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3)

重新统一后中央政局扫描

在全国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大总统乃于民国五年（1916）6月7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同时改国务卿为内阁总理，段祺瑞个人原职不动，内阁改组。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为全国各实力派既然都认可了“民元旧约法”，而这个旧约法，根据民元宋教仁原来的“虚君实相”、“责任内阁”的设计，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实集中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1865—1936，比徐世昌小十岁）虽是个崇拜德国铁血宰相而刚愎自用的军人，然此人也豁达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权，他也颇希望能赢得各实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组织一个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内阁”，以替代他原有的纯北洋系的内阁。此一新内阁乃于6月29日，由黎大总统明令公布。其后再由8月间“恢复”了的国会加以追认，不在话下。

在这新阁里，段对一向反段最力的国民党系，也逾格优容；对黎元洪总统的心腹如张国淦，当然更有特别的照顾。

附注：张国淦幼女张传玲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读拙著，曾与我取得联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颇为珍贵。近年来其他民国要人的后裔、亲友、门生故吏，读拙作而与笔者取得联系如张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陆上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辑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难得。其实流传海外的类似资料，分量亦至可观，值得广事采集也。

至于梁启超一伙的老进步党人物所改组出来的“研究系”，本来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两情相悦，自然也就变成国会之内，与国民党系对立的拥段派系了。为使读者对各路实力派人马查阅方便计，且将改组后，黎段中央的关键人物，和他们在北京政府中的位子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内阁官员此时变动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举其关键人物，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大致位子，作为坐标，以供参考）：

大总统：黎元洪（未形成单独派系，为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边缘政客）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原属国会的韬园派，倒段亲孙）

国务总理：段祺瑞（北洋系，嗣为皖系首领）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段祺瑞的心腹智囊）

外交总长：唐绍仪（国民党系，孙文香山小同乡）

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系，国会韬园派领袖，倒段主谋，冯国璋智囊）

财政总长：陈锦涛（留美博士，原属国民党，后附段）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

海军总长：程璧光（孙文香山小同乡，亲孙）

司法总长：张绍曾（国民党系温和派）

教育总长：范源廉（接近梁启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议员）

交通总长：许世英（北洋皖系）

农商总长：张国淦（黎元洪的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内阁”只是根据最早的提名编制。此时内阁阁员，每月不同。例如外交总长原提唐绍仪，然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通电反对，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为南方实力派所反对，最后由陆徵祥出任。又如孙洪伊，原职系教育总长，但是教育部在当时是个冷衙门，而孙却是黎、冯和国民党系一致支持的红人，旋即改任新职。但是不论人事如何变化，总是从一原始模式蜕变出来的，终有脉络可寻，故制此表为坐标，以便读者按图索骥，而递次说明其变化也。

人事纠纷，无“法”解决

我们读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阁这一原始名单，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国的丘吉尔，而网罗全国各实力派共同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这一模仿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却无法解决英国式的政治问题。纵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以及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最普通的和无关利害的、最单纯的人事纠纷（英语中所谓personality clash），也无法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不同程度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国风气最好，中国风气最坏。吾人久适异国，在国际社区中打滚了五十余年，真是发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主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com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comm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的赌客，但是，赌奸，赌猾，不赌赖；不卷袖子，不出恶声，大家来踢他个心平气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应从守法开始。虽坏法犹胜于无法无天也。

美国这个英语民族的二房，她的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却是从你死我活、利害冲突的贪污分赃（spoils system）开始的。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代（President John Adams，1797—1801），贪污横行，结果杰斐逊也组织个政团，来加以抵制。庶几，要贪污大家一起贪，你贪我也贪；有赃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结果两派势力平衡，你也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赃，大家依法行事，就变成一国两党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国史家公认，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是从最不名誉的贪污分赃开始的。我们今日打开电视，这场赌博就正在美国国会之内热烈地进行之中。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却是由一位青年荡妇，替他们总统作口交开始的，也太不成体统罢了。因此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无法无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谈一段比较史学之后，让我们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则段祺瑞的政府是个责任内阁；黎元洪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掉个阿斗和若干“亡国之君”以外，还未尝有过什么虚君呢。黎元洪虽是个菩萨，却不愿做亡国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袁氏当国》中曾提过，以前唐绍仪总理也曾把袁总统当成个虚君，袁还可容忍于一时，可是总统府里的小鬼，却认为总统被总理“欺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这道理说得举国人民都不以为异，这桩洗脑工作需要两百年的长时间呢。

