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充满着对汇率的争议。包括纸币（绿背）、银本位、金银复本位和各种相关机制在内，美国发生了一连串国际货币替代运动，成为全球反对金本位势力关注的焦点。美元本位制的积极分子赞助了一系列国际货币会议，试图创建一个与国际金本位相对应的机制。围绕金本位举行了几场总统选举，导致两个重要的小党派（非民主党和共和党）反对金本位。1896年支持金本位的候选者（威廉·麦金利）赢得总统选举，成为国际货币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标志了金本位的胜利，并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金本位铺平了道路。

关于黄金、白银和美元的政治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自建国以来，美国经济一直以农产品出口为导向，但其城市工业化、商业和金融部门也在快速发展。美国的政治经济学被两大部门之间的斗争分裂成两派，并往往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即东北、中西部地区与南部、西部地区针锋相对。在重大的分水岭内战废除奴隶制后，围绕着美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尤其是密切相关的汇率和贸易政策，美国政治发生了扭转。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关于金本位和关税的政策相当复杂，成为美国经济政策争论的核心分界线。

从货币政治的角度来看，在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学中，美国的经验是典型案例。争论产生于1914年之前“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几十年间的古典开放经济体。汇率政策的选择在浮动（纸币）与固定（黄金）之间游离，并由于三元悖论，需要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是很典型的。长期的政治争论引起了分裂。这使我们能够根据丰富的美国历史数据来评估第1章中的理论观点。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有关美国汇率政策的争论不断且日益激烈；关于美国的汇率制度，有大量来自选举和立法部门的证据。这对评估汇率政策偏好的来源是有价值的。

第1章中提出的理论视角集中于三个因素：汇率风险敞口、可贸易性和传递效应。19世纪后期，美国对外贸易的利益由大宗商品和简单制成品的生产商所主导，因为美国几乎完全是一个原始材料的出口国，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的传递效应，因此这一维度上的变化未必很重要。但是其他两个因素应该是争论的焦点。那些有着大量国际敞口的经济主体，国际金融和商业部门应该是金本位下固定汇率强有力的支持者；而那些没有国际敞口的非贸易品生产商，应该基本上对固定汇率的金本位无所谓，甚至可能持敌视态度。由于美元贬值使相对价格对非贸易品生产商不利，其对金本位的敌意可能因此而有所缓和。

出于同样的原因，贸易品生产商是货币贬值的核心支持者，假设他们将从美元贬值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中获得预期收益，这意味着放弃金本位。贸易政策成为一个潜在的替代品。对贸易品生产商的保护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可行的，如将进口竞争者充分群体起来以获得开征关税的权利，从而减少了担心汇率的理由。

有大量证据支持该理论。在美国，金本位的主要支持者是大城市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主要反对者是贸易品部门：制造业、农业和矿业；非贸易品生产商也一度反对过金本位。制造业的立场尤其有趣。在1873年之前的早期争论中，进口竞争制造商处于反对金本位（支持美元本位）的最前线。1873年以后，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制造商通过政治上的努力，获得了关税保护。这条路并不适用于美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农民和矿工，他们仍是货币贬值和浮动汇率的主要支持者。

在本书的这部分里，笔者对这些影响提供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证据。本章研究的是美国从内战开始一直到1879年恢复金本位期间的汇率政策。第3章则分析19世纪90年代的汇率政策。每一章都按照年代顺序对逐个事件进行分析，并对选举和立法行为进行实证检验，以统计评估来增强本书论点的说服力。对于反对金本位（支持金本位）的提案，国会的表决是特别有指导性的。

无论是回顾19世纪60年代、70年代还是90年代，都可以发现美国在金本位方面明显存在分歧。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支持金本位势力攻击的，一方面集中在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另一方面主要是贸易品生产商，特别是美国农业和原材料部门的出口生产商。制造商的利益在这六十多年里不断演变。首先，美国的产业变得更有效率，更以国际化为导向。其次，那些担心自己竞争地位的制造商已能够得到关税保护，对美元贬值的需求受到抑制。可以肯定的是，诸如党派、区域性、联合之类的许多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汇率制度的选择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这在第1章就已明确，不仅能适用于美国，还阐明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也让我们在更广阔的历史的、比较的和经济的视角下，去审视这一美国政治发展的奠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