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学的思考方式
你身边的外部性
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称为外部性。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也称外部经济）；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也称外部不经济）。
教育经常被认为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典型例子。虽然教育的收益人是被教育的个人，他付费并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因为其有教养的公民而受益，如社会生产率和政治参与率的提高。外部性的概念使政府有充足的理由生产、资助或补贴教育。
污染是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假如个人或公司将当地的空气或水作为排放废气废物的场所，他将给下游或下风向的公司或个人施加成本，包括疾病的发生、生产率下降乃至丧生。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商品的购买者没有负担全部的成本，将导致过度生产的低效率。
汽车废气有负外部性，因为它产生了其他人不得不吸入的烟雾。政府努力通过规定汽车的排放废气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还对汽油征税，以减少人们开车的次数。
狂吠的狗引起负外部性，因为邻居受到噪音干扰，狗的主人并不承担噪音的全部成本，因此很少谨慎地防止自己的狗狂吠。地方政府通过规定“干扰平静”为非法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部性通常是政府采取干预行为的正当理由：即鼓励正外部性的生产，禁止或遏止负外部性的生产。当外部性存在时，将会影响买卖双方的决策。如果一个商品或一项服务的成本没有完全包含在价格中时，它将被过度生产；同样的，商品的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它给社会带来的全部收益时，它的生产将不足。经济学家认为，这两种情况将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产生低效率。
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当外部性存在时，如果牵涉的双方能以零成本进行谈判，则资源的扭曲配置就不会发生。在某些情况下，如大片地区被污染，组织谈判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政府的干预就是合适的。政府干预的成本很高，却未必会比自由的市场经济更好地解决问题。经济学家哈丁曾提出警告，如果个人不把他们的行为对他人的损害考虑在内，将会带来潜在的灾难。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行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影响：酸雨、臭氧层破坏、砍伐森林、河流盐度增高和其他环境效应将产生长期的影响，而人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种影响并试图解决它。如何解决外部性的问题还没有完美的答案。考虑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时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既分析政府干预的收益——成本，又要考虑谁收益谁受损的价值判断问题。
需求大都是好事吗
的确，只要市场上有一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又能够给商家带来利润，就一定会有这种供给，即使这种需求未必文明，这种供给未必合法。比如由对毒品的需求导致的对毒品的供给就是较极端的例子。即便社会采用各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因为满足对毒品需求的供给可以导致暴利，毒品供给者就是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也要生产并贩卖毒品。惩罚至多只是抬高了毒品的生产与销售成本，但生产者与贩卖者转而又将这种风险成本以提高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毒品消费者。这就是需求的力量！
某种程度上，这种欲望就是人类的贪婪。人的欲望是产生各种需求的源泉，而欲望又具有无限性的特点，即人们的欲望永远没有完全得到满足的时候。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中国俗语就揭示了这个道理。中国传统道德观把人的欲望看成罪恶之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正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但是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谁都知道，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社会无论有多少资源，总是一个有限的量，相对人们的欲望，资源量总是不足的，物质产品或劳务也总是不足的。人类欲望的无限性造成了资源的稀缺性。
经济物品的稀缺性并不意味着它是稀少的，而是指它不可以免费得到。因此，通常所说的稀缺性是相对稀缺，即相对于人们的无限欲望，某些资源与物品总是有限的，也即这些资源与物品是稀缺的。要得到这样一种物品，必须自己生产或用其他物品来加以交换。
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它与人类社会共存亡。当穷国政府为把有限的财政收入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用于教育方面而争论不休时，富国政府也为把收入是用于国防还是用于社会福利发愁；当穷人为一日三餐担心时，富人正在考虑是打桥牌还是打高尔夫球。
稀缺性的概念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稀缺性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条件，所以往往用稀缺性来定义经济学。由于稀缺性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使用经济物品中不断做出选择，如决定利用有限的资源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在稀缺的消费品中如何进行取舍及如何用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而这些问题被认为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只有当物品稀缺时，才能被认为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
从人类可利用能源的角度看，似乎还没有什么限制。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已经够大的了。
鲸鱼油的使用以及后来的匮乏，没有难倒人类，却使鲸鱼几近遭遇灭顶之灾；煤的使用以及匮乏，没有难倒人类，却把一个好端端的地球挖得百孔千疮，地质构造的变形引发了无穷的地质灾害；石油的利用与最终可能的匮乏，也许还难不倒人类，但其后果除了地质灾害外，人类将更贪婪地扑向下一种可能出现的替代品……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所谓没有极限的增长，目前只发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中心国家。而支撑这些国家没有极限的增长的假象的，却是大量的外围国家日益面临实质性枯竭的资源。
森林是另外一个例子。1990年到2000年，世界森林的面积平均每年减少940万公顷。
