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为政

以臣代君，说是阴谋也好，说是篡权也罢，只是阴谋成功了也就成了阳谋，篡权符合民意也就成了改革。何况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呢？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正义的价值标准，在看待历史时，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权谋史，也不能把权谋者看成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行不义之举，“窃钩”者是小偷，“窃国”者乃大盗，近代史上的袁世凯曾做过“皇帝”，但并没有人认为他是庄子所说的“侯”，道理也就在这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那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好国相，一是管仲，一是晏婴。晏婴虽然没有能够像管仲那样辅佐君王称霸诸侯，但他留给后人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天降大雨，连下了十几天不停。景公在宫中日夜饮酒，没有考虑百姓的死活。晏婴请求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一连恳请数次，景公都不理睬，反而派柏遽去巡察全国，搜罗能歌善舞的人供自己享乐。晏婴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就把自己家里的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将能盛米的容器放在乡间路旁，供灾民使用。他自己徒步走着去见景公，对景公说：“大雨已连下十几日了。现在一乡之中房屋被毁的有数十户，一里之中断粮挨饿的有好几家。百姓中的老人在寒冷中挣扎，连粗布短衣也穿不上，饿着肚子的人，连糟糠也吃不着，他们走投无路，呼救无门。而大王不但不予救济，还不分昼夜地饮酒作乐，甚至让人到全国各地搜求歌女乐。宫中的马匹吃着官仓的粮食，狗饱餐着肉食，您的姬妾无不酒足饭饱，您对狗、马、姬妾的待遇是不是太优厚，而对待灾民百姓是不是过于残忍了呢？乡里穷困而无法上报实情，就不会喜欢自己的主上；百姓饥饿而无处申诉，就不会感念自己的君王。我手捧简策，身在百官之列，目睹百姓饥饿穷困而无法报告给您，君主沉湎于酒色，臣下不能救恤百姓，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说完晏婴跪下向景公行了礼便急急地跑出王宫。

景公一见，连忙追了出去，可是道路泥泞，没有赶上。于是吩咐备车，乘车去追晏婴。赶到晏婴的家里，也没有见到他。只见他家中的粮食已被百姓吃尽，只有容器放在路边。景公又追到了一个大路口，才看见晏婴。景公下车，追上晏婴说：“我有罪，先生抛弃我，不肯帮助，我无话可说，可先生不能不顾百姓啊！如何救灾，全凭先生作主。”说完，就站在路上给晏婴行礼。

于是，晏婴就返回了都城，令官吏巡视百姓，对于能纺织而缺少粮食的人家，发给存粮；对农桑俱废的人家，给予一年的口粮；对没有柴草的人家，就发给足以渡过雨季的柴草。又派官吏巡视灾民，对住房坏损不能抵御风雨的，发给钱财。对孤寡贫困之家，无力安葬死者的，帮其安葬，并限3日内办完，延误者以不遵命令治罪。景公也搬出深宫，减肉撤酒，马、狗不喂肉，减少俸臣的俸禄和酒徒的赏赐。过了3天，官吏来报告说，共救济贫民17000家，发米96万钟，柴薪13000千车，房屋毁坏的有2700家，用去赈金3000斤。

事过之后，景公下令减少内宫的膳食，不弹琴瑟，不陈列钟鼓。晏婴建议罢免景公身边的嬖昵之人，辞退那些以歌舞引诱景公的人。被遣散的人有3000之多。

景公是个很没有见识的人，他喜欢任用那些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的小人，使得无功者受赏，无罪者反而受罚。

晏婴非常不满意，他求见景公，进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都敬仰圣人，都信服圣人的教诲，我还不曾听说过哪位贤明的君主听信小人之言而行使赏罚的。如今，我听说大王与身边的人议论为罪犯减轻刑罚的事，竟说：‘那些快死的人还要尽力享受，不委屈自己，我为什么要为了仁义的名声而放弃享乐，只是使自己的生活仅比罪人稍强一些呢？’所以大王宠信的人在城里横行霸道，朝廷的幸臣在地方上强取豪夺，执法官吏也无不鱼肉百姓。百姓贫病悲苦，奸邪的人肆无忌惮，掩饰罪恶，蒙蔽君主。因此，就是有至圣大贤，又怎么能胜过这些奸邪谗佞之徒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忠良之臣常常遇到灾祸，受到伤害。”

晏婴又说：“我听说，古代的士人，君王如果能够与之相处，就能得到他们辅佐，如果不能与之相处，则会失掉他们；士者能够与君王相处，便为君王做事；不能与君王相处，便自己隐身而去。现在大王偏听谗言，不听正直之士的劝谏，我无法与您共事，请求您让我离去。”说完，他不等齐景公答应，就扬鞭催马而去。

景公急忙派韩子休去追赶晏婴，替他传话说：“我不讲仁义，不能听从先生的教诲，以致弄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先生辞官后要去哪里，我也将跟随到哪里。”

