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了解现实，是因为不了解历史；同样，不理解现实，也是因为不理解历史。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民族来讲，可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历史知识，或者说历史经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不敢忽视它。离开了它，没有人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

毛泽东生前非常喜欢读《容斋随笔》这部书，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也一直把这部书带在身边，从延安带到了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到了中南海。据说在他逝世前不久，他还向工作人员要这部书来读。毛泽东对这部书的珍爱，由此可见一斑。

《容斋随笔》其实是一部智囊。

《容斋随笔》乃南宋的洪迈所著。洪迈对经史百家无不深究，凡有所得，随笔记之，经40年而成《容斋随笔》。书中对南宋以前的历史、政治、经济、典故等都有精审考证，尤其对政治得失、人物的品评、智谋的运用等多有超乎常人的异见卓识。就此而言，《容斋随笔》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优秀的智谋类典籍。

毛泽东当然是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其实，不仅许多当代伟人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史上大多数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十分注重对传统谋略的研究和借鉴。那么，中国的历史经验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是一种“治人”的“技术”？其实，中国的历史研究是中国所有文化的集合体，是需要用生命来体味的伟大的智慧。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文化巨人，他们针对现实各抒己见，躬身行之，成为中国主要的思想文化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名家等的原初肇始和日后发展的不竭源泉。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思想文化和民族性格就是在这些学派的交互影响中发展、变化和完成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突破时期各学派理论的共同特征和各自特点，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各主要学派尽管彼此间理论差别巨大，有的地方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政治的异常关心，有的学派甚至以政治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比如，儒家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理想的王道乐土，是典型的为政治的学派；即使是标榜最不关心世事的道家，也要“无为而治”, “无为”的目的在于“治”，这“治”就是社会政治的安定，所以，道家在骨子里还是没有忘怀现实政治的。其他的几个学派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中华民族的形成之初就以农耕为主业，靠天吃饭的现实和稳定的宗法社会使我们的初民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基本的哲学——文化观念。天行有常，无法改变，而人可以通过调整自我来顺应上天，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逐渐转向了人的社会内部，形成以“人治”和“治人”为核心的文化观念。这是形成智谋型文化突破的基本前提。

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谋略。当然，如果谋略在当时仅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而存在的话，就不能完全形成智谋型的文化突破。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谋略被系统化、社会化、规约化，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不论是学者、帝王还是平民，都没有对这种规范和原则提出怀疑。即使是当时最为愤激的道家，实际上也是用反对一般谋略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谋略。

春秋战国时期，掌握文化（主要是礼乐文化）的专职人员散落民间，出现了“王官之学散于百家”的局面，这为文化的突破、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已失去了政治统治上的权威，其表现就是诸侯混战、诸侯争霸。此一时期最大的政治无疑是国家的兴衰存亡，对于各诸侯国而言，不仅人才集团是兴衰存亡的关键，即使是一士之得失而致国兴、国亡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因此，各国争相延聘士人。与之相应，尽管各个学派观点、主张彼此不同，但基本上都要符合当时的需要，即如何才能使诸侯称王称霸。如此一来，智谋文化的大繁荣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和诸侯争霸需要智谋的历史现实为智谋型的文化突破提供了历史契机。

这样，各种学派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将自己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谋略的不同的组成部分。这样，中国的智谋型的哲学——文化突破就形成了。

法家智谋虽然没有道家智谋那样深刻的哲思作为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则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动物性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

在法家那里，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家之法的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势”就是绝对的权威，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其实质是强权威慑。保证“势”的绝对性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其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成为“法”的一部分，“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是“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维护封建王权的法术系统。

认真阅读韩非、管仲、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会使人有心惊胆寒之感。他们这哪里是在对待人，就是野兽，如果用这样系统、严格、缜密、刻毒的方法来驾驭和训练，恐怕也会使他们乖乖地俯首听命。

法家的直接简捷的现实社会效用使各国的君主对之青睐有加，尤其是意图统一中国的秦国，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时，感叹说：“若是能见到此人，死而无憾！”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中焉者外儒内法，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

道家谋略的聪明就体现在其对人世间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洞穿，在这一洞穿中，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可以没有原则。黄老道术以心智“王天下”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天地万物皆受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

但是，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黄老的道十分抽象，在施诸现实的过程中没有具体的价值标准，由此，在不必遵循任何具体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去获得最大的世俗的利益，成为其唯一的价值标准。这往往使人失去正义感，内心深处除了对现实利益的关心之外，没有任何的人文情怀，完全是一片黑暗与冰冷。中国历史上的最黑暗的法家智谋就是在黄老道术的影响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法家对其智谋中的不合理、非正义早有认识，但既然社会“需要这样治理”，圣人也就不必有“心”，只管“以天地之心为心”即可。

