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20几岁，要懂得以德服人、以诚化人的智慧

以德服人是中国人智慧的精髓。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可以说，到春秋时期，以德服人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学术派别也深受其影响。“德”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和原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命题。

以诚化人是一种坦率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且在任何时代总是合时宜的。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应该说，以德服人、以诚化人是中国人智慧的基础与核心。

概论

以德服人是中国人智慧的精髓。那么，德是什么呢？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彳”，右边是一只眼睛加一条垂直线，意思是目光直射，正道直行，就是德；在金文中，“目”下加“心”，意思是说目正、心正才是德；在小篆中，右上改为“直”，意谓直心为德。

以德服人的思想传统起源极早，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思想的，应该是孔子。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周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在这里，孔子强调了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可以说，到春秋时期，以德服人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学术派别也深受其影响。“德”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和原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命题。孔子就是这一思想的突出代表。孔子的思想为后来的孟子、荀子所继承和发挥，在《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中进行了理论升华，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这种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爱人是孔子为政思想的核心，因此，如何看待君民关系就成了对待民众的第一层面问题。子贡曾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如果在兵、食、礼三项中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当然是先去掉军备；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孔子认为是去掉粮食。孔子认为，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不能取信于民，那么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后来的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意思是说：“百姓最重要，土神谷神次要，君主较轻。因此，得到众百姓之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之心的做诸侯，得到诸侯之心的做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另外改立。牺牲已经长成，祭物已经洁净，能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涝灾，就另立土神谷神。”孔子不仅把百姓的重要性放在军队之上，甚至也放在了粮食之上，可见儒家是多么重视“民贵君轻”的思想。

然而，儒家并非只会讲原则性的高头讲章，也有具体的办法，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本人其实还是个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家，孔子的从政实践充分证明了孔子的政治才干。本章谈的就是如何治国，且把治国分为四个层次：一，道千乘之国是讲以仁德的思想作为指导，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是治国的根本。二，敬事而信说的是治国的态度。敬，在这里极为重要，含有兢兢业业、专一、谨慎、虔诚的意思，说的是治国者个人的修养和态度。“敬”字本来是对待鬼神的态度，后来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作用下，也转化为对待人事的态度。治国者只有做到敬，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三，节用而爱人指的是治国的具体方法。节约开支，爱护国君、士大夫。其实，既要节约开支，又要“爱”国君、士大夫，是很难两全的。而节约开支本身就是爱民（一般人）的表现。四，使民以时就是让百姓按照农时作息，不要用过分的兵役、徭役役使百姓。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一以贯之。

不仅如此，儒家还讲“德主刑辅”。“以德服人”的思想并不排斥以刑法，当然，刑法本身必须符合“仁”的原则和“礼”的规范要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单靠法律禁令来约束百姓，百姓只会为避免犯罪受罪而被迫遵守法令，并没有犯罪的羞耻感，但若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约束百姓的行为，百姓就会有了羞耻之心，就会自觉地走上正道。

以诚化人是一种坦率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且在任何时代总是合时宜的。你的真诚的言谈以及气势使别人从不怀疑你隐瞒了什么。一个国家的君主，其真诚和名誉也许比他个人甚至老百姓的安危更为宝贵。背信弃义是显然要招人唾骂，受人谴责的。

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为官者要清廉爱民，统治者要仁政爱民，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

应该说，以德服人、以诚化人是中国人智慧的基础与核心。

晏婴为政

以臣代君，说是阴谋也好，说是篡权也罢，只是阴谋成功了也就成了阳谋，篡权符合民意也就成了改革。何况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呢？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正义的价值标准，在看待历史时，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权谋史，也不能把权谋者看成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行不义之举，“窃钩”者是小偷，“窃国”者乃大盗，近代史上的袁世凯曾做过“皇帝”，但并没有人认为他是庄子所说的“侯”，道理也就在这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那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好国相，一是管仲，一是晏婴。晏婴虽然没有能够像管仲那样辅佐君王称霸诸侯，但他留给后人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天降大雨，连下了十几天不停。景公在宫中日夜饮酒，没有考虑百姓的死活。晏婴请求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一连恳请数次，景公都不理睬，反而派柏遽去巡察全国，搜罗能歌善舞的人供自己享乐。 晏婴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就把自己家里的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将能盛米的容器放在乡间路旁，供灾民使用。他自己徒步走着去见景公，对景公说：“大雨已连下十几日了。现在一乡之中房屋被毁的有数十户，一里之中断粮挨饿的有好几家。百姓中的老人在寒冷中挣扎，连粗布短衣也穿不上，饿着肚子的人，连糟糠也吃不着，他们走投无路，呼救无门。而大王不但不予救济，还不分昼夜地饮酒作乐，甚至让人到全国各地搜求歌女乐。宫中的马匹吃着官仓的粮食，狗饱餐着肉食，您的姬妾无不酒足饭饱，您对狗、马、姬妾的待遇是不是太优厚，而对待灾民百姓是不是过于残忍了呢？乡里穷困而无法上报实情，就不会喜欢自己的主上；百姓饥饿而无处申诉，就不会感念自己的君王。我手捧简策，身在百官之列，目睹百姓饥饿穷困而无法报告给您，君主沉湎于酒色，臣下不能救恤百姓，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说完晏婴跪下向景公行了礼便急急地跑出王宫。

景公一见，连忙追了出去，可是道路泥泞，没有赶上。于是吩咐备车，乘车去追晏婴。赶到晏婴的家里，也没有见到他。只见他家中的粮食已被百姓吃尽，只有容器放在路边。景公又追到了一个大路口，才看见晏婴。景公下车，追上晏婴说：“我有罪，先生抛弃我，不肯帮助，我无话可说，可先生不能不顾百姓啊！如何救灾，全凭先生作主。”说完，就站在路上给晏婴行礼。

于是，晏婴就返回了都城，令官吏巡视百姓，对于能纺织而缺少粮食的人家，发给存粮；对农桑俱废的人家，给予一年的口粮；对没有柴草的人家，就发给足以渡过雨季的柴草。又派官吏巡视灾民，对住房坏损不能抵御风雨的，发给钱财。对孤寡贫困之家，无力安葬死者的，帮其安葬，并限3日内办完，延误者以不遵命令治罪。景公也搬出深宫，减肉撤酒，马、狗不喂肉，减少俸臣的俸禄和酒徒的赏赐。过了3天，官吏来报告说，共救济贫民17000家，发米96万钟，柴薪13000千车，房屋毁坏的有2700家，用去赈金3000斤。

事过之后，景公下令减少内宫的膳食，不弹琴瑟，不陈列钟鼓。晏婴建议罢免景公身边的嬖昵之人，辞退那些以歌舞引诱景公的人。被遣散的人有3000之多。

景公是个很没有见识的人，他喜欢任用那些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的小人，使得无功者受赏，无罪者反而受罚。

晏婴非常不满意，他求见景公，进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都敬仰圣人，都信服圣人的教诲，我还不曾听说过哪位贤明的君主听信小人之言而行使赏罚的。如今，我听说大王与身边的人议论为罪犯减轻刑罚的事，竟说：‘那些快死的人还要尽力享受，不委屈自己，我为什么要为了仁义的名声而放弃享乐，只是使自己的生活仅比罪人稍强一些呢？’所以大王宠信的人在城里横行霸道，朝廷的幸臣在地方上强取豪夺，执法官吏也无不鱼肉百姓。百姓贫病悲苦，奸邪的人肆无忌惮，掩饰罪恶，蒙蔽君主。因此，就是有至圣大贤，又怎么能胜过这些奸邪谗佞之徒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忠良之臣常常遇到灾祸，受到伤害。”

晏婴又说：“我听说，古代的士人，君王如果能够与之相处，就能得到他们辅佐，如果不能与之相处，则会失掉他们；士者能够与君王相处，便为君王做事；不能与君王相处，便自己隐身而去。现在大王偏听谗言，不听正直之士的劝谏，我无法与您共事，请求您让我离去。”说完，他不等齐景公答应，就扬鞭催马而去。

景公急忙派韩子休去追赶晏婴，替他传话说：“我不讲仁义，不能听从先生的教诲，以致弄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先生辞官后要去哪里，我也将跟随到哪里。”

晏婴听了这些话，就掉转马头，返回了宫廷。

晏婴敢于犯言直谏值得我们敬重，齐景公能知错就改、当面道歉的贤德风范也值得我们推崇。

有一次，景公和晏婴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地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件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晏婴听了以后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得到别人的拥立的，民众也不会无端地来归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弃民众，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却想要长久地保有国家，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听说，能长久保有国家的人，都是能把事情做到底的人。诸侯并立，能够自始至终为善的人被尊为长者；学习也是一样，士人一同进学学习，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当年，先王桓公开始任用贤才，引导推行德教时，曾使面临灭亡的国家得以生存，使已经灭亡的国家得以复生，使危殆的国家得以安定，所以民众拥护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师远征讨伐暴虐，将士百姓虽然劳苦但无损于他的完美。桓公衰败，是因为他放松了德行修养而追求享乐，迷恋女色并听信谗言，百姓因为他的统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谴责他的行径，以至死在王宫而无人报告，尸体腐烂，生了蛆虫也无人收尸。这时，他的下场比起暴君桀、纣更加可悲。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是当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对待百姓如同仇敌，见到善事就像怕烫着一样地迅速避开，扰乱国家，伤害贤良，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对民众为所欲为，对臣下肆行诛戮，恐怕灾祸早晚会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听候大王的调遣了，大王如果不能变更自己的行为，那么我就辞官，只求保持晚节而已。”

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齐景公就更糊涂了。淳于人把女儿送给景公作妾，生了儿子取名叫荼。景公非常疼爱他，于是大臣们就商量要废掉长公子阳生而立荼为太子。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晏婴。

晏婴反对这种做法，说：“这样做可不行。让地位低下的人去和地位高的人竞争，这是国家的大害，放弃年长的公子而立年幼的为太子，自古以来就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公子阳生年长，受齐国人的拥戴，请大王不要更立太子。因为人的服饰、地位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所以卑下者不能欺侮尊贵的人，立太子有礼制规定，所以庶子不能夺嫡长子的位置。希望大王要用礼义来教育荼，不让他陷入奸邪之人的引诱之中，希望您用仁义来引导他，不让他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无论年长的和年少的都要按礼法办事，宗族、嫡庶关系也就能合乎伦理规范了。废长立幼的事情，历来不能教育下人，也不会给所爱的公子带来好处。长幼之间没有等级界限，嫡庶之间不加区别，实际上就是给不轨之徒制造了乘机作乱的祸根，请大王要慎重考虑。古代贤明的君王，不是不喜欢纵情享乐，只是他们懂得乐极生悲；他们有的人并不是不想立爱子为储，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违背伦理大义就要带来天下的混乱，因此，他们享乐有所节制，立子也遵守道德伦理。那些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大王的人，怎么能值得您的信任呢？

“现在，您采纳奸邪之人的主意，听信乱夫贼子的坏话，废长立幼，我真怕将来会有人利用大王的这个过失为他个人的邪恶用心服务，去搞废幼立长的事，借此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请大王一定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治理国家，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能否听从别人的意见，而是在于是否能听到高明之士的意见，如果言路阻塞，各种机制都不透明，那么不论君主如何贤明，国家最终还是会混乱不堪。这样的论断并非今人的研究成果，早在千年之前晏子就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做出了相应的判断。

有一次，景公问晏婴：“治理国家担心的是什么？”晏婴回答：“治理国家最担心的就是‘社鼠’。”景公问：“为什么这样说？”晏婴答道：“社是供奉土地神的场所，它用木头搭起来做内架，外面抹上泥巴制成，老鼠趁机寄居其中，如果想把老鼠清除出来，那是十分麻烦的。如果用烟熏老鼠，怕烧坏了里面的木头，用水灌老鼠，又怕损坏了土地神。这样的老鼠是无法杀死的，就是因为土地庙的缘故。国家也有这种事，国王身边的近臣就是这样的‘社鼠’，他们在内混淆视听，蒙蔽君王；在外卖弄权势，欺压百姓。不除掉他们就会乱了国家的法纪，要除去吧，他们又受到君王的保护，被视为亲信心腹，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社鼠’。”

晏婴又说：“我听说，有个卖酒的人，他盛酒的器皿都擦拭得特别干净，酒店的酒幌高大醒目，可酒放酸了也没人来买。他问邻居是什么缘故，邻人告诉他说：‘你们的狗太凶恶了，客人拿着酒瓶要进屋买酒，恶狗就扑上来撕咬，把人都吓跑了，所以您的酒放酸了也没人买。’国家也有这样的恶狗，就是在君王身边执政当权的小人。一些有道德有学术的贤良之士想为君王效力，这些小人就冲上前来‘咬’他们，讲他们的坏话，这就是国家中的恶狗。君王身边的近臣是‘社鼠’，执政当权的小人就是‘恶狗’，君王怎么能不被障蔽、蒙骗，国家又怎么能没有忧患呢？”

