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周平王东迁

西周末年，周幽王立宠妾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嗣，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宜臼逃至申国母舅家，申侯遂联合缯国和犬戎伐周，在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下，西周覆灭。申侯、鲁侯、许文公等诸侯拥立宜臼为王，是为平王。次年，因镐京及王畿遭战争破坏，平王得晋、郑、秦和其他诸侯之助，遂东迁于洛邑（今洛阳），以避戎寇。至此，周王朝政治中心东移。周平王重建的周朝，史称东周。

周郑交质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势力日渐衰弱，不得不依靠诸侯的支持。春秋初年，郑国是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郑伯被任命为执掌王政的卿士，且一向专横跋扈。周平王怕郑伯权力过大，就想再委任西虢公为卿士。郑伯质问周平王，平王由于怕郑国的势力便矢口否认，郑伯就胁迫王室与他互换人质。周郑交质这件事表明，周王室已经降到与诸侯国同等的地位了。

春秋五霸

东周末年，先后出现5个大诸侯，包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作“春秋五霸”。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齐鲁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交战于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最后以齐国的失败、鲁国的胜利而告终。公元前684年，齐军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鲁人曹刿面见庄公，劝其忠信爱民，方可以跟齐国一战。齐、鲁两军在长勺交战，曹刿与鲁庄公同坐一辆兵车，把握战机，一举击溃齐军。鲁庄公问曹刿用的什么战术，曹刿回答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长勺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齐桓公称霸

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诸侯是齐桓公。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大国，它疆土广阔，并且负山面海，有渔盐之利。到齐襄公（公元前697～前686年在位）时，由于政治黑暗，剥削残酷，阶级矛盾一度尖锐。

齐襄公死，其弟桓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国势日益强盛。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公元前661年，狄人侵邢（今河北邢台），齐桓公又救邢，并把邢人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另筑新城以安置之。公元前660年，狄人又侵卫，杀卫懿公。齐桓公救卫，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使卫存续下来。齐桓公的救患扶危的行动，得到一些诸侯的拥护，威信大增。

这时，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不断北侵，兼并了许多小国，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今河南偃师），双方互不相让。后齐、楚订立盟约，撤回军队。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对中原诸国的威胁。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城东）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这次会盟，四国诸侯公推齐桓公当盟主，并且订立了盟约，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管仲拜相

齐桓公即位后，很快便打败鲁国，逼鲁庄公杀了公子纠，献出召忽，召忽殉节自杀。唯独管仲忍辱做了囚犯，被押回国。齐军主帅鲍叔牙是管仲的好友，知道管仲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便在路上释放了管仲，并竭力保举管仲为相。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意见，不计前嫌，重用管仲，拜其为相。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齐桓公伐楚

正当楚国气势逼人，北进称雄之际，作为中原各国盟主的齐国难以容忍。为了对付楚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公元前656年春，齐桓公率领齐及宋、卫、陈、鲁、郑、许、曹诸国联军南下伐楚，直抵楚国边境。楚王派使者与齐桓公交涉，管仲直斥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周昭王南巡之死的两大罪状。楚使只承认不纳贡之罪，齐桓公面对不屈服的楚使，便答应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与楚签订盟约修好。由此可以看出齐、楚当时力量相当。

管仲征楚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卿，来治国安邦。管仲精明能干，一上台便任用贤良，惩治腐败，大力发展生产。很快，齐国就国富民强，国运昌盛了。齐国一天天强大，征服了许多割据一方的诸侯国，最后只剩下一个实力较强的楚国。它从不顺从齐国的号令，专跟齐国抗衡。齐桓公为了征服楚国，统一华夏，在大臣们的纷纷请战下，决定率兵攻打楚国。可是，管仲却坚决反对，他说：“齐楚两国兵力相当，如果对楚发动进攻，必定是两败俱伤，而咱们齐国刚刚恢复元气，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将会人财两空。”