晏婴听了这些话，就掉转马头，返回了宫廷。

晏婴敢于犯言直谏值得我们敬重，齐景公能知错就改、当面道歉的贤德风范也值得我们推崇。

有一次，景公和晏婴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地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件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晏婴听了以后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得到别人的拥立的，民众也不会无端地来归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弃民众，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却想要长久地保有国家，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听说，能长久保有国家的人，都是能把事情做到底的人。诸侯并立，能够自始至终为善的人被尊为长者；学习也是一样，士人一同进学学习，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当年，先王桓公开始任用贤才，引导推行德教时，曾使面临灭亡的国家得以生存，使已经灭亡的国家得以复生，使危殆的国家得以安定，所以民众拥护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师远征讨伐暴虐，将士百姓虽然劳苦但无损于他的完美。桓公衰败，是因为他放松了德行修养而追求享乐，迷恋女色并听信谗言，百姓因为他的统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谴责他的行径，以至死在王宫而无人报告，尸体腐烂，生了蛆虫也无人收尸。这时，他的下场比起暴君桀、纣更加可悲。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是当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对待百姓如同仇敌，见到善事就像怕烫着一样地迅速避开，扰乱国家，伤害贤良，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对民众为所欲为，对臣下肆行诛戮，恐怕灾祸早晚会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听候大王的调遣了，大王如果不能变更自己的行为，那么我就辞官，只求保持晚节而已。”

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齐景公就更糊涂了。淳于人把女儿送给景公作妾，生了儿子取名叫荼。景公非常疼爱他，于是大臣们就商量要废掉长公子阳生而立荼为太子。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晏婴。

晏婴反对这种做法，说：“这样做可不行。让地位低下的人去和地位高的人竞争，这是国家的大害，放弃年长的公子而立年幼的为太子，自古以来就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公子阳生年长，受齐国人的拥戴，请大王不要更立太子。因为人的服饰、地位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所以卑下者不能欺侮尊贵的人，立太子有礼制规定，所以庶子不能夺嫡长子的位置。希望大王要用礼义来教育荼，不让他陷入奸邪之人的引诱之中，希望您用仁义来引导他，不让他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无论年长的和年少的都要按礼法办事，宗族、嫡庶关系也就能合乎伦理规范了。废长立幼的事情，历来不能教育下人，也不会给所爱的公子带来好处。长幼之间没有等级界限，嫡庶之间不加区别，实际上就是给不轨之徒制造了乘机作乱的祸根，请大王要慎重考虑。古代贤明的君王，不是不喜欢纵情享乐，只是他们懂得乐极生悲；他们有的人并不是不想立爱子为储，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违背伦理大义就要带来天下的混乱，因此，他们享乐有所节制，立子也遵守道德伦理。那些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大王的人，怎么能值得您的信任呢？

“现在，您采纳奸邪之人的主意，听信乱夫贼子的坏话，废长立幼，我真怕将来会有人利用大王的这个过失为他个人的邪恶用心服务，去搞废幼立长的事，借此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请大王一定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治理国家，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能否听从别人的意见，而是在于是否能听到高明之士的意见，如果言路阻塞，各种机制都不透明，那么不论君主如何贤明，国家最终还是会混乱不堪。这样的论断并非今人的研究成果，早在千年之前晏子就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做出了相应的判断。

有一次，景公问晏婴：“治理国家担心的是什么？”晏婴回答：“治理国家最担心的就是‘社鼠’。”景公问：“为什么这样说？”晏婴答道：“社是供奉土地神的场所，它用木头搭起来做内架，外面抹上泥巴制成，老鼠趁机寄居其中，如果想把老鼠清除出来，那是十分麻烦的。如果用烟熏老鼠，怕烧坏了里面的木头，用水灌老鼠，又怕损坏了土地神。这样的老鼠是无法杀死的，就是因为土地庙的缘故。国家也有这种事，国王身边的近臣就是这样的‘社鼠’，他们在内混淆视听，蒙蔽君王；在外卖弄权势，欺压百姓。不除掉他们就会乱了国家的法纪，要除去吧，他们又受到君王的保护，被视为亲信心腹，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社鼠’。”

晏婴又说：“我听说，有个卖酒的人，他盛酒的器皿都擦拭得特别干净，酒店的酒幌高大醒目，可酒放酸了也没人来买。他问邻居是什么缘故，邻人告诉他说：‘你们的狗太凶恶了，客人拿着酒瓶要进屋买酒，恶狗就扑上来撕咬，把人都吓跑了，所以您的酒放酸了也没人买。’国家也有这样的恶狗，就是在君王身边执政当权的小人。一些有道德有学术的贤良之士想为君王效力，这些小人就冲上前来‘咬’他们，讲他们的坏话，这就是国家中的恶狗。君王身边的近臣是‘社鼠’，执政当权的小人就是‘恶狗’，君王怎么能不被障蔽、蒙骗，国家又怎么能没有忧患呢？”

何谓贤？身在高位的封建君主们总以为谄媚就是衷心，总以为愚忠就可以委以重任，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些举动恰恰关闭了求贤之门，使得贤才们羞于与小人为伍，而不愿意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国家的大厦终于会在蠹虫的侵蚀下腐朽崩溃。

——见《晏子春秋》、《说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