何谓贤？身在高位的封建君主们总以为谄媚就是衷心，总以为愚忠就可以委以重任，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些举动恰恰关闭了求贤之门，使得贤才们羞于与小人为伍，而不愿意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国家的大厦终于会在蠹虫的侵蚀下腐朽崩溃。

——见《晏子春秋》、《说苑》

称霸之道

人才的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观念就已深入人心。然而，如何考察人才、选拔人才却一直困扰着人们。

古代的帝王大多数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的，但如何才能“称王称霸”，却不是每个帝王都能懂得的。

有一天，齐景公忽然心血来潮，对晏婴说：“我打算认真地整顿齐国的政治，以建立霸王之业。”晏婴一听，神色郑重地回答：“要建立霸业，恐怕治国的人才还不齐备。我以前和您多次说及这件事，而大王总是不肯听，更不肯做积极的准备。原来我听说，孔子生活懒散、懈怠，品行不够端正时，就由季次、原宪服侍规劝；情绪抑郁低沉时，就由仲由、卜商服侍规劝；他的仁德不够多，行为不宽厚，就由颜回、骞雍服侍规劝。如今，齐国的朝臣有上万人，战车千余辆，因为执政不善而失去民心的事太多了，直接伤害百姓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没有一个能人贤士敢提出不同的意见来，敢来批评朝政，由此看来，我说治国的人才还不齐备。”

景公听后变了脸色，生气地说：“齐国虽然小了点儿，可怎么能说官员不齐备了呢？”晏婴说：“我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当年先王桓公身体不好，精神懈怠，言辞迟慢，就由隰朋及时辅正；左右近臣常犯过失，审判断案不适当，就由弦宁及时纠正；农田得不到整治，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就由宁戚及时纠正；官兵士气懈怠，苟且偷安，就由王子成甫及时纠正；先王的性格喜欢纵情声色，左右都很惧怕，他追求享乐，不务政事，就由东郭牙来及时纠正；先王德行不正，德威降低，就由管子及时纠正。先王正是善于以别人之长处而补己之不足，以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点，所以他政令可以推行到很远的地方而不会引起反抗，用武力讨伐有罪的诸侯而不会遭到挫折。诸侯都钦佩他的明德前来朝拜，周天子也尊敬他，把宗庙里祭肉送给他。如今，大王的士人不可胜数，却没有一个官吏向您指出您的过错，所以我说治国的人才不齐备。”

景公自讨了一顿没趣。但景公有一样好处，就是他对晏子还是十分尊重的，因而，可以说他是昏君，但还不能说他是暴君。

有一天，景公对晏婴说：“先王齐桓公所以能够成为霸主，都是因为他把国家的政事交给了管仲处理的缘故。现在，我也想把齐国的政事委托给先生，请先生帮助我，发扬先王的功业，继承管子的事业，如何？”

晏婴回答说：“当年先王桓公，能任用贤能之士，采用管子的建议，在内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管理全国的百姓，使整个社会呈现出高贵不欺辱卑贱的、富贵不轻视贫穷的景象。有功之士不居功鄙薄没有建树的人，聪明之人不歧视愚钝的人，办事不为个人而谋私利，审理案件十分公正而不偏袒一方，内宫姬妾没有超出标准的饮食，大臣没有额外的奉禄，鳏寡老人也无人挨饿；大王不为满足生活上的私人爱好而浪费百姓的资财，不为大肆营建宫室而损耗民力；尽量减轻百姓的赋税，对民众广施恩惠，官家府里没有藏货，仓中没有藏粮，君王没有傲慢自大的行为，大臣没有巴结奉承的恶习。所以，管子能使齐国免遭劫难，使先王的威信和天子媲美。现在大王想要光大先王的功绩，继承管子的事业，打算不放纵自己的许多恶习而伤害百姓，不因为贪图玩乐而得到诸侯的尊重，我怎么敢不竭尽全力为大王献计献策，去实现大王的意愿呢？然而您现在的行为却与先王的要求相差太远。您疏远贤能之人，信任阿谀奉承的小人，无限制地役使百姓和收取税赋，使之不堪忍受；从百姓中收取的赋税太多，而施予的恩惠太少，对诸侯索求太多，而忽视与其礼尚往来；官府中收藏的东西被虫蛀了，可是在和诸侯交往中却不讲礼义，仓库里的粮食堆积成山了，可是百姓们还要忍饥挨饿，积怨很深，君民的关系紧张，政令刑罚无常，我真担心国家将要危亡，大王不能统治齐国，如此现状，又怎么能发扬光大先王的功绩，继承管子的事业呢？”

这些话真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即使懂得了又能做得到吗？其实，晏子当时就已经替我们回答了。

在两千多年前，晏子就能够如此深刻全面地总结出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方法，晏子可谓是智者矣！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掌握了上述的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并不等于能够考察和选拔人才，何也？盖因人性使然。人人好同恶异，好逸恶劳，好富恶贫，此“三好”、“三恶”便容易使人丧失公正与理智。否则，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伯乐？世界岂不是一片公正与光明？

——见《晏子春秋》、《说苑》

忠之有道

如何才算得上是忠臣，在中国古代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定论。其实倒不是没有什么定论，而是忠的层次不一样罢了。

齐庄公荒淫无耻，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庄公在自己的家里杀了。蒯聩刚好出使晋国将要返回，他的仆人说：“崔杼已经在齐国杀了国君，您打算到哪里去？”蒯聩说：“你快赶车，我打算回国以死来报效国君。”他的仆人说：“国君的暴行昭著，四周相邻的诸侯没有不知道的，您却为他而死，不也太不值得了吗？”蒯聩说：“你的话很有道理，但说得太晚了。你如果早早地对我说，我就能去规劝国君。规劝不听，我还能离去。如今既没有国君又没有离去。我听说，吃谁的俸禄就要为谁的事去牺牲，我既然吃了乱君的俸禄了，又怎么能去惩治国君而杀死他呢？”于是，驱车回国而死。他的仆人说：“别人有乱君，还为乱君去死；我有这样贤明的主人，难道能不为之而死吗？”于是，系好车绳，就在车上自杀了。君子听到这件事说：“蒯聩可称得上是保住名义了。”

但当时的国相晏婴就不一样了。晏婴听说了崔杼杀了齐庄公，站在崔杼的家门外，他的仆人问：“大夫要为君王死难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王吗？我为什么要死难呢！”仆人又问道：“大夫要逃走吗？”晏婴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要我逃走呢？”仆人又问：“大夫要回家吗？”晏婴说：“我的君王都死了，怎么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岂能只为凌驾百姓之上，应该以国家的大业为根本；做国君之臣，哪能只为饭食，应该以侍奉社稷为根本。所以，国君要是为社稷而死，则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出逃；倘若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宠爱的亲信，谁能为君王而死难，为国君而逃亡呢？况且，有人有自己的国君而把他杀了，我为什么要为此而死，为什么要为此而逃，又怎么能回家呢？”

后来，晏婴终于帮助齐景公杀死了崔杼。但晏婴的这种忠诚似乎还不够档次，比之他的先辈管仲，应该是相形见黜了。

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3个人受命分别辅佐国君的3个儿子。召忽觉得自己所辅佐的那个将来不可能当国君，不愿意受命，后经鲍叔牙劝说，才勉强答应了，当他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了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侍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却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3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3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何要死呢？”

果然，后来召忽为公子纠被杀而自刎，管仲没有为自己所辅佐的公子纠而死，而是接受了自己的“仇人”公子小白的任命，辅佐公子小白建立了霸业，使公子小白终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霸主。

——见《晏子春秋》、《管子》、《说苑》

人心归田氏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和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田桓子即田氏在齐国的得宠，也有其深长的历史渊源。

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的最早出现的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作管理工匠的工正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氏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斗争中，田氏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婴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婴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经常施以刖刑，晏婴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残暴之一斑。但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氏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氏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在往外借粮时，田氏使用自己的家量，往里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在田氏取得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氏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氏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窥伺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了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密谋除掉田氏，田氏得信，即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宫中，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氏的人相遇。由于田氏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氏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的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逃跑时竟迷了路，逃入了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就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田常死后，其子襄子代立。襄子颇富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8年以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曾对齐国历来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其中有将来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在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

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氏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造出来的。

——见《左传》、《史记》

治盗之道

《庄子》上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意思是说，盗窃衣钩这样小东西的人要被诛杀，而盗窃国家的大盗却要当诸侯，仁义道德在哪里呢？仁义道德在诸侯当权者那里。

何谓强盗，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讲到深处，也许并不容易那么明白。

公元前552年，邾国人庶其背叛了他的国家投降了鲁国，并将邾国的漆和闾丘两座城邑献给了鲁国。鲁国的当政者季武子很高兴，为了感谢庶其，把襄公的姑母嫁给他做妻，并对他的所有随从都给以优厚的赏赐。

当时，臧武仲正任鲁国的司寇，掌管国家的狱讼和治安。他对季武子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便想找个机会提出来。恰巧，鲁国的盗贼闹得很凶，臧武仲有意不治。季武子对他很有意见，便找到臧武仲，问他：“盗贼闹得这样厉害，您专负其责，为什么不去禁治？”臧武仲说：“盗贼可不能捕捉。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去治。”季武子感到极为奇怪，问他：“我国四边都有边境，可以用来禁治盗贼，如果盗贼不可以禁治，我们要边境和军队干什么？再说，您作为司寇，职责就是维护治安，惩治盗贼，怎么说没能力呢？”

臧武仲说：“不错，我的职责就是禁治盗贼。但在我禁治盗贼的同时，我们国家有人却将外面的盗贼引进来，并且给予礼遇。有人让外面的盗贼进来，却让我治国内的盗贼，我怎么能治得了？”

季武子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指责自己，就说：“谁这么大胆，敢引外面的盗贼进来？”

臧武仲说：“还有谁呀，就是您呀！”季武子听了，非常生气。臧武仲说：“听说您给了邾国人庶其很优厚的待遇，是吗？”季武子说：“这和招引盗贼有什么关系呢？”臧武仲说：“庶其在邾国，偷盗了国家的城邑，前来我国。您把国君的姑母给他为妻，还赏给他城邑。不但如此，那些随从也被赐以车马、衣服、佩剑、带子。这些大大小小的盗贼都得到了赏赐。赏赐盗贼，又要去掉他，这恐怕是太困难了吧？我听说，处于高位之人，心灵要洁净，待人要专一，其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法度而使人民信任，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上面的所作所为，对百姓的影响很大。上面遵守法度，而百姓有人不遵守，上面因此加以惩治，百姓哪个敢不警戒？如果上面胡作非为，百姓也跟着仿效，这是势所必然，谁又能禁止呢？”

季武子听了，再也无话可说了。

今天看来，季武子所讲的道理既对又不对。如果连别的国家的人前来献城投降都认为是盗的话，岂不是太迂腐了呢？道德的适用应该是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的。那么到底盗与非盗的界限何在呢？似乎还是庄子的那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更能说明问题。当然，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区别的。

——见《左传》

吴起变法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变法不仅仅是法家的事，儒家也经常“变法”。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曾被法家认为是善于变法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成份更浓一些。

吴起治国治兵，不以自然条件和已有的社会条件为决定性的因素，他说：“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用兵之道，以治为胜。”魏武侯接受他的建议，“内修德政，外治武备，治国不以山川之险”，最终称雄一方。

当时，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公正，颇得将士欢心，便拜吴起为西河（魏郡名，辖境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郡守，把他放在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上，以抵御秦国和韩国的进犯。魏文侯死后，吴起便侍奉他的儿子武侯。魏武侯刚刚即位，为了了解国家的形势，便于公元前395年来到西河，乘船顺黄河而下，察看地形。在视察途中，武侯见高山大河，险要奇伟，十分感慨。他回头对吴起道：“山河环抱，形势险要，这是一道攻不破的天然防线，阻挡着敌人的入侵，这真是魏国的国宝呀！”

吴起听了，很不同意他的话，觉得武侯不懂定国安邦之策，便摇了摇头，对武侯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德不在险。”武侯见吴起不同意其观点，便问道：“这是为什么呢？”吴起对他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于是否施德于民，不能只依赖山川的险要。从前，三苗氏所居之地，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所处地势险要，由于疏于国家的治理，没有德行，不讲信义，被夏禹灭亡了。夏朝末代君主桀的所在地，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华山，南有龙门山，北有太行山，地势也很险要，由于不施仁政，商汤放逐了他。商朝末代纣王的国都，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黄河，同样因政治腐政，不行德政，被周武王杀死。如此看来，治国在于有好的政策法令，给人民以恩德，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您不施德政，恐怕连您乘坐的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武侯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更加敬佩他。

