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不”的迷宫(7)

茹贝尔在寻觅的过程中，其实相当享受这种迷途的快乐。他曾经保有一本私密日记，而且始终拒绝公开或出版。但是在茹贝尔过世后，他的朋友们竟自作主张替他公开了这本日记，其动机着实令人怀疑。

有人说，茹贝尔始终没能写出众所期待的“处女作”，是因为这本被公开的私密日记，已经符合且满足了他个人写作的信念和欲望。但我觉得这说法实在过于荒谬。我不认为一本小小的私人日记，就能满足茹贝尔的雄心壮志。这本日记的内容，只单纯反映了茹贝尔锲而不舍的寻觅过程，一路上的起起伏伏。

这本日记记录了很多无比珍贵的时刻。例如，当茹贝尔发现自己已经四十五岁时，在日记里写道：“我的艺术之路到底是什么？我要追寻的究竟是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的实践又是什么？是证明自己可以写作，然后获得读者回响吗？这究竟是不是我想要的呢？这所有的道理和难题后面隐藏的就是我要探寻的东西！这些难题得花上我好长一段时间来研究了。而且，我必须偷偷地研究，直到找出答案为止。”

考察茹贝尔偷偷寻求解答的这段时期，会发现另外一件令人佩服的事。虽说他个人享受这种“迷途式的探索”，但他脑中的思考其实一直都很清晰且富含逻辑。在艺术的殿堂里，他从不因为认为自己是个“没有作品的作家”而在艺术之路上原地踏步：“我就在这儿，在一切世俗之外，在最纯粹的艺术领域。”

不止一次，他审视自己。他知道他追寻的是艺术的核心，是最基础而关键的部分，而这比专注于某本书或作品本身都来得重要：“任何人都应该使自己像真正的艺术，而不是像某部单独的作品。”

然而，所谓最基础而关键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如果茹贝尔听到有人竟能给他一个肯定的解答，也一定不会感到快乐。事实上，他非常清楚自己追寻的是一个从前被自己忽略的内涵，正因为如此，解题的困难才随之而来，而从顿悟中获得的乐趣亦油然而生。茹贝尔在日记里提到：“若不知道自己应追求的是什么，又怎么能够往正确的方向去追求呢？这问题或许每个人创作的时候都难免遇到，但至少可以期待的是，若一个人能够了解这道理，即使体认迷途的痛苦，在每段旅途中，他仍然将拥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喜。”

茹贝尔非常了解，也非常珍惜这种迷途的幸福，他甚至有可能是这门艺术的创造者。

当茹贝尔表示自己并不确定这种毫无方向的追寻最基础而关键的核心究竟为何时，我不禁想起一件发生在捷尔吉·卢卡契身上的事。这位匈牙利哲学大师，某天受到学生团团簇拥，这些学生大力赞赏他发表的著作。面对这些簇拥者，卢卡契感到既震惊又讶异，他说：“没错，是没错。但我现在却发现自己还不懂那最关键而核心的道理。”学生们听了十分诧异，于是紧接着问他：“所谓最关键而核心的道理是什么？”卢卡契则回答：“问题是，我也不知道！”

提出“若不知道自己应追求的是什么，又怎么能够往正确的方向去追寻呢？”这个问题的茹贝尔，在日记里记录自己遇到过的困难与获得的成就，同时苦思该如何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当的空间，来储存这些珍贵的想法。他叹道：“天啊！我有好多好多想法！为何找到一个能够好好储存这些想法的地方这么难呢？”

说不定，茹贝尔把他寻觅已久的这种“适当的空间”想象成了一个足以容纳他脑海中所有想法的大教堂吧。一本不可能完成的作品。茹贝尔替一个多世纪后的马拉美预构出了后者的理想。“这饶富兴味，”布朗肖如此说道，“而且会令茹贝尔感到荣耀的是，他出现在了马拉美的最后一首诗《骰子一掷》[61]中。瓦雷里曾盛赞此诗‘将这已是繁星点点的夜空照得更加灿烂。’”

茹贝尔的梦想与一个世纪后马拉美的作品，都有共同的雄心：无论是茹贝尔或马拉美，都认为应该以一种欲望取代看完一本又一本书这种普通的阅读，这欲望促使人在一种启发性话语的带领下翻越不同领域间的藩篱。这话语清晰有力，足以在转瞬间让一切复杂的事物不证自明。套用茹贝尔的形容，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全面、平和、振聋发聩和统一的”。

