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2)

但是，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进村里去看看，那就有点不雅观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地散布在路上；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新的整齐的房屋很少；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蚊，到处蠕蠕地爬动。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真有点令人难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惯的人们，初跑进这样的乡村中来，一日都觉得难过下去的。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2]烂脚的特别多。如果你要责备这些农民，为什么这样不爱清洁卫生，不实行“新生活运动”[3]，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被人剥削，苦到饭都弄不到吃，哪里还有余力来讲清洁卫生；苦到几乎不能生活，哪里还能实行新生活。比如一个农民患着隔日一来的一寒一烧的病，他晓得这是打皮寒，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鬼子丸，当他问人：“鬼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一个。”（乡村的药卖得贵，每丸要卖一百钱。）“吃几个就会断根？”“总要十几个才会断根吧。”“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买几个皮寒丸来治病都无钱，让他尽病下去，病到后来，多数是肚皮上硬起一块，眼珠发黄，农民不知是脾肿胀，而说是肚子里结了一个血果。病到这个地步，这人的健康，是永难恢复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地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烂脚也是一样，开头只是一个豆子般大的毒口，发红发肿；让他摆着没药医，过了几天就烂到盏口一般的大了，再又过几天，就烂到碗口一般的大了，再尽过下去，他就成了一个“老烂脚”了！中国工农贫苦群众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钱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4]，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只有苏联，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地改造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把话说转来：我这村庄的情形如此，其他村庄的情形——说远一点，全中国村庄的情形，据我所看过的，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人人知道，毋庸讳言的了。

在我村内，我家是一大户，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我家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来种的，每年要向地主纳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种的，都一律种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里烧锅弄饭，洗衣喂猪，以及纺纱绩麻，也要做着极大的劳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的兄弟们以及我同辈的兄弟们，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认识自己的名字，记得来工匠账就算了，还想什么进学中秀才？”这是我家里的人常说的话。至于我们的姐妹，他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呢？我还是多读了几年书，原因是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训蒙的老先生，是一个穷秀才，他高兴起来，认我是个可教的孩子，就对我讲解些书中的字义文义。读过几年之后，我也就能够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亲，到这时也不忍要我停学，就勉力让我继续读下去。

我到十七岁时，才进高等小学校，在校得与邵式平[5]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二十一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弋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地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

二十岁在高小毕业，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我来省。我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又因学校的腐败不堪，闹了一次风潮开除出来。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了一年，以后真是借贷无门，也就只得辍学了。

总计我共读了十一年书，在私塾五年，没有用什么钱，以后到高小、工校、南伟烈学校读书，都得用些钱。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用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一笔七百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那时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亲母亲，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处在忧愁之中，为得就是这笔债款不能还！他俩老人家，每夜鸡鸣时候，就都醒了。他们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债！“这笔债款尽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样才还得清这笔债呀！咳！咳！咳！……”结果，总是长吁短叹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听的，就是这一类的话；但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哭丧着脸，尽以这一类的话对我谈，真逼得我坐卧不安！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我在二十三岁时，决然废学，固然是借贷无门，无法筹得学费；同时也不愿因我一人求学，给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忧愁！

三、九区青年社的组织

在前面说过，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因为我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对于新的思潮的接受，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

我在弋阳高等小学读书时，即将九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九区青年社——这自然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小团体。大家都是小学生，知识有限，所以这社的宗旨，也就定得模糊不清，不过对现社会带了一点不满情绪罢了。这社的组成分子，也很复杂，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是贫苦学生，因此，大家对现社会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经过几次反对劣绅贪官的斗争，社内起了分化，有钱的社员，都跑到劣绅那方面去，翻转脸皮，来骂我们。无钱的我们，共有十几个人，还是团结在一起。我们骂他们三反四复，卖友求荣，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阶级意识，驱使着他们如此做；阶级的利益一相冲突起来，当然就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了。后来，我们这几个穷光蛋，都加入了共产党。

在反劣绅官僚的斗争中，社内既无工农群众参加，自然不会有什么力量表现出来；我们又都年轻少经验，什么事都只凭着一股热血做去，全不了解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与那些老奸巨滑的劣绅贪官斗法门，哪能不一败涂地？不久，我们的一个社员，被九区巨绅张大纲举赃诬陷，捉进牢里去，坐了十多个月。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法院递了好几张辩诉词，花了许多金钱，才将他营救出来。劣绅则在旁拍掌大笑，说：“只要我稍动一点手术，就弄得他们坐笼子，他们这班年青人想推翻我们，说刻薄一点，正像屎缸蛆要推动大磨一样！哈哈哈！”

