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自己”起的题目——事情是这样子：《收获》杂志明年改版（真抱歉，我从未读过《收获》），编辑说是要开辟作家或艺术家谈论“自己”的专栏，在电话里几番情词恳切向我要稿子，终于推托不过，我说，非要写，出个题目，发几句问吧，于是电传传过来，给了这题目。
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平时偶尔发表文字，编辑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时，中国的书刊作兴发表一张以至一张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难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麻烦读者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读者愿意看见你？
可是好几位编辑语重心长劝过来：“随俗吧！这是读者的愿望。”
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就算真有读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说说我自己”——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而我是读到文章里出现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来怕见进门坐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人。
今岁我回国存身，不走了。人一旦成了所谓远来的和尚，归国的游子，即便仍是黄脸一张，“读者”总不免过来瞧一眼——采访，座谈，约稿，热乎乎地，都是抬举，都该解作善意。好吧，豁出去，我就三陪小姐似的陪一阵，陪过一阵，总会四散的吧，然而难办的是临了还要提供自己的照片拿去印，怎么办呢，挨得过初一挨不过十五，我终于屈服，就范，随了几回“俗”。新近接受ELLE杂志（即叫作《世界服装之苑》）的采访，就给要去几张与家人一起的照片，因编辑说是要给读者“亲切感”。事先征求女儿的意思，不料她就高兴叫道：YES！同学们可以在ELLE上看见我！——她倒预先知道谁是她的“读者”了，而且中文版ELLE拿到美国去，怕是比法文原版还吃香。
自己拍照自己看，没什么。谁手边没有自己的相片呢，可是一朝发表流布，譬如在ELLE连篇累牍的朱唇、香肩、玉臂、秀腿之间忽然撞见“我自己”，我登时变成身份不明的“读者”——昨天，11月号ELLE上了市，封面是美国影星“甜宝贝儿”布兰妮，侧身斜睨着，一对丰乳在滑亮的铜版纸上几乎跌出来。打开，翻下去，心惊肉跳，闯了祸似的：“我自己！”
在“我”与“自己”的画作之间，感触怎样呢？9月，我的个展在北京展过，10月即开始了从湖北发端的巡回。在武昌那个空阔陌生的展厅，我又目睹一百六十多幅大大小小自己的画从货柜里一件件取出：有点亲腻，有点烦。二十年来年年办展，自己的画，自己早已看熟、看厌，每当这样的打点布置自己的展览，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并茫然惊异于自己的冷漠。这茫然的惊异，外人不易觉察，我心里是知道的，此刻无妨说出来：那其实出于一种难以弃绝的自顾与依恋，仍算是轻微的热度吧。
但这都是后台的“内心活动”，纸面上的“文字处理”。人在现场，“我”与“自己”往往还是不知如何坦然相处，犹如当年初出道。
只要有观众，我向来羞于走进张挂自己作品的展厅中去——不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多年前读到一篇关于马奈的回忆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龙里自己的画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固执拒绝，停在远处。我知道，我岂能自比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体育场看见球手投中，满场叫好，那球手却总是埋首疾步跑开去，毫不理会周围的响动，而那神色又分明听见并知道周围的响动的。胡兰成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似乎格外倾心于他的说法，他说：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放学了，一群小孩子，欢天喜地连打带闹，这时最怕爹娘冷不防窜出来，连名带姓叫回家。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是吗？好像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每在大画家的回顾展厅里徘徊不去，我常会想起那位罗马总督手指耶稣说的话：“瞧——这——个——人。”是啊，我常想，真有所谓“艺术史”么？没有这单个单个的“人”，艺术史是什么？
