处，才成为变法的反对派。而王安石却从不寄希望于与他们沟通，反而与他们不加来往，并一味地推行改革。如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司马光，就曾经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但是王安石却看见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至死不再往来。

对变法产生的一些不良效果，王安石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独断专行，不计后果。变法的第三年，即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为了规避保甲法，开封竟然有人砍掉自己的手指，甚至切断手腕。这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变法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宋神宗把这件事情跟王安石商量，王安石不屑一顾地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士大夫们尚且不能理解新法，更何况老百姓呢？”神宗委婉地说：“人民的话如果真的有道理，也不可不听啊！”但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王安石如此极端看问题，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这诸多的原因，尤其是王安石独断专行、激进狂热的态度，使得新法取得的效果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强国富民，结果却导致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一千多农民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曾经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1074年）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皇上，还附了一道奏疏，说自己在城门前，天天看到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相互搀扶，卖妻鬻子，毁田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不忍心。因此，特请求皇上罢免这些毒害人民的法令，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最后，为了说明变法已经违背天意，郑侠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天之内不下雨，自己宁愿被斩首。据说神宗观图之后心如刀绞，一夜未眠。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使天下大乱！”加上当时天下大旱，已经整整10个月了，真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在这样的结果下，原来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痛下决心，废除新法。实施了五六年的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中国古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强。而当时北宋王朝也的确需要一场改革来改变危局，王安石果敢率直的性格也正是改革家所必须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质之一，但是王安石的果敢率直近于刚愎自用，其过激的行为，不但使改革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积极效果，反而使改革本身亦成为北宋之祸。好事变坏事，王安石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儒家所谓的“过犹不及”，儒家承认凡事有个“度”，不能超过事物的度，否则就会像没达到这个度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常常被误解为中立和平庸，在现代人心目中几乎成了迂腐、缺乏个性、走中间路线、不思进取的代名词。但实际上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问孔子说：“先生，子张和子夏（二人都是孔子的弟子）两个人，您认为谁表现得更加优越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于偏激，子夏过于保守。”子贡说：“那么，您认为是子张表现得更加优越一些吗？”孔子说：“不，偏激和保守一样都偏离了事物的正义。”“事物的正义”是什么？就是事物合宜、合理、合适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指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从根本上说，中庸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和事物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而不是违背客观规律。

朱熹直接把中庸定义为“无过不及”，就是既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过和不及，都达不到中庸的要求。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最好的注脚和最重要的原则。过犹不及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愚者，到朋友家去做客，主人请他吃饭。饭菜端上桌来，愚者品尝后感觉淡而无味，难以下咽。于是，主人便命仆人在饭菜中加入少许的盐。愚者再吃，顿觉满口溢香。愚者大喜，心想：“一点点的盐就可以让原本那么难吃的东西变得如此味美，那么多放些岂不更加好吃？”于是便向主人要来整罐的盐，尽数放入菜中。愚者再吃，味道如何已不言自明了。可以说，变法中的王安石就犯了和这个愚者一样的错误。

推广到为人处世，这个规则也同样适应。比如，做人应该自信，但是却不能过于自信，那样会变成自大。在交朋友的时候，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过于亲昵便成为“小人之交”。一个领导，如果过于威严，会给下属高高在上的感觉，不利于同他们进行沟通，因此应该放下架子；但如果和下属过于亲密，便可能导致失去威严，甚至连命令都无法执行。又比如炒菜做饭，水分、火候的控制都要恰到好处。这些都是过犹不及思想的体现。

实际上，儒家讲究的许多为人处世的原则都服从中庸之道，是“适可而止”、灵活变通的，而从来不囿于原则。比如儒家提倡的孝，也是中庸意义上的孝。这就是说，孝也是要看情况的，而不是毫无条件的孝。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一位没有生下子女的爱妾，名叫祖姬。魏武子生病的时候嘱咐自己的儿子魏颗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记着，把祖姬嫁出去，别让她在我们家继续受苦了。”魏颗点头答应。可是不久，魏武子病重，又对儿子说：“我死之后，一定要记着把祖姬杀了给我殉葬。”说完不久之后就死了。可是魏颗并没有让祖姬殉葬，而是把她嫁了出去。魏颗对人说：“父亲病重的时候，神智昏迷不清，那时候的命令是乱命。我所根据的，是父亲在清醒时候给我的命令。”照逻辑来说，魏颗应该遵循父亲后一个要求，才称得上是孝顺。但在中庸者看来，魏颗不从乱命，执行了父亲合乎情理的命令，拒绝了父亲不合情理的要求，因而没有使父亲背上糊涂和残忍的罪名，这才是真正的大孝。