吴起辅佐文侯和武侯，镇守西河27年，西却强秦、北灭中山、南败荆楚，屡建奇功，拓地千里。魏国强大起来，吴起也因此而名扬诸侯。

吴起本来可以在魏国有更大的作为，但后来遭到了别人的谗毁，不得不离开魏国。魏国的宰相田文死后，宰相的职务由一名叫公叔的人接任，他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却十分畏惧吴起。公叔的一个仆人深知主人的心思，对公叔说：“吴起很容易就可以撵走。”公叔问：“怎么做呢？”仆人说：“吴起为人傲慢并且喜欢荣誉。您可先对武侯说：‘吴起有雄才大略，可是大王您的国家太小，西面又与强秦接壤，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臣担心吴起无心再留在魏国了。’武侯如果说：‘怎么办？’您就可趁机对武侯说：‘可用把公主嫁给他的话来试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意思，就必定答应娶公主，如果他不想久留，就会蔑视公主。这样一来，就能推断出他的心意了。’您利用机会邀请吴起到家中作客，故意让公主生气而轻视您。吴起如果看到公主这样瞧不起您，就必定推辞，不愿意娶公主。”果然，吴起看到公主那样蔑视魏国的宰相，就婉言谢绝了这门婚事。武侯起了疑心，渐渐地就不信任吴起了。吴起害怕惹祸上身，于是就离开了魏国，到楚国去了。

吴起在楚国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他得罪了旧贵族，结果被射杀。纵观吴起的一生，他对自己的理想十分执著，不像法家或者纵横家那样随机应变，甚至不像兵家那样讲究冰冷的理性，追根溯源，这是由他的思想中的儒家成分决定的。因此，如何运用儒家的智慧，应该是我们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见《史记》、《战国策》

悲壮的改革家

纵观历史，社会的变革总在进行，有时激烈有时舒缓，但是对于喜欢因循守旧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千古的命题是不变的——为天下人变法者最终都以悲剧为结局。倒不是中国人顽固不开明，只是因为所谓的“变法”没有真正根除社会弊端的根源——封建统治，只是在方法上找出路，既然这样，当然最后会失败。

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商鞅就是这样的。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说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到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就发布了一道命令，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赏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着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他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不敢一见面就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3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下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两人谈了3天3夜，也不觉疲劳。

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说：“谁若把这根大木扛到北门去，就赏他50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50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得到了50金的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大功被封于商地，领有15座城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的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有许多旧贵族就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着，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又只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旧贵族前来逮捕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兵败被擒。

商鞅最终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地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起来，在100年之后统一了中国。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似乎更有意味。

先说其法反复以及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然而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这两党交往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两党斗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事情到了这一地步，至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力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什么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以前，王安石就被弃隐居了。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

平心而论，王安石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和一位十分有学问的文学家，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实在争议很大，《拗相公饮恨半山腰》一文就把王安石及其改革诋毁得不成样子，就是王安石以后的许多正直、有修养、有学问的大臣也没有人说他是个好人，几乎众口一辞地说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的一次灾难，是上天灾异的显现。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对于变法的特点来说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还有许多改革家的命运也是一样，这里就不一一陈述。

如此看来，历史上的改革是一个祭坛，而改革家则是这个祭坛上的祭品。这个祭坛因充满了悲剧色彩而变得异常的凄壮。变法者身为悲剧虽不自知，但是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

——见《史记》、《宋史》、《资治通鉴》等

画蛇添足

中国人讲究适可而止，认为过犹不及，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中庸之道当做明哲保身的庸俗的活命哲学的话，它确实是一种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成功的思想方法。陈轸以画蛇添足为喻，不仅免去了昭阳的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免去了齐、楚之间的一场战争。

昭阳率领楚国的军队进攻魏国，把魏国的军队打得大败，并杀死了魏国的重要将领，夺取了8座城池，之后，又调集军队，准备攻打齐国。

齐王派陈轸为使节，祝贺昭阳大获全胜，并再三致意。礼节完毕后，陈轸起身，在将要告辞之际，陈轸问昭阳：“按照楚国的规定，击溃敌军，杀死敌将，夺取城池，该受到什么样的封赏呢？”昭阳说：“官为上柱国，爵是上执圭。”陈轸又问道：“此外还有比这更高的官位和爵位吗？”昭阳回答道：“只有令伊了。”

陈轸说：“令伊是一个国家最尊贵的官了，楚王该不会为您设置两个令伊吧！请您让我打个比方吧，楚国有个举行祭祀的人，赏给他左右的人一壶酒。这些人看到酒不多，便商量说：‘几个人喝，酒不够，一个人喝，还有余，让我们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了，谁就喝这壶酒。’有一个人先把蛇画好了，把酒夺过去说：‘我先画好了，我先喝吧！’他一手拿着酒，一手指着地上说：‘我还能为这条蛇再添上脚。’说着便画起来了。他还没有把蛇脚画好，其余的几个人已经把蛇画好了，他们把酒夺过去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怎么能替蛇画上脚呢？’说着就把酒喝了。那位画蛇添足的人，终于没有喝上酒。如今，将军已经大败了魏国，斩杀了敌将，夺取了城池，还不曾损伤自己的兵力，现在又要调集兵力，进攻齐国，齐国也对您感到害怕，您的威名已无以复加了，官爵也不能再升高了。虽然每战必胜，但不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是要战死于沙场的，官爵也将归于他人，那正如画蛇添足一样啊！”

昭阳听了，又想到楚王善于嫉妒的性格，悚然一惊，觉得陈轸的话极有道理，就赶忙收兵而去。

“画蛇添足着以亡酒”，说的是多此一举，事与愿违，其实其重大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陈轸用此典故的最初意思，竟然关涉到人的成败存亡。即使今日看来，也仍然意味深长。

中庸之道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牺牲弱者利益的霸权之道，不是和稀泥的折中之道，更不是妥协退让的逃避之道。《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于座则。’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乎！夫物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中则正”，在这里，中庸之道既是人的处世之道、治国之道，乃至万事万物之道。

——见《战国策》

唇亡齿寒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越是发展到后来，形势越是明显，即秦国是其余六国的共同的敌人。六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所谓“唇亡齿寒，辅车相依”。陈轸正是用这一番道理来说服齐闵王与韩国、赵国、魏国三国联合的。

秦国攻打魏国，魏国的形势当然紧张起来，陈轸联合了韩国、赵国、魏国三国后，还有齐国不肯出兵，陈轸便来到齐国，要当面说服齐闵王。

陈轸对齐湣王说：“古代的帝王要建立功名，是要扶正祛邪以留名后世，但如今六国之间相互攻打，自我削弱，反而使秦国强大起来，这决不是六国应该采取的策略。六国的真正威胁是秦国，六国之间征战不休，使秦国坐收渔人之利，这正是我为六国所担忧的。各诸侯国之间替秦国烹煮自己，而秦国连柴禾都不用拿，为什么秦国如此聪明而六国却如此愚蠢呢？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这件事。”

陈轸接着说：“古代的五帝、三王、五霸所讨伐的，都是无道的人，如今秦国却是倒行逆施，使得亡国之君必定受辱而死，亡国之民必定被俘而死。如今，韩国和魏国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涂毒，唯有齐国却平安无事，这难道是因为秦国对齐国恩德有加吗？不是的。这是因为齐国离秦国远，又有韩国、魏国等国家为齐国作屏障罢了。”

陈轸接着分析道：“现在，齐国离灾难也不远了。秦国已经开始进攻魏国的安邑一带，如果秦国得到了魏国的安邑，就必然会顺利地东下而夺取黄河以西的地方，这样一来，秦国就会毫不费力地扫清齐国的外围屏障，进而攻打齐国。秦国吞并了齐国，其国境就会一直连到东海，把楚国和韩国、赵国、魏国等国孤立起来，各个消灭，这正是秦国所梦寐以求的事啊！希望大王对此要深思熟虑。”

陈轸的分析步步深入，说得齐湣王直冒虚汗。陈轸又分析道：“如今，韩国、赵国、魏国三国已经联合了起来，恢复了兄弟的友好关系订立盟约，共同派兵去防守安邑，这是一项深谋远虑的计划啊！齐国如果不赶快派兵参加，必定有后患。为什么这样说呢？您看，韩国、赵国、魏国三国联合了起来，秦国必定不敢进攻魏国了，剩下的选择就是向南进攻楚国，而韩国、赵国、魏国三国就一定会因恼怒齐国不参与他们的联盟而进攻齐国，这就是我要说的后患。因此，齐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快与韩国、赵国、魏国三国联合起来。”

齐湣王听了陈轸的这一番话，似恍然大悟，赶紧对陈轸表示感谢，并出兵与韩国、赵国、魏国三国联合。

——见《战国策》

巧言善辩的淳于髡

即使是能言善辩，巧言令色地掩饰了当时的过错，但是事情一旦流传下来，被后代的人们认真品读，就难免发现其中的问题，不论当事人曾经多么贤明，恐怕在其死后，品行还是会受到诟病。

淳于髡受魏国重贿，为魏国解除了一场兵灾，结果是淳于髡不仅得到了齐王的原谅，受贿之事在当时竟然还被传为美谈。

齐国准备攻打魏国，魏国十分害怕，派人对淳于髡说：“齐国要攻打魏国，现在能够解除魏国的灾难的人只有先生您一个人了。敝国有一对珍贵的璧玉，有两辆四马拉的纹彩马车，请您收下。”淳于髡答应了。

淳于髡到宫中见到了齐王，说：“齐国和楚国两国是仇敌，魏国则是齐国的盟友，讨伐魏国，使楚国有隙可乘来进攻我们，我们既落了个背信弃义的坏名声，实际上对我们自己也是很危险的，我认为大王不应该采取进攻魏国的策略。”齐王认为淳于髡说得很有道理，便同意了淳于髡的意见。

不久有人把淳于髡接受魏国礼物的事告诉了齐王，齐王便问淳于髡是否有这回事。淳于髡直言不讳地承认有这回事，齐王问道：“那么，您是怎么为我考虑的呢？”淳于髡说：“如果我说进攻魏国有利，即使魏国派人杀死我，对齐国和大王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说伐魏没有好处，即使魏国封赏了我，对大王又有什么坏处呢？不去攻打魏国，大王没有落得个背信弃义的坏名声，魏国没有危险，百姓也没有受到兵灾，我虽然得到了璧玉和宝马，这对大王又有什么损害呢？”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受贿总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但淳于髡却不同，因为他能讲出所谓的“道理”来。

——见《战国策》

祸莫大于拒谏

从谏如流是古代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对仁政理想的一种向往。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没有民主权力，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的身上。明君贤相与昏君奸臣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从谏如流还是一意孤行，当然，无论级别高低，只要是统治者，在嘴上总是标榜自己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统治者是一意孤行。为什么呢？道理并不深奥，说穿了，就是因为听取大家的意见意味着损失个人的利益，而一意孤行则往往是与一己之私密切相关的。因此，从人性的某些方面来讲，从谏如流是难以做到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或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有些统治者也确实能够从谏如流。

楚襄王是一个较为著名的昏庸无道的国君，他正是因为不听庄辛的劝告，才有了出逃的耻辱。

庄辛对楚襄王说：“大王左边有州侯，右边有夏侯，乘车外出，有鄢陵君和寿陵君跟随，一味贪图享乐，奢侈浪费，不关心民生疾苦，不理国家大事，楚国一定危险了。”楚襄王说：“先生可是老糊涂了？还是楚国有不祥之兆呢？”庄辛说：“我确实预见一定会有这一天，但不敢散布不祥。大王如果长期宠幸这4个人，楚国一定要灭亡。还是让我到赵国去待一段时间，等着瞧吧。”庄辛离开郢都到了赵国，5个月之后，秦军果然攻占了鄙、郊、巫、上蔡、陈等地方。

楚襄王逃到了城阳，想到了庄辛的话，于是派出专人，驾着车辆赶到赵国，请庄辛回国。庄辛回来后，襄王说：“我当初没听先生的话，如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呢？先生一定要替我想一想办法。”

庄辛回答说：“我听俗话说‘看到兔子了，再回头唤狗，犹未为晚；羊儿跑失，再补羊圈，还不算迟。’我听说，从前商汤和周武王只凭着百里的地方兴旺起来；夏桀和商纣拥有整个天下，结果反而被其臣下灭亡了。如今楚国虽小，截长补短，方圆还有几千里，可还不止百里啊！

