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儒家，不少人最先想到的是一个“德”字。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并非全部来源于儒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家伦理道德在其中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儒家之德博大精深，小到君子为人之德，大到国家为政之德，无所不包。毫不夸张地说，去掉“德”的话，儒家思想体系就只剩下一张皮了。
为政以德是儒家的一大基本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培养彬彬有礼的温润君子，淳朴善良的农工商民，勤勉忠信的士大夫官吏，以及如圣王尧舜一般德行高尚的一国之君。全国上下各阶层都谨遵儒家道德规范，按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和睦相处，从朝廷到乡野都弥漫着脉脉温情。这就是儒家眼中的太平盛世。其最经典的描述，莫过于《礼记》中的“大同社会”。直到近现代，儒家的大同理想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儒家认为世间的一切都由天道与天命所主宰，但也相信上天永远垂青于有德之人。只要君子能严格修身，终能通过上天考验，成就一番功德；只要君主能以身作则，躬行德政，就可以得到上天嘉奖，成为新的天命所归之人。反之，滥用权力的恶政则会遭到上天的惩罚，被世世代代传承的天命所抛弃。儒家的这种天命观对古代中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几乎每次改朝换代，各方都会围绕天命与德政大打舆论战。
1.为政以德，以德配天
儒家治国，以德为本。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北辰指的是北极星。在中国古天文学中，北辰象征着帝王，而古星象图也将北辰放在至关重要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以仁义道德治国，就能像北极星一样获得众星拱卫的崇高地位。这种德治思想直接来自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的西周王朝开国元勋周公旦。
在宋朝以前，儒家的别称是“周孔之教”，而非广为人知的“孔孟之道”。“孔”指儒家创始人孔丘，“周”指的正是周公旦。周公旦是礼乐文明的创立者，其治国理念堪称王道正宗。尽管当代人提起周公更多想到的是“周公解梦”之类的东西，但在古时候，周公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才是时人关心的焦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以德治国的方针，二是经过改良的天命论。尤其是后者，几乎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的终极律法。
在西周建立之前，夏商两朝有着很浓厚的天命观，那时的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由皇天来决定的。
《尚书·大禹谟》有言：“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上天眷顾某个人，所以能让他得到四海疆域，成为全天下的君王。君主的权力由上天所授予，王朝也有天命护佑。古人将君主称为“天子”，即上天之子。从这个称呼就可以看出，君权被神化为上天赋予的特权，具有不可颠覆的神圣合法性，不允许群臣万民有所质疑。
例如夏朝末代暴君夏桀曾得意地说：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才会灭亡。但夏桀最终被商汤给推翻了。同样的剧情又在武王伐纣时重演，于是周公旦等圣贤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修正了对“天命观”的认识。
殷商以祭祀鬼神来维持“天命”，这是一种神本主义观念。而周公旦的思想则是一种人本观念。《尚书·周书·君奭》就很好地反映出了周公旦“以德配天”的思想。
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即位。因新君年幼，周公以太师身份摄政，召公则任太保。二人可谓周朝权力最大的宗室重臣。但由周公代行王事，召公对此感到不快，于是周公写下了《君奭》，以表明自己忠心谋国的态度。
《尚书·周书·君奭》中有几句经典格言：“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第一段话的大意是：由于殷纣王不尊敬皇天上帝，上天降祸于殷商，使得殷商王朝失去了天命，而我们周朝已经接受了天命。但周公旦不认为王业在奠基以后能保持长久，在他看来，王者如能顺应上天之意，重用忠信之人为辅佐，西周的王业就不至于出现什么不祥之事。
