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代序言：人文亲切——唐德刚史学著作的独特魅力(1)

于仁秋

唐德刚教授逝世两周年之际，远流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他的《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几位同仁，协助该公司编辑整理唐教授的书稿，我也借此机会再次重读唐教授的这部民国史及其他史学著作。《段祺瑞政权》付梓在即，我们口述史学会的会长禤福辉写了编者序介绍本书的整理过程，并命我也写一短文，谈谈我阅读唐德刚史学著作的体会。

唐德刚教授生前便文名远播海内外，他的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广受欢迎，拥有众多的读者；他逝世之后，他的著作成为海内外华文世界的宝贵人文财富。这是唐教授的非凡成就，早有识者论之。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在海内外华文世界长盛不衰地拥有众多热情的读者？最简单的回答，是唐教授写得好。好书自然有人读。如果我们接着问，唐德刚教授的史书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不是三言两语便讲得清楚的。我愿在此短文之中，不揣浅陋，谈谈我对唐德刚教授史学魅力的认识和体会，求教于喜读唐氏作品的读者朋友们。

我是专业历史工作者，喜欢读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有些著作是一读再读。综合多年的阅读体会，我最佩服唐教授的是他有非凡的本领，将个人兴趣、当代显学、大众经验及心理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写出既有卓越见识、又让一般读者读来倍感亲切的历史著作。

唐德刚教授治史的个人兴趣是中国近现代史；他在他的著作中数十年“曲不离口”地讨论中国的“转型”（transformation）问题，本是当代显学；而唐教授反复申述的中国“转型”的长期性、“一转百转”的复杂性，经他老人家那支健笔深入浅出地阐释描绘，则表现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有具体真实的人物故事可供参证、回味、思考。试问当代中国人，谁没有生活在“转型期”酸甜苦辣百味杂陈的体验和观感？当代中国，变化之快，真使人有十年已一世、沧海变良田之慨。在此“一转百转”、越转越快的“转型期”，常被转得晕头转向、有满肚子委屈、困惑的中国人，抽空坐下来翻一翻唐教授的历史书，读他那些对中国转型特殊经验独具卓识的历史分析和他的具有浓厚中国人情味的文字，自有一种亲切。

“转型”学成为当代显学，原是人类经验的自然反映：欧洲、美洲，中国，以至全世界，由“前现代”“转型”到“现代”，自然有无穷的问题要研究，于是有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唐德刚教授生于1920年，在祖国度过青少年，亲身经历过中国的“转型”，目睹了中国人的奋斗追求、挫折失望。他在大学、研究所的专业是历史学，受教于顾颉刚、郭廷以等名师，对中国“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也有真切的认识和体会。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唐教授在当时的美国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更是广泛研读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对各国之“转型”，有所比较；他将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以比较的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之“转型”，并将自己的亲身体验观察融入于历史分析，数十年如一日地以通俗清新的文字呈现自己的研究结果，终于成为独树一帜的史学大师。

唐德刚教授没有创立任何“转型”理论，但他却将中国的“转型”历史写得精彩万分，因为他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同时又极清醒地避免各种门户之见。唐教授是一位虚心而又自信的学者。他在念博士期间，虚心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由衷赞叹西方现代历史学引进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唯其虚心，他也能看到西方理论的局限性。比如说，他很早就指出，西方研究“现代化”及“转型”的许多理论、方法，注重人类经验的“通性”是其长处；但忽略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则是其短处。扬其长避其短，是唐教授很早就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多年撰述中国“转型”历史的具体写作实践，我们读他老人家的书，时时便会看到他在不同地方对此问题的讨论和提示。

唐德刚教授是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他既有对西方学术界显学各派识其长亦见其短的眼光，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要超越各家各派的自信和雄心。早在1962年，正当壮年的唐教授便和一家美国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1965年后改名，通称麦克米兰[MacMillan]）签过约，拟以英文写一部中国现代通史。此书后来因故未能完成，但唐教授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始终未泯。据汪荣祖教授回忆，唐教授于1980年发起组织“北美中华民国史学会”（1983年正式成立时改为“北美20世纪民国史学会”），“唐德刚原意要大家合写一部‘民国史’”，“他有鉴于当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民国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扰，所以认为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可以“搞一个民国史研究的第三势力”（《唐德刚与口述历史》，远流版，页117—120）。

现在回头去看，唐德刚教授当年雄心勃勃，是因为他对这“第三势力”的诸项优势（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唐教授熟读中国传统史学、当代西方显学，对中西、新旧各派均知其长短，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比较史学、宏观史学的眼光和方法，就不是当时遵循官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教条的大陆学者，或恪守传统史学清规的台湾学者所能具备的，更不用说那时候两岸学者都仍受制于政治干扰。至于史料，试问有谁比唐德刚更有优势呢？他老人家不仅对传统史料如数家珍，更得天时、地利、人和，对李宗仁、胡适、顾维钧、张学良等民国期间的党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领袖进行过口述历史访问，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对他们有近距离的观察。当然这些口述史资料后来都已公开，并翻译成中文供研究者及一般读者参考阅读，人人都可使用。只是没有唐德刚教授那种亲自长时间地进行口述史访问并下工夫核对史实的实践，要达到唐教授对这些口述史资料的领会、消化和恰到好处地使用的那种水平，不是不可能，但是难乎其难。

试举一例。本书“余绪”所收《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将1920年代中期中国军阀混战的一团乱麻，作剥茧抽丝的分析，主旨是运用“转型”理论架构，把“军阀混战”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处理。唐德刚教授写这段历史，固然把有关文献资料翻遍，而他居然见过、访问过至少两个当年打得死去活来的军阀—张学良和张发奎，这种经历，与唐教授同辈的学者就很少有，更不要说老军阀死后，年轻一辈的学者连见一见军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当年见过张学良、张发奎的学者也许不止唐德刚教授一人，但张学良只信任唐德刚，只愿意跟唐德刚谈往事，所以只有唐德刚能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将活的史料信手拈来，将往事写得鲜活生动，也把军阀写得惟妙惟肖。唐德刚教授在该文中先叙述了张学良、张发奎1927年5月在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的一场恶斗：

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1990）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

数页纸之后，唐教授则记述六十年后“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的张学良的另一面：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是绝对不能再打了。

这种笔法，将人物写得有立体感，亦将历史的复杂性层层呈现，到收篇时唐教授对“军阀”所作的“反思”讨论，便有说服力。这时，虽然他不再提张学良，但上引张学良与家破人亡的老者相对流涕的故事，仍是他“反思”讨论“军阀”的依据之一。我们看唐教授写来，一气呵成，仿佛全不费力气，但我相信，没有他那样得天独厚的口述史访问经验，纵然有他那种才气，也写不出他这种生动的历史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