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上法庭做证的证人的要求是，要说出实情，全部的实情，除实情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涉及中国人的时候，许多“证人”能说出一些实情，但是，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敢问心无愧地称自己说的只是实情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至于全部的实情，那就更没人说过了。再博学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面临着三种来自不同视角的异议。
第一种声音或许会说，试图描绘中国人的性格，将之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其他人，是一项注定徒劳的努力。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于1857至1858年间派驻中国的记者，由于工作机会而得以亲眼目睹处于各种不同境况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依靠他那训练有素的记者的敏锐目光，可以说他已经对中国人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那个时代以中国为写作对象的每一位作家那样。在为自己的书信集所写的序言中，库克先生却为他未能曲尽其妙地描摹中国人的性格而向读者致歉：“在这些信件中，我还没能详尽地解析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够比它更加引人入胜，再也没有什么题目能够比它具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可以进行精心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归纳。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加以利用，任何一个小批评家都会因此而蔑视我。事实却是，每当我刚一提笔记下整个中华民族的若干非常优秀的品质时，非常不幸，我所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会同时表现出另外一种言行，推翻我原来的假设。为了忠于事实，我连续焚毁了一些信件。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经常与一些最负盛名的汉学家谈及此事，发现他们也总是与我观点一样，认为不可能得出一个关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概念来。然而，这难题只有那些实际接触过中国人的人才会遇到，一位聪明的、对讨论对象茫然无知的作者，或许反而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冠冕堂皇、不符合事实的分析。而分析则应该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臆造的成分。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获取一些必要的知识，合理地解释中国人思想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估量其总的分量和影响。但是现在，至少我自己应该感到满意的是，我没有去给出那些严格的定义，而只是根据一些最突出的特性来对中国人[1]进行了一番描述。”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人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各种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他们似乎是难以掌控的，又仿佛是难以理解的。的确，只有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尽管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还在大行其道——即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怪胎，自相矛盾，完全不可能被理解。但是，我们与中国的交往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却始终没有提供出一个清楚的答案来，即我们为何无法对这个民族做出一番真正的认识，就像我们在面对其他复杂现象时所做的那样。
另一种反对意见则更加义正词严，说本书作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资历写作这样一部书。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样的资历并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书来，这就相当于说，另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一篇关于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一个仅踏足过这个国家一多半省份的人，一个仅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确实无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归纳为整个国家的概况。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字林西报》而写的，本来并没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
然而，其中的一些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遥远的英、美、加拿大等国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作者本人这才应邀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2]
某些人还提出了第三种反对的理由，即本书提出的部分观点，尤其是那些有关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观点，是不公正的，有可能对人们产生误导。
然而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印象不可能如统计结果那样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它们更像是照相底片，没有任何两幅是彼此相同的，但其中每一张都可以呈现出其余底片未能捕捉到的那部分真实。拍摄照片所使用的胶片和镜头不同，甚至冲洗照片时所用的显影液不同，都会使照片产生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许多人在中国定居很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胜过本书作者，这些人所表达出的观点是与作者完全一致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在某些地方再润色加工一下，就会使这幅过于“单调”的画面显得更为真实，这些人的意见同样值得尊重。在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的鞭策下，此书得到了重新修订。由于此次再版时间仓促，原书中讨论中国人性格的部分被删去三分之一，最重要的篇章则保留了下来，并新添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曾经有人问萨克雷[3]，为何在他的小说中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聪明绝顶，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对他所看到的现象做深入的思考。
有一幅版画，画上是一棵橡树，但是看画人却被要求在橡树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的侧面像来，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先，看画的人无论怎样盯着它都看不出任何侧面像来，会觉得这种说法牵强附会。然而那个侧面像一旦被人指明，再看那幅画，仍旧看不出拿破仑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在中国，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
请读者诸君留意，这些文章既不是关于整个帝国的概括，也不是外国人在华见闻和感受的大荟萃，这就好比一个修饰性的从句不可能被放进每一个语法形式上与之匹配的主句中。这些文字只是一个观察者对自己印象的表达，涉猎的仅为诸多“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
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只是一道光线，一定数量的此类光线合为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白色光柱。
这些特征也可以被视为归纳研究，涉及的许多细节不仅来自作者本人的体验，同时也源于其他人士在许多场合下的亲历。因此，这个议题才附加上了如此之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4]，众多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中最具哲学头脑的一位，曾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让一个人原原本本地了解某个外国民族精神特质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向他提供一大堆记事本，让他细读。这些记事本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看上去非常特别的事件，而且最好还附有该国人士关于这些特别事件的解释。
正是通过数量充足的此类事例，才可以推论出一个总的原则。这个结论或许会遭到质疑乃至反对，但被引用的事例却不应被忽视，唯一的理由就是它们非常真实，任何一种与中国人性格相关的理论，最终都必须仰仗于这些事例。
将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做过此种尝试的人最能感觉到其中的艰难。很明显，被视为中国人“性格”的许多东西纯粹是一些东方人才会具备的特质；可这一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则只能靠每一位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出判断了。
据说，我们在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某些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这三种信息获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有益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种方式，它比上述三种方式加在一起还要有效，只不过这并非每个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都有机会做到。
这一方式就是，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村庄里住上一年，他对中国人内在生活的了解之深，可能是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也达不到的。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这些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位传教士的观点，只是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者记录下的他的真实所见。由于这个缘由，本书也没有做出这样的推论，认为中国人的任何一种性格都可以基督教为范式来进行改造。本书没有给出这样的假定，即中国人绝对需要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的性格中表现出了许多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将如何得到矫正，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言的“中国问题”，如今已远非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在20世纪将比现在显得更加紧迫。[5]
任何一个对人类怀有美好愿望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表示出兴趣，即如何让人类构成中的这个庞大部分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得出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必有一系列论据来支持它，即使这些论据在此之前被人忽略。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获得怎样的支持，它们依旧会自己倾塌。
很多年前额尔金勋爵[6]答复上海商人时说的话，今天听起来依然是正确、中肯的：“当那些阻止人们自由进入这个国家内部的诸多障碍被移开之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会发现，它所面对的不是蛮荒一片，而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的许多方面衰退了，残缺了，但另一些方面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必须去战胜这个心怀疑虑的、智慧的民族，其方式就是去宣传。与安于尘世的生活原则相比，抵达天堂的信仰能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提供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