另外，黄老道术主张顺应自然，但在现实操作中是无法顺应自然的，只有制定了严格完备的“法律”，然后把天下交给“法律”，君王自己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也促进了法家的产生。

儒、道、法等各家谋略有其各自鲜明特点：儒家谋略是中国谋略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道家谋略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谋略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谋略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谋略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谋略则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

儒家智谋是真正的大智慧。儒家智谋非常深奥复杂，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是如何转化为智谋以及儒家如何用智谋仁术治国的。

儒家的王道理想首先指向社会的利益，但任何社会的利益都必须以牺牲、限制个体的人的利益为前提。这样一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在考虑王道理想的具体实现策略时，必然地要想方设法地趋社会之利、避个人之害，实际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了智谋。

从价值观念角度来看，中国人没有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儒家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以现实社会为出发点。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其个人的价值自始至终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道德神圣最终仍还原为世俗社会的现实功利，二者并无任何本质区别，只是在形态上区别为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太大，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往往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所以，儒家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是道德的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方式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儒家智慧的具体表现是仁术，仁术的核心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仁术的具体形式即修、齐、治、平。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儒家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故居之于四项之首。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

在这里，儒家为人描绘了一幅极其美好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实的，只要肯加强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在理论上，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与儒家智谋的温情脉脉和法家的刻毒的阴谋相比，兵家智谋就是冰冷理性中的“阳谋”，甚至是为争取最大的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铁血理性。

兵家智谋有如下四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与其他各家的智谋相比，兵家智谋有着令人向往的地方，这就是它所讲究的平等的原则，即无原则的原则。只要打败对方，就是胜利者、成功者，以成败论英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评判原则。

正义之战、非正义之战是对战争的道德评判，并不直接属于战争本身。战争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对人道原则的践踏、对人际协同原则的撕毁、对“仁义道德”的否定。在战争中，为了取得最大的胜利而采取的无原则的原则，是唯一的“正义”的原则。任何给战争蒙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人都是在进行欺骗，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胜利而采取的“原则”。

兵家智谋的平等性就在于它公开申明：敌对双方认同和遵循唯一的原则就是不讲任何原则；兵家智谋的道德性就在于它强调：敌对双方是在绝对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公开竞争的。因此，在兵家之争中使用“算计”，要比在政治之争、人际之争、商业之争等任何其他领域的争斗中使用“算计”要道德得多。

其二，兵家不是不讲德，不讲情，而是以不情为大情，以不德为大德。兵家之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本国人民的祸福利害甚至生死存亡，必须站在大利大害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越是放任了自己的感情，就越是对己方师旅、民族、国家的无情；越是对敌方的无情，就越是对己方师旅、民族、国家的有情。以上两点是兵家智谋的文化特征。

其三，兵家智谋自身总的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排除一切情感因素的冷静，并在此冷静的状态下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获得最大的胜利。所谓“兵谋内智”，就是要加强自己的修养，用自己坚强的理性去克制自己的感性，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感性都不能占上风，否则，就会失败。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充分强调了兵家以理制怒的基本要求。后世兵家将其提升到铁血理性的高度，把它当作是兵家必须首先具备的条件和总的原则。

其四，在总的原则下面，兵家有自己的完整的技术系统。《孙子兵法》，加上历代十三家注释，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庞大、丰富、深刻、完备的系统。其他学派尽管在大搞谋略，但多少有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谋划别人，也就不敢公开发展自己的谋略技术系统。只有兵家智谋是实实在在的“阳谋”，所以能够公开宣扬、极大发展自己的技术系统。

与上述各家相比，纵横家智谋是最“无耻”的，这种“无耻”就表现在纵横家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他们行动的原则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纵横家的产生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最初《周礼》中所记的“行人”主要负责接待外宾、主管礼仪；到了春秋时期，“行人”的主要职责转变为出使他国、执行外交使命。《左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行人”的优秀外交辞令，其中许多人已有意识地使用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间的外交关系逐渐发展为合纵与连横两种。一些士人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仰禄而失道”，学习外交官“行人”的说服术，奔走于各国之间，于是，“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纵横家就应运而生了。

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现实实践中有3个特征：一、无从一而终的固定的君主；二、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三、没有一定的价值标准，除了势利营求之外，没有道德束缚。当时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纵横家无疑是苏秦和张仪。两人分别以“合纵”、“连横”，将战国七雄如棋子般玩弄于股掌之中，左右了当时的国际关系。但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没有什么崇高理想，他们所有的价值观念的标准是权势和金钱。

当然，纵横家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准确描述了其巨大的现实作用。对于其积极的历史作用，时人也曾给予肯定评价。《战国策》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语，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

纵横家智谋的文化特点对我们的民族根性也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有奶便是娘”的无原则的功利意识的倡导上。