齐桓公和大臣们觉得管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暂时打消了进攻楚国的念头。

当时，楚国盛产鹿，而齐国却视鹿为珍稀动物。一天，管仲派了100多名商人到楚国去买鹿，并四处扬言：“齐桓公最喜欢鹿，无论多贵，都要大量购买，供齐桓公玩赏。”楚成王听大臣说齐桓公不惜重金买鹿玩赏的事后，高兴极了。他想，很快齐国就要亡国了。于是楚成王发号施令，鼓励国民去捕鹿，卖给齐商。由于齐商重金买鹿，楚国的老百姓觉得一头鹿的钱竟能买到上万斤粮食，纷纷弃农捕鹿，大家带上猎具来到深山老林去捕鹿，田就无人种了。后来连军队的士兵也偷偷上山捕鹿卖钱。一年之后，楚国的老百姓个个腰缠万贯，但是，楚国的大片良田却荒芜了。老百姓拿钱买不到粮食，这时，管仲又下令各诸侯国不得将粮食运往楚国，楚国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最后连军饷也没有了，楚国上下一片混乱。管仲见时机已成熟，率领大军向楚国进攻，楚国内外交困，无力招架，楚成王只好派大臣到齐国去求和。从此，楚国被齐国征服了，齐国便称霸天下。后来，人们把管仲的这种计谋称为“鹿之谋”。

晋楚城濮之战

为争夺中原霸权，晋军谋略制胜，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开“兵者诡道也”之先河。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晋国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晋文公在公元前632年率军渡过黄河，攻打曹、卫小国，以诱楚军。楚军不为所动，依然全力攻宋。晋文公施用“退避三舍”的妙计，最后双方在城濮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车战。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挥上采取了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正确方针，最终击败了楚军，雄霸中原。

秦晋崤之战

秦穆公当上秦国国君之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图谋东进，力图在中原地区建立霸权，但是遇到了晋国的阻挡。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不听大臣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秦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秦军于次年春越过晋国南境，抵达滑（今河南偃师东南）。郑国商人弦高与秦军途中相遇，机警的弦高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于是决定返回。晋国派大将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在回师途中遭到晋军和姜戎的夹击，身陷隘道，进退不能，全部被歼灭，三位大将被俘。第二年秦穆公亲率大军渡河焚舟要与晋军决战，晋军避而不出。秦穆公到了崤之战的战场，祭奠阵亡的将士，然后回师。

秦穆公称霸西戎

齐桓公和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之际，西部的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晋文公死后，秦穆公想趁机进占中原，但是与晋国交战几次，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秦穆公只好转而向西发展，派兵进攻西戎，先后征服兼并了十四国，开拓了上千里的疆土，成为西戎地区的霸主。

楚庄王问鼎中原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借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都城洛邑的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恃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

面对雄视北方的庄王，善辩的王孙满先绕开庄王的话锋，大谈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最后才说“：周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未改。宝鼎的轻重，还不能过问啊。”庄王不再强求，挥师伐郑，以问郑背叛楚国投靠晋国之罪。“问鼎中原”成语就源于此。后来，秦始皇“泅水取鼎”，取的就是周室之鼎。

鲁国“初税亩”

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

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实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初税亩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所有关系。

弭兵之会

春秋后期中小诸侯国要求停止争霸战争的会盟。春秋中叶后，晋、楚争霸日趋激烈。楚联秦，晋联齐，南北对峙，旗鼓相当。长江、黄河流域大小诸侯国几乎全部卷入战争，终年争斗，兵连祸结，几无宁日。受害最深者，以郑、宋为甚。崤之战后，晋、楚两国疲于攻战，也愿意暂时休战，于是出现了结束大国争霸的弭兵局面。弭兵运动是由受大国争夺之祸最深的宋国发起的，前后共两次。

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宋大夫华元约晋、楚与宋相会，订立盟约，此为第一次弭兵之会。三年之后，楚乘晋国发生内争之机，撕毁盟约，再度与晋争霸，楚、晋经过一系列战争，晋连败楚国，并侵入齐、秦等大国，国势再度上升。不久，晋国六卿赵、韩、魏、知、中行、范氏之间内争再起，无力外顾。这时楚也受制于吴，不思北进。

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再次约合晋、楚于宋都，齐、秦、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国也积极参加，举行了14国诸侯共同与会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虽然这次弭兵会议是以牺牲小国利益来满足晋、楚两国贪欲的，但此后40多年间，晋、楚之间再未发生较大战争，这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是十分有益的。