“大王难道不曾看见蜻蜓吗？它6只脚，4只翅膀，在空中自在地飞来飞去。俯身啄着蚊子和苍蝇吃，仰头吸着甜美的露水喝，哪里会有什么灾难呢？但谁也不知道，五尺来高的儿童正在调制液抹丝网，把它从两三丈高的地方粘下来，丢在地上喂蚂蚁。

“蜻蜓还算小的呢，那黄雀也是这样。它低下头来啄食谷子，把身子藏在树丛里栖息，扑起翅膀，随意飞翔，自以为没有灾难，也没有竞争了。哪里知道，公子王孙左手挟弓，右手取丸，要把它从七八丈高的地方射下来，正瞄着它的颈子当靶子打呢。白天黄雀还在树丛里飞着，晚上已给拌上油盐酱醋了。转眼间，就落在了公子王孙的手里。

“黄雀还算不了什么，那天鹅也更是这样。它在江海上空飞翔，在湖泊间栖息；低飞下来捕食鱼类，抬起头来咬啮菱角和香草，伸展漂亮有力的翅膀，趁着清风，自由地在高空翱翔，自以为不会有什么灾难，跟谁也没有争夺了。但这些天鹅哪里知道，打猎的人正在修治弓矢，准备着带绳的箭杆，对准七八十丈高的空中目标，一发而中，随风掉下而死。这些天鹅白天还在江上飞着，晚上已在青铜制的锅中煮了。

“天鹅还算不了什么呢，蔡灵侯也是这样。他南游高坡，北上巫山，喝巫溪的清水，吃湘江的鲜鱼，左手抱年轻的妃子，右手拥着妖艳的婢女，跟她们驱车跃马，到高蔡去游乐，根本不去处理国家大事。他哪里知道，子发正接受楚宣王命令，用绳索捆绑他去见宣王呢。

“蔡灵侯的事还算小呢，大王的情况也是这样。您左边有州侯侍奉，右边有夏侯随从，乘车出入又有鄙陵君和寿陵君跟随，浪费仓库中的粮食，挥霍国库中的钱财，和他们一起放马奔驰，到云梦泽去游乐，而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哪里知道穰侯正接受秦王的命令，在塞内布满兵将，要把大王赶出龟塞之外。”

楚襄王听了这番话，面无人色，浑身发抖。于是他就把白玉礼器授予庄辛，封他为阳陵君，并赐给他淮北之地。

对于这样的事情，直接进言是不行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只有采取迂回的策略。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选择谁作为进言之人，利害攸关。

庄辛在上述的说辞使用寓言，极为形象地说明了楚襄王致败的原因，同时也阐明了这样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见《战国策》

苏代的纵横术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不仅仅是一群舌辩之士，他们其实是有着真才实学的国际关系专家。在战国著名的纵横家中，苏秦、张仪似乎首屈一指，孰不知，苏秦的弟弟苏代，在学识上也不亚于他的哥哥，只是由于他出道比他的哥哥晚，没赶上六国联合抗秦的好时机，所以名声才没有苏秦响亮。如果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也许会对苏代有新的认识。

齐国讨伐宋国，宋国的处境十分危机。苏代写信给燕昭王说：“燕国作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却把人质送给齐国，使燕国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又侍奉齐国，帮助它讨伐宋国，使人民疲惫，财物匮乏；如果攻破宋国，攻下楚国淮北，其结果也是使齐国壮大，导致仇国强大而本国弱小。这三点都是燕国的灾祸呀！而您这样去做，想以此来消除祸害，取得齐国的信任。然而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取得齐国的信任，反而使它对燕国的猜忌更厉害了。因此说您侍奉齐国，实在是一大失策了。这样既劳民伤财，又得不到一点好处；攻破了宋国，就是壮大了仇敌，而自己国家却要世世代仍遭受祸殃。您把宋国和楚国的淮北这样相当于万乘之国的地方让齐国吞并了，这是等于再增加了一个仇敌齐国；北夷之地方圆七百里，加上鲁国、卫国，这就是相当于万乘之国了，而齐国吞并了它们，这是等于增加了两个仇敌齐国。有一个强大的齐国，燕国还对付不了，如今却有3个齐国，这一祸患可就太大了。

“虽然如此，我听说明智的人办事，能够转祸为福，善于把失败转为成功。从前，齐人把无色旧绢绸染成紫色，就能售出高于原价10倍的价钱；越王勾践曾经栖身于会稽，以后却灭掉了吴国，称霸天下，这些都是转祸为福，由失败转为成功的著名的事例。如今大王是否也想要转祸为福、转败为成吗？那么不如远尊齐国为霸主而深表敬重，并派使臣与齐国结盟，烧掉与秦国往来的信函。订立这样的盟约：‘上策是攻破秦国，其次是孤立秦国。’秦国受到孤立的威胁，秦王一定感到忧虑。秦国历经五世，连年打败诸侯，如今却屈居齐国之下。按照秦王的脾气，如果能够使齐国处于困境，就会不惜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打败齐国。既然如此，大王为什么不派遣人以上述困扰齐国的道理去劝说秦王呢？就对秦王说：燕、赵攻破宋国，壮大了齐国，侍奉齐国，并要做它的属国，燕、赵这样做实在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那又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形势迫使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秦国的缘故。现在大王为什么不让可以取信于燕、赵的人去拉拢燕、赵？您可以让泾阳君和高陵君先到燕、赵两国去，等到秦国情况有变化，就让他们分别留在燕、赵做人质。这样燕、赵就会信任秦王了。这样秦国就可以在西面称帝，赵国就可以在中间称帝，燕国就可以在北面称帝，并立为三帝来号令天下侯。如果韩、魏不听从，那么秦国就攻打它们；齐国不听从，那么赵国就可以讨伐它，天下谁敢不听从命令呢？天下都臣服听命了，就率韩国和魏国攻打齐国。对齐王说：‘必须送还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而送还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对燕、赵两国是有利的，建立3个帝王，这是燕、赵两国共同的愿望。这样，燕国和赵国在实际上得到了好处，在名誉上实现了愿望，燕国和赵国就会弃之如敝屣。反之，如果现在大王不结交燕、赵两国，就等于把燕和赵两国推给了齐国，那么齐国的霸业就会成功了。到那时，诸侯都拥戴齐国，如果唯独大王不服从，您的国家就会遭到诸侯的进攻；诸侯拥戴齐国，大王也服从齐国，名声就难免受到极大的损失。如此看来，大王如果不结交燕、赵两国，就会导致名声低下，国家危险的结局；大王如果结交燕、赵，就会名声尊贵，国家安宁。不要尊贵、安宁，却要低下、危险，明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秦王如果听到这番话，就会被刺到痛处，就必定进攻齐国。既然如此，大王为什么不专门派能言善辩的人用这些道理去说服秦王？这样秦国一定会攻打齐国。联合秦国，是最重要的邦交；讨伐齐国，是长远的利益。注重最重要的邦交，追求长远的利益，这是圣明君主的事业。”

燕昭王很赞许苏代的信，说：“燕国的先王曾对苏代有恩德，在子之乱的时候，苏代离开了燕国。燕国要想向齐国报仇，没有苏代是不行的。”于是就召回苏代，重新重用他，和他一起谋划进攻齐国。最终齐国被攻破，齐闵王逃走。

苏代的话可谓有一言兴国的功效。通观上面的论述，简洁明了，实事求是，实是经过深思熟虑。苏代在简要的分析中既指出了燕国所作所为的严重弊端，又指出了燕国的可行的出路，最终说服了燕王，攻破了齐国，壮大了燕国，证明了当初自己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像苏代这样的纵横家，其实还是富有实际才能的政治家。

——见《战国策》

以忤为合

士贵而君贱，人重而权轻，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理想，虽然这一理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没有完全实现过，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不灭的理想，中国黑沉沉的历史上才能显示出一丝亮光，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才不会沉落。

我们可以从颜与齐宣王的争论和冲突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齐宣王接见颜，直呼其名说：“颜，过来！”颜则针锋相对地喊道：“大王，过来！”齐宣王当然很不高兴，他左右的大臣也极为不满，对颜说：“大王是国君，你是臣子，大王说‘颜，过来’，你也说‘大王，过来’，这难道合适吗？”

颜回答说：“我颜上前，是仰慕权势，大王上前，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去仰慕权势，倒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

齐宣王恼怒，面色铁青，说：“是我国君高贵，还是士人高贵？”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士人高贵，国君不高贵！”齐宣王说：“你有根据吗？”颜说：“当然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有命令说：‘谁敢走到柳下季坟墓周围50步内去砍柴，杀无赦。’又有命令说：‘谁能斩得齐王头，封万户侯，赏黄金千镒。’如此看来，活着的君王的头颅，还抵不上死了的贤士的坟墓。”

齐宣王无言以对，愤愤不平。群臣都说：“颜过来，颜过来！大王有万乘兵车的国土，有铸千石之钟的财力，天下的仁人志士无不争相投奔，智者辩士无不前往出谋划策。东南西北无不风靡响应，各种物资无不齐备。现在像你这样的士人，不过是一介平民而已，田间耕作，徙步而行。下等的士人住穷乡僻壤，只能看守里巷，士人的地位实在是十分下贱的。”颜说：“不对。我听说古代大禹之时，有诸侯万户，何以有如此之多的诸侯呢？是因为他们尊重道德风尚，推崇士人的力量，因此，舜出身于田亩之中，却被推举为天子。即使到了商汤之时，诸侯也还有3000之多，而如今，称孤道寡者只有24人了。

“这就是是否尊重道德和士人而产生的不同的结果，等到诸侯逐步削弱，以至于国破家亡，即使想看守里巷，又怎能得到呢？所以，《易经》上这样说：‘处于高位而不务实际、只图虚名的人，必然奢侈傲慢，祸患也必然接踵而至。’所以，无其实而一味追求虚名的诸侯必然要被削弱；不能积德行善而只求福祉的人就必然遭到困扰；无功而窃据官位的人恐怕难免羞辱和杀身之祸。尧有9个助手，舜有7个挚友，禹有5个丞相，汤有3个贤佐，从古至今，不靠贤人辅佐帮助而能成就大业者，未有其人！不以礼贤下士为耻，不以虚心求问为辱，甚至以向地位低下的士人求教为无上的光荣，像尧、舜、禹、汤等都是。所以说：‘无形者是有形者的主宰，无绪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上能体察事物的本源，下能梳理事物的流变，如此圣名而又有学问的君主，怎么能有不祥的事发生呢？老子说：‘虽然尊贵，必然要立足于卑贱之中；虽然高大，必然要以低下者为基础。’所以，诸侯国君自称孤、寡、不谷，难道是因为他们本来身份低贱吗？并非如此。孤、寡本来是低贱的称谓，而侯、王、国君以此自称，岂不是自谦和对士人的尊重吗？尧传天下给舜，舜传天下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世世代代称其为圣明的君主，这足以证明士人的高贵了。”

齐宣王终于被颜折服了，他十分客气地说：“君子怎么可以侮慢呢，我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现在听了先生的教诲，才看穿了那些小人的作为。现在，我希望您接受我为弟子，今后，颜先生与我同游共处，三牲佐餐，出门乘车，夫人及子女衣锦食玉。”

颜并没有答应齐宣王，而是辞谢说：“美玉生长在山里，一经雕琢就失去了本色，这并非说它不宝贵了，而是说它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士人生长在乡间，被荐举做官之后，不是说不满意、不尊贵，而是士人再也很难保持自己的本色了。我希望回到家中，晚食以当肉，按步以当车，没有罪过，便算作富贵；清静地生活，便是快乐。对进言者操生杀大权的人是大王，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是我颜。话都说完了，请大王让我慢慢地走回我的故乡。”说完再拜，告辞而去。

应该说，颜是真正的智者，他回到故乡是返璞归真，终生都不会受到屈辱。

顿弱见秦王的故事也可以当做佐证。秦王想接见顿弱，顿弱竟不相见，让人转告秦王说：“我认为按君臣大义，臣子不必向君王大礼参拜。如果大王允许我这样做，我可以觐见，否则，我不见大王。”秦王答应了。

于是顿弱见秦王说：“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也有无其实而有其名的人，又有无其名也无其实的人，大王知道吗？”秦王说：“我不知道。”顿弱说：“那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是商人。他们没有拿锄铲草的辛劳，却有粮食满仓的实利。这就是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那无其实而有其名人的，是农夫。他们从大地化冻就开始耕作，在烈日下耕作，却无粮食的实利，这就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人。而那既无其名又无其实的人，就是大王您自己啊！您已经是万乘之主，却没有得到孝顺母亲的名声；虽然用千里的封地给母亲，却没有实际的孝心。”

