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

有人遇事不公便善发牢骚，发牢骚本是名士的固有品格，如果善于韬光养晦，就不是名士了；而善于韬光养晦，才是政治家的固有品格，如果不懂得韬晦术，不会搞权谋，那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二十九日，太中大夫孔融被公开处死。孔融，字文举，建安七子之首。他仗着自己的才干与名望，屡次戏弄、嘲笑曹操，随便发表议论，褒贬人物，多与曹操意见不合。曹操因为孔融名声很大，所以表面上容忍他的言行，而实际上在内心里十分厌恶。后来，孔融又上书给汉献帝，提出“应该遵照古代的王制，在京顺周围一千里的地方，不可建立封国。”这就更加触犯了曹操的利益。

曹操发现孔融的议论范围越来越广，对孔融更加忌惮。孔融与郗虑一向有矛盾，郗虑秉承曹操的意思，网罗他的罪状，命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奏说：“孔融从前担任北海国国相时，看到天下大乱，就召集徒众，准备图谋不轨。后来与孙权的使者谈话，又讥讽、讪谤朝廷。另外，他从前与平民弥衡在一起的时候，行为十分放荡，又互相标榜，弥衡称赞孔融为‘孔子不死’，孔融称赞弥衡是‘颜回复生’。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应该处以极刑。”

于是，曹操下令逮捕孔融，连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处死。

起初，他的好友脂习经常告诫孔融，要他言行慎重，不然会招来大祸。等到孔融被杀后，整个许都没有人敢去收葬孔融的尸体。脂习前去摸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孔文举弃我而去，我为什么还活着！”曹操得知后逮捕了他，打算处死，接着又把他赦免了。

孔融本是名士，发牢骚本是名士的本色，他不懂韬晦术，故有杀身之祸。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牢骚太盛妨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但魏晋文人是只有发牢骚的风度而无“放眼量”的气度的。“牢骚太盛”乃是名士的执著，“放眼”“风物”则是政治家的策略，二者不同远甚——世上是原无发牢骚的政治家和善于谋划的名士的。屈原当年写《离骚》发的尚是温柔敦厚的牢骚，多少有至死不悟的嫌疑，但孔融对曹操、阮籍对司马氏却是清醒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鲁迅曾认为魏晋名士在骨子里比曹操、司马氏更维护礼教，实则是魏晋名士执著于一种美好的文化理想，而理想又必然同现实相抵触，因此，发牢骚便成了名士的一种天然品格。

——见《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