阴阳家是个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派。《汉书·艺文志》清楚地描述了阴阳家的来源：“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天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作者把阴阳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根据所谓的四时之运、五行之性等为国家制定律历、指导祭祀活动甚至参与制定国家政令，这样的阴阳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官方看作主流，受到大家尊重。但是，真正在宫廷庙堂和下层社会发生影响的并不是这一派，而是“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一派。虽然遭受正统阴阳家的鄙夷和排斥，他们却用神秘的理论和实践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不仅在民间很有市场，就是在宫廷庙堂也时时被看重。

阴阳观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农业文明伊始，人们在生产和劳动的实践中，首先感受到的是那些有着最大差别的、相互对立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对人的影响和刺激最大，所以也就首先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概念，如天地、日月、寒暑、水火、男女、昼夜、阴晴等自然现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分工开始出现，社会上的差别也就随之而来，于是，主奴、贵贱、贫富、治乱、兴衰等上下等级观念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观念就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

在总结了以上广泛的矛盾现象的基础上，殷、周之际产生的《周易》试图用阴阳变化的观念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的矛盾，其核心的目的为趋吉避凶。《周易》中提出的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一系列的矛盾范畴，与以前的天地、日月、寒暑……主奴、贵贱、贫富等单纯地描绘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概念相比，不仅上升到了抽象的层次，更重要的是这些范畴中已经溶入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显示出人们把握自然和社会的强烈渴望。在《易经》中，这些范畴都笼罩在阴阳观念之下。《老子》一书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在更高的水平上丰富、发展了阴阳学说。在解说《周易》的《易传》中，阴阳观念明确地上升到二元对应的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的。

阴阳家是具有较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在天象观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规律，甚至能够预测日蚀、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发生时间。这些在古代本就有神秘感，加之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往往有意识甚至是处心积虑地将其神秘化。后来阴阳家流布民间，逐渐产生了以玩弄方术为主的方士型的阴阳家。在这一类人中，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学——如天象预测——与神秘的巫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些人到汉代即被正式命名为阴阳家，成为“六家”或“九流”之一。

另外，还有墨家、农家、名家、杨朱学派等等，由于它们没有形成谋略系统，对后世也没有大的影响，就不作介绍了。

在春秋战国智谋型文化的突破时期，与智谋型的文化和诸侯对士人的要求相适应，形成了智谋型文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这两种影响正像智谋型文化的思维方式一样，是灵活多变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况下表现不同，其成分和比例的消长不同，也往往是相互转化的。尤其对于个人来说，上焉者取其上，下焉者取其下。所以，下面要谈的几点也只是大致而论。

中国的智谋是中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务实的性格和心态。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遭受了无数次的磨难，但始终没有灭亡，而是如长江黄河般地从滥觞之微终成今天的澎湃之势，这是与中国人务实的心理素质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与中华民族同时发祥的其他几个古老民族，或是种族与文化一起消亡了，或是只留下了文化的影响，而民族自身则已风流云散。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一以贯之，绵绵不断而又蓬勃发展，这恐怕应该算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了。不管有些人怎样批评我们的民族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最终的存在和发展就是成功，就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具体说来，智谋型文化塑造了我们民族实用、理智的基本生存态度。不追求玄虚、不崇尚鬼神、不走偏执的极端，两只脚始终踏在坚实的大地上，这就使我们的民族有了极大的韧性，总能征服各种磨难，恢复勃勃的生机。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中国人的扎实肯干，在世界诸多的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为我们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和永久的发展活力。在智谋型文化务实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政治上始终追求着最为美好的明君贤相理想，因为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社会理想，它既不来自天堂，也不来自地狱，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尽管这种理想什么时候都不能完全实现，但正是这种追求理想的力量，才使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而不消弭。

正面和负面的界线不是绝对的，实用理性使我们的民族存在下来，并保持了发展的活力，但同时又造就了中国人的“窝里斗”的品性，在现代社会，它还成了一种阻碍民族发展的劣根性。同样，追求天人和谐的观念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曾阻碍了我们的民族迅速地走向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历程业已表明，只有天人和谐才能持续发展，甚至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存在下去。我们古老的文化观念，难道不是永恒的吗？孰是孰非，很难理清，运用智谋型文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比用西方或是其他什么高明的哲学来解释更有说服力。这种思维方式的特质可用8个字来概括：高瞻远瞩、趋利避害。

如果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超越性的思考，就会看到，这种智谋型文化的利害型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把最大的利益争取过来，留给了自己。在这里，人就作为一个整体，同自然和社会的异己力量进行着斗争。在全人类趋利避害、趋吉避凶的生命历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做的是最为成功的。

传统是死的，人是活的。是让死的传统束缚住活人，把人变成传统的糟粕，还是让活人激活死的传统，使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中国的智慧是人类无尽的宝藏，发扬中国智慧中的优良传统，从中寻找精神资源，可以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正确的方向和不竭的动力！每天学点历史智慧，领悟古人智慧精华，吸收、借鉴、运用，成为时代的智者和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