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所著述的这部作品并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早已有人绘声绘色地记叙过，我不想再这么来一遍。《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品。
1789年，法国人用任何民众所未曾付出过的最大能量，以一道鸿沟将往昔与未来分隔开来，也将自己的命运分为两段。为此，他们十分警惕，唯恐将往昔的事物引入他们的新领域：他们为自己设定了很多约束，力求将自己打造成完全异于父辈的模样，他们竭尽全力地试图令自己焕然一新。
我一直认为，在这项非比寻常的事业里，他们的成就不仅远小于外人所想象的，而且也远小于他们自己最初所设想的。我坚信，他们在浑然不觉中从旧制度里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凭借这些领导了大革命——一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在建筑新社会的大厦时，使用的是旧制度的砖瓦，虽然他们如此行事时并不心甘情愿。所以，想要充分理解大革命与大革命的功劳，就得把我们当下视野里的法国暂时遗忘，而去考察那过往的、坟茔里的法国。在此，我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不过，为达到这个目的，我所付出的辛劳比我所预想的要艰苦得多。
对于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很多著作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对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了然于心，而且对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亦有所知晓。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花费心思和精力同样仔细地研究18世纪的历史。对于18世纪的法国，我们自认为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清晰地目睹了它表面上那刺眼的光芒，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优秀人才的历史细节，因为睿智或长于言辞的批评家们已让我们对18世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了解甚多。然而，对于处事的方式、多种制度的实际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位置、被人淡漠的阶级境遇与情感，以及舆论风尚等，我们只有一些朦朦胧胧且时常是不正确的认识。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腹地。在年代上它距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只是大革命将它与我们隔断了。
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仅重新阅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很多知名度不高或不为人所知的作品，它们并非精雕细琢之作，然而却能够将真实的时代精神更好地反映出来。我认真阅读了全部的公共文告——在大革命之前，法国人已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喜恶。在这个方面，省三级会议及后来的国民议会的会议记录给了我很多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个等级草拟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堪称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法国旧社会愿望的至高体现，是其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在历史上，这份文献是绝无仅有的，但我认为它还不够。
一个国家，如果它有着强大的行政机构，那么，其国民的思想、期盼、痛苦、激情与利益，往往早晚会在政府面前暴露出来。通览政府档案，不仅能让人对政府的统治手段有一个精确的概念，而且能一眼望到整个国家的境况。现在，倘若将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秘密文件统统让一个外国人翻阅，这个外国人会快速地了解我们。该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程度甚至会超过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程度。读者将会明白，在18世纪，政府权力业已非常集中，十分强大，惊人活跃，它不断地赞助、阻碍或批准某项事业，它有很多的承诺，也会有很多的给予。它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对千家万户予以干涉，甚至干涉每一个人的私生活。除此之外，它从不张扬，所以人们并不担心在它眼前展露自己最隐秘的不足。我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档案，我特意对几个大总督辖区的档案进行了查阅，特别是查阅了图尔的档案。图尔的档案非常完整，对这个位于法国中心的有着百万人口的辽阔的财政区的情况反映得很全面。在这里我要对格朗梅松先生这位十分能干的图尔档案库的年轻保管员表示感谢。另外一些财政区（含法兰西岛）则令我注意到，在王国的绝大多数地区，情况都是这样的。（原注——这些档案是政府遗留下来的。）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果然如我所想的那样，我在那里瞧见了鲜活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行为，每个人都不受任何约束地用自己的语言发声，展露他们最隐秘的念想。由此，我知晓了当代人所不知道的关于旧社会的大量概念，因为我目睹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资料。
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我惊讶地在过往的法国随处窥见很多眼下法国的显著特点。从中我发现大量曾经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情感，大量我一直以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以及只可能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刻触碰到深扎于这片悠远大地中的当今社会的根蒂。时间节点距离1789年越近，我对滋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的形成、产生和壮大的境况看得越清晰。法国大革命的全部面貌渐渐在我眼前展现出来，法国大革命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及特征——这就是它本身。在此，我一方面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缘由，另一方面，或许发现了它将长存的迹象。因为，大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是截然不同的。在第一阶段，法国人貌似想捣毁过往的全部；在第二阶段，法国人想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事物。旧制度有很多法律与政治习惯在1789年骤然间不复存在，几年过后又“重出江湖”，这种情景就好比是河流的一段沉落到地下，但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露出头角，让人们在新的河岸目睹同一河流。
我将这部作品献给公众，是想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大革命在法国爆发而不在他国爆发的缘由，缘何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捣毁的社会，最终旧君主制缘何会这么彻底而又突然地倒塌。
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作品不应该到此结束。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我其实是打算穿越这场漫长革命的兴衰浮沉，追踪这些法国人（不久前我还在旧制度下与这些由其培育的人们密切交往），观看他们因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一点也不改变本质。他们在我们面前不断地重现，尽管面貌存在小小的差异，但始终能够识别出来。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候，他们的心灵被热爱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占据，他们不仅渴望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试图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种种特权，还要确认种种权利，并让它们神圣化。这是青春、热血、豪迈、慷慨而真诚的时代，虽然它有种种错误，但人们仍将世代纪念它，并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他人的人寝食难安。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进行简要追溯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情、哪些错误、哪些失策，最终将他们的初衷抛之脑后，将自由予以遗忘，一心想做世界霸主（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天才。——译者注）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愈发强悍、愈发专制的政府，怎样复辟并将全部权力集中起来，把以如此巨额代价换得的全部自由予以取消，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怎样将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一方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另一方面也不能加以选择；它又是怎样将议会的屈服和默许吹捧成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将国民自治权取消，将权利的各种主要保障取消，甚至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的自由（这些恰恰是1789年获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就），而它竟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夸。