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占世界人口1/20的美国，耗费着世界1/3的资源。即使将全世界可能开发的资源都利用起来，并且重新分配资源，全世界的人也不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
看来，需求的力量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断创造着供给；但也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使人类在表面进步的同时，正面临着因资源的最终匮乏导致的大崩溃。
什么是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用来表示居民家庭食物的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它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其计算公式是：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的总额/总支出的金额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恩格尔定律是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提出的一种观点。其内容如下：一个家庭的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是与该家庭的总收入变化成反比例的。即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恩格尔定律已被许多事实所证实。
“吃了吗？”这是中国人见面后再熟悉不过的口头用语。那用意几乎相当于国际流行的“你好吗”。渐渐地，“吃了吗”这个口头语我们听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吃对于中国人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换句话说，“吃”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此现象在经济学上就叫做“恩格尔系数”降低。
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02年《中国零售业白皮书》显示，到2001年底，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1997年的46.4%下降至37.9%。这是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的主要标志。它说明，我国人民以吃饱为标志的温饱型生活，正在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志的小康型生活转变。
就吃而言，城镇居民吃好、吃精、注重营养、追求方便的倾向更加明显。除了吃之外，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还表现在居住条件、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耐用消费品、用于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的文化艺术、健身保健、医疗卫生、子女非义务教育和自身再教育的支出大幅度提高。
恩格尔系数对于经济研究有重要价值。（1）用来判定家庭的富裕程度。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一个划分贫困与富裕的标准，即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水平，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2）分析不同消费者的消费情况。高收入阶层花在奢侈品和劳务上的金额，相对或绝对地要比低收入阶层多。（3）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衣着和住宅等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递减的。高收入家庭花在奢侈品和劳务上的费用，则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不断地增加。在较富裕的国家，消费者支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用在那些对物质福利并非必需的物品和劳务上，也就是说，消费者有一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存在着随意消费的倾向。
麦当劳挨着肯德基的玄机
经常光顾麦当劳或肯德基的快乐一族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麦当劳与肯德基这两家店一般在同一条街上选址，或在相隔不到100米的对面或同街相邻的门面。不仅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布局如此，大多类型相似的商场、超市的布局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如在北京的北三环两侧不到15千米的道路两侧，已经驻扎了国美、苏宁、大中三大连锁家电的8家门店。从一般角度考虑，集结在一起就存在着竞争，而许多商家偏偏喜欢聚合经营，在一个商圈中争夺市场。这样选址会不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会不会造成各超市或商家利润的下降呢？
假定市场上有甲、乙两个超市，他们向消费者提供的是相同的商品和服务，两者具有优势互补关系；假定甲、乙两个超市的行为目标都是为了在理性的基础上谋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假定甲、乙两个超市的经营成本是一致的并且没有发生“共谋”；假如甲乙都选择分散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各为3个单位，如果甲选择与其他超市聚合经营，乙选择分散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5个单位和1个单位。总效用还是6个单位。
这是因为聚合经营能够聚集“人气”，形成“马太效应”，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购买，进而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散经营使企业无法获得与其他企业的资源共享优势，从而市场风险明显增大，所以导致其获利能力下降。同理，若甲选择分散经营，乙选择聚合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1个单位和5个单位，而甲乙两家超市都选择聚合经营时，由于两家企业具有优势互补，所以，两者的利润都会增加为8个单位。
聚合选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连锁企业有个性，才有竞争力。在超市经营上要有特色，方显个性，这就要求明确市场定位、深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从产品、服务、促销等多方面进行改善，树立起区别于其他门店类型和品牌的形象。如果聚合的每一个连锁超市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发挥互补优势，形成“磁铁”效果，这样不仅能够维持现有的消费群，而且能够吸引新的消费者。在北京南桥镇聚集了永乐、苏宁、国美三巨头连锁家电超市，聚合的市场使三巨头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寻求着特色发展之路。永乐电器以CDMA手机营销模式促进CDMA手机普及，推出了以退换保障、质量保障、价格保障和额外支出保障为基础的四大保障体系，以服务和价格的双重优势吸引顾客。国美电器率先在其连锁店内开设了各类音像制品的销售，从而拓展了经营业务范围，同样也起到了招揽更多客户的作用；同时推广“普惠制”，让各类电器的消费者都能够实实在在地得到经济上的优惠，而不是某一类家电的购买者。苏宁电器则倡导“天天促销”，让消费者能够每天都得到实惠，并根据刚刚迁入新居客户的实际住房条件和经济条件，为客户量身定制出一套合适的家电配置方案，为苏宁带来了销售额的直接增长。