见秦王面有不悦，顿弱接着又说：“崤山以东互相争战的国家有6个，大王的威势不能加于山东各国，却加之于自己的母亲。我认为大王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秦王说：“山东各诸侯国是我能够兼并的吗？”顿弱说：“韩国是天下的咽喉要地，魏国是天下的胸腹之地。大王可以给我千金黄金，任凭我到韩、魏两国去，把他们的将相之才都搜罗到秦国来，这样就会让韩、魏向秦国称臣了。”秦王说：“我的国家太穷，恐怕不能给你这么多钱吧。”顿弱说：“天下是必定要发生战争的，只要发生战争，不是实行合纵就是实行连横。如果连横成功，那么秦国就会称帝。如果合纵成功，那么楚国就会称霸。要是秦王称帝，就能让天下的人恭恭敬敬地侍奉，如果楚王称霸，即使大王有再多的金钱，也不能为您个人所专有了。”

秦王说：“对，您说得有道理。”于是，秦王给他万金，派他去游说韩国和魏国，把两国的人才都招引到了秦国，再游说燕国和赵国，用反间计杀掉了大将李牧，三国服从秦国，最后连齐国都向秦国朝拜。这是顿弱游说秦王的结果。

有时温言相劝、循循善诱并不一定能给固执的君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给他一点“恶性刺激”，他才会猛醒，也才会对你产生深刻的印象，进而接受你的建议。顿弱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

未见秦王之前，顿弱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等见了秦王之后，他又步步紧逼，简直是指着秦王的鼻子痛骂。最后以利害相要挟，才使得秦王屈服。不过，这种办法有一定的风险。在“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办法还是可以偶尔用一用的，因为这时的诸侯不得不用士人，到了大一统的时期，恐怕就不行了。因此，谋智之智在于与世推移，不可墨守成规。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最为自由的时期，此时的士人既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自由地择主而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睥睨王侯，甚至以帝王师自居，正是他们创造的这一传统，对封建政统不断地起到了积极的矫正作用，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见《战国策·齐策四》

和氏献璧与法家之术

法家虽然没有道家那样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来论述法家智谋是适应社会需要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我们再来看看韩非是怎样论述君主应该如何实行“法制”的。

下面这一段是韩非说服秦王实行法家之术的著名的话，其滔滔的论辩之势，的确有令人不得不服之感。

“楚国人和氏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献给楚厉王。厉王派玉匠鉴定玉璞，玉匠说：‘这是石头。’楚厉王认为和氏欺骗他，就砍去他的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就任。和氏又捧着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派玉匠鉴定，玉匠又说：‘这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和氏欺骗他，砍去了他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就任，和氏于是抱着玉璞在楚山下哭泣，哭了3天3夜，眼泪流尽接着流出血。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去打听原因。

“那人对和氏说：‘天下被砍脚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你对此哭得这么伤心呢？’和氏回答说：‘我不是为砍去脚而伤心，伤心的是宝玉被认作石头，有操守的人被说成是骗子，这就是我伤心的原因。’

“于是，文王派玉匠修治这块璞玉，得到了宝玉，于是称它为‘和氏璧’。

“珠玉，是君王急需要的东西，和氏虽然献了玉璞，不是自琢好的玉，但没有对楚王造成祸害，可还是在两只脚被砍去才使玉得到评定，评定宝玉这样难！如今君王对于法术，不一定像和氏璧那样急需，但能用法术禁止群臣士民的不法行为。然而，现在没有法家人物被杀戮，只不过是帝王的玉璞还没有献出来而已。

“君王用法术，那么大臣就不能专断，受宠幸的人不敢卖弄权势；实行法术，游民归向农耕，而游说之士都要在战场上受到考验。法术这东西，就是群臣百姓想伤害的东西。君王如果不能不顾大臣的议论，不顾百姓的诽谤，独自推行法家学说，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了死亡的地步，法家的学说也一定不被认可。

“当初，吴起教楚悼王改变楚国的风气，说：‘大臣的权势太大，受封邑的人太多。像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对上威胁君王，对下祸害百姓，这是使国家衰弱、百姓贫困的道路。不如让有封邑的人世袭三代而收回他们的封爵采邑，停止百官的俸禄，减损不必要的冗官，以选拔经过挑选训练的人。’楚悼王推行他的方法，一年后楚悼王死了，吴起在楚国被射杀。

“商鞅把百姓五家为保，十家相连，相互间告发连坐，防止过失的方法，教秦孝公，烧诗书而使政令显明，杜绝豪门个人的请求而完全推行按公家功劳来行赏的政策，禁止游荡求官的人而使耕战的人荣耀。秦孝公推行这些方法，君王因此尊贵安宁，国家因此富足强盛。秦孝公推行新法18年而后，商鞅在秦国遭了车裂之刑。楚国不用吴起而削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新法而富足强盛。”

韩非在此认为法术能否实行，关键要看国君的态度。他以和氏献璧的故事说明君王的态度是能否实行法术的关键。他认为当今的世俗风反对法术的施行，如果皇帝不能排除干扰、独自推行法术，那么法术之士是不敢冒昧的。文章气势充沛，咄咄逼人，正是法家论辩的特点。

法家之法与今天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中的糟粕是最多的，法家之术说起来十分好听，但没有哪一个极端实行法家之术的朝代是能维持长久的。

——见《韩非子》

兔死狗烹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更有甚者，狡兔未死，走狗即烹，封建统治者之刻薄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十月，秦国重新平定了上党郡。接着，秦军兵分二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陷皮牢；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平定了太原。韩国、赵国非常恐慌，派遣苏代携厚礼去对当时的秦国的相国应侯说：“武安君（即秦国著名的将领白起的封号）俘虏了马服子赵括，是吗？”应侯说：“是的。”苏代说：“赵国灭亡了，那么秦王就又称帝了，武安君也将位列三公。武安君为秦国战无不胜，攻取70多座城池，南面平定了鄢、郢，北面俘虏赵括40万大军，即使是周公、召公、吕望的功绩也不过如此啊。如今，赵国一旦灭亡，秦王就将称帝，那么武安君必定位列三公，您甘愿处在他的下位吗？即使您不想处在他的下位，您又能做得吗？秦国曾经攻打韩国，包围刑丘，围困上党，上党的百姓都纷纷逃往赵国，天下人不愿做秦国的臣民已经很久了。如今灭掉了赵国；它北部的百姓将归附燕国，东部的百姓将归附齐国，南部的百姓将归附韩国和魏国，那么，您所能得到的百姓就没有几个人了。因此，不如借此机会命令韩、赵二国割地求和，不要再让武安君建立功勋。”应侯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

于是，应侯对秦王说：“秦兵疲劳不堪，不如让韩、赵二国割地求和，以便让士卒休整一下。”秦王听从了他的意见。韩国割让垣雍，赵国割让了六城，双方讲和。双方罢兵，武安君听到了这件事，从此与应侯不合。

九月，秦国又发兵，派五大夫王陵攻打赵国邯郸。这时武安君生病，不能出征。秦昭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正月，王陵开始攻打邯郸，收效不大，秦发兵增援王陵。王陵损失了五个营的人马。这时，武安君的病好了，秦王想派武安君代替王陵攻打邯郸。武安君对秦王说：“邯郸确实不容易攻打。诸侯要援救一天即可抵达，而那些诸侯怨恨秦国已经很久了。如今，秦国虽然攻破赵国在长平，但秦国的士卒也因此而伤亡过半，国内空虚。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去攻打别国的都城，如果赵国在城内作内应，诸侯攻打秦军的外围，秦军就一定会被攻破，千万不能这样做啊！”秦王执意让武安君去代替王陵指挥攻打邯郸，武安君不听从。于是，秦王派应侯去劝说武安君，可是，他还是不肯听从，就称病在家休养。

秦王派王龁代替王陵率军攻打邯郸，九月间秦军包围了邯郸，但是攻不下来，楚国和魏国公子一起领兵10万进攻秦军，秦军死的死，逃的逃，损失了很多，武安君说：“秦王不听我的劝告，今天又怎么样呢？”秦王听说了，非常生气，强令武安君出征，他仍不肯出征。于是，秦王免去武安君的爵位，贬为普通士伍，把他流放到阴密。由于他病势严重，不能动身。

过了3个月，诸侯军队进攻秦军更为猛烈，秦军派人回国报告求援。秦王就派人去把武安君赶走，不准他居留在咸阳城。武安君只得离开咸阳，到了离城10里的杜邮。秦王与应侯及群臣商议说：“武安君贬遭流放，心中不乐，内心不服，有怨言。”秦王派人赐给武安君一把剑，让他自杀。武安君在自刎前说：“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以至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过了很久，他又说道：“我早就该死了。在长平之战中，我用欺骗手段把赵国投降的40多万士兵全部活埋了，我真是死有余辜。”说完，就自杀了。是时为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

秦国是“尚首功”的虎狼之国，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政策得力，逐渐灭掉了其他的“仁义”之国。先贤所说的“不嗜杀者能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又从何讲起！

——见《史记》

化敌为友

为渊驱鱼、为丛驱鸟，是政治和外交之大忌。唐雎就是用这个道理来说服秦王的。

唐雎是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辩士，曾经多次成功地为魏国进行游说。他曾以不屈的气节折服了秦王，使之不敢吞并安陵，此次他又以独到的见解使秦王恍然大悟，马上出兵救援魏国。

秦国和魏国两国结为盟国后，齐、楚联合起来准备攻打魏国。魏国派人到秦国请求救援，使者一个接着一个，使者的衣冠车伞相望于道，但秦国的救兵还是迟迟不到。

魏国有个叫唐雎的人，年纪有90多岁了。他对魏王说：“请您让我这个老臣出使西方游说秦王，让秦兵在我回国前出发，可以吗？”魏王十分高兴地说：“好哇。”于是给他准备好车辆，送他去秦国。

唐雎见到秦王，秦王对他说：“老先生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地从远方来到秦国，真是太辛苦了！魏国已经多次派人来求救，我知道魏国很紧急了。”唐雎回答说：“大王既然知道魏国紧急而不出救兵，这是为大王出谋划策的臣子的失职，况且魏国是个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自称秦国在东方的藩国，接受秦国颁赠的衣帽，每年春秋送供品，原以为凭借秦国的强大可以保护魏国的安全，但如今齐、楚的军队已打到魏国国都的郊外了，大王的救兵却迟迟不到。假如魏国情况紧急就将割让土地，联合齐国和楚国，共同对付秦国，如果到了那时候，大王即使想营救魏国，哪里还来得及呢？这不但失去了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作为盟国，并且增强了齐、楚两个强国。我以为替大王出谋划策的大臣们太不明智了。”

秦王听了这一番话，感叹不已，这才悔悟，于是立即发兵，日夜兼程，赴援魏国，齐国和楚国听说秦国来救援，就收兵退走。魏国所以能又一次保全自己，全仗着唐雎的这一番游说。

——见《战国策》

政商难分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会做买卖？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是个商业民族，最会精打细算，中华民族是个重农轻商的民族，是个最不懂经商的民族。事实却并非如此。

的确，传统中国的商业很不发达，正统观念一直把商人看做社会的蠹虫，认为他们是些居中盘剥、不劳而获的人，商人们即便家财万贯，也抵不上清贫的书香门第，也入不了正人君子的法眼。进入史书，立起功德牌坊的都是明君贤相、烈女功臣，从未有过一个商人。

然而，谁又能料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生意”就出在中国呢？

越是精于商业的民族，就越有严格的商业观念；越是不善商业的民族，却往往思想解放，胆量无边，什么生意都敢做，失败亏本全不在乎。

中国商人的气魄是令全世界文明人都感到震惊的，因为他们要买下的对象不是一宗财产，也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更加怪异的是，居然成功了。还有哪个民族的商人敢来比一比呢？还有哪个民族的商人能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呢？这的确是中国的特产，中国的一绝！

其实，这也并不神秘，仍是符合商业经营的根本之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不同的是，经营者要具备更机敏的头脑，要更善于把握时机，寻找对象，更富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当某一政治“股份”跌价时，就适时买入，并作长期而耐心的培育，当其升值时，再适时地抛出。中国的传统政坛，在一定意义上说，确实是一片商场。