以过犹不及为核心的中庸思想是一种高妙的理论，是对自然和社会内在规律的深刻领悟和智慧总结，同时也是建立在规律之上的高明方法论。唯有遵循而非违背中庸之道，才会在处世、做事以及用权行政中有所收获，才能真正开创自己的事业。

重如泰山的自我牺牲

东汉末年，朝廷腐朽，宦官和外戚专政，土地兼并严重，天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包括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极大地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刘氏政权摇摇欲坠。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这场意外搅乱了帝国本来就很拮据的财政预算。问题很严重：皇帝要盖新房，但是没钱。

太监张让和赵忠灵机一动，给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让天下田每亩交十钱；此外，新官上任，得先交一笔钱。皇帝欣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每个官员在上任之前，一律先到洛阳一个叫西园的地方交钱，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这个规定，后来发展成了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人如其名，为人正直清明，天下闻名。司马直也接到一纸新的任命。身为帝国官员的他，上任前自然也要交钱。太守本来是二千石官，因此要交二千万。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因为司马直名声清廉，所以对他特别优惠，只要交三百万即可。不过，太守的正式工资折成铜钱，只有一万三千。也就是说，皇上要的三百万，差不多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搜刮百姓的话，这笔钱要从哪里来？

司马直接到任命状之后，十分清楚自己拿不出这些钱来，于是对人说：“身为父母官，却要剥削百姓，我于心不忍。”他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新的任命。但是皇帝既不批准他的辞职，也没说要减免他的新官费。司马直只得硬着头皮上路。到孟津（河南中西部）的时候，司马直还没有想出办法，于是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了许多古今祸败的例子，写完后就服毒自杀了。汉灵帝看到遗信之后，良心发现，下令停收修宫钱。不过这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一切如旧。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宁愿牺牲自己，而不愿像大多数官员一样搜刮百姓，鱼肉人民，遵循的显然是儒家规范。在忠君的大前提下，对当政者所采取的政策或对其行为表示不满，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不再有别的办法。当这两者都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司马直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捍卫儒家忠君爱民的道统。毫无疑问，从行为所表达的意义来说，这种自我牺牲是颇为震撼人心的。

司马直是典型的儒士。在中国历史上，像司马直这样正直而不怕牺牲的儒家文人可以说数不胜数，构成了最为可歌可泣的一页。尽管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些文人是满口酸臭迂腐之语，一肚子无用之学，自命清高的一群人，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仅高于乞丐，因此有“九儒十丐”的说法，但是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正像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古代的文人。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人中的优秀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在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最先奋起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也总是积极拯救。

生命诚可贵。像司马直一样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毕竟是少数，但是在专制王权和成王败寇的的古代社会，维护正义的现实需求，或坚持理想的精神追求，都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尽管知道这种巨大的危险，在必要的时候，这些文人们还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身取义，仁和义都是儒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正义和进步的理想所提出的道德观，即使抛开道德观本身的对错，不论从对于维护社会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还是仅仅从文人们捍卫自己的原则和理想而做出牺牲的精神而言，这种牺牲的意义都非常重大。或者可以说，这些文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为了借助这种自杀性的正义行为来彰显自己的价值，为自己也为知识分子阶层赢得美名。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管他们的动机到底如何，他们的死都重于泰山。

 

汉末桓、灵二帝可算在我国历史上最为腐朽昏庸的皇帝之列。桓帝曾经联合宦官单超等五人消灭专权的外戚梁冀，五人同日被封侯，称之为“五侯”。五侯比外戚更加腐朽，他们对百姓们勒索抢劫，民不聊生，四处怨声载道，政治更加腐败，国势更加衰弱。而昏庸荒淫的灵帝除了沉湎酒色以外，还一味宠幸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侍”，并常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而宦官也仗着皇帝的宠幸，胡作非为，打击异己，凌虐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朝政可谓腐败到极点。