第二段话比较有意思，即召公奭认为，上天是不值得信赖的。周公旦则表示自己只想将父亲周文王的美德发扬光大，这样上天就不会剥夺周文王的天命了。
上古五帝与夏商周三代兴替的事实，说明天命并非永恒不变。但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天人合一之道是至高境界，人们的所作所为都难以完全摆脱天命观的影响。例如在伐纣联军渡过黄河孟津的时候，突然雷雨大作，占卜又是不吉。于是人人都认为这是不吉之兆，主张暂且退兵。唯有姜太公踩碎占卜用的龟甲，力劝周武王以“吊民伐罪”的大义为重，不要错失良机。最终武王伐纣一战得胜，事前占卜的凶兆没有应验。然而同一个姜太公，在周武王重病之时，和召公奭等人一样占卜问吉凶。
与周公旦共同经历过牧野之战的召公奭，可能是因为受到这次经历的影响，对天命不再那么笃信，而开始更重视人事的力量。
根据周公旦的回忆，召公奭曾经表示：凡事应该依靠自己，人们不敢安然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祉，也不会永远顾念天威，这没有任何过失，只要做好人事。考察后世子孙的行迹，假如不懂得敬奉上天，顺应民心，将先人的辉煌限制在国家之内，不明白天命难得的道理，不知道上天难以信赖，就会失去天命而无法长久。继承前人功业，奉行明德，就在此时此刻。
周公旦对此十分赞同。他据此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德治方针。那怎样才能以德配天呢？关键在于选贤任能，让德才兼备之人来治国理民。与此同时，执政者还要经常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上从天意、下顺民心。
《尚书》中的不少篇章都是圣王明君的自我检讨。周公旦在《尚书》中作了许多文章来告诫周成王或其他大臣，试图以榜样效应来强化西周君臣的内在道德约束力。例如《尚书·太甲》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天上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亲人，他只是与值得敬重的人亲近；百姓并没有一定要感恩于怀的人物，除非是那些仁德之人。而《君奭》一篇既承认君权天授，也强调天命会转移到有德之人手中。天意与民心都会变化，不变的是争取天意和民心的办法。依照这种新的天命观，兴亡生灭都是围绕一个“德”字展开。
按照周公等人的解读，殷商王朝曾经采取过正确的德治方针。
商汤王受天命之时，贤臣伊尹也得到了上天的嘉许。商王太甲（商汤之孙）时有太保阿衡（即开国元勋伊尹）辅佐；商王太戊时有伊陟、臣扈等贤良得上天嘉许，又有巫咸辅政；商王祖乙有巫贤；商王武丁有甘盘。这些有道之人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按照殷商人的礼法传统，他们的英灵在君王去世后得以配天称帝，为后世所传颂。
在周公眼中，这些贤能之士就是上天赐予殷商用来教化万民的。正是有了这些人的主观努力，才让殷商上下都保持谨慎谦和的美德。这些贤能之士都是因为美德而被举荐的。由于他们以身作则，以德治国，才让国家的威信如同占卜一样令当时的百姓对他们深信不疑。
这番理论将人的德行与王朝天命直接挂钩。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人而不是什么玄远神秘的“皇天”。古人靠天吃饭，自然对天命有着深厚的信仰。不过，事情毕竟是由人来做的，天命归谁不归谁，大部分人都猜不透，但事情做得漂不漂亮，符不符合礼法道德，却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周公认为殷商王朝在纣王之前世代统治天下，就是因为有那些贤能之人施行德政。上天见天下太平，于是也赐予殷商福祉，没降下惩罚。直到商纣王丢弃了为政之德，才导致上天将天命转移给周。
周公作《君奭》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说服召公奭与自己精诚合作，共同安定姬周的江山社稷。在他看来，避免上天对西周降下惩罚的唯一办法，就是效法文王以德配天，用德政来治理新兴的大周朝。
后世的儒生都十分推崇周文王的德政。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当时的士人对小邦周的德政十分推崇，纷纷移民入周，其中就有辅佐两代周王成就大业的开国元勋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等人。
儒生们认为上天降下大任给周文王，就是因为他不仅品德高尚，而且将恩德布施于列国。虞、芮两个小国有纠纷，都来找西伯周文王评理。谁知两个小国的君主进入周境后，发现这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好一幅和谐有礼的美妙画卷。于是虞、芮两国感到自惭形秽，从此言归于好。