如今黎之与段，菩萨有时尚能维持庙堂风度，可是他下面的秘书长丁某那头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总理之下，那个趾高气扬的徐树铮，在总统府内，居然也颐指气使。在他一再地抱怨之下，连黎总统也抱怨起来说：“什么责任内阁，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嘛。”这种无聊的口舌之争日久变质，使内务总长孙洪伊也卷了进去。这种人事纠纷，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至多只是一桩茶壶风波罢了。一切依法解决。但是发生在毫无法治观念的中国，就无“法”解决了。发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来调解。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党同伐异，就治丝益棼了。结果只有靠武力解决，就枪杆子出政权了。

在段氏内阁所发生的孙徐的决斗，就是无“法”解决，而逐渐升级为黎段之间的政潮，而天下大乱的。现在且让我们看看，孙洪伊和徐树铮，究竟是什么个货色儿？

孙徐之争升级为黎段之争

孙洪伊（1870—1936），直隶人，为冯国璋的同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圈里，同乡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义的（和今日台湾所谓省籍情结大致差不多）。远在清末，孙氏已脱颖而出，荣任直隶咨议局议长。宣统年间当各省咨议局联合奏请清廷早开国会时，孙即被推举为请愿团常驻委员。辛亥后，孙出任民元国会众议员，原属进步党，旋转国民党。所以孙在中国议会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种国会斗争中，可说无役不与，是位极有影响力，而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于民五（1916）6月组织其“混合内阁”时，孙乃被网罗为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个冷衙门。段氏显然知道，孙某不是个省油灯；不敢不加笼络，同时也不敢过分重用。但是孙某岂是池中物？入阁未几，他就被调任至极有权力的内务总长了。孙甫上任，他这个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跋扈将军小徐（树铮）。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叫驴，他二人就厮杀起来了。现在让我们也看看小徐是老几？

徐树铮（1880—1925），江苏萧县人。幼年也是个小才子，和梁启超、蔡锷一样，十二岁便考取秀才，但是乡试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凯、胡传（胡适的父亲）一样去投军游幕。他初试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为段所赏识，并资助其留日习军事，进士官。返国后就一直是段的死党了。至民初段出长陆军，徐已蹿升至陆军次长，官拜中将，而头角峥嵘矣。因此在北洋系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后，被称为小徐。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在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难免就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后竟为冯玉祥所捕杀，冯氏却谎称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干的，目的是“为父报仇”。此是后话。

附注：当1922年孙中山先生与张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联盟，合力声讨曹吴时，当时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谒见孙公的，便是徐树铮上将，而奉孙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蒋介石中校（编者按：蒋氏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山对徐推崇备至，而期望尤殷。徐对蒋也印象极好。因此在孙公面前，也称许蒋中校为难得的人才，卒使孙公对蒋也另眼相看，始有蒋公后来在国民党阵营中之飞黄腾达。因此蒋对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蒋公最重江湖义气。对徐氏后人亦视同子侄，着意提携。徐氏长子道邻后竟为蒋公延为家庭教师，教经国汉文。道邻曾含笑告我说：“经国每次写信给我，都称我作夫子大人呢。”蒋公战前撰写《敌乎？友乎？》以警告日本军阀的长文，也是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的。徐氏对蒋公家事，所知亦深。曾为笔者道之弥详。也都是民国史上难得之掌故也。

抗战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打败，上泰山“读书”，靠韩复榘“奉养”，变成韩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韩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邻，叫他上泰山去把老冯一枪干掉，以报“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样，不良于行，哪能当刺客呢？他更不愿为韩军阀来牺牲自己，道邻后来改采“依法”报仇，抗战中期，徐氏曾在重庆具状向法院控告冯玉祥无故杀害徐树铮，那有何用呢？—这些都是徐道邻先生亲自向我说的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