另外，商业的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一方面，体现所谓的“一站式”消费，丰富的商品种类满足了消费者降低购物成本的需求，而且同业大量聚集实现了区域最小差异化，为聚集地消费者实现比较购物建立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经营商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谋求相对竞争优势，会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通过竞争提升自己的同时让普通消费者受益。正因为如此，聚合选址使商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而且商家在选址时一般较注意同类型竞争者的选址，往往愿意与它们聚合经营。其实，商家在选址时可以考虑差异化聚合选址，如食品超市，聚合对象可选择生鲜超市、日用品超市；综合超市可以选择家具超市、家电超市、医药超市、建材超市等，这种聚合更能发挥聚合效应。现在随着国内居民小区的发展，商场、诊所、银行、邮局、餐厅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健全备受居民关注。所以连锁超市也可以选择诊所、银行、邮局、餐厅等作为聚合对象，这样在连锁门店的经营上就不存在什么强的竞争，同时又为小区居民提供了便利。
“天价”的背后
近些年的中秋节，市场上最活跃的商品恐怕是形态各异的月饼了。有些月饼甚至标出“天价”，有的月饼还镶上了钻石，如此高价的月饼依然深受消费者欢迎，众人趋之若鹜，其实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一个尾数7位都是“8”的手机号的价格高达22万元天价，一个尾数4位是“8”的车牌号价格为30万元……
这些天价商品的价值在哪儿呢？据调查，买家几乎全部是生意人，他们购买天价商品不仅仅是因为便于记忆和对吉祥数字的崇拜，更重要的是用来“撑门面”，当然也可当做礼物送人。
正因为天价商品有市场价值，所以也成了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对象。
有一个收藏爱好者从事吉祥号码收藏已两三年，一共收藏了20多个吉祥号。其中多数号码都是花钱买来的，像尾数为7个“8”的号码，2年前的收购价就超过10万元。此外，尾数为5个“8”和“6”的号码，手头还有好几个。
“吉祥号码”又称为“个性号码”，其数字往往由于谐音或迎合人们的传统观念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就像图腾崇拜一样，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往往有各自不同的崇拜对象。不同地方的人由于有不同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即使是对同一个号码，也会产生不同的吉祥观念。比如说，我国许多地方都有人认为“8”字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主要是因为8与“发”谐音，常让人联想到“发财”。何人不希望发财呢？于是“8”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还有“168”作“一路发”解释，“888”是“发发发”的意思，“666”意为“六六大顺”，等等。
正是出于对“吉祥号码”的崇拜，我国普遍存在着“吉祥号码”拍卖的现象。吉祥日子、吉祥时辰早已成为人们迎新嫁娶、开张庆典、签约剪彩等经济活动的首选日子。许多地方也曾经在这些所谓的吉祥日子里出现了交通异常拥挤、喜庆气氛浓厚等现象。相反，一些数字则被人们所厌弃。比如带有4的手机号码，往往可以免费赠送，有些楼盘甚至不设13、14层，迎合了一些业主的喜好。
这些天价月饼、天价号码的价格远远高出了它们本身的价值，这正常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吉祥号码数字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了它的高价位，这种供给和需求都是“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的正常表现。
资源的稀缺性，有些是天生的，如金子、钻石；有些是衍生的，如中国的土地，一百年前就是如此大，因为人口越来越多，使今天的土地越来越稀缺。有些稀缺可以创造，上海的地铁磁卡，每天大量供应使用，只值票面价格，永远有求必有，无增值可能。但地铁旅游公司发行的纪念卡，比如《水浒》人物系列，限量发行1.5万套，凭空创造出一个稀缺资源，求大于供，于是80元面值的纪念卡一套9枚，现在的市面溢价280元。但是出版一部《水浒》充其量平价出售，可能折价出售，不可能溢价出售。因为书可以一版再版无限量供应，无稀缺可言。龙票案例是以毁灭求稀缺，磁卡是创造稀缺以增加文化品种，后者更高明、更有益。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理论：有用的水，不值钱；无用的钻，天上价。水，源源不断的无限性，随地可掬，所以不值钱；钻石，稀罕物，所以值钱。当然也有例外，“上甘岭”上一滴水，比生命还珍贵；水在阿拉伯沙漠里，比油珍贵。
聪明人有意消灭多余，牟取暴利。如果世间只剩两张清朝大龙邮票，各值10万，善贾者必然撕毁一张，另一张不是两枚之和的20万，而可能是30万、40万，因为它的唯一性。唯一比稀缺更稀缺，无竞争比价。
虽然“吉祥号码”的拍卖也许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出现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
什么叫“看不见的手”
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你所在的小区的菜摊上西红柿从2.20元/斤上涨到2.50元/斤时，你会发现全市的所有菜市场的西红柿都是2.50元/斤，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奇妙作用：仿佛一声令下一样，什么都改变了。
西红柿的价格为什么能神速地统一起来？人们为什么能以合理的方式完成繁杂的社会分工？经济学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解释复杂的经济规律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某些人做这些事，某些人做那些事？信息是如何在人群中交流的？决策又是如何做出的？这些问题涉及经济的协调机制。不同的经济社会有不同的协调机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体制。
其中一种协调机制是计划经济体制。即由一个集中的中央体系发布行政命令，指挥经济的运行与协调。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决策都由中央计划机构做出，每个居民和企业只能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协调机制通过垂直的等级体系由上而下渗透，各经济主体按上级的指令进行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很大的弊端，一是抑制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二是很难对成千上万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做出正确的计划。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政府官员权力过大，容易滋生腐败与寻租行为。