按照后世儒者的观点，小邦周能取代大邑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就是因为这种王道德政带来的效果。在天下动荡之时，小邦周独能以德政教化著称，吸引四方诸侯主动归附，使得姬周的势力逐渐壮大，对殷商王朝构成了威胁。而此时的殷商王朝在商纣王统治下，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无论是殷商宗室还是平民百姓都深受其害，于是许多人纷纷离商入周。而在决定王朝命运的牧野之战中，人数众多的殷商大军因不满纣王统治而阵前倒戈，兵马较少的西周诸侯联军因此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儒家亚圣孟子看来，这就是以至仁伐不仁的必然结果。
总之，古人所谓的“天命所归”，实际上是民心向背的较量。而民心向背取决于为政者是否推行利民爱民的德政。尽管儒家重视天命，但也不盲目崇信天命，而是将其与人之德行挂钩。按照儒家德治思想，再弱小的国家只要能以德配天，终将成大器。反之，任何不思德政的国家，终将难逃上天的责罚。这就是贯穿中国千年历史的天人感应理念。
2.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按照儒家的“仁者爱人”之道，有德君子应该尽可能地摆脱个人好恶带来的偏见，用更加中正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他人。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求君子不分亲疏地爱所有人，连圣人孔夫子都做不到这点。虽然君子可以有好恶，但应当避免爱屋及乌或恨屋及乌的不理智情绪。《礼记·曲礼上》有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喜欢一个人时，也不能不看到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时，则要多看看他的优点。这才是儒家君子的德行。
唐朝的狄仁杰是家喻户晓的神探。他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堪称德才兼备的一代栋梁。但按照儒家君子修身之道，狄仁杰也并非没有德行上的瑕疵。傲骨铮铮、名垂后世的他，有时候会看不起别人。一旦不喜欢一个人，狄仁杰往往就会对其十分轻慢，并忽略掉对方的优点。
与狄仁杰同朝为官的将领娄师德，生性宽厚，懂得体恤他人。有一次，同僚李昭德嫌弃他走路太慢，骂他是“乡巴佬”。娄师德却不以为忤，笑着自嘲说：“我娄师德不是乡巴佬，谁是乡巴佬？”像他这样心胸宽广的人，放在历史上都很罕见，但是狄仁杰就非常看不起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娄师德有“唾面自干”的口碑。
某一年，娄师德的弟弟被朝廷任命为代州刺史。赴任前，娄师德嘱咐弟弟道：“我贵为宰相，你也是治理一方的州牧。我们娄家获得的恩宠太多，容易招人嫉妒，你打算怎样做以保全身家呢？”
他的弟弟道：“日后假如有人朝我脸上吐唾沫以示羞辱，我也不还以颜色，只是把唾沫擦干便是，绝不让兄长担心。”
谁知娄师德摇了摇头说：“你这点恰恰最让我担心。别人朝你脸上吐唾沫，就是冲你发火。你把唾沫擦掉就表示你心存不满，反而会让对方更加恼火。所以，你应该笑着接受，等脸上的唾沫自己干掉。”
这便是成语“唾面自干”的由来。娄师德夹着尾巴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女皇武则天的猜忌。但在宁折不弯的狄仁杰看来，这是没骨气，所以他一直看不起娄师德。然而狄仁杰不知道的是，推荐自己当宰相的人，恰恰是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娄师德。他在被武则天任命为相后，多次排挤娄师德，甚至将其放了外任。时间一久，连武则天对此也看不下去了。
这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觉得娄师德这人贤明吗？”
狄仁杰回答道：“娄师德担任武将时谨慎守职。至于他是否贤明，臣就不清楚了。”显然，在狄仁杰看来，娄师德没什么本事和德行，只是碍着女皇的面子，说得比较委婉。
武则天又问：“娄师德知人善任吗？”
狄仁杰答道：“臣曾经与他共事，并未听说过他知人善任。”言下之意，娄师德没有识才眼光。
武则天叹气，又问狄仁杰说：“你知道朕为什么重用你吗？”
狄仁杰自信满满地说：“臣是因为文章出众与德行方正而得到陛下重用，并非碌碌无为而依靠他人上位的。”
武则天沉默半晌，对狄仁杰说：“朕以前并不了解你的才学德行。之所以任你为宰相，正是因为娄师德的极力举荐。现在看来，他的确知人善任啊！”
说罢，武则天命令侍从抬来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当初娄师德举荐狄仁杰为相的奏疏，足足有十几篇。狄仁杰看完奏疏后，羞愧得无以复加。武则天没有批评他，而他走出朝堂之后感叹道：“没想到，我居然一直被娄公所包容。娄公于我有大恩，却从来没露出自夸的神色。而我对此却浑然不觉，真是与他相差太远了。”自此后，狄仁杰一直对娄师德十分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