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生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该书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
在该书前言中，托克维尔指出：“（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绝对见识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确认，一旦平等与专制相结合，那么，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不断降低，永无尽头。”——或许，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情、哪些错误、哪些失策，最终将他们的初衷抛之脑后，将自由予以遗忘，一心想做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愈发强悍、愈发专制的政府，怎样复辟并将全部权力集中起来，把以巨额代价换得的全部自由予以取消，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怎样将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一方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另一方面也不能加以选择；它又是怎样将议会的屈服和默许吹捧成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将国民自治权取消，将权利的各种主要保障取消，甚至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的自由（这些恰恰是1789年获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就），而它竟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夸。”
以上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初衷。然而，单就书名而言，《旧制度与大革命》很容易被误解为支持或反对革命，而他的另一本《论美国的民主》则很容易被误解为支持民主。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看透了法国革命与美国民主的必然趋势。这二者作为一种时代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但托克维尔同时又对其保持着一种冷静的审视。
2012年上半年，《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不小的阅读热潮。同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央高层人士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那么，这本书有什么地方值得推荐？一本初版于1856年、主要讲述法国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书，缘何会在相隔甚远的一百多年后，引起处于变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或许，这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密切相关。而且，置身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人，也似乎迫切希望能从这本经过岁月洗礼的经典著作中得到某些启示。像中国这样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下的外部环境看，现代化转型都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出现曲折和困难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呼之欲出：是要自上而下地改革，还是要自下而上地革命？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之前，我们再将思路转回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来。在论及法国革命的问题时，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托克维尔的视角是独特的，他将法国1789年以后的60年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统称其为法国大革命。他原本想把1804—1814年这10年帝国时期作为该书的叙述主干，力图清楚地交代帝国产生的过程，它何以能够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构起来，所依托的变革手段及策略是什么；拿破仑创立帝国的真实意图何在，他对历史有哪些贡献，又经历了哪些挫折；帝国虽然短暂，但其产生的影响深远到了何种程度，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与走向起了什么作用，尤其是对法国的命运有何影响等等。
然而，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重大历史变故的观察家以及曾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施展过拳脚的人，托克维尔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将史实和盘托出，“写另一部大革命史”，而是竭尽全力地试图阐释那些构成当时历史链条的主要环节的大事、要事的原因、性质与意义。随着时光的流转，托克维尔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日趋深入，最终将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聚焦在法国的旧制度上。
不难看出，《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围绕法国大革命这个核心展开阐述的。法国原有的封建制度因为腐朽不堪和不得人心而坍塌，但社会动荡却并没有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终都被彼此间的怒火焚烧得遍体鳞伤。
这表明，革命不一定需要，而暴力革命又实在是太过恐怖，可能是一场最终将摧毁所有人的战争，并且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更何况，暴力革命未必就能彻底改变社会之根本，也未必一定会带来革命者预期的幸福。所以，对国人而言，在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过程中，寄希望于良性而有效的改革能够跑过后者，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潜心改革才是正道，而对于本身就是一种破坏的革命，我们要尽力避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专家马勇教授说：“古典中国政治一直追求建构一个超稳定架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应该是中国政治家、士大夫阶层对中国政治思想最伟大的贡献。简单的八个字，说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本质。”
事实上，不少人阅罢《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头脑中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乱自上作”四个字。话说金圣叹在批《水浒传》第一回时指出：“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正是有高俅、蔡京、宋徽宗等佞臣昏君从上头先作乱，才有李逵、武松、孙二娘等流寇暴徒在下面后行凶。也就是说，乱源并非在于市井，而是在于朝廷。
杀戮是果，无道是因。那么，中国如何行事，才能有效防止乱生于肘腋，并且真正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呢？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这本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书，或许能够给中国带来一些启发，也或许，这恰恰是全社会纷纷将视线聚集于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1856年，该书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写信对妻子坦言：“《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思想不对任何人谄媚：正统保守派会在其中瞅见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不良图景；虔诚的教徒则会看到一幅对教会不利的图景；革命派会瞧到一幅对革命的绚丽衣裳提不起兴趣的图景；只有那些心怀自由主义的友人会对该书爱不释手，但其人数也寥寥可数。”然而，令托克维尔没想到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受冷落数十年后，居然突然蹿红，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都很畅销。现在，在中国大地上，也逐渐掀起一场阅读此书的热潮。
本书的译成，参考了托克维尔此部著作出版以来的诸多版本，如1856年由亨利·里夫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1856年由约翰·邦纳翻译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1866年由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在法国出版的法文版，1952年由J.P.迈耶主编的在法国出版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中译本，并从中获益良多，对此深表感谢。另外，书中的一些原注太过专业，译者只得忍痛割爱；对于行文中涉及的史实、人物和典章制度，译者进行了一些必要且简要的注释。若本书译文及注释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请读者赶紧叩开书扉，进行一番精心的研读吧。掩卷深思，托克维尔试图告诉我们的，以及我们应该警醒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