另一种协调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它是在产权确定的条件下，由价格调节单个经济主体的决策。它像一个非常精巧的机构，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无意识地协调着生产者及消费者的活动。它还是一部传达信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个经济主体的偏好和行为汇集在一起，很好地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会自动流向获利最高的产业和产品，人们的逐利动机像雷达一样的敏锐。如何生产？取决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利，生产者必然会选择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把成本降到最低点。为谁生产？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要素市场决定于工资、地租、利率和利润的多少。谁应该享有生产的成果，谁应该获得较多的收入，取决于谁是否掌握了较多的生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市场价格调节着商品的供求，而利润与亏损是胡萝卜加大棒，驱使企业有效率地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商品。
“看不见的手”这个经济术语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提出的，它形容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追逐私利的人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使社会财富更加充裕。借助于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效率高、成本低。政府只需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转，就可以获得产品充裕、生产者与消费者皆大欢喜的效果。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存在相应的市场，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和交易数量的机制。市场通过它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使得资源向最优化配置的方向流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
市场的运行具有它本身的特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将市场的运行规律归结为“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当个体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而且在所有可以出现的结果中，这个结果是最好的。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进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
另一只手
同样是西红柿的价格，当市场价格高出人们的可接受范围之外时，政府就会出面干预：西红柿价格不得高于某个价格。2004年中国“非典”时期政府对粮油价格的限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起政府干预，不得不说起凯恩斯编造的一个寓言。
一个国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完全瘫痪的境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们无家可归，饿殍遍野。这个时候，政府采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建议，雇用200个人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鱼塘。
这200人开始购买200把铁锹，于是，生产生产钢铁的企业、铁锹的企业、生产锹把的企业相继开工了，接下来工人开始上班、吃饭、穿衣……于是，交通部门、食品企业、服装企业也相继开工了，大坑终于挖好了；然后，政府又雇用200个人把这个大坑再填埋上，这样又需要200把铁锹……萧条的市场就这样一点点复苏了，启动起来了。经济恢复之后，政府通过税收，偿还了挖坑时发行的债券，一切又恢复如常了，人们在灿烂的阳光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凯恩斯编造的一个经济学寓言，它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国家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应该采用宏观调控的办法干预经济生活，使经济走上正常的轨道。
20世纪初，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英国的经济首先呈现出高速的发展，然后美国、欧洲的经济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到了1929年，形势急转直下，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市场失灵”。与此同时，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只手，发现有一只人们“看得见的手”在挥舞着，它开始频繁地进入人们的经济生活，这只“看得见的手”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只“看得见的手”就是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就像上述的寓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国家积极地进入了角色，开始干预经济生活，稳定社会的经济。
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本著作，即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名的经济学寓言“挖坑”，正是出于这本书中。这个寓言告诉人们，面对市场的失灵，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不能坐而视之，而应该通过适当的干预，刺激市场，启动市场，解决社会存在的经济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斯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频频挥舞，它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危机的泥沼中走出来，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
那么国家是通过什么办法调控整个社会的经济呢？
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它不是现代社会中才有的，只要有国家、有政府，就有许多必需的支出，就有财政政策。传统财政政策的任务就是为政府的各种支出筹资，实现收支平衡是财政政策的最高目标。但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财政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为政府支出筹资仍然是财政政策的任务之一，但调节经济实现稳定成为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