卧薪尝胆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军打败，不得不向吴王夫差称臣。勾践在吴国宫廷中服了3年苦役，其间忍辱负重，备受煎熬。3年之后，勾践被赦免归国。受尽苦难的勾践，发誓不忘亡国之恨，立志兴国雪耻报仇。为激励斗志，勾践在屋中吊了一枚苦胆，出来进去都要尝一下苦味，他还睡在用干柴叠起来的床上，以使筋骨刺痛。勾践经过10年辛苦磨炼，终于反败为胜，将吴国灭掉了。就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成了千古美谈。

吴越争霸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吴的国力也日渐强大。吴王阖闾采纳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的建议，向楚国发动了连续的进攻，五战五胜。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结果大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立志要为父复仇。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了越国，越国宣告投降。吴国乘胜北上征服中原诸国，俨然以霸主自居。越国降吴以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进行了长期的复仇准备工作。公元前482年，吴国北上会盟，内部空虚，越国乘机大举伐吴，经过近10年的激烈战争，最终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越国也北上会盟诸侯，号称霸主。吴越争霸已经是春秋争霸的尾声，战国七雄混战的局面即将来临。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年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幼年丧父，家中贫困，曾给人放牛。他从小喜爱读书，知识渊博。孔子不到30岁就已经掌握了“六艺”，此外，还掌握了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各种文献资料。他办了一些私塾，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传说孔子有弟子3000人，精通“六艺”的72人。他的弟子把他平时的言论整理成《论语》，是研究孔子的可靠资料。

当时鲁定公沉迷享乐，不理政事，孔子数次劝谏不听，就与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从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4年的十几年中，孔子先后访问了六七个国家，极力宣传仁、义、德政和礼制，但是并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采纳。

老子

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1年）姓李，名聃，是楚国苦县（在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任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他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讲修道德，主张谦让隐忍，认为天地初创时的那种万事无形无名的状态最好。他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他写的《道德经》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是老子心中理想的社会和国家形态。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百姓之所以互相争夺，原因就在于人们欲望的过度、法令的繁多、对知识的追求和讲究虚伪的仁义道德等。他认为社会发展分为5个阶段，即“道”、“德”、“仁”、“义”、“礼”。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是由“道”统治的，一切纯任“自然”，是完全“无为”的。以后的社会分别由德、仁、义、礼统治。老子认为后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离“无为”更远，美的、善的东西越少，丑的、恶的东西越多，因而离他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就越远。

老子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的情况下，人民迫切要求安静休养和减轻剥削的愿望。而他所追慕与向往的社会，正是远古的原始社会。

扁鹊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姓秦，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勃海郑郡（今河北任丘市）人。精通各种治病的方法，是战国一代的名医，先秦医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妙手回春之术，简直可以和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媲美，后人就干脆把他叫做扁鹊，秦越人这个本名反而被人们忘却了。

把中药制成丸、散、膏、丹、汤剂等品类也是他的创造。他是我国中医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医学家，为我国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把他比做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后来的中医都尊他为祖师。扁鹊的医学理论，被后人整理成一部医书，名叫《难经》，是中医学的宝贵文献。

董狐

董狐，生卒年不祥，春秋时晋国史官，是秉笔直书的典范。《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无道，赵盾屡次劝谏，不但没有结果，反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害，于是被迫出逃。他的族弟赵穿带兵杀掉了灵公，这时赵盾尚未走出国境，听到消息后返回。任太史的董狐这样记载此事：“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不应当这样记。可是董狐坚持这种史录，因为赵盾身为正卿，在还没有越出国境之前，原有的君臣关系就依然存在，而赵盾却不起兵讨伐弑君的人，就是没有尽到忠君的职责，那就应当承担这弑君的责任。后来，这种不阿权贵、敢于直录的史家精神被称为“董狐直笔”。

孔门四科

“孔门四科”，意为孔子所传授的4门学术，指的是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相关的记述见于《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此分别举出了4个学科门类之下最为优秀的学生。唐代开始，“孔门四科”的提法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明清时期，“孔门四科”演变为“儒学四门”——义理、辞章、经济和考据。