这样看来，茹贝尔投注大半辈子心力，寻找那本没人写过的书，但他自己其实没有发现，每天这么想着想着，他的思想已经自然而然汇聚成一本著作了。

{19}我今天醒来得非常早，准备吃早餐的同时，我一直想着那些不写书的人。突然间我惊觉，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天性都倾向“不做”，就好像那些巴托比作家一样，倾向“不写”。

可能是这么惊人的比例让我感到紧张，我开始做一些卡夫卡也可能会做的动作：拍手、两手互相搓揉、缩缩头耸耸肩、趴在地板上、跳一跳、准备好跳起来接球或是丢球……

我想起卡夫卡，也想起他笔下一个“饥饿艺术家”的故事。这位艺术家总是拒绝进食，他觉得维持空腹是件不得不做的事。我接着想起故事中的一幕，有位巡察员问他为何拒绝吃饭，这位艺术家好似惟恐看护听不见，凑上前去，在他耳边悄声说，他总是找不到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只好一直饿着肚子。

我又想起另外一位总是说“不”的艺术家，他也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故事里，他被称作“梯子上的艺术家”，因为他拒绝双脚触地，日日夜夜在梯子上不肯下来，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高处。和巴托比从来不离开办公室，连星期天也待在办公室一样。

回味完这两个经典的故事，我发现自己还是不能放松，甚至有些激动。于是我说服自己或许出去走一走、透透气就会好多了。我可以和门房打声招呼，和报摊老板聊聊天气，或是去超市买买日用品。然后，在收银小姐问我有没有会员卡的时很干脆地说“没有”。

我突然想到，为了尽可能克服自己胆怯的个性，我还可以趁机对身旁这些人做个简单的问卷调查，找出他们为何“不写”的原因，再看看他们各自“赛勒瑞诺叔叔”型的借口都是什么。

现在将近中午十二点，我已经强迫自己站在街角的书报摊前。有位女士正翻着一本西班牙名记者罗莎·蒙特罗的书，读着封底上的简介。我慢慢走向她，当我猜想自己应该已经破除了一点那种对陌生人的心防之后，便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问她：“您为何不写作呢？”

女人啊，有时候真是令人难以捉摸。这位女士听到问题后，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接着给了我一个微笑，对我说：“您真是有趣。不过，您倒是说说看，为什么我应该写作呢？”

书报摊老板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在那女人走了之后，对我说：“这么快就跟人家搭上讪了？”他那种男人间专属的暧昧眼光让我觉得很不愉快。但我依然决定把他纳入我调查的对象，于是我也问他为什么不写作。

“我想我还是卖书就好。”他这么回答我。

“因为卖书比写书轻松，是吗？”我颇为恼怒地说。

“若你想听实话，那么我告诉你，我其实比较偏爱用中文创作。因为我这人喜欢加加减减还有赚钱。”

这老板还真的把我弄迷糊了。

“你的意思是？”我问他。

“其实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在中国出生，我是不会介意写作的。你知道，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写字是从上到下的，好似最后要把所有东西都加总一样。”

这老板真的把我惹毛了。当时他太太就站在他身旁，听完先生的笑话后竟也哈哈笑了出来，这更让我怒不可遏，所以我比平常少买了一份报纸。然后，我也问了他太太一样的问题。

她太太被我问了之后陷入沉思。有那么一会儿，我好生期盼她会给我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答案。最后她终于对我说：“因为我不懂。”

“不懂什么？”

“写作啊。”

鉴于我终于得到一个有效的回答，我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改天再继续做问卷调查吧。到家后，我在报纸上看见贝尔纳多·阿特萨卡作出几则令我相当震惊的声明。这位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作家竟表示自己不再有写作欲望了：“就和那些歌手说的一样，经过二十五年专业写作生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找到能够促使我提笔的动力与灵感。”

不难判断，阿特萨卡已经出现巴托比的初期症状。他说：“不久前，有位朋友告诉我，今日的写作已变成一件需要体力更胜于想象力的工作了。”以阿特萨卡的意思，是指他必须不断耗费体力应付接踵而至的采访、聚会、研讨会以及媒体发布会。他质问作家到底要多大程度上涉入社会和媒体。“从前，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如今却变成是最基本且不可避免的。我察觉大环境已经变了。我发现有一类作者已经从这个社会中消失了，例如像莱奥波尔多·玛利亚·帕内罗[62]这种之前算是‘独立作家论坛’[63]成员的作家。此外，文学营销的方式也已经改变。那些得奖的作品，在我看来都已经沦为笑话和谎言了。”