综观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尽管有许多失误，但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仍然是利大于弊。与战前相比，战后的经济更为繁荣和稳定，这部分要归功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
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手段来影响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大类。财政收入政策主要是税收政策；财政支出政策主要包括政府投资、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政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以克服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具体采取哪种财政政策需视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而定：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水平，如降低税率、增加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甚至直接扩大政府的直接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等；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经济中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等紧缩手段来遏制过热的经济发展势头。
同政府的另一重要工具——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是更为直接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历来备受人们的重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赤字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政策主要有鼓励消费、扩大投资、增加出口三架马车；货币政策就多了，比如汇率的变动、利息率的变动、货币发行量的变动、发行国债，等等，都会对一国的经济走势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也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各国分析和预测经济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过去人们重视微观经济问题，也就是个人、家庭、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现在人们更看重宏观经济的问题了。比如在股市上，人们虽然注重各种股票的业绩分析、学会了看企业发布的公告和各种消息，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学会了观察国民经济的大势，学会了观察利息率、汇率和货币发行量等对股市的影响。人们知道，当国民经济的宏观走势下行的时候，股票的业绩再好也不可能有大的利好消息，因为股市是脱离不了宏观形势的大势的，孙悟空有再大的本事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经济学家这样比喻：比如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当一两个人站起来的时候，这相当于微观经济，在座的观众自己说了算；当全场的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就是宏观经济了，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无法左右全场的局面，他只能想办法去适应这个局面。这个时候只有国家伸出它的那只大手才能发挥作用。
“同居时代”的背后
越来越多的青年情侣同居了，而且他们不急于结婚，或者近期并没有结婚的打算。这是青年们的一种明智选择吗？选择的背后有什么玄秘吗？
常理来说，婚姻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爱情这种纯粹精神的东西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物质财富的冲击。而且现在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越来越严峻，购买房产要按揭贷款，毕业之后的去向也是一个未知数，而且现在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能不能留在一个城市里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结婚带给人们的难题越来越多，而外部世界的诱惑也越来越多，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变数越来越大，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同居。两个人可以享受婚姻生活带给人们的一切乐趣和好处，但是没有一纸结婚证书的约束，人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更加灵活，不必要承担婚姻的后果，机会成本小，也没有更多的沉没成本。
首先，人们对未来生活缺乏理性规划。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流动性也大，工作不稳定，企业绝大部分实施的是全员聘任制；居住地不再是终生不变的了；人们对未来经济收入的预期也不明朗。这些因素使人们对结婚充满了一种恐惧感。这种背景下，过早结婚反而成了彼此的拖累。
其次，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也是一个原因。对经济独立的女性而言，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婚姻这个长期的契约来捆绑住彼此的自由，不需要彼此为对方承担责任。就是说双方没有长期的正规的契约关系，可以说只是一种合作的“意向”，双方都更灵活。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更喜欢选择同居这种生活方式。
再次，男女结识成本低。人们结识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这也是现代男女喜欢同居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原因。认识的成本低，所以认识得快，熟悉得也快，分手更快。认识和熟悉的成本不过是一餐便饭、一次聚会或者是一次网上聊天……因为在一起容易，彼此也就不够珍惜，分开也容易。这种条件下双方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同居。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的进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在现代人的头脑里正日益淡化，这些已经不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目的，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目的是追求快乐、愉悦。没有了孩子的拖累，两个人不需要承诺，处得好就在一起，处不好就分手。
还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人们对同居现象也越来越宽容了。
哲学家说，存在即合理。事实上，这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理智的选择，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们付出的机会成本低，相对来说，收益就要更高一些。
“谷贱伤农”是哪般