孔门十哲

“孔门十哲”指孔子弟子中最优秀的10位贤哲，指的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我、子贡、子有、子路、子游、子夏。“孔门十哲”这种说法的依据为《论语·先进第十一》所记载的孔子的一段话：“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说的是跟随自己在陈国、蔡国经历困苦的人现在都不在身边了，表达了对这些学生思念的情感，然后分为几个方面叙述了这些学生的长处之所在，列举出了这10人。颜渊，就是颜回，字子渊，是孔子最为欣赏的学生，才学品性俱为优好，出身贫贱，不幸早亡；闵子骞，即闵损，以德行著称，洁身自守，坚持不仕；冉伯牛，名耕，不幸染恶疾，令孔子十分感叹；仲弓，即冉雍，出身微贫，父亲行为不端，因而受人轻视，孔子为其辩护，他的宽宏厚重的品性很为孔子称赞；宰我，即宰予，字子我，曾提倡缩短3年守丧的期限，受到孔子的谴责，因为善言辞，孔子曾派他出使齐、楚等国；子贡，即端木赐，长于雄辩，精于处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子贡曾为孔子守墓6年，体现出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冉有，即冉求，字子有，生性谦谨，具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曾因为帮助季康子聚敛民财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季路，即仲由，字子路，因曾担任季氏的家臣，所以也被称为季路，出身贫苦，性格豪爽，为人耿直，勇力超拔，在卫国的内讧中被杀；子游，即言偃，在鲁国的武城为官时倡行礼乐，深为孔子赞佩；子夏，即卜商，才思敏捷，经常与孔子讨论文学，时有不凡的创见，在孔子身后，儒家的许多经典都是通过子夏传授下来的。

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武，具体生卒年不可考，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在吴国为将，曾以3万军队打败楚国的20万大军，是先秦兵家的始祖，其所著《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上极有影响。《孙子兵法》又叫《孙武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共13篇。该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以前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揭示出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孙子兵法》备受国内外人士推崇，被称为“兵经”。8世纪时，该书传入日本，18世纪又传入欧洲，现有日、法、英、俄、意、阿拉伯等语种的译本传世。

左丘明和《左传》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前422年），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学家。相传他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时代相同，人品受到孔子的称赞。他根据《春秋》纪年收集各国的史料，撰成了《春秋左氏传》一书，也称《左传》。此书大大丰富了原书的内容，而且史料翔实，艺术性强，成为史学史与文学史上的典范之作。《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

《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题名作者吴起为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师事左丘明的弟子曾申。他初为鲁将，后为魏将，因率兵击秦并参加攻取中山之战，被荐为西河郡守。魏武侯时，吴起甚有声名，后受大臣王错排挤，去魏入楚。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楚因而强盛一时。悼王既死（公元前381年），宗室大臣作乱，吴起被攻杀于治丧之所。吴起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十分流行。

《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道家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学派之一。道家学派以春秋时期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并以此说明宇宙及社会万象的本质、根源、构成及其变化。道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以老子的“道法自然”为基点，主张人们在思想上遵循“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清静无为”的“道”理；政治上倡导“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行为上主张顺乎自然、“守雌守柔、以柔克刚”。由于各自阐发重点的不同，战国时期的道家分化成若干派，其中以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著名。道家学派对后世影响极深，并成为传统文化的基干之一。

儒家

儒家是春秋末期、战国时期的主要学派之一。其创立者为孔子，他以六艺为法，借助对传统伦理制度的发掘，宏扬人文精神，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学说核心以“仁”、“礼”为两端，反对偏执与极端，主张中庸与义、恕，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主张“有教无类”，通过教育使全社会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论语》

《论语》是孔子和弟子们的互相应答，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编纂成书。它虽然不是孔子的著作，却是研究孔子及其思想主张的原始资料。《论语》内容广泛，言简意赅，尤其是在治学和教育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成为千百年来研习传统文化的必读经典。

《春秋》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全书记载了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计242年的历史。该书体例为比事、属辞。所谓比事，一是按年、月、日顺序，把所有史事排列下来；二是讲求史事详略取舍。所谓属辞，即强调用辞要达意。凡所录之事，在用词上要有差别，以表达不同的意义。一部《春秋》仅用1.8万字表述，简练确切，没有浮词，对后世史家撰写史书，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举行盟誓时的誓约文书，1965年出土于山西侯马晋城遗址东南部的盟誓遗址中。根据盟书的内容分析，侯马盟书是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年）间，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以结盟的形式团结一致，打击敌对势力，特举行盟誓时的誓词。侯马盟书的发现，对于揭示春秋、战国之际新旧势力的斗争，对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文字资料。

