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逐梦巴黎
十天后，轮船顺利抵达港口，新婚的海明威脸上却挂着彩，有几处很明显的伤疤。原来他们在船舱里认识了一个怀抱婴儿的法国姑娘，她向哈德莉与海明威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兵，两人在法国相识相恋，后来跟着他来到美国，怎料她在生下孩子后惨遭抛弃。现在她的身上只剩下几法郎，连吃饭都成问题。海明威看着哇哇哭泣的婴儿，决定帮助他们。他在船舱里举行了拳击比赛为那个法国姑娘募捐。虽然海明威连赢了三场，但他自己也受了伤。他们到达欧洲的第一站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因为海明威想在那里看一场斗牛。西班牙斗牛历史悠久，堪称“国技”，斗牛士勇敢的灵魂，与公牛相争的精湛技术能给人极大的刺激，斗牛士在西班牙被视为英勇无畏的汉子，海明威觉得斗牛使他陶醉入迷。看完斗牛又在马德里待了三天，两人才乘坐火车前往巴黎。这是海明威第二次来到这里，上一次时他还是个18岁的毛头小子，战争中的巴黎留给他的印象还十分清晰，炮弹的声响似乎还在耳边呼啸，那时的巴黎给十几岁的少年带来无限刺激与兴奋。
战后的巴黎并没有像人们想象得那般美好，受战争影响的经济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人们变卖家具家电，很难长久度日。战争也打破原来的贫富格局：白俄罗斯的贵族在酒店门口当保安，昨日的富翁今天可能会与流浪汉争抢天桥下一处避风的地铺。那些为国家出生入死的战士们现在只能做一个没有腿的乞丐，他们身旁放着政府颁发的证书和奖章，但也无法为他们换来果腹的食物。很多人为逃避梦想的破灭便不再奢求梦想，慵懒无为地生活着，甚至选择轻生。但是巴黎依然是塞纳河培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中心的巴黎即使遭遇冲击也会像教养极好的贵族一样，保持着它的优雅。多数地方还能井井有条，楼宇建筑、林荫小路、穹顶的咖啡馆都能给人美的氛围和熏陶。总有一些人不曾放弃生活的希望，哪怕风衣再旧，他们也会为它搭配上一条漂亮的丝巾。海明威把他所看到的巴黎第一时间写下来发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报社。
巴黎住着很多像海明威一样的外国人，低廉的汇率让他们在巴黎生活得相当舒适。他们在雅各布旅店落脚休息，住一晚旅馆只要一美元，吃一顿早餐只要2.5法郎。他和哈德莉四处参观，看巴黎的美景，观摩罗浮宫的名画和艺术品，在塞纳河畔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的表演。海明威后来说：“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到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无论你今后走到何方，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地。”
海明威按照安德森的指点，首先联系了国际商会的巴黎负责人路易斯·加兰提艾尔，他为他们找到了一个价格便宜的公寓套间，因为夫妇二人想把钱省下来去旅游。他们的住处在一个平民区，条件不是很好，附近有一个工人娱乐场，里面总有醉酒喧闹的人，烟雾缭绕，海明威称它为“藏污纳垢的地方”；还有一个仅仅用砾石铺成的小广场，很简陋。他们住的房子在那个平民区算是最好的了，有一个桃木卧床和一个哈德莉很喜欢的壁炉，他们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浴室。海明威写信给远方的朋友却说他住在巴黎拉丁区最豪华的地方，他总爱吹嘘，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海明威安顿好一切后并没有直接拿着介绍信去找斯泰因等人，而是在自己房中认真写作。他想带着自己满意的作品去拜访，而不至于被当作和别人一样的泛泛之辈。可是住所周围的环境太嘈杂，他无法安心写作，于是他又专门在穆斐塔尔街上的旅馆里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在小屋里专心写作，直至深夜才回家。新婚的妻子哈德莉经常一个人在家，偶尔吃饭的时候见到海明威，他也在思考小说的情节，很少与她有交流，哈德莉有种被冷落的感觉，从小生活优越的她在这种住宿环境下更有一种悲戚感。后来，她努力学习法语，提高了交流能力，选择在学校里进修音乐，练习钢琴。哈德莉的生活渐渐丰富起来，也不再感觉寂寞。他们俩尤其是海明威节省开支就是为了能在欧洲游玩，不久，他们就买了滑雪的用具，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之后又去了很多地方。