中国有句古语叫“谷贱伤农”，意思是丰收了，由于粮价的下跌，农民的收入减少而遭受损害。其原因就在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也就是说，人们不因为粮食便宜而多吃粮食，由于丰收了而造成粮价下跌，并不会使需求量同比例的增加，从而总收益减少，农民蒙受损失。
这里所说的需求价格弹性是表示商品需求量对商品价格变动反应程度的指标。弹性系数（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等于需求量变动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具体计算百分比时，分子取新老需求量的平均数，分母取新老价格的平均数，不计负号。
市场经济中出现把诸如牛奶等农产品毁掉的现象，究其原因也在于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降价不会使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因而会减少总收益，所以企业把这些农产品毁掉反而会减少损失。
为什么企业的老板们不把牛奶分给那些还喝不上牛奶的人们呢？其实，他们把牛奶倒掉是有一定的经济学道理的。如果他们把牛奶无偿分给了居民，那么，有些人因为获得了牛奶，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甚至在以后牛奶供给相对平衡时，也许也不再买牛奶了，无形中降低了牛奶的需求。另外，如果他们今年无偿地得到了牛奶，那么明年他们又怎么想呢？那些有“守株待兔”思想的人肯定会等着企业的牛奶过剩，等着再次喝上“免费的牛奶”。
事实上，关于过剩的解释，经济学上有“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这两个概念。绝对过剩是指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让所有需要它的人的需求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之后还有所剩余。相对过剩是指该种商品的过剩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言的，是相对于人们的购买能力的过剩。也就是说，社会的供给超过了具有购买能力的人的需求。而与此同时，还存在许多买不起该种商品的人。我们说，绝对过剩是以社会生产力的极度发展为基础的，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而相对过剩则是时常出现的事情。无论是国外的许多发达国家，还是在我国国内的一些地区，都存在相对过剩的现象。并且相对过剩的发生在一个行业内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牛奶的过剩，就属于相对过剩。正如前边所说，相对过剩的商品，从厂商的长远经济利益来说，是不适合免费发送给那些没有购买力的人群的。毕竟，经济规律是“无情”的。
香烟是一种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对于吸烟上瘾的人来说，价格上涨不会减少消费，对不吸烟的人来说，香烟的价格再低他也不会消费。吸烟对本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因此为限制香烟的消费，政府对香烟征收重税，但是烟厂的利润依然相当可观，因为抽烟者对香烟有需求，生产者因此可以将其税负转嫁给抽烟者。香烟的税主要由抽烟者来承担。
家用电器是一种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价格上涨会减少消费，价格下跌会增加消费。在当前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各个家电企业竞争非常激烈，如果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就会使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会减少消费，不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因此家电产品的税负主要由生产者负担。由此得出，需求富有弹性则税负主要由生产者负担，需求缺乏弹性则税负主要由消费者负担。
我们说，物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不一定在于它本身具有多大价值，而更主要是看它是否存在一定的需求和供给。没有供给的商品是没有意义的，如“桃花源”。同样，没有需求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因为根本没有人花钱去买它。所以，商品的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决定的。水的需求大，但是供给也很大，这样，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共同作用，水的价格低廉。
回到开头的“谷贱伤农”，本来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收入应该会更高些，应该高兴才对。可是，由于全体农业的丰收，造成了粮食产量的增加，供给急剧上升，超过了需求量。这样一来，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减少了。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周期性造成的。由于农产品的储存、加工、保鲜等特殊问题，农产品一般都不能存放太长时间。这样一来，在市场交易时，就给农民带来了天然的讨价还价的劣势。商家会想：“反正你一定要急着卖出去，否则就会坏掉。那么你对交易的要求比我要迫切。”于是利用这种心理，拼命地压低价格。而在供给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农民达成交易的要求就会更迫切，则价格就会被压得更低。
需求定理有例外吗
《读者》杂志曾经刊登一篇经济学家卢周来的文章《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开头是这样写的：前年我家养了三头猪，那时猪很值钱，一斤毛猪四块多钱，年底姑父把猪卖掉，换了两千多块钱。但去年猪不值钱了，一斤毛猪就两块多钱。我们又没别的挣钱的法子，又要应付度日，只好多养了两头，一共五头猪，到了年底卖出去，勉强维持了前年的收入。
这里出现了一个一般经济学供求定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供应商会增加供给；价格低时，会减少供给。但文中的姑姑却反其道而行之，猪价格低下来了，反倒增加了供给，由原来的养三头猪，增加到养五头猪。这个现象很值得思考。
那篇文章中还提到一个案例：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地人唯一的生活资源是养羊，唯一可用来换成货币的也是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哪年是灾年，羊的死亡率高，当地人放养的羊头数越多；哪年羊最不值钱，当地人为了维持货币收入不下降，放养的羊也最多。
一般是价格下跌供求下降，但是也出现上面的特例。卢周来认为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可供给的品种是初级产品，要么猪，要么羊；其次是供给者没有可替代的货币收入来源。作者的姑姑与非洲牧羊人都一样，只能将全部的货币收入寄托在猪或羊身上；最后，一定的货币收入对供给者来说不可或缺，作者的姑姑必须有可支配的收入供开支。
著名的经济学家M.P.托达罗在其《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就曾用模型论证过这样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80%以上的购买力，掌握在20%以下的少数人手里；而世界上80%的人口，其购买能力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其实无足轻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自然会将市场开拓的重中之重放在少数富人身上。所以，那些广告自然也主要是对着富人打出的，而与大多数穷人无关。
