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快乐透着一种坦荡荡的浩然之气。儒家是讲究济世的，即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这济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追求过程。那么，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才合乎要求呢？是名誉、地位、金钱和财富吗？从人性上来说，这的确是本性所求。儒家对此一点也不避讳。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说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意思是：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无法去享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无法摆脱；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孔子的这番话，在肯定人性的同时，又指出摆脱私心的办法是培育仁德。在该篇中他又说道：“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意思是：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中。这句话，也可说是孔子谈及的德与快乐的关联。这其实也表明了儒家对待个人享受或说人生价值的态度：只有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只有建立在道德之上实现的人生价值，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失去了道德的根基，人生所取得的任何享受、任何成就，都是不值一提的。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就有了十分明确而形象的表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也只有这种安贫乐道的心态，才真正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第三种快乐所体现的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在儒家看来，仁德是一个济世之人必备的美德。具有仁德之人，他们的行事既不是良心的施舍，也不是希图物质上的回馈，而应是出自心性的一种主动抉择的自然流露。缘于这种心性，才会有“诲人不倦”之举，才会有“学而不厌”的热情。也只有这样，他所得到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提到的颜回的快乐：“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思是：颜回真是贤能的人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快乐，同样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快乐。
孟子之所以把称王者的快乐排除在君子三乐之外，就是因为君子三乐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那反过来说也是对称王者提出了批评或者说提出了要求：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是强盗逻辑。只有建立在仁德之上且行仁政的王者，才是真正的王者。儒家对道德的力量深信不疑。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十分自豪地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桓魋是东周春秋时期宋国人，任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司马，掌控宋国兵权。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宋国，宋景公希望把孔子及其弟子长久地留在宋国做事。当他准备出城迎接孔子时，桓魋却怕孔子等人来后会取代自己的权势，于是竟不经宋景公同意，带领人马去杀孔子，结果孔子被赶出宋国。孔子对桓魋的作为表现出了嗤之以鼻，这种力量就来源于他对自身道德的自信，同时也表明他深信道德胜过攻伐，能够制止纷争，而它也是国家治理的真正武器。
从做人的角度来说，人的行为方式选择，无不取决于人的心性。有什么样的心性，面对事物时就会做出什么样的取舍。同时，做出什么样的取舍，就会有相应的回馈。“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种取舍，其心理依据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法。这种取舍也可说是人之常情。对于儒家而言，他们的取舍依据就不是这种物质层面的计较，而是道德上的评判。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提的要求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意思是：见到财利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还不忘平日的诺言。孟子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给出的要求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在《荀子·劝学》篇中给出的要求是：“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意思是：权势再大也不能压倒他，人多势众也不能改变他，天下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动摇。
儒家基于道德上对事物的评判，所要实现的就是以仁爱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以这种人生价值观为归宿，人的任何行为本身都是一种快乐。在面对荣誉、地位、金钱和财富时，他就不会从个人享受的角度出发，而是恪守个人的道德底线，完全能做到无动于衷。相反，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作评判，不依道德行事，那么，面对荣誉、地位、金钱和财富时，人的私心就会无限膨胀，从而支配着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去做他要做的事。这应该说是儒家所认为的天下动乱和杀戮不止的根源。
所以，“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既是儒家对道德力量的推崇，也是对崇尚道德和失于道德所作的现身说教，其动机和目的都是希望道德能够在全社会成员中普及和推广开来，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5.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儒家先贤们之所以倡导以德治国，并不是出自他们的主观臆想或者一种美好理想，而是顺应古代先贤们的成功实践。这些先贤，既有距他们较远的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有距他们较近的周文王、武王和周公旦等人。在《尚书》中，对他们的德行大加推崇的文字随处可见。在《尚书·君陈》篇中，就有针对周公旦的美德而引出的话语：“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意思是：至治之世的馨香，是感动神明的结果；黍稷虽能解决人的温饱，但它们散发出的不是馨香，只有明德才是馨香。所谓馨香，指的是能够被人乐于接受的香气，偏重于精神享受，是相对于现实中能带来的物质享受而言的。
不同于对道德力量的推崇，而是把道德从实用中脱离出来，提出了类同于精神享受的馨香，这应该是儒家建立在道德修身可行性基础之上的对道德推广和建树的一种形象比喻和感受。也就是说，从道德源头上来说，儒家坚信，道德不仅能够为人所接受，还能够在人的心灵中扎下根，并能开出美丽馨香之花，最终也必然能结出硕果。尧、舜和周朝文王、武王以及周公旦等，他们都是具有美德之人，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归根结底还是他们那带有馨香的道德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武力征伐的结果。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就对这些人的功德发出了赞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意思是：多么崇高啊！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夺过来的……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他的德多么广大啊，百姓们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他的称赞；他的功绩多么崇高，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光辉啊……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孔子是极力反对诸侯分割天下的。他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观点就是出于对周王朝的推崇。他希望再现周室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现实已是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社会呈无序状态。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礼复乐兴呢？从历史经验中，他看到了道德的光芒，因而也就寄希望于通过道德在人性中的回归，从而实现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规范。面对“知德者鲜矣”的社会现实，儒家把道德的影响力寄托在执掌国器的君主和大臣们身上，希望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让尊崇道德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在上者只要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上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在《尚书·君陈》中有同样意思的话：“尔惟风，下民惟草。”意思是：官员是风，老百姓是草，草随风动。这种影响力就是儒家所谓的德化。
荀子把人的道德操守归为人生必须至死不渝坚持的成分。在《荀子·为学》篇中，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意思是：活着是这样，死了也是这样，这叫作道德操守。在这些道德操守中，最核心的是仁德。对百姓能起到感化作用的就是仁德。在《荀子·不苟》篇中，荀子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意思是：真心实意地坚持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能感化别人；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这就叫作天德。从荀子的这番话中，儒家把感化得以成功归于感化者自身具有仁德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荀子继续指出：“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意思是：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应了天道。既然仁德能够威化和改造别人，那么，道德在全社会的普及和推广也就成为可行，它的开花结果也就在必然之中了。这也应该是儒家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思想极度自信的缘由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道德的作用上来说，它们所起的作用同样可比喻为一朵为人欣赏、充满馨香的花朵。儒家对道德在社会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非常自信的。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道：“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意思是：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们觉得他没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颂；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们到现在还在称颂他们。伯夷、叔齐之所以一直为百姓称颂，就因为他们具有忠信之德。
在儒家先贤中，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如果遵从人的本性，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为私欲而争斗。这样的行为扩散开来，整个社会势必就处于纷争和打斗之中。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他同样认为，通过接受道德教育，就可以抑制心中的恶念，从而培养起高尚的道德情操来。他认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只要广博地学习包括礼仪道德在内的各种知识，经常反省自己有无过失之处，就能明辨正确和错误，从而避免这些过失。
道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遵从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儒家把他们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内容注入这些规范和准则之中，并把它们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美德，其出发点就是相信这些美德具有引导人性向善制止和避免社会纷争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接受了他们所倡导的仁德，再接受了礼的形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没有纷争、打斗以及武力攻伐之类的暴力行为了，同时也就变得和谐有序了。这样一来，具有仁德之人，他们的功绩也就远胜于那些使刀弄枪之人和那些手握国器之人了。反过来，他们具有的这种仁德，也就成为治国平天下的真正英雄，只有他们才真正能够万古流芳。那么，这样的仁德，就是时刻让人陶醉痴迷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