在作品上签署姓名的传统是十分晚近的故事，相传始于乔多。乔多的时代，相当于我们的元末吧？中国艺术家的署名史，似乎要久远得多了。但我们可知道兵马俑的作者是谁？敦煌的作者又是谁？
“艺术家”一词是翻译过来的。在敦煌与兵马俑的时代，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艺术”一词，也是翻译过来的。
纪德（抑或是福楼拜？）说：“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签名只是签名。如今满世界的油画行货张张都签名，在中国，许多作者用的是拼音字母，斜体，飘逸，粗看以为是英文，是法文，其中最快的快手，一天能刷几十张。真的，在行货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我长久迷惘于委拉斯开兹的魅力。在他的画中，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
小时候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拽到办公室，桌子一拍：讲！此刻，我若犯事败露扣在局子里，我将被迫“说说我自己”，正式的说法，即“坦白交代”——我愿坦白，我自认很坦白，只怕我说出的话，编辑、读者不要听。
编辑在电传里问：什么因素、什么时刻使你萌生了、确认了要当一名“艺术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至今我羡慕能够留起络腮胡子的人，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刻，他们的胡子开始“萌生”，并“确认”为络腮胡子，而我却没有。
编辑又问：面对现在艺术学院最年轻的艺术学生，如果他不知道您，会如何？
在今年出席的几次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学生”递给我的字条会这样的提问：“请谈谈您的初恋，还有中年的欲望。”底下加个小括弧，歪歪斜斜写着：“一定要回答呀！”我“会如何”呢？我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男生女生根本不讲话。至于中年的欲望，请诸位等到中年再问吧。
编辑还问：听说两次您的流泪，一次是在伦勃朗画前，一次是在学生面前。
胡说！我从未在“伦勃朗”或“学生”面前流过泪。在别的时刻或场合，我确曾纵容过自己的眼泪，有时，那简直是欢欣的经验，但除非“刑具伺候”，我绝不招供详细，直到我愿意将之转化为别的叙述方式。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年轻的达利初访毕加索：“先生，我今晨抵达巴黎，没去卢浮宫，先来看您！”
毕加索应声答道：“你做得对！”
艺术家自当如是看自己。凡·高同志要算是倒霉的，但他在给亲兄弟的信中说：“有一天，全世界会用不同的发音念我的名字。”
这算是“隐私”还是“心灵”？20世纪初，据说散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盲流画家”中有位老兄每天早起将脑袋伸出阁楼天窗对着大街吼叫着：我是天才，我是天才！
看来我不配是个艺术家，不因谦虚，或因我是中国人。少年时，我在穷山沟里好像曾经躲进被窝偷偷默念过“我是天才”之类谵语，因是过期太久的陈年“隐私”，可以“发表”，聊供读者笑一笑。当代中国艺术家总算敢于公开求声名，放狂话，遑急旷达，旷达而遑急，似也渐与西方人连同一气。我就不止一次在国中关于艺术的文字中读到引自安迪·沃霍的话：
“每人出名五分钟。”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编辑的电传还说：即使现在，也有人不断在对《西藏组画》做解读。不见得吧，要真是那样，我该怎样解读这“不断的解读”？那是我的“声名”还是“我自己”？关于那些画，倒是四川美院一位学生说得最痛快。他生长在拉萨，与我老交情，看到后来一拨拨画家跑去画西藏，他脱口而出：打倒陈丹青！
上个礼拜我遇见了陈丹青，真的！还是在湖北，讲座过后，同学们又挤过来要签名。忽然人丛里钻出一位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江西人，属羊，与我闺女一般大——大家哄笑了：原来这姑娘与我同名又同姓——名叫“丹青”的同志我知道好几位，同名同姓，现前面见，却是第一回——我们彼此瞪着，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是个男子，与我同龄，我就可以模仿安迪·沃霍聪明而善良的恶作剧，聘请这位陈丹青为我抛头露面开讲座。不是吗？在众人的朗声哄笑中，我俩终于并排站站好：这回是我要求与“陈丹青”合个影。
临了，陈丹青同志一定要我为她写句话，我就写：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
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
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2000年11月1日
[1]注释：此稿发表在上海《收获》杂志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