一般需求定律称：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呈反方向变动。也就是说，这种商品价格越高，其需求量就越低；而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高。对于穷人，一分钱都难，所以，商品价格每涨一点，穷人在购买时都会多掂量掂量，只能少买一些，故这个需求定律的确对穷人管用。前面我们说过“恩格尔系数”，不管经济学定义如何规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用于维持生存的钱——主要是吃饭的钱——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月挣100元钱，如果花了90元用于吃饭了，其“恩格尔系数”就是0.9。显然，如果一个社会阶层恩格尔系数高，那么这个阶层就越贫困，意味着这个阶层收入中用于维持生存的钱占了绝大部分；反之则相反。而经济学规律又说明，当某种（些）商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其价格变化时，需求量变化越大；反之亦相反。这就完全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穷人的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富人，用于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越大，所以，一旦这些消费品价格上涨，穷人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除非这些消费品价格下降，穷人才有可能增大需求量。但富人完全不同，因为在他们每日挥金如土的过程中，用于柴米油盐的钱所占总收入的比重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他们根本不计较，更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需求数量。这一穷一富，正应了时下流行的那句话：穷人看着钱买东西，富人看着东西花钱！
穷人买跌不买涨，富人不问跌还是涨，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证明一般需求定律在某些领域内对于富人不管用。
长相与收入有关吗
你听说过靓女先嫁吗？如果你有过找工作的经历，相信你一定不陌生，你的同学里面、竞争对手里面，通常是长相英俊、漂亮的更容易受到青睐。
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人生际遇和长相密切相关，俊男靓女比普通人更有机会获得高收入。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长相漂亮不仅收入高，升迁的机会也大，长相丑的人待遇比一般人低9%，长相漂亮的人待遇比一般人高5%。此外，身材也会影响收入，胖女人比一般人的收入平均低17%，身材高者，每高1寸，收入平均增加2%～6%。
无独有偶。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到了“漂亮的收益”，他根据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得出长相导致收入差别的结论。
无论是理论和现实都说明了收入和长相有关系。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漂亮能产生更多的收益。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关系，漂亮的需求来自企业，这种需求的大小决定了漂亮的收入有多少，而需求大小又取决于漂亮给企业带来的效益。简言之，漂亮能得到多少收入取决于它给雇主企业带来的效益。应该说，漂亮的确能给企业带来高效益。有些高效益的行业，如演艺界、电视主持、模特，只有漂亮的人才能从事。脸蛋和身材在这些行业中是至关重要的。在其他行业中，漂亮对成功也相当重要，例如，服务员漂亮的饭店来的客人更多，漂亮的老师更受学生欢迎，病人对漂亮医护人员的服务更满意，漂亮的记者更容易得到更多新闻，连领导开记者招待会，漂亮记者得到提问的机会也更多。在社会上，漂亮是一张成功的通行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也就更愿意为漂亮付费，这种付费就成为企业的效益。企业对漂亮的需求大于漂亮人数的提供，供小于求，俊男靓女收入高就正常了。
长相好是先天优势的一个方面。而且，漂亮还会影响人的成功机会。漂亮的人让人喜爱，成功机会就更多。这就是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提升的机会多。
但是，长相普通的人也没有必要抱怨父母没有给自己一个好脸蛋和好身材，因而自暴自弃。因为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绝不仅仅是长相。那些成功人士，如政治家、科学家并不见得多么英俊、多么漂亮。
最重要的是，漂亮往往是主观感受，每个人的审美标准并不完全相同。赵本山的“猪腰子脸”并不影响老百姓对他的喜爱。
什么是真正的漂亮，仅仅是长相好就能称为漂亮吗？一般来说，漂亮是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综合。一个外貌美的人如果缺少气质、内在修养，举止粗俗，也很难成为得到高收入的人。相反，一个外貌普通的人若很有修养、很有内涵，人见人爱，人缘很好，取得高收入也不是奇怪的事。
另外，一个长相普通，甚至有点丑的人，可以通过提高内在美来提高自己的整体形象指数。更为重要的是，外在的美是暂时性的，是青春饭，内在的美才是永久的、散发永恒魅力的。
名牌背后的秘密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想法：要搬新家了，通常会换一套新的家具家电。拿电视机来说，到了商场一看，同样尺寸的不同厂家的液晶彩电，价格相差很大，但很多人买的并不是价格便宜的，而是价格高的名牌产品。这个现象让人很困惑，据行家说，国内家电特别是电视机产品质量相差不大，用的都是进口显像管。
那为什么人们选择价格高的名牌产品呢？因为名牌产品给人信赖感。如果其他产品的质量不如名牌的，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但在产品质量相同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显然是不公平的。
人们对电视产品的质量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实践得来的。电视不像日常低质易耗品那样经常更换，购买一台电视通常要用上几年甚至十几年，因此人们无法积累感性经验。居民的购买行为大多受报纸上公布的评比和调查结果影响，如哪种电视销量最大，哪种电视评比第一，哪种电视寿命最长等。
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领域都可以见到。清华大学的一般毕业生和其他一般高校的拔尖学生比，其专业水平不一定高，但在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大多选择前者。这种并非由产品质量而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排斥现象，称为经济领域的歧视。
在人才市场上，由于各校的评分标准不同，用人单位很难根据各校提供的学习成绩单对学生进行评估和比较，只能根据社会对学校的认识和统计结果来选择学生。大量统计资料表明，清华大学毕业生平均生产率比其他一般高校毕业生高，因此用人单位必然选择清华的毕业生。
当歧视扭曲了某些团体的工作努力和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时候，它就特别地有害于经济。歧视的损害效果首先表现在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者，他们花费同样的成本，生产出同样质量的产品，却无法按同样的价格卖出去，甚至根本卖不出去。