大家弄得筋疲力竭，劣绅贪官仍然是安稳稳地统治着。大家觉得这社没有力量，都去加入其他革命组织，这社也就无形解散了。

这社自组织起来，存在了两年，对于革命虽无怎样重大意义，但却给了我们一些斗争认识，提醒我们，不去团结群众，斗争是不会成功的，鼓励了我们到群众中的意志；同时，因这社的影响，也为革命栽培了一些种子。

四、工业学校的驱赵风潮

南昌工业学校，完全为江西教育界的所谓东洋系所把持，以该校校长为该系的首领。工校在其校舍建筑和表面布置看来，似乎还办得不错。但在校读书的学生，才知道里面黑幕重重，如办事人的敷衍塞责，对学生生活的漠视，教员只要同系的人，不管饭桶不饭桶，这都是使学生们不满意的。我因选入机械科，该科饭桶教员更多，更增加我的不满。在我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热心的同学，于是就组织学生自治会，对校内腐败情形，不客气地揭露出来，并要求种种改革，不意竟触怒这只赵校长，用出他的辣手，将我和为首的另三个同学，悬牌开除学籍，遂激起全校学生的驱赵风潮。

这一风潮，开始闹得轰轰烈烈，同学们青年血性，非常激烈。当那天挂出开除我们学籍的牌子时，同学们登时大哗，将牌子摘下，一脚踏烂；并由学生自治会，另悬一块牌子出来，历数校长的罪恶，开除校长。我们开全校学生会时，到会同学二百余人，听到我的演说，有几十个气得流泪！于是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到教育厅请愿，请各校学生会与新闻记者援助等，都做过了。但是，经过一星期的运动，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原因就是赵的背景太大，教育厅长亦其同系，如何会撤换他。我们青年学生，直心直肠地做事，不计利害，不计成败，而且知识经验的幼稚，也计料不到利害和成败。后赵用一毒计，悬牌提早放暑假，小资产阶级的不能持久斗争的同学们，遂因归家心切，都纷纷卷铺盖回家了。他们在回家之前，来向我辞别：“志敏兄，我回去了，下年再来干过。”我只好对他们点头笑笑！同学们都回家去，风潮也就平息下来，赵宝鸿的校长，还是赖着做没调动，但有一年之久，都没有到过学校，他成了一个公馆中的校长。

此次运动，虽未胜利，且被开除学籍，我心中却仍觉得愉快。因为改革学校的运动，是我自己愿意干的，吃亏受气，自不在乎。过后想来，虽觉得当时行动，有些是过于稚气了一点，但自己笑了一笑也就丢在一边不想了。

当时，第二中学，有一个江西改造社，是十几个倾向革命的学生组织的，袁孟冰[6]，黄道[7]同志都在内。工校风潮后，他们认为我是个革命青年，介绍我加入，我到社开了几次会。这社是个研究性的团体，社员的思想信仰，并不一致，袁、黄和我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另有几个人，相信无政府主义，其余的人，简直是动摇不定，无一定的信仰。社内出了一种《新江西》季刊，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在江西影响不大。也是因为不做工农群众的工作，社内仅只十几个摇摆犹移的学生，所以做不出什么有力的革命运动来。后来，袁、黄和我，都加入共产党；有些青年同志则转入C.Y.[8]；还有些有钱的社员，都去升大学，想做成功一个学者，改造社也就无形解散。袁孟冰同志，后到苏联留学，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在南昌被国民党所杀，他是我们党内一个忠实于党、忠实于阶级、勤勤恳恳做革命工作的可敬的同志！我是时常纪念他的。

五、我不相信基督教！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的任务，第一，是教人相信上帝，相信来生，相信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的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脱你的外衣，你的内衣也给他脱。”这对工农群众，就是说，地主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你们，你们绝不要反抗！工人不要工资替资本家做工好了，农民把种出的东西，统交给地主好了；冻死饿死不要紧，横竖来生是有福的，你这驯顺的人，死了灵魂一定会升入天堂！对于中国，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切都忍受着好了；日本占去了中国的东北四省，那算什么，你把全中国统送给他好了。它是以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头脑，消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造成大批的依附信仰洋大人的顺民。第二，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切地理、经济、人情风俗，哪一件不被他们侦察得清清楚楚去向他们的政府做报告？所以英国资本家有一句话说得好：“神父就是棉花。”这就是说，凡是神父达到之地，英国的棉织物，也就跟着输送了进来，帝国主义的势力也就达到了。在帝国主义枪炮保护之下蔓延各地的基督教，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同时，他们新旧约圣经上所讲的，全是一些迷信的神话，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反。所以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哪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九江南伟烈学校，是一个美以美会[9]办的教会学校。校址宽大，校舍都是大洋楼，又俯临着九江有名的甘棠湖，风景自然是美丽的。这学校开办的历史很久，在这里造就出来的牧师、翻译员及洋行用员，为数已大有可观！

我因为要学点英文，又以该校用费不大，每年只要百余元，在被工校开除出校之后，就报名投入该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