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戏

1983年，洛杉矶加州大学校园内，一名男子坐在一间房中揉捏膝盖。作为实验对象，他被要求这样揉捏4分钟，暂停片刻，接着再揉1分钟，随后即可提上裤子、领钱回家，再把这遭遇当作趣事在晚饭时讲一讲。这是一项研究人类性反应的实验。揉捏膝盖不会引起性反应，至少在地球范围内如此。研究人员要求男子这么做，恰因为这一行为对性反应是一种抑制。（此前，当研究人员忙于测量记录时，男子曾奉命揉捏了另一个更常引起反应的部位。）

几年前我在医学院图书馆逗留时，偶遇这个实验，这才意识到人类真的已像研究睡眠、消化、表皮脱落及其他各种生理学课题一样，在对性进行实验室研究了。我想对此我以前是听说过的；只是没太当真。自己从没想过相关研究人员所必须面临的阻力——那些对他们挑起的眉毛，妻子们的心存芥蒂，同事们的闲言碎语。设想某个校园管理员——或某个新生，或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校长——推门即入，恰好撞见揉捏膝盖的场面。令研究对象揉捏膝盖，虽无伤风化，却难以解释，更别提为此申请经费了。我很好奇，究竟是谁在赞助这些研究，又是谁在志愿参与呢？

人类正式开始研究性生理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前只有寥寥无几的例外。威廉·马斯特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谈及20世纪50年代末性学术圈的气氛时说：“……科学家和科学本身仍被恐惧所迫——对舆论的恐惧……对宗教谴责的恐惧，对政治压力的恐惧，还有对业界内外同样严重的盲信和偏见的恐惧。”（接着他们又说：“嘁，管它呢！”然后造了个阴茎摄像仪。）已隐退江湖的英国性生理学家罗伊·列文告诉我，他写的那本曾在20世纪60年代红极一时的教科书《基础医学生理学》的索引部分，没有阴茎、阴道、性交、勃起或射精这类词汇。生理学课程讳言性高潮和性快感，俨然性交是丢脸的，应该秘而不宣，而非一项每天都要发生的生物活动。

列文最早从事的研究之一，是关于女性阴道分泌液——唯一一种人类对其一无所知的体液——中化学性质的概况的。阴道分泌液是精子在着陆前遇到的第一种物质。鉴于此，即便仅从生殖的角度出发，了解它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对列文来说不言自明，对他的生理学同事们来说却不是这样。列文记得一次论文宣讲会中，他曾在厕所隔间里意外听见两个同事站在小便池前冷言抨击他。言下之意，他不过是借测量阴道液的离子聚集数之便，行不正当之欢罢了。言下之意，所有研究性的人都必然心理变态。

或者说，所有研究性的人至少都对性怀有极不体面的兴趣。基于这个原因，一些人提防他们，另一些人反而对他们很有兴趣。“大家就是这样对我和我研究性的目的作出判断的。”隶属位于奥斯汀市德州大学的研究学者辛迪·麦斯顿说。麦斯顿的金发和漂亮的外表让情况更复杂了。乘飞机时，当被身旁的座客问及职业，她或者干脆撒谎，或者这样说：“我是从事心理生理学研究的。”多数人对这个职业完全摸不着头脑。“如果他们继续追问，我会说比如，‘我们对自主神经系统施加各种视觉和听觉方面的刺激，以观察它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这一招通常很有效果。”

即便研究人员已然十分审慎地对一个与性有关的研究项目——它的目的和研究价值——做了阐释，大众仍可能继续怀疑他们是心理变态。去年我在电子邮件上与一个调查黑市器官交易的熟人聊天，她手上有一份出售研究用器官和组织的公司的产品列表，表上有一项“带有阴蒂的阴道”。她说她难以想象研究生殖器会有什么合法的目的。她认为研究人员采购这个器官的真正目的，是用来性交。我告诉她说，生理学家和研究性功能障碍的人对女性性快感和性高潮仍有相当多的东西要学。我表示，自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需要这样一个器官。我还说，如果一个男人想解决那方面的问题，你以为他会在乎器官上有没有阴蒂吗？

早期对性生理学的研究，是通过生殖学、妇产科学和性病研究曲折切入的。即便是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曾招致蔑视和怀疑。1851年，妇科学家詹姆士·普拉特·怀特（在取得产妇允许后）召集学生观看了一个妇女的分娩过程，因此被美国医学会开除。同事们对一个男性医生观看女性生殖器的不当行为感到无限愤慨。1875年，妇科学家伊莫·诺格拉斯在新成立的美国妇科学会上作关于性病的讲话时，台下嘘声不断。20世纪70年代，性研究学者兼历史学家冯·布娄，因为进行“暗中起着破坏作用的活动”（比如发表关于性工作者的学术论文，比如为美国民间自由组织工作，比如致力于将口交和男性穿裙子的行为合法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危险的美国人”。

一直到最近50年，我们对更好、更尽人意的性的探索才被实验室科学所接纳。性功能障碍有了它的医学定义与对策，医药公司也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然而前方道路仍然艰难。近年来，政策趋于保守，导致经费继续稀缺。麦斯顿计划以生殖学研究之名申请经费——这一课题虽易获得经费，但引不起她的兴趣——以便支撑她的实验室。几个研究学者告诉我，他们总是刻意对经费申请的名目作模糊处理，例如，在应使用“性”这个词时，改用“生理学”。

