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与汇率政策偏好有关的因素

虽然本书主要的关注点是这些政策偏好的来源，但货币政治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有些因素与上述分析有关，值得强调。

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中的汇率

正如笔者前面已经讨论的（见导论），金融和商业开放与汇率政策的制定相关。根据三元悖论，当资本跨国界流动，各国政府必须在稳定的汇率和汇率政策的独立性之间做出选择。

还有另一种观点，即经济开放加强了汇率政策选择中的权衡。在开放经济体中，各种经济主体对汇率有着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市场，许多经济主体在贸易中面临国外的竞争，而另一些则受到汇率波动的金融冲击。不足为奇的是，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些兴趣本质上是与贸易相联系的，如欧洲或加勒比地区的这些小型开放经济体，一直对汇率波动有着极大的敏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经济体有可能对汇率政策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大量实际的或潜在的政治压力。这使得根据相关经济体的金融和商业开放程度来评估汇率政策的政治非常重要。有许多实证案例发生在开放经济体中，有些则不是，其中的差异非常值得注意。金融和商业的开放程度影响了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经济主体对这些波动的敏感性。

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

汇率和贸易政策都会影响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所以它们具有潜在的替代性。一个部门在利用一种政策无法实现其目标时可能会尝试影响其他政策。为什么某一个政策维度可能比另一个政策维度更容易获得成功，原因有很多。首先存在结盟的问题。贸易壁垒（刚开始）只影响某一种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汇率波动几乎会对每一个人产生影响。这对部门利益有利也有弊，因此特定部门对于保护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一个要求实行关税的钢铁制造商本来属于弱势和分散的群体，只会担心自己的消费者，但根据上述理论，只有钢铁生产商可以结成同盟。如果钢铁生产商可以让所有支持贬值的贸易品生产者结成联盟，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但同时，贬值也可能暗示着有更强大的反对力量。

这表明在评估与汇率有关的利益集团行为时，一个考虑因素是其获得有利的汇率和贸易政策的相对困难程度。如果一个产业有着良好的群体，自身强大，且与其他产业几乎没有联盟关系，贸易保护可能会比贬值更容易实现。此外，如果几个产业都支持贬值，可能会更容易组成联盟，而且比一系列特定部门的保护主义措施更可能成功。

在贸易和汇率政策的替代性上，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其他承诺是否会与某一政策绑定。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有的贸易协定可以迫使一个部门宁可优先选择关税，而把货币贬值作为次优选择，但这也可能在两个方向上进一步发展。例如，当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以减少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时，一个国家不太可能支持另一个国家使用本币贬值的办法提高其生产商的竞争地位。这两个趋势随处可见。由于拉丁美洲的生产者以前受到贸易壁垒的保护，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贸易自由化刺激了关于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压力的爆发，他们重新将其游说重点放在汇率上。此外，在南方共同市场的背景下，1999年巴西的货币贬值导致许多阿根廷人认为，巴西人通过使用积极的汇率政策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地位，违反了南方共同市场协议的精神。巴西人并没有对阿根廷人增加贸易保护措施的要求做出回应，直到阿根廷最终跟随巴西让比索贬值。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国贸易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之间有相互作用。在国内，可以明确制定这两种政策时涉及的利益集团和机构。在国际上，也可以明确对这两种政策工具的优先承诺及其他约束的范围。对汇率政治的全面分析需要考虑到贸易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关系。

国际因素

笔者一直关注国内政策偏好的形成。这似乎忽视了一国汇率政策的国际战略维度。毕竟，一国的汇率只有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要理解长期以来关于汇率的国际协定、谈判和冲突，需要对其战略背景进行系统分析。国内社会经济主体的偏好在这种分析中是简单的基本的原始材料，是整个分析框架内的一部分。

只有当黄金或美元影响到本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关系时，将他们联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关系取决于其他国家政府的决策。一个国家单独将货币与黄金挂钩，与全球都采用金本位时的情况是不同的。而直接与美元挂钩意味着，在美国货币条件稳定时是一种情况，而如果美国自身正经历着高通胀和货币贬值，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当然，实际汇率水平只是在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受影响时有意义，因此一种货币的贬值或升值完全取决于其他货币如何变动。例如，如果日元汇率没有美元汇率下降的多，就说美元对日元贬值。

事实上存在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本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部分依据的是对具有不同利益的民族国家的战略互动的理解。还有一些研究是关于国际汇率政策如何被国家间关系所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这些关系可能是经济领域（贸易和投资），也可能是非经济领域（军事和意识形态）。这些研究大多数采用了博弈论，认为自利的政府或多或少会共同参与创建国际货币安排。考虑到古典金本位，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存在大量与共同货币制度，尤其与某种名义固定汇率有关的网络外部性。与此相关的争论是，无论是金本位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家间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对于创建和维护这种制度都十分重要。

这些国际分析会产生重要的国内影响。与常见的固定汇率制度相关的网络外部性可能会在国内有所反映，因为与现有货币区稳定性相关的收益越大，希望降低汇率波动的人就越有信心。在没有固定汇率制度可关联时（如20世纪30年代初的情况），对稳定货币的需求可能较弱；但当数量庞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制度（无论是在古典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或EMS下），这些需求可能会增强。

汇率政策的分析结果无法忽略这些国际因素。将这些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是，假设国内经济主体将其政策的战略（国际）影响内化。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准确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主要是实证的困难）则并不准确。不过，更一般的问题是，即使那些主要关心如何探索政府间货币的战略互动的人，在进行分析之前也需要能够假定各国政府的目标——他们认为货币稳定、货币自主权有多少价值，或者他们希望本币有多强势。这么说来，这些国内的偏好相应地又明显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换句话说，关注国际因素的文献可以被视为本书研究的补充：对汇率政策国内政治的进一步理解将提高我们对（美国）州际互动的理解，反之亦然。

信誉

虽然笔者强调的是汇率政策对相对价格及其波动性的分配效应，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会使用汇率作为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工具来表明政府抗通胀的决心。事实上，已有许多著名实例是所谓的“基于汇率的稳定方案”。如果汇率政策作为首要的承诺工具，特定利益集团这一因素可能就不太相关了。当然，在恶性通胀或广大社会群众对降低通胀有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特定利益集团的担忧产生主导性影响。当这些情况发生时，正是进行经验性评估的最佳时刻，笔者试图对其给予适当地考虑。

其他相关工作

在过去的25年，许多学者提出了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其中一些建立在与本书类似的研究思路上，而另外一些则向其他不同的方向发展。有大量学术研究是关于汇率政策的特定功能的，例如汇率政策与侨汇的联系。还有很多研究是关于汇率历史上的特定事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金本位的崩溃。同时，许多学者分析了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治。

也许，在单一货币的经验中，受到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最多关注的还是金本位。的确，现代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古典金本位，在国际经济曲折发展的四十多年里，从1870年到20世纪30年代，古典金本位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续的影响而中断。这一经验之所以与我们的研究目的相关，有如下几个原因。最明显的是，由于金本位因其历史而饱受政治争议，它成为汇率政策政治学的一个著名案例（第2章和第3章分析了美国的争议）。更普遍的是，金本位为本书中讨论的诸多因素的影响提供了出色的实证评估。

社会科学家仍然认可金本位潜在的当代理论性和实证相关性，他们重新审视了1914年以前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近年来的国际货币制度。近年来，一些文献研究了与黄金挂钩的国际和国内原因及结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背景。

所有这些因素和学术贡献需要综合纳入对汇率政策的分析。笔者强调国内经济主体偏好的分配情况，目的是为这方面的研究进行补充而非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