那么歧视对购买者是否有利呢？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购买者购买同样质量的产品却要花费更多的钱，最为可悲的是绝大多数购买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乐此不疲。
商品的歧视迫使被歧视的企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去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使企业的成本大为增加。
因此，虽然企业的品牌建立起来了，但它们的成本都追加到了消费者身上，因此那些名牌彩电能卖得更贵。一旦成为名牌，自然就有了名牌的价格，也就有了高昂的利润。
这就是名牌背后的秘密。
赌博会赚到钱吗
赌博能赚到钱吗？看似非常简单的逻辑，许多人却常常栽在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赌徒在输钱后，总是想翻本。输掉的钱就是沉没成本，它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收回来，新的“选择”决策是：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再赌下一盘，我再赌下一盘的收益风险是多少呢？
毫无疑问，纯粹的赌博是不存在理性上的投资收益的。这个问题数学家、经济学家做了无数次的数学模型实验，赌博只不过是数学里的离散游戏而已，只是概率论和经济博弈论的运用而已，每一次玩的输赢概率都是一样的，在概率论数学里称为“伯努利事件”。
所以，为这种傻事去做投资是只有傻子才会去做的事。所以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即使我第一局赌输了，第二局我也不会再继续玩了，妄图翻本，就像一个傻子天真地妄想自己是世界首富一样的荒谬。
聪明人从来不会把投资回报放在一个小概率事件上，妄图创造所谓的“奇迹”，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比去赌博更愚蠢的事情了”。所以当你听到人们把某地的股市或其他市场称为“赌场”时，那就意味着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任何投资价值了。
当然赌博也不是完全没有投资收益的可能，某些赌博还是可能有永久稳定的回报的，但必须满足4个条件：
其一，庄家凭经验设计的赔率有漏洞。
其二，这是一个一局多项投注的游戏，就是一次开盘，有很多种投注项目玩法。
其三，你能够非常精密地利用不同的赌项间的赔率差做一个投资组合数学模型，并且只有你一人知道。为什么只能你一人知道呢？等你读完全书后自然会明白，但这里可以告诉你的是，所有你看到的、学到的投资组合模型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别人也知道了啊！
其四，你必须耐心地按同样数额的投注组合进行无数次投注。当你投注次数趋向于无穷大时，理论上可能出现赢利。
但事实上，有两个条件是很难满足的，一个就是庄家设计的赔率有漏洞，另一个就是你能否发现其中的漏洞并设计出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模型。对于后者，很遗憾，如果你不是数学建模方面的奇才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要知道华尔街的那些投资银行、基金公司都雇用了大量的数学、金融博士，这些人每天都在做着作为公司一级商业秘密的各种投资组合数学模型，来保证他们在股市、汇市、期货期权等各种金融投资市场中必然赢利的可能性。而这种工作绝非那种拿着计算器东按按、西按按，然后得出个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得出的答案的简单工作。对于把成功总是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的赌徒，只能再用一句“傻子，你走好”来满足其幸灾乐祸的虚荣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比较流行的什么六合彩、牌九、大小、麻将、24点、赌球、赌马等都不存在长期投资必然赢利的任何可能性，否则那些华尔街金融投资家早就进入了。因为这些赌博都不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4个条件，所以妄图靠这种赌博来博取一夜暴富，或者挣点零花钱什么的，实在很荒谬，纯属无稽之谈。
贝克汉姆的发型
世界杯是一个帅哥驰骋的舞台，帅哥出众的面孔、精湛的技能，再配上经典的发型，让人们想不记住都难。贝克汉姆就是其中一个，除了一脚优美的“贝氏弧线”之外，他那变幻的发型恐怕是吸引球谜的一个更加关键的因素。
有“万人迷”之称的贝克汉姆已不再是单纯的足球运动员，自从和维多利亚在一起之后，他正逐渐成为一个时尚界的明星，他对于时尚的敏感度和品位都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从文身、眉毛故意剃掉一半、莫西干头到染指甲、戴太阳镜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他的发型更是变化多端。
球星们的闪亮登场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吸引眼球，更多的是经济的因素。因为关注球赛的不仅仅是球迷，还有广告商。广告商们更多考虑的是经济的作用。经济学家们说这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叫做注意力经济，俗称眼球经济。
对于球迷来讲，是“从精神上支持你”，但这是没有经济效益的，而一旦被开发商开发出一个广告来，眼球经济马上就会发挥效力。例如芙蓉姐姐，虽然她本人没有挣到钱，但是某些网站可以靠她的几张图片赢得点击率，一些网站靠几个视频赢得了收视率。
当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的时候，球星的价值和我们的注意力之间发生了交换，这种交换跟货币交换没有什么两样。在将来，这种注意力的交易的发生不会比现在货币之间的交易来得更容易。人们渐渐开始衡量付出的注意力所换回来的价值，当然，注意力并非那么简单，并非上面所说的点击量、收视率、发片率那么粗浅，它们表现丰富，例如，投诉你也就是投资你，那就是一种注意力资产。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美是比任何介绍信更有力的推荐。美的东西，自然会产生更强的注意力，有注意力，就会有商机。这就是“注意力经济”日渐风靡的道理。
“注意力经济”还可以延伸为名人效应。要不然，市场上怎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品牌，诸如“邓亚萍”、“李宁”、“乔丹”、“逸飞”，等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效应，也不是所有的商家请了名人后都能脱胎换骨，甚至起死回生。
明星的发型可以解释为性格独特，喜欢标新立异、卓尔不群，因此发型也要与众不同。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恐怕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也许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发型独特，才能吸引球探、球迷、媒体尤其是广告商的眼球，在当今强调“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谁吸引的眼球多，谁的身价自然就高。且不说转会身价和转会后的薪水，单是担任某个产品的广告形象代言人，那广告收入就很可观。世界杯之后，铁杆的球迷们可能还会记住球星们的球技，但大部分业余球迷却根本记不住，但这并不影响业余球迷像铁杆球迷那样牢记住球星们的怪异发型。谁会忘记威斯特的朝天辫，谁又会忘记马西斯的“莫西干”发型和那么多锃亮的光头呢？在球技基本相当、声望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请发型独特的球星做广告，和请一个发型平庸的球星做广告，哪个广告效果更佳，这是不言自明的，也许这就是球星们的发型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