海明威当时在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以他在密歇根的生活为题材，但是写作进行到一半遇到了瓶颈。海明威想，如果能得到高人的点拨也许能写得更加顺畅也更有水平，于是，1922年3月海明威和妻子哈德莉带着自己的一些习作和安德森的推荐信来到弗乐吕斯大街的公寓，登门拜访了格特鲁德·斯泰因。
斯泰因女士时年48岁，是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她从小家境富有，曾在美国东部上学，后来来到巴黎定居，是实验主义小说流派的代表人物。她主张语言革新，《三个人的一生》是她成功的代表作，斯泰因经常在家举办文学沙龙，在当时影响很大，一度成为巴黎的文学中心，很多已经成名的现代派作家和她都是挚友，都会受邀参加沙龙。同时也有很多想学习现代派写作技法的青年作家会到此寻求指导帮助，于是文坛的新旧力量在此汇聚，迸发出强大的活力。斯泰因对新人的鼓励与提携，使她在文坛上很受尊敬。
海明威和哈德莉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斯泰因和女伴爱丽丝·托克莱斯的好客让他们意外地感动。斯泰因也是个绘画收藏家，家里有很多世界名画，四面的墙壁上挂满了毕加索、塞尚等当代绘画大师的名画作品。海明威夫妇进了斯泰因的家就像进了美术馆一样。斯泰因的工作室宽敞华丽，还有很多精美少见的艺术品，让海明威夫妇很惊叹。斯泰因的年纪和海明威的母亲格蕾丝相仿，她对海明威也像对待孩子一样耐心。海明威向她讨教写作技巧，并拿出自己的作品请她批评指导。斯泰因对他的几首诗评价很高，对于他的几篇小说并不看好，她批评得很不留情面。斯泰因教给海明威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作品，而不仅仅关注文字上的推敲。海明威听得很虚心，对于作品他回去后按照斯泰因的指导重新进行了修改。
初次见面，他们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此后，海明威成了斯泰因家中的常客，常来倾听她的看法。斯泰因也很欢迎虚心的海明威，他们之间的友情迅速发展，他们经常在她的工作室，一边喝着酒，吃着蛋糕，一边聊天。他们聊天的范围很广，包括写作技巧、绘画发展方向、音乐流派，以及作家和画家的逸闻趣事，还有西班牙斗牛。海明威收获了很多自己不曾关注过的知识。
斯泰因也会请海明威看她自己的作品。她热心于在文学上实验性的改革，尤其是文学语言的革新。她在1909年发表的《三个人的一生》大获成功，小说中运用略带重复的短词短句，有种孩童化的特点，这恰好与小说中的人物，那个被欺骗的黑人姑娘梅伦克，有着相近的单纯和稚气，让人读了耳目一新，和当时的其他作品不太一样。但是后来斯泰因对于文学作品语言的革新进入了一种偏执的状态，主张取消标点，不能使用形容词和连接词，专有名词不用大写等，这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阅读障碍。到后期，斯泰因的改革似乎偏离了推动语言发展的目标，更像是对正常语言的肢解和破坏。她常常顺着自己的心思随意地写，也不做任何删改，慢慢地人们不再对她的作品感兴趣。
对于斯泰因的做法海明威当然不是完全赞同，所以他也是选择性地接受了斯泰因给他的教导。海明威悟性很高，他从斯泰因那里学到了不少对自己写作有帮助的因素，比如他模仿斯泰因的“重复遣字法”，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性，很有表现力，这丰富了他的写作技巧，充实了他的作品。
斯泰因认为新闻报道和真正的文学作品相去甚远，海明威身上的创造力更适合从事文学创作，长时间的记者工作是对创造力的浪费，她劝海明威早日放弃记者的工作。但对于海明威这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年轻人来说，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是他不能忽视的，后来证明海明威的特派记者做得也很出色。
在斯泰因的沙龙里，海明威见到了埃兹拉·庞德，没有用上安德森的介绍信两人就很快熟络起来。海明威对于庞德很敬佩，他总认为每当庞德到来的时候，沙龙才有意义得多。其实，最初的时候海明威对庞德的印象并不好，以貌取人的海明威并不认为这个留着山羊胡的瘦小的人能有什么文采，甚至对于他傲慢的态度有些反感。但是后来他读到庞德的诗歌时就被折服了，庞德在诗歌中的用字就像吝啬鬼用钱一般小气，但那一首首精干如骨架的诗歌却有着极强的感染力。