战国末期，秦、赵两国屡起争端。先是秦国屡次攻打赵国，但赵国有大将廉颇等人拼力苦守，秦国虽攻下几座城池，总无大的成效。后来就索性同赵国交好，并可赢得时间去攻打别的国家。于是，在公元前279年，秦国邀请赵国到渑池开会，订立和约。为了取得信任，便互换国君的亲属作为人质。秦昭襄王就把自己的孙子异人送到了赵国，作为人质。但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大政方针已定，决不会因为一个人质在赵国就不去攻打，在渑池会以后不久，秦国就派兵攻打赵国，尤其在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竟把赵国降卒40多万人一次活埋，引起了赵国及其他诸侯国的极大愤慨。在其后的两年，秦国又相继派兵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企图一举灭掉赵国。当时，赵国岌岌可危，城中断粮，以至杀人为食，幸亏魏国公子信陵君带领10万军队援助，才算打退了秦军，暂时保全了赵国。异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人质的，他的处境也是可以想象的。

赵孝成王因为屡受秦国欺侮，早就想杀掉异人以泄其愤，平原君劝说道：“秦昭襄王有那么多子孙，秦太子安国君也有20几个儿子，杀了异人，对安国君、对秦王都不会有什么损害，更何况异人是他们的子孙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呢？不如暂且留下他，往后也许还能用得着，有个退路。”赵王听了平原君的劝说，才没杀他。

但自此以后，赵王就不再理会异人，异人不仅出门无车马，生活无侍从，就连日常的吃穿用度也都成了大问题。更有甚者，他还要遭受赵国官员的随意训斥，就是寻常百姓，他也要逊让三分。异人在敌国做人质，又兼秦国确实残暴异常，贪得无厌，这就使异人无论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抬不起头来，只能任人欺辱。

一位名叫吕不韦的商人见此却感到兴奋不已。他原是阳翟人，这次来邯郸做生意，却无意之中得此奇遇。他平素就寻找机会以求大举，一直苦无着落，这次遇见异人，觉得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他马上构想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实施。若能成功，他就等于买下了整个国家，即使不成功，对他也没有多大的损害，多少也会有些回报。回到家里，急切地去找他的富有商业经验的父亲商议，以便增加信心。结果，他的父亲被弄得莫名其妙。也许，下面的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做是商人的经典。

吕不韦问：“种地能够得到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道：“十倍！”

吕不韦又问：“如果做珠宝生意能得到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道：“百倍。”

吕不韦最后问道：“如果花钱立一个国君，平定一个国家，又能获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道：“那就说也说不完了。”

吕不韦认定异人是“奇货可居”，就开始实施他的投资方案。

首先是结纳异人，这对吕不韦来讲，是十分容易的事，因为异人穷困潦倒，无人理睬，吕不韦稍加留意，异人立刻上钩。然后，就是说服异人，为他回国争宠做前期准备工作。

有一次，吕不韦对异人说：“秦昭襄王年纪已长，千秋之后，即位的就是您的父亲安国君，您的父亲一旦即了位，就要立太子，您父亲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又没有亲生的儿子，这么一来，您的二十几位兄弟全成了候选的太子。您如果能够好好地孝敬华阳夫人，说不定会立您为太子呢！”

异人听后十分感伤地说：“我现在哪里还敢有这样的念头，如果不死在异国他乡，能够回到秦国去，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吕不韦见时机已到，就对异人说：“我倒有个办法。现在我拿出几千两金子来，派人去到秦国活动，让华阳夫人来接你。不过一切都得听我安排。”异人听了，简直是喜从天降，哪里还有不同意，连忙给吕不韦跪下，说道：“如果能这样，我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没齿不忘。”他请吕不韦立刻去见华阳夫人。

吕不韦极有心计，他到咸阳后，知道如果冒昧去见华阳夫人，反倒引人起疑。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送了她一笔厚礼，又拿了一些玉璧、黄金，托她以异人的名义送出转交给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的姐姐没想到异人在赵国不仅没被杀掉，居然还有财力送礼，就奇怪地问道：“异人在赵国的情况怎样呢？”吕不韦答道：“赵王因为秦国屡次攻打赵国，现在又围住赵都邯郸，早就要杀掉异人，亏得赵国的卿大夫们一力保护他，才幸免于难！”华阳夫人的姐姐就更觉得奇怪了，问道：“难道是因为赵国惧怕秦国吗？”吕不韦连忙说：“哪里哪里，如果赵国惧怕秦国，也就不会拼死抗秦了。只是因为异人学问好、人缘好，又是个孝子，大家才不忍心他被杀害，都说秦、赵两国交兵，实在与异人无关。每逢太子和夫人生日那天，异人总是去烧香磕头，总拜朝西方祝祷，替太子和夫人拜寿。赵国人见他是个孝子，都说杀之不祥。还有，异人喜欢结纳天下豪杰，各国诸侯多少都跟他有点交情，他们也都劝说赵王不要杀他。如果换个人，有100条命也早丢完了！”

华阳夫人的姐姐听了这番话，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异人竟有这般才干，喜的是又这么孝顺。吕不韦见她脸有喜色，接着又说：“令妹华阳夫人专宠于秦王，那是再无他求了。只是没有亲生儿子，日后年长，谁能靠得住呢？不知您有什么打算。”

华阳夫人的姐姐连忙向吕不韦问计，吕不韦说：“在太子的这么多儿子当中，又有谁比异人更合适呢，他德才兼备，又有质赵之功，最重要的是对太子和夫人的一片孝心。夫人如果能收异人做儿子，自己也就有了儿子，异人也就有了母亲，华阳夫人日后就不用发愁了。”

这番话说得华阳夫人的姐姐在心里直点头。她倒不一定为异人着想，对于妹妹的未来，她却不能不考虑。妹妹无子，将来就很难做太后，即使做了，也不稳固，尤其是立一个生母还在的儿子做太子，那就更危险了。异人的生母已去世，如果能认异人为子，再立他为太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况且异人又有如此的孝心呢？她当即表示同意，愿意前去说服妹妹。

她见到华阳夫人，送上吕不韦带来的礼物，又前前后后地说了一遍，申述利害，再动之以情，华阳夫人也觉得别无好法，就同意了。华阳夫人软缠硬磨，逼着太子安国君去接回异人。安国君认为能把异人接回秦国，也是好事，就派吕不韦想法接回异人。

华阳夫人私下里告诉吕不韦，安国君已答应把异人立为嫡子，只是先别声张，以免异人的其他兄弟和赵国知道后再生事端。太子给了吕不韦300斤金子，夫人为表示诚意，又加了100斤。吕不韦就带着这些金子回到了赵国。吕不韦回到赵国告诉了异人将被立为嫡子的消息，异人真有死而复生之感，他从此活跃起来。由于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从此改名为子楚。诸事俱备，子楚也就准备结婚了。

当然仍由吕不韦张罗这件事。在聘人之前，吕不韦请子楚到自己家里吃了一次酒。席间有一女子，是吕不韦最宠爱的，名叫赵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不仅美貌绝伦，而且能歌善舞，口齿伶俐，子楚果然一见倾心。回到家后，就托人索要。吕不韦开始佯怒，继而虚与委蛇了一番，最后当然答应了。就这样，子楚娶了赵姬，不到一年，就生了个儿子，因为生在赵国，取名赵政。他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秦国围困邯郸日久，眼见即破，吕不韦恐怕赵王杀掉子楚，就加紧密谋逃跑。他用300斤金子买通了一位把守邯郸南门的将军，告诉他说：“我是阳翟人，来邯郸做生意，全家都被困在城里，如果出不了城，不仅本钱蚀光，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就这样，吕不韦带着子楚、赵姬和两岁的赵政，逃出了邯郸。

当时秦昭襄王正在赵国督战，他们先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很高兴，把他们送回了咸阳。吕不韦让他们穿上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见，十分奇怪地问道：“你们先在赵国，现又回到秦国，怎么穿楚国的服装呢？”子楚立刻按吕不韦事先教会的话说：“儿子不孝，不能亲自奉事二老，但天天想着母亲，知道母亲是楚国人，就经常穿楚国的服装。”这使华阳夫人非常感动。

安国君赏赐了吕不韦，子楚住在华阳夫人的宫里，下一件事就是等待被立为太子了。

子楚归国后不久，秦昭襄王病死，安国君即位，是为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秦孝文王不久病死，其子秦庄襄王相继病逝，13岁的赵政即位当了秦王。

吕不韦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实在是开了中国“官商一家”的先河。

——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名正方可言顺

汉高祖到了洛阳，新城三老之一的董公悄悄地向汉高祖建议说：“打仗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事情就办不成，所以说，‘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义帝是天下人所共同拥立的，项羽分封天下后命义帝由彭城至长沙的郴县，行至半途又派人将义帝杀死，这是犯了弑君之罪。您最好是率领全军将士，为义帝穿孝服，公告诸侯，起兵讨伐项羽。”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为义帝发了丧，全军将士都穿着白色丧服，并且公告各路诸侯：“我将率领全部将士，跟着各诸侯一起，打败楚国那个弑杀义帝的人。”刘邦因此在舆论上占据了上风，取得了人心。

冯梦龙评论说：“董公的这些话，就是刘邦、项羽是非曲直的分别之处。随后招来九江郦食其游说齐国，不用一兵一卒，使齐国70余城归服，他所陈述的理由也是从这里来的。许庸斋评说：‘刘邦的这一计正抓住了天下的要害，正如一箭中的。张良号称高祖之师，也没有出过这样的大计谋。' ”

本朝进士卢廷选在楚作按察使。一天，忽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他自己说刚才到阎王殿是为项羽和刘邦的官司，项羽说是高帝自己派遣九江王英布杀了义帝，而嫁祸于项羽，又穿丧服又发讣告，以欺骗天下人和后世。卢廷选的职位在汉朝就是九江王，此事十分奇怪。

古代的人们向来注重“名”，所谓出师有名就是这个道理，甭管找来的名目多么可笑，但是总比出师无名好得多。“名”不论多么虚假总是人心所向，还是应当注重的。

——见冯梦龙《智囊》

礼制为何而设

据说曹操很自负，当时对他有很多评价，他都不以为然，认为那些人不了解自己，只有对当时的大学者刘邵的论断叹服不已。刘邵认为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对曹操性格的两面做出了评价。曹操是否是治世的能臣姑且不说，因为他毕竟没有赶上治世，但作为乱世奸雄，他是当之无愧的了。的确，英雄也罢，奸雄也好，那是乱世的产物，也是为乱世而生，至于治世，恐怕不仅适于能臣，更是书生的用武之地。

以礼治天下一直是传统社会的梦想，然而，到头来究竟如何呢？且看看下面的历史事例。

刘邦称帝后，将太公安置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汉六年（公元前201年）三四月间，刘邦回到栎阳后，每隔五日就去看望太公一次，每次看望，一定要再拜问安。此事被太公一家令（管理家务的官员）看到了，觉得他们父子所守的仍是普通百姓之礼，极不合适。如今刘邦即位已久，太公尚无尊号，这样下去，不合朝仪，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但又不好明言，只好寻机，设法点破。

一次，家令见太公在家无事，便向前说道：“皇帝虽是太公的儿子，毕竟是皇帝；太公虽是皇帝的父亲，毕竟是个人臣，怎能让人主拜人臣呢？”太公原本是个乡下人，对家令所言，闻所未闻，忙问道：“那将如何是好呢？”家令道：“下次陛下再来朝拜，您行大礼迎出门去，才算合乎君臣之礼。”待到刘邦再来朝拜，车马还未到，太公就迎到了门前。刘邦见后，大惊，急忙下车，扶住了太公，问道：“您何故如此呢？”太公道：“皇帝乃是人主，天下共仰，怎可为我一人而乱了天下法度！”刘邦听后，猛然醒悟，心知有理，忙将太公扶入室内，婉言盘问。太公就将家令所劝的事说了一遍。

刘邦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辞别太公回宫后，派人取出黄金500斤，赏给太公家令。一面使词臣拟诏，尊太公为太上皇，诏云：“人之至亲，莫过子父子，故父有天下传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乃人道之理。以前，天下大乱，兵革四起，万民疾苦，朕亲自披坚执锐，迎难而上，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遂安，此皆太公之教训。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尊太公为太上皇。”自此，君臣理顺，太公也不用迎门了。

汉朝的整套的礼仪是叔孙通制定的，这套礼仪的产生基本上奠定了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其产生的过程也是意味深长的。

叔孙通是当时有名的大儒，看到天下大乱，就跑去投靠了汉高祖。后来，汉高祖让叔孙通当了博士，封号为稷嗣君。汉王兼并天下以后，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把汉王推尊为皇帝，叔孙通完成了汉朝的仪式和号令。汉高祖把秦朝的仪式和法令全部去掉，变得简便宜行。大臣们喝着酒争论功劳，有的喝醉后胡喊乱叫，拔出剑来往柱子上砍，皇上讨厌这种情况。叔孙通知道皇上越来越讨厌这种事，劝皇上说：“读书人不能领兵打仗取得天下，但可以守住已成就的天下。我愿意征召鲁地的那些读书人，与我的弟子们一起搞出朝中的仪式。”汉高祖说：“做到它很困难吗？”叔孙通说：“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制不同。礼制这个东西，是根据时代和世上人情而制定的，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夏朝、殷朝、周朝的礼制内容有所增加删减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不相重复。我愿意采用古代的礼制和秦朝的仪式掺杂起来而制成新的礼仪。”皇上说：“你可以试着干，让它容易掌握，揣摸着我能够施行并做到它。”