这本书，献给那些勇于挑战的人。这帮家伙至今还忍受着忽视、狭隘，忍受着所谓的正统和实实在在的迂腐守旧。他们的生活不易，但他们的鸡尾酒派对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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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面向大众的、关于性的书籍的人，所受的审查更轻，也更易回避。我的第一本书关于尸体，于是人们自然认为我对死亡有所迷恋。现在我既写了死亡，又写了性，真不知街上的流长蜚短会变成什么样了。

不错，我对自己的研究的确有迷恋，但无关乎研究的属性，仅按其顺序：一本接一本，不拘主题为何。举凡好的研究——不管是为科学而作，还是为一本书而作——都是一种迷恋。而迷恋有时就会令人尴尬，会令人难堪至极。鉴于我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馆际互借部查询诸如“呻吟和喘息在性交中的作用”和“用于性反应之血管与肌肉活动监测的肛门内镜”这样的论文，想必我已成了那里人尽皆知的笑话。去年夏天，我在医学院图书馆复印期刊论文“吸尘器与自慰致死”时，遭遇复印机卡纸。我因实在没脸去请复印室的服务员来帮忙解决，只好默默移至边上的一台复印机，重头复印。

不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且亲戚、朋友和普通熟人都曾使我难堪。比如弗兰克，他是我租赁办公室所在的大楼的管理人员。其体格和心地之纯良，都让人想到Charmin牌卫生纸广告里那只欢天喜地的狗熊。有一天下午，他来我的办公室小坐，随便聊些诸如有人恣意破坏可乐机以及走廊那头的美容学院有股奇怪的气味的话题。话至一半，我将一条腿搁上另一条腿，不慎踢翻了一本靠在书桌边的大部头精装书。书啪地翻倒在地，正面朝上。封面以90磅的字体赫然写着“人类性解剖图鉴”。弗兰克低头看了看，我也低头看了看，然后我们继续谈可乐机的事，然而谈话的感觉再也不一样了。

我很高兴自己还没有迷失于这条关于性的道路。我欣慰地想到，自己的脑子还远远没有像威廉·马斯特之类的人的脑子那样，被这个课题完全占据。马斯特已经死了，但我遇见过一个曾与他在同一栋楼里工作的、来自圣路易斯的社工。这个人讲起他当时的一个援助对象。该对象有一天上午告诉社工，他并不怕自己的妻子获得孩子的监护权，一旦如此，他必拿刀去抹了他们的脖子。该对象的案子将在后一个礼拜一宣判。社工想给警察打电话，却顾虑保护援助对象隐私的责任。心烦意乱的他找到了当日上午唯一还在楼里工作的专家（那天正好是感恩节）。这个专家就是马斯特博士。

马斯特让社工在宽大的花梨木书桌的另一边坐下，社工讲出了困扰他的难题。马斯特认真听着，眼睛在狂乱的白眉下紧紧地盯着男人。社工讲完后，出现了片刻的寂静。接着，马斯特说：“你问过没有，他也许有勃起或维持勃起方面的困难？”

几年前我曾为一份女性刊物撰稿，该刊对诸如我这样嗜用第一人称撰稿的作者十分宽容。

有一月，刊物登了一名曾患阴道痉挛的年轻女性用第一人称写的专栏文章。我同这名女性是相熟的——让我们叫她金妮吧。金妮的文章写得不错，也很优美，可我读来仍不免头皮发麻。我一点也不想知道金妮和男友之间围绕她“夹紧的阴道”所发生的琐事。再过几周我就要在刊物的假期派对上见到她了，可以想到当我们边吃芹菜蘸酱边聊天时，我脑中想的定会是：“夹紧的阴道”、“夹紧的阴道”、“夹紧的阴道”。

对于大部分话题，我们都希望他人多谈细节，自己则可以有所保留；谈及性时则反之，这是性话题比较特殊的地方。我宁可向母亲绘声绘色、细致入微地描述某年夏天自己如何在南美洲的各种背包客旅店一路“睡”过去，也不想听79岁高龄的她对我说：“你父亲勃起有些困难。”（这是我自找的：是我自己去问她，我和哥哥之间为什么隔了6年。）那一刻至今历历在目。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安妮·霍尔》里的艾维，他站在曼哈顿街边问一对老年夫妇如何永葆婚姻之活力。老人说：“我们有一只很大的蛋形震荡器。”

这一年来，我一直在令人难堪的事情上磕磕绊绊。作为一名作家，由于习惯和偏好使然，我总是前往现场，如实报道所发生的事。然而事关性研究，这么做就未准行得通。受试者、研究学者、大学人类受试者审查会，各方面（有时是三方面一起）都可能有它自己的顾忌。于是进入这个性的世界的唯一方法，就是志愿参与，自己去做那个需要有所顾忌的人。这几段内容虽只占据全书之一隅，写出来却着实需要勇气。何况我的先生也牵扯在内。我写书时一直拿自己的养女作标杆，假想莉莉和菲比会读到此书，因此用了一种尽量不让她们难堪的方式来写。不过恐怕我的养女最终还是会觉得难堪的，但不使你们难堪，或许还有一些希望。

我发誓，书中绝不提到“蛋形震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