面对这些社会现象和风气，阿特萨卡索性宣布再写最后一本书后，便将封笔退出文坛。这个决定对他而言，好像是个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结局。他说：“不必感到悲伤。这只是一个面对改变而勇敢做出的决定。”最后，阿特萨卡表示将在封笔后，改回本名何塞巴·伊拉苏。

对阿特萨卡这种不从流俗、带点叛逆性质的声明，我个人倒是相当敬佩。这令我想起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曾说：“叛逆是什么？就是勇于说‘不’。”

接着我又因为阿特萨卡改回本名这件事，想起保加利亚剧作家伊利亚斯·卡内提[64]说过，恐惧的人会编造各种姓名来使自己忘却恐惧。意大利学者克劳狄欧·玛格利斯[65]也曾对这句话有所评论，认为这句话恰恰能够解释为何人们旅行时总喜欢逐一记下火车抛在身后的每个站名。旅行者之所以如此有次序、有节奏地将无用的地名一个个记录下来，只因为这个小动作能够让自己感到安心满足。

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66]笔下的一个角色——恩德比先生，也总是在旅途中记下所有经过的火车站名。只是旅行到最后，恩德比却进了精神病院。在治疗期间，医生们为了控制恩德比的病情，决定不断更改他的名字。他的心理医生这么解释：“因为恩德比这个名字，说明了他的青春期至今尚未结束。”

我自己也常常发明一些名字来娱乐自己。虽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依旧感到紧张，但自从我决定称自己为瓦特翻版后，我觉得活得更自在了。

{20}说实话，德兰给我的回信是我杜撰而来。我早料想到一位堂堂《文学蚀》的作者绝对不会愿意屈尊降贵亲笔回复我的询问，所以我决定自己答复自己的去函，然后在信里签上德兰的名字。

亲爱的朋友：我怀疑，你真正想要的是我能够衷心祝福你剽窃我的创意，研究这些放弃写作的作家吧。我说的没错吧？不过没有关系，你无需担心。虽说你的书有明显的抄袭色彩，但若你希望我不要在意这件事，我可以在你发表这本书时告诉社会大众，是你买下了我的沉默。你看，我竟然有点喜欢上你了，所以我干脆告诉你书中遗漏的一位很重要的巴托比吧。

把马塞尔·杜尚也写入书里吧。

和你一样，杜尚这人也没有太多创意。某天在巴黎，俄国知名雕塑家南姆·贾柏直接问他，为何他要放弃画画。杜尚则摊开双手无奈地回答：“你还想要我做什么呢？我已经没有灵感了。”

被问久了，他有时候也会提出其他更复杂的说法，来为自己解围，但这个借口或许是他最诚实的一个。杜尚在完成名作《大玻璃》之后，已然觉得自己毕生创意耗尽，即使日后再创作，也只是重复自己，于是索性收手不画了。

杜尚的一生其实就是他个人最好的作品。他很早便放弃艺术，决定踏上另一段冒险旅程。而这段新旅程是他新的艺术天地，是他心灵休憩的地方，他以达芬奇为精神典范。杜尚总是希望以艺术服务心灵，正是他的这一追求——通过他对语言的特别运用，或是透过光影和胶片，有时则是随性选择的任何一种方式，但最特别的，还是他著名的“现成品”[67]实物创作概念——不仅具有开创性，更不知不觉地彻底扭转了五百年来西方艺术固有的思维。

杜尚因为喜欢下国际象棋而放弃绘画超过五十年，他说：“这不是很棒吗？”

我猜想你应该完全了解杜尚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了，但现在还是请容许我继续花时间提醒你，他在写作方面有着怎样的贡献与故事。请容许我告诉你，杜尚曾经推荐给凯瑟琳·德雷尔[68]值得收藏的艺术品，并且协助她创设其个人的现代艺术馆“匿名社”。1940年代，纽约发起一系列将艺术品捐赠给耶鲁大学的计划，杜尚更是特地为此写了三十三篇艺术短评与艺术家生平简介，自英籍乌克兰雕刻家阿契本科到法国立体派画家雅克·维隆，无一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