于是叔孙通被派去征召鲁地的读书人30多个。鲁地有两个读书人不肯来，说：“您给10个主子干过事了，都是当面阿谀奉承而得以亲近尊贵起来。现今天下刚刚平定，死的人还没有埋葬呢，受伤的人也没有养好起床，又想要兴起礼制音乐。礼制音乐的生成，是需要百年的积累德政而后才能兴起的。我们不忍心去做您所做的事，您所做的不符合古代的做法，我们不去。您走吧，别弄脏了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个鄙陋的儒生，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了。”

于是便和征召来的30个人往西边进了函谷关，和皇上左右近臣和素有学问的人，以及叔孙通的弟子100多人在野外用茅草做人竖立在地上，作尊卑的区分，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上可以去看看了。”

皇上让他们施行礼仪，叔孙通说：“我能做到这套礼仪。”于是便颁令大臣们学习，这时恰巧是十月朝会之时。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们和大臣们进行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仪式是：在天没亮之前，朝拜的人施礼，被人引导依次进入殿门，宫廷中排列着车马骑兵和守卫的士兵军官，设置兵器，插上旗帜，传声说：“快走。”皇上听政的大殿下，郎中们在夹阶而站，每阶都有几百个人。有功之臣、诸侯们、将军们、军官依官阶大小依次站在西边，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的官员站在东面，面向西。接待宾客的官吏大多安排九卿的位置，上下传话顺序。于是皇帝乘坐辇车从宫中出来，文武百官手执旗帜传声唱警，带领诸侯王以下到600石的官员依次顺序向皇帝祝贺。从诸侯王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感到震惊恐怖肃然起敬的。到礼仪完了后，都爬在地上，摆上礼仪用的酒品。那些在大殿上朝拜的人都爬下身子低着头，以位置尊卑为序一个一个起来向皇上祝寿。礼仪酒喝过九杯，掌管宾客的谒者说：“停止喝酒。”御史前去执行法令，凡不按仪式规定做的就给带走治罪。整个朝会过程都摆设有酒，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

汉高祖见了这套礼仪，非常高兴地说：“我到了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于是，就让叔孙通当了奉常，赏赐给他500斤金子。

孔子以仁释礼，认为礼仪是仁义道德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再以礼教人，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到了刘邦之礼却是约束、束缚人的封建等级秩序，其礼越多，对人的束缚和摧残也就越严重。

然而真正以礼治天下的还是大有人在的，东汉时期的贾琮在这方面也做得十分出色。贾琮，字孟坚，是东郡聊城县人，曾任京兆令，为人足智多谋，行事异乎常人，但颇有政绩。

交趾地处广西，其地特产多为珍奇宝物，如明玑、翠羽、犀角、象牙、异香、珍稀木材等。贾琮以前的各任刺史，大多为贪婪之徒，他们来此地任职，多是为了搜刮此地的珍奇。等到财宝积累的差不多了，便要求离任，将搜刮之物尽数带走。接着又换一个搜刮者，如此循环往复了好几任，弄得当地吏民怨声载道，所以举兵反叛。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交趾有人揭竿而起，屯兵起事，逮捕了州刺史及合浦郡的郡守，领导者自称“柱天将军”，许多人前往平剿都没有奏效。汉灵帝特别下令有关部门精选有才能的人治理交趾。于是，贾琮便被任命为交趾刺史。

贾琮到任后，没有像以往的官吏那样立即派兵镇压，而是实事求是地了解情况，询问当地为什么会发生反叛。百姓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因为赋敛过重，百姓被掠夺殆尽，又加上京师遥远，百姓告状无门，民不聊生，所以相聚起兵。

贾琮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后，不仅没有怪罪当地的百姓，反而立即发出安民告示，宣布废除百姓过重的徭役，号召逃散的居民回乡安业，又撤掉了郡县中的赃官，换上良吏。百姓因负担轻了，也就各安其业，不再反叛了。不到一年，交趾郡就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当地人十分感念他，街头巷尾到处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叛。

数年之后，交趾郡便成为全国13个州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

叔孙通为刘邦如此制定礼仪，历来颇遭非议，因为他毕竟是完全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想的。在叔孙通那里，礼仪到底是什么呢？礼仪是古人用来教化人的一种文化仪式，是要人懂得怎样做人，怎样才能与别的动物区别开来。所以，刘邦认为礼仪不合时宜，而鲁地的儒生认为礼仪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建立起来的。的确，如果按照礼仪的本意来理解，他们是对的。但为什么叔孙通反而成功了呢？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他把礼仪当做了维护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工具，去掉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东西，使之成为像军队纪律一样的东西，只是表面上似乎不加强制而已。所以，礼仪在叔孙通的手里变得既合时宜，又能够迅速实现了。

叔孙通果然很“通”，但即使没有他，同样也会有别人来为统治者制定这样的一套礼仪。这里要说的是，治世需要书生，尤其需要书生来建立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因此，书生大可不必为自己不能生逢乱世成为英雄而慨叹，毕竟，在人类历史上，治世多而乱世少！

——见《史记》

善于“将”将的刘邦

将才、帅才、王霸之才，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才。何谓将才？将才可以率领战士冲锋陷阵，进则能胜，退则有序，谋则有道；何谓帅才？帅才可以统御众将，指挥群雄，胸怀全局，深谋远虑，国家有难则可独当一面；所谓王霸之才，可以通观时事，洞察未来，既善于与世推移，又独具只眼，还要刚毅坚韧而又知人善任。

人各有所长。西汉建立以后，刘邦曾问韩信他俩各能带多少兵，韩信认为刘邦只能将兵五千，自己却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又说刘邦“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所以才取得了天下。韩信实在是太明白了，他明知如此，却也逃不出刘邦的手掌。

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设宴席，召群臣共饮，以示庆贺。酒过数巡后，刘邦不免又踌躇满志，他得意地向众人问道：“各位帮助朕夺得天下，今日君臣同聚，有什么话尽管直言，不必忌讳。朕有一问，不知你们能否回答，为什么我能夺得天下，而项羽失去天下？”问题一出，群臣愕然。

片刻之后，高起、王陵起身答道：“陛下平日待人，未免轻慢，不如项羽宽仁。但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每得一城，立即封赏，能与天下共利，所以人皆能效死命，所以夺取天下。项羽妒贤忌能，多猜好疑，战胜了也不加封赏，得地后不肯与人，人心难齐，所以失去天下。”

大家听了，觉得有理。刘邦听了，不以为然地哈哈一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我看来，得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用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粮饷，源源不断，我又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人为当世人杰，我能量才重用，所以能够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信用，所以为我所灭。”

大家听了，恍如梦醒，都离座下拜，对刘邦的这一番话，心悦诚服。刘邦也十分高兴，令众臣归座畅饮，兴尽方散。

即使在今天看来，刘邦的话也确实是有道理的，他对自己成功、项羽失败的原因的分析，不能不说是十分精到的。

且看刘邦是如何“将”韩信的。

项羽失败后，其部将钟离昧、季布只得四处逃亡。刘邦称帝后，立即诏令全国通缉，悬赏捉拿。举国搜捕，钟离昧走投无路，因与韩信同乡，一直友善，便往投韩信。韩信顾念旧情，就收留了他，将他藏在楚王府中。

回来，此事不知被谁密报了刘邦。刘邦闻后，大惊。他一直在提防韩信，恐其为乱，现韩信又收留钟离昧，是否有反心？于是，他颁下诏书，命韩信把钟离昧送入都城。韩信接到诏书，不忍将钟离昧献出，托言钟离昧并未在此，请使者回报了刘邦。刘邦接到回报，内心仍存疑惑，于是派人暗中探察。韩信初到他的封地时，常带着兵马出入，车马喧嚣，声势煊赫。来人看到这些，密报了刘邦，说韩信兵马甚多，恐有反意。

刘邦立即召集众将领，商讨对付韩信的办法。诸人都主张讨伐，向刘邦进言道：“韩信造反，请陛下发兵征讨。”刘邦听后，没有讲话。后来陈平来见，刘邦便向他请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陈平对韩信是否确有反意，还在怀疑，但对刘邦所问，又不能不答，就说：

“诸将态度如何？”刘邦说：“都劝我发兵征讨。”陈平说：“陛下怎知韩信要造反？”刘邦说：“有人密书奏报。”陈平接着问道：“除上书人外，还有没有人知道韩信要反？”刘邦道：“尚无人知道。”陈平又问：“韩信可知道有人上书？”刘邦又说不知。陈平问：“陛下现有士卒，能否胜过韩信的楚兵？”刘邦摇头道：“不能。”陈平又说：“陛下用兵之将，有谁能比得上韩信？”刘邦连说没有。陈平听后，说道：“今兵不如楚精，将又不如韩信，如发兵征讨，促成战事，恐怕韩信不反也要反了。”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这该怎么办呢？”陈平沉思片刻，说：“臣有一计，请陛下考虑。古代天子巡狩，必定大会诸侯。我听说南方有云梦，是游览的胜地。陛下伪称出游云梦，遍召诸侯，会集陈地。陈与楚西境相接。楚王韩信闻陛下无事出游，一定前来拜见，乘他拜见之时，伏下甲兵将他拿下，这不是唾手可得吗？”刘邦同意了他的计策，当即遣使说要出游云梦，召各诸侯会集陈地。

韩信得命，当然要怀疑，他曾被刘邦两次夺去了兵权，他深知刘邦性格多疑，为此格外小心。这次刘邦突然游览云梦，如果不去迎驾，就有失君臣之礼，如去迎驾，又恐出意外。属将见他迟疑不决，有人进言道：“大王并无过失，不过就是收留了钟离昧，违犯了君命，不如斩了钟离昧，献于陛下，陛下一定会十分高兴，如此一来，您还怕什么呢？”韩信觉得有理，便找到钟离昧，话中露出了为难的意思。钟离昧说：“汉所以不敢攻楚，是恐我与你联合造反，同心抗汉。如果把我擒献给刘邦，那么，我今日死，明日你就必亡。”说完后，见韩信毫无反应，便起座骂韩信道：“你不是个成大事的君子，我不该往投你处！”说完，拔剑自刎而死。韩信见钟离昧已死，便命人割下他的头，前往陈地面谒刘邦。

刘邦派出使臣，不等回报，便从洛阳起身直达陈地。韩信在陈地已等候了数日，见刘邦到来，当即呈上钟离昧的首级。忽听刘邦厉声说道：“给我拿下韩信！”话音刚落，从车队中涌出许多武士，将韩信反绑起来。韩信并不惊讶，说：“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道：“有人告你谋反，所以擒你。”说着，令将韩信放置后车，也不再游什么云梦，传令诸侯，不必来会，当即返回洛阳去了。

刘邦返回洛阳，因思韩信功多过少，且说他谋反，也缺少实据，便把他从狱中放出，由楚王降为淮阴侯。

刘邦之“将”韩信，在术不在其德。

——见《史记》

顺势者昌

中国人向来没有游戏的天赋，即使是想要消闲时创造了象棋和围棋，但也还是不愿把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内容抛弃掉，同时也把在政治军事生活中的精华植入了其中。比如善弈者往往更加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大势”而经常舍弃局部的利益，这种谋略可谓是中国人历久常新的思维惯式了。

汉三年的秋天，项羽攻打汉王，攻下荥阳，汉兵逃到保巩和洛地，楚人听到淮阴侯攻破了赵国，彭越屡次在梁地造反，就分出部分兵力去救赵国。淮阴侯韩信正在东方进攻齐国，汉王几次兵困荥阳，打算舍弃成皋以东的地方，屯兵保巩、洛地来抵抗楚军，郦食其对汉王说：“我听说能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统一大业可成，而不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统一大业就不可成。作为成就统一大业的人，必定以平民百姓为天，而平民百姓又以粮食为天。敖仓是一个大粮仓，天下往这个地方输送粮食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我听说现在此处储藏的粮食非常多。楚国人攻克了荥阳，却不坚守敖仓，而是让一些罪犯来分守成皋，楚军的主力向东而去，这是上天要把这些粮草送给汉军。