我一直论述到大革命似乎将要完成它的任务而新社会已然诞生时。随后，我将对这个社会本身进行考察，试图分辨出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有相似点，在哪些领域有所差别；我们在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中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最终，我试图推测我们的将来。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然而由于还不成熟，所以不能对世人公开。对于我是否有精力将它完稿，谁能准确地说出来呢？相较于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更要幽暗叵测一些。
在写这本书时，我希望自己不心怀偏见，然而我很难说我写作时没有保持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论到他的祖国、思忖到他所处时代之际，居然不动任何心思，这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我承认在对旧社会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时，我从来没能将新社会百分之百地弃之不顾。我不仅要弄明白病人因哪种疾病而逝去，还要摸清他当初得以保命的缘由。我宛如一名医生，力图在每个穷途末路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想要绘制一幅精准至极同时又能发挥教育意义的图画。所以，每逢我在先辈身上察觉到某些我们差不多已经丧失但又非常必要的刚强品质——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热忱、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之际，我便将它们加以突出；同理，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发现啃噬过旧社会而如今依然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端的蛛丝马迹之时，我也特意将它们一一揭露而出，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将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滋生的恶果看个透彻，从而深刻知晓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行恶。
我声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不担心得罪任何对象，无论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如何让人敬畏。我在如此行事时经常满怀歉意，但从未曾有内疚之感。但愿那些因为我而心有不快之感者，鉴于我正直而无私的初衷而宥恕我。
可能有不少人会批评我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热爱，他们试图让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对自由给予关心。
我只是恳请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不妨思忖一下，我热爱自由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绝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时光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当谈论起另一个社会之际，我就几乎一字一句地记录下了人们现在即将阅读到的内容。在未来的幽暗中，人们已经可以洞察三条十分明显的真理。第一条，现在正有一种不明的力量正在驱使着全世界的人，他们可能控制或减缓这种力量，然而并不能将它战胜，它时而轻柔时而狂猛地促使人们将贵族制度摧毁；第二条，在世界上全部的社会中，长时间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便是那些已不存在贵族制以及贵族制不能再存活下去的社会；第三条，没有哪个地方的专制制度导致的结果比在上述社会中的危害更大——在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各种弊端方面，相较于任何其他政体，专制制度的影响都更为强烈。如此一来，就推动它们顺着其原本的自然趋势而发展。
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再无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瓜葛，他们全心关注的只是一己私利，他们只顾及自身，屈身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失去了呼吸的空间。专制制度不仅不与这种倾向进行斗争，反而为其大开绿灯。因为专制制度将公民身上所有的共同情感、所有的相互需求、所有和谐相处的必要、所有共同行动的机会都剥夺了，它用一堵墙将人们幽禁于个人生活之中。“自扫门前雪”原本就是人们的一种倾向，专制制度现在让其互相孤立；人们原本就漠然相视，专制制度如今让其冷冻成冰。
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人人都处于凄苦焦虑的状态，担忧地位下降，并铆足劲头往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准，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其家庭地位上升或下降，所以几乎没有谁不拼命地存储金钱或赚取金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癖好，对物质利益与享受的追逐，便成为最司空见惯的情感。这种情感毫不费力地在一切阶级之中蔓延开来，甚至贯彻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倘若不对此进行阻止，它将很快导致整个民族颓废得一落千丈，可是，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对这种情感抱有赞成与提升的态度。这些令人萎靡的情感是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它让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全身发抖，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荫庇，让贪欲大行其道，任凭人们以不义之行捞取不义之财。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类感情可能也会趋于强烈；而有了专制制度，它们则居于绝对上风的地位了。
反之，只有自由方可在这种社会里与社会固有的各种弊病相抗衡，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向下滑落。事实上，只有自由才能让公民甩掉孤立，推动他们互相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让他们在孤立的状态中生活。只有自由才能让他们有温暖感，并日益团结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理解，与对方交流沟通，还要乐善好施。只有自由才能让他们从对金钱的崇拜之中逃脱而出，消除日常私人琐事的忧烦，让他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眼前；只有自由可以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替换掉对幸福的沉迷，让人们拥有比发财致富更崇高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让人们可以辨别与判断人类的善与恶。
自由缺位的民主社会或许会变得富有、文雅、华丽，甚至繁荣昌盛，因其平民百姓至关重要而显得强大；在那里能够见识到德劭之士、家中贤父、诚笃商人和可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碰见卓越的基督徒，因为尘世中并没有他们的祖国，在最腐败的风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基督教的荣耀造就了卓越的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产生了卓越的基督徒；但是我敢指出，在这种社会中，绝对见识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确认，一旦平等与专制相结合，那么，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不断降低，永无尽头。
20年前，我所思所言的就是这些。我认为，从那时起，世界上并未曾出现什么事情可以令我的思维和言辞发生改变。当自由受追捧之际，我表现出了对自由的欣赏；当自由被人们抛弃之际，我仍坚贞不渝，对此人们是不敢苟同的。
此外，请大家仔细琢磨一下，我与大多数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我的人的相左之处，或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都要小。一个人，倘若他所属的民族有安享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又生就卑躬屈膝地逢迎某个同类人的喜恶，而不去依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哪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专制者自己也不否认自由的曼妙，只是认为唯有他才有资格享受自由；对此大家并无异议，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所以，严格地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喜好与其对国家的蔑视是完全契合的。要想让我随此潮流而动，怕是仍须等待时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著述的这部书是一项浩繁工程的成果。其中一些章节尽管篇幅不长，但却耗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倘若本书对某些读者有所启发，引发他们想要获取更多例证的兴趣，我乐意另行提供。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