礼崩乐坏

春秋时期，随着宗族政治的日趋解体，传统的礼乐制度也难以继续维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在各国的政治斗争中，以下犯上的夺权事件层出不穷，不遵循旧有礼制的现象也经常发生。一些从诸侯手中夺取了政权的卿大夫，不仅僭用诸侯之礼，甚至也僭用天子的礼制。有鉴于此，孔子继周公之后对于礼乐制度进行了再次加工和改造，努力要将社会重新纳入礼乐的规范，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后，社会变革的加速使传统的礼乐制度被彻底破坏。各国纷纷进行变法运动，法律制度普遍建立，从而取代了礼乐的地位，成为维护新的政治秩序的工具。此时残存的礼乐，已经流于形式，名存实亡了。

退避三舍

公元前632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向晋求救。晋文公发兵先攻下楚国的盟国卫国和曹国，楚军不得不撤出宋国。但率领楚国主力军的大将子玉却不听从楚王撤军命令，决定要与晋军一争高下。晋国大臣先轸向晋文公献策：一面暗中允许曹、卫复国，以离间曹、卫与楚的联合，一面扣留楚使，以激怒楚军主帅子玉。晋文公一一照办，子玉大怒，发兵攻晋，晋文公为了实践昔日答应楚王的承诺，即晋楚交战，晋军主动退避三舍之地，晋军后退。晋军退到城濮驻扎下来，子玉又带兵前进，于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城濮之战，就在晋军退避三舍、楚军步步紧逼后爆发生了。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赵氏孤儿

公元前583年，因奸臣诬陷赵同、赵括造反作乱，晋国诛杀赵同、赵括，并将赵氏全族杀戮，并四处搜捕赵氏遗孤赵武。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以程子假冒赵武替死，从而救出赵武。程婴将其抚养成人，最终平反昭雪，报了冤仇，赵武当上了大夫，赵氏势力重新恢复。

钟子期与俞伯牙

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弹琴高手。一天，伯牙弹琴，钟子期在旁边听。当琴曲如高山般激昂时，钟子期赞道：“弹得真好啊，就像那巍巍群山。”不一会儿，琴声如流水般细缓，钟子期又赞道：“弹得真好啊，就像那潺潺流水。”于是，伯牙和子期成为知音。后来，钟子期不幸去世，伯牙万分悲痛，他砸烂了自己心爱的琴，决定从此不再弹琴。

春秋无义战

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开始衰弱，一些较大的诸侯国开始争霸称雄。这时，齐桓公便乘机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经过多年征战，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死后，齐国渐趋衰落，随着晋国的强大，晋文公成为春秋的第二个霸主。楚庄王继位后，北上与中原各国争雄，于公元前597年灭郑，成为春秋第三个霸主。后来，吴王夫差在战胜越国、齐国、晋国后，终于称霸中原。之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掉了吴国，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春秋时代展开的大国争霸战争，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代替周室并夺取其对各国的号令及索贡权，实际是兼并掠夺战争另一种形式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春秋无义战”。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语出《论语·季氏第十六》:“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有道的时候，礼乐的制定和战争的发动都是由天子决定的；天下无道的时候，礼乐和战争的事宜便由诸侯来决定。由诸侯来决定礼乐和战争，很少有能维持十代而不乱的；如果制定礼乐和发动战争的权力落到了大夫的手中，那就很少有能维持五代而不乱的；如果大夫的家臣把持了国政，就很少有超过三代而不发生动乱的。天下有道，国家的政权不会掌握在大夫的手中；天下有道，老百姓就不会有非议。孔子的这段话是经过对历史的考察而得出的结论，春秋时期，自齐桓公开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天子则失去了号令权；齐国从桓公称霸到简公为陈恒所杀，经历十代；鲁国自季友专政，到季桓子时政权让于阳虎，经历五代；而季氏的家臣阳虎、南蒯、公山弗扰等都是当身而败，未及三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所以为“天下有道”的标志，是因为“自天子出”意味着政令的统一，意味着国家政治活动的清明有序。而若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自家臣出，则意味着纷争与混乱，意味着激烈的权力争夺，而在这种争夺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种种丑陋的事件，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危害，也就是“天下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