庞德是美国早期的现代派诗人，早在1908年就有诗集《人物》出版，以其开放精悍的诗风闻名，拥有很多读者。1912年他在伦敦率领一些欧美的文学青年发起了“意象主义运动”，号召推翻浪漫主义浮夸的文风，强调行文简洁，用巧妙有力的意象扩大诗歌内涵，他一直践行这一原则，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歌，他所谓的意象就是“在刹那间表现出理智和情感的符合”，使人感到“突然的开放”，产生自由的幻觉。庞德因为他优秀的诗歌，也因为他的理论建树，被公认为“意象派大师”。
庞德本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傲慢，对于前来问教的海明威很热情。他从海明威的习作中抽出六首，寄给纽约《日晷》杂志的编辑部，还专门写了一封推荐信：“舍伍德·安德森为他写了介绍信，让他来找我，他是一个有积淀有目标的人，如果你想为《日晷》吸纳新鲜血液的话，我认为海明威是合适的人选。”
这六首诗最后并没有发表，但是让海明威很受感动。他对于庞德的建议很有认同感，也真心实意地去学习，他读了很多庞德推荐的传统作家的著作，如荷马的《荷马史诗》、乔叟、但丁的《神曲》等，还推荐了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司汤达的作品。庞德说，阅读是为了学习，学习得越多才能让自己更渊博。他还让海明威养成修改作品的习惯，做精细的比较，把文学做成精巧的艺术。庞德自己就对作品的修改很看重，他那首享誉盛名的诗作《在地铁车站》就是他不断雕琢的结果，当初这首诗写成时有三十几行，后来经过无数次的朗读、修改，最终只剩下浓缩的两行：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经过修改的诗成为意象派诗歌的典范之作。这给了海明威很深的印象，他在日后的写作中更加注重语言的精练。要将别人的长处拿过来为自己所用，模仿每一个作家的优点，但是要模仿得非常隐秘。这是海明威通过庞德的告诫总结出来的。
在海明威以后的作品中，总能找到那些大师的很多技巧。如福楼拜作品中精巧、含讽的语言及冷漠的语调，亨利·詹姆斯那种话里有话、一语双关的睿智等。当后来他成为青年人的偶像时，他也说出了和庞德类似的话来指导别人写作，为年轻人开出的书单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庞德给他列出的那部分，可见庞德对海明威的影响是很大的。海明威说，在他认识的作家中间，埃兹拉·庞德是最无私的一位，他给的帮助总是别人最需要的，无论庞德是否信得过对方。海明威从庞德那里学到的是最多的。哈德莉回忆当年海明威学习写作技艺的时光时描绘了这样的场景：欧内斯特坐在庞德的脚边，认真听着，阳光透过窗子照在他们两人身上，细小的尘埃在他们周围飞舞，他们真像在传递一道神谕。
庞德和海明威的感情越来越好，庞德还跟着海明威学习拳击，瘦弱的庞德很用功，不怕吃苦，这让海明威对他更多了一层敬意。当后来庞德由于政治立场的问题而导致自己身陷囹圄，海明威还四处想办法找人，为他洗刷冤屈。
为了找到庞德推荐的书，海明威经常去书店逛，有一次他偶然地发现了一家名叫“莎士比亚之友”的书店。书店的主人是西尔维娅·比奇小姐，她也是个美国人，她从小在普林斯顿长大，后来在西班牙待过两年，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定居巴黎，在书店林立的奥德翁路12号开了这家书店。她的书店可以租书，只要交够一定的押金，就可以随便从这里借想看的书。“莎士比亚之友”真是一个超级棒的去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墙上贴着各国作家的照片。每到冬天，店里就会生一个大火炉，既温暖又温馨。比奇小姐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趣味高雅，待人热情。她店里的书都是经过挑选的优秀作品，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的作品在这里都能找到。海明威仿佛找到了宝藏一般激动。可是海明威当时金钱上很紧张，他舍不得花钱来租书，就经常早早地来到书店，待上一天，打烊时再走。几天后，比奇注意到了囊中羞涩却无比认真的海明威，她主动给他填了一张借书卡，让海明威自由借书，钱可以等他有了再补上，海明威对她十分感激。
这些大师好比是海明威的指南针，“莎士比亚之友”则是他的加油站，充沛的燃料加上本身十足的动力，海明威向着成功的方向飞速前行，无人能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