“当前楚军是很容易击败的，而我们却反要退守，把要到手的好处反要抛弃，我私下里认为这样做是错了。更何况两个强有力的对手不能同时并立，楚汉两国的战争经久相持不下，百姓为之困苦，全国混乱动荡，农夫放下农具，织女走下织机，天下百姓都在徘徊观望，究竟心向何方，还没有决定下来。所以您一定要赶快出兵，收复荥阳，占领敖仓，据有粮食，阻塞成皋的险要通道，堵住太行山的必经之路，扼住关口，把守住白马津渡，让诸侯们看看今天的形势，那么，天下的人民也就知道自己应该归于哪一方了。

“如今，燕国和赵国已经平定，只有齐国还没有攻打下来，而田广占据着方圆千里的齐国，田间带领着20万大军，屯兵于济水边的历城，各支田氏宗族的力量都很强大。这些人背靠大海，凭借黄河、济水的阻隔，南面接近楚国，齐国人又是反复无常、十分狡猾的，您即使派出10万军队，也很难在一年内把齐国平定。我希望替您去游说齐王，使他归顺您，成为您在东方的属国。”

汉王非常高兴，就按照郦食其的主张去办了，先是攻取了敖仓，再派郦食其出使齐国。

在4年的楚、汉相争中，凭心而论，刘邦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处于劣势的，但刘邦最终打败了项羽，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刘邦十分善于抓住时机，而项羽却胸无大志，屡屡失去大好时机。

善于抓住机会，才能够“取势”，才能四两拨千斤，一击致命，以小搏大，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见《史记》

智者蒯通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刘邦进攻项羽，韩信率兵东进，平定赵、燕二国后，又移兵往东攻齐。大军行至平原渡（今山东西北部），韩信接到探马来报，说汉王遣说客郦食其到齐，已说服了齐王田广归汉。韩信想，郦大夫既已说下齐国，我还有何求？应当回师，助汉王攻打楚王。主意已定，便下令扎营，准备择日回师。

数日后，韩信升帐议事，说明原因，就要下令拔营而归。这时，谋士蒯通出来劝阻，说道：“不可！不可！”韩信问道：“齐王归顺，我改道而返，为什么不可呢？”蒯通说：“将军奉命伐齐，久经周折，才兵至齐国的国境。今汉王遣郦食其使齐，凭一张嘴就说降了齐国，是否真实，尚有疑问。何况汉王并未颁下明令，制止将军，怎可凭一传语，就仓猝回军呢？再说，郦食其乃一介儒生，凭三寸不烂之舌，能降齐国70余城，将军带甲数万，转战年余，才得赵国50余城，试想为将数年，反不如一介儒生，岂不惭愧吗？今为将军计，不如乘齐军无备，长驱直入，扫平齐国。如此，大功才能归于将军。”韩信闻言，沉吟了片刻，觉得蒯通之言十分有理，但如发兵攻齐，又岂不害了郦食其？当即说道：“你说的虽然有理，但我如果这样做的话，齐国必定杀害郦食其，此事使不得！”蒯通听后，笑道：“将军实在是很讲究恩德的啊！我知道将军不肯负郦食其，但听说郦食其是自荐说齐的，他明知将军正在领兵伐齐，还要如此做，岂不先负了将军吗？”

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即刻调动人马，渡过平原河，直逼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齐兵无备，被杀得大败。韩信乘胜追击，斩齐将田解，擒华无伤，一路顺风，直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市）城下。

齐王田广，齐相田横，本已被郦食其说服，同意归顺汉王，忽闻汉兵杀到，不由大惊，急忙召来郦食其，当面斥道：“我听信你言，本以为可避免刀兵之祸，不想你心怀鬼胎，表面上劝我归汉撤兵，暗使韩信发兵前来，覆我邦家，实在是罪不可赦！”郦食其申辩道：“韩信发兵，是不知齐地实情，愿大王遣一使臣，同我去面见韩信，我定令他就地止兵，撤出齐境。”齐相田横在旁插言道：“到那时，你定会逃之夭夭，我怎能再受你欺骗！”说着，不容郦食其再行辩解，下令将他投入油鼎，烹杀而死。

十一月，韩信斩龙且，杀齐王田广，平定了齐国。此时，已拥兵数十万，其实力有举足轻重之势，当时的情形是，韩信背汉降楚则汉亡，助汉攻楚则楚灭，自立则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就引起了楚、汉的重视。

其时，楚汉相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韩信攻破了项羽所设立的齐国，那时候，韩信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就派使者去见刘邦，要刘邦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怒火中烧，自己这里形势吃紧，韩信不但不率兵解救，反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要挟，想做齐王，刘邦当时就想大骂韩信的使者，刘邦的谋臣张良私下里对刘邦说：“这时候可不能训斥韩信的使臣，更不能攻打韩信。现在韩信帮助您，则楚王就会灭亡；如果韩信背叛了您，去帮助楚王，那您可就危险了。韩信派人来，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您的态度，您不如干脆封他为齐王，让他守住齐地，至于其他的事，等灭了楚国再说。”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回头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个假王！”于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刘邦派张良携带印信，到齐地去封韩信为齐王。

汉王刘邦册封韩信为齐王，韩信欣然接受；楚王项羽遣使臣武涉说服韩信归楚，韩信辞谢而回。

谋士蒯通想说服韩信背汉自立，于是面谒韩信说道：“臣近来学习相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则贵不可言。”韩信听他话中有话，就把他带入密室，这才问道：“你刚才所言，是何用意？”蒯通直言道：“当初发难，群雄四起，人才云集，主要是为了灭秦。秦灭之后，楚、汉相争，人民遭难。项王起兵彭城，转战南北，直逼荥阳，威震天下，今久困广武，连年难以进展。汉王率众数十万，据有巩洛，凭借山河，一日数战，却无尺寸之功，反连遭失败。臣观天下大势，非有贤者，不能息争。将军可乘机崛起，介于楚、汉之间，助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楚、汉两主的性命，就操在将军手中。如能听臣计，不如两不相助，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静待时机。像将军之大才，据有强齐，并吞燕赵，拥甲兵数十万，得时西进，为民请命，天下何人不服，何国不从？将来宰割天下，分封诸侯，诸侯皆感德畏威，争相朝齐，岂不是霸王之业吗？臣闻天与不取，是违背了天命，反受其咎；时至不行，是不用其时，反受其祸。愿将军深思熟虑，勿失良机！”

韩信听后，良久才道：“汉王待我甚厚，怎能见利忘恩呢？”蒯通见韩信被忠、恩所绊，继续说：“越大夫文仲，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尚且被杀，兔死狗烹，是不易之论。试想，将军的忠信，恐比不过越大夫文仲吧！且臣闻将勇震主，往往自危，功盖天下，往往不赏。今将军已蹈此辙，归楚楚不信，归汉汉必惧，那又到何处去安身？”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又下不了决心，立即打断蒯通的话，说：“先生不要再说，待我深思后，再做决定。”

蒯通见韩信已经动心，便告辞退出。蒯通走后，韩信想：我以前奉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自归汉后，汉王授我将军印，令我统兵数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现又封我为齐王，我若负德，必至不祥。且我擒魏豹、平赵、定燕、灭齐，战功颇多，汉王又怎能负我！于是，决定谢绝蒯通之言。

蒯通本来意谓韩信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静候数日，却杳无音信，就又找到韩信，说道：“愿将军速作决断，时机难久，失不再来。”此时，韩信已下了决心，不背汉王，当即答道：“先生勿要再言，我功劳甚多，又以忠信待汉王，汉王必不负我！”蒯通听后，知再说无益，转身退出。蒯通辞别韩信后，恐久居祸来，假作疯癫，离开汉营，不知去向。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反，自立为代王。汉高祖刘邦决定领兵亲征。临行，将都中政事，内委吕后，外委萧何。不久，吕后设计擒住了韩信，把韩信押往宫侧钟室斩首。临刑，韩信仰天长叹：“我不用蒯通之言，反为女子所诈，这岂非天命？”

刘邦平叛回来以后，知道韩信已经被诛杀，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在传统社会里，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者都不能得到善终，这似乎已经成了一条规律，韩信有此下场也不足为奇。

——见《史记》、《汉书》

“马上”与“马下”

秦朝一统天下，又短命而亡，原因何在？消灭文化、消灭思想，在社会上只能引起暴力反抗，在宫廷内部，则只能导致绝对的专权，使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听取别人所谓“民主生活”也完全丧失了。那么，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皇帝丧失“群众基础”，极易出现大臣一人专权或是叛乱的情况，具体表现在秦王朝的宫廷上，就是两次宫廷政变，由秦始皇这个“龙种”退化到秦二世这只“跳蚤”。还是要吸取秦朝的教训吧！思想和文化不是导致灭亡的原因，消灭思想和文化才是覆亡的根本。其实前人已早替我们总结出来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传统社会中，开国帝王绝大多数起于草莽，他们开始并不懂得文治的道理，往往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明白了文治的重要性。汉朝建立初年，陆贾劝说刘邦之实行文治的例子就很有典型意义。

陆贾劝说刘邦之实行文治，可谓是冒了杀头的风险的，因为这位皇帝不仅不尊重儒生，甚至经常侮辱乃至迫害儒生，他就曾经当面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

陆贾在皇帝面前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听到这些，很不高兴，对他大骂说：“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这些东西！”陆贾回答说：“您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然而，他们都顺应形势，以文治天下，文治武功并用，这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啊！从前，吴王夫差、晋国的智伯都是因过分炫耀武功而使国家灭亡；秦王朝也是一味使用严酷刑罚而不知文治的功效，最后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如果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重视文治，那么，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刘邦听完之后，十分不快，但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对陆贾说：“那就请您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去天下的教训，我们得到天下的原因，看看问题究竟在哪里，并探究古代各个朝代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

这样，陆贾就奉旨著述，论述古代国家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一共写了12篇，这部书称为《新语》。

陆贾在中国历史上所以名垂青史，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学问和建树，而是因为他曾经劝说过汉高祖刘邦，让他实行文治，并写下了阐述这一宗旨的著述《新语》12篇，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皇帝，他统一了中国，也想统一“思想”，因而“焚书坑儒”, “以吏为师”，任用酷吏，施行血腥的法律，企图把人民置于武力的统治之下。其实，读书并非亡秦的根源，不让人读书才是使秦国灭亡的根本。

秦始皇企图让人们整齐划一，都按绝对的规矩尺寸去生活，表面上好像是安定了，但由于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导向，由此而引发的直接社会后果是从上到下实行严酷的“法治”，又由“法治”而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势不可免了。

——见《史记》

各有所用

俗话说：“治世宰相，乱世将军。”意思是说在平安无事的年代里，宰相是重要的，而在战乱年代，将军的地位更高。

诛除诸吕，稳定刘氏政权，是西汉初年的一件大事，自古以来都认为是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的功劳，其实，陆贾的功劳是不容埋没的。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太后掌权，封吕姓诸人为王。吕后专揽大权，劫持幼主，企图夺取刘姓的天下。右丞相陈平对此很是担忧，但是自己力量有限，不敢轻举妄动，与吕后强争，害怕祸及自己，常常安居家中反复思考。

有一次，陆贾前去向陈平请安问好，径直到陈平身边坐下，这时，陈平正在深思，对于陆贾的到来，没有立刻发觉。陆贾说道：“您的忧虑为什么如此深重呢？”陈平说：“依先生看，我究竟忧虑什么？”陆贾说：“您老先生位居右丞相之职，是3万户食邑的列侯，可以说富贵荣华已经到了极点，应该是没有忧愁的了，如果有忧愁的话，只是担忧诸吕和幼主而已。”陈平说：“你是个明白人，猜得对，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陆贾说：“天下平安无事的治世，要注意丞相的权势；天下动乱不安的乱世，要注意大将的权势。如果大将和丞相配合默契，那么士人就会归附，士人归附，那么天下即使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国家的大权也不会散落。为国家的大业虑，这事都在您和太尉周勃两个人的掌握之中。我常想把这些话对周勃讲明白，但是他和我总是开玩笑，并不重视我的话。您为什么不和太尉交好，携起手来，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接着，陆贾又为陈平筹划出几种对付吕氏的办法。

陈平就用陆贾的计谋，拿出500金来给周勃祝寿，并且准备了盛大的歌舞宴会来招待他；而太尉周勃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陈平。这样，陈、周二人就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吕氏篡权的阴谋就更增加了困难。

此后，陈平又把100个奴婢，50辆车马、500万钱送给陆贾，让他作活动经费。陆贾就用这些费用在朝廷公卿大臣中游说，更加增强了陈平和周勃的势力。

陆贾提出的“治世宰相、乱世将军”的观点是极有见地的，正是二者的联合才使得汉朝政权得到了可靠的保障，才顺利地铲除了吕后的势力。如果没有陆贾的这一高明的策略，汉朝不知又经过怎样的混乱才能安定下来。

——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