朝政的腐败正可以彰显正义。朝中士大夫有一部分为国为民者，与宦官相对立抗衡，结成“清流”，非议宦官擅权，得到时人称许，被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等光荣称号。例如，“八俊”之首李膺，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既能传授学业，又能带兵打仗，为人品行高洁，太学生推崇他为“天下模楷”。李膺为司隶校尉，主管京城军事和治安，他执法不避强暴。张让的弟弟张朔，仗着他哥哥的权势，贪暴残忍，无恶不作，甚至杀孕妇，只是为了自己高兴。他畏罪潜逃，到张让家藏起来，李膺闻讯亲自带人闯入张宅抓人，经审讯后，立即处死，一点都不给张让面子。张让在桓帝面前哭诉，桓帝质问李膺为什么不先奏而后斩。李膺回答说：“过去孔夫子做鲁国司寇，上任七日就诛杀了大夫少正卯。现在我到任已十天了，才杀张朔，我还以为会因为我除害不速而有过，想不到会因及时处决张朔而获罪。我知道我惹祸了，死期快到，特请求皇上让我再活五日，除掉那祸首，然后皇上再用鼎烹煮我，我也心甘情愿。”李膺一番有智有勇的回答，说得桓帝无以对答，只得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有何错呢？”

尽管正义力量取得暂时的胜利，但邪恶势力的反扑却更加凶猛。延熹九年（166年），李膺依法处死指使其子杀人的张成，宦官诬告李膺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扰乱风俗。汉桓帝大怒，不仅逮捕李膺，而且下令郡国大肆抓捕“党人”，受到牵连的文人官员达二百余人。这些党人项颈、手、脚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蒙盖着，遭到严刑拷打。次年，李膺等人被释放，但是却只能归还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党锢之祸”。

在党锢案发生的过程中，起到重大保护作用的是分列“三君”之一的太尉陈蕃和大将军窦武。陈蕃眼见事态险恶，不顾可能再次受到牵连的危险，拒绝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又拼死上疏，极力反对对李膺等人的迫害，说李膺等人都是非常正直和爱国的人，现在皇帝要这么做，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呢？此次上疏，陈蕃非但没能救出李膺、范滂等人，自己也被牵连了进去。幸亏桓帝不久之后就驾崩，陈蕃才逃过一劫。窦武是桓帝的岳父，向来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也上疏请求释放党人，并以托病上交官印相胁，迫使桓帝不得不释放党人。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陈蕃和窦武共同执政，起用李膺等人，并一起商量打算诛杀宦官。但宦官集团抢先动作，结果将陈蕃杀害、让窦武自刎而死，他们的宗亲宾客姻属也都被收捕诛杀，学生门人都被免官禁锢。李膺也再次被免官禁锢，后终于被曹节奏捕拷杀。

在正义的事业上，不断有人倒下去，又不断有人站起来。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八及”之首、督邮（郡监察官员）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侯览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危害社稷。灵帝听信谗言，下令逮捕张俭，张俭被迫流亡。“党人”横死狱中的达百余人，被牵连而遭到流放、囚禁的又有六七百人，后来又有一千多太学生被拘捕。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将曹鸾活活打死。为了不让朝中名士东山再起，这次迫害一直延续了15年之久，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使敢与宦官作对、非议其专权的忠良正直之士，或遭禁锢，或遭杀害，自此再无贤良辅政，像司马直那样的儒生可以算是万中存一，其结果是政治日益腐败，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愈演愈烈，东汉最后走向毁灭。

 

在两次党锢事件过程中，官僚文人集团虽然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是其意义却是永不会泯灭的。其坚强不屈、刚正不阿的精神，始终无法抹杀。而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争取正义和公正的民族品格，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正义，在遭到外部侵略的时候，也不会彻底沦丧。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残害维新人士，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未停止过对官僚文人的迫害。但勇于担当的文人们，始终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他们总是在黑暗和腐朽势力的屠刀下前仆后继，杀身成仁。这种自我牺牲，一方面为他们自己留下了万世流传的英名。另一方面，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存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