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正在上升。”前一天汇报的死亡人数是10个。他告诉格朗说可能晚上去见他，因为他已经承诺去拜访科塔尔。
“好主意，”格朗说，“您这样会对他有好处的。说老实话，我发觉他的变化很大。”
“在哪方面？”
“他变得友善多了。”
“他以前不友善吗？”
格朗似乎若有所思。他不能说科塔尔过去不友善；这个词不合适。但科塔尔是个沉默、神神秘秘的人，有点让格朗想到一头野猪。他的卧室，廉价餐馆的饭食，一些相当神秘的人际来往——科塔尔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他自称是推销葡萄酒和白酒的旅行推销员。时不时会有两三个人来拜访他，大概是客户。有时候晚上他会去街对面看电影。说到这里，格朗提到了他注意到的一个细节——科塔尔似乎偏爱黑帮电影。虽然不能说他不信任遇见的任何人，但这个人给他的最大的印象是不合群。
但是现在，格朗说的是他完全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有种感觉，他正试着让自己被各种各样的人接纳，做每个人的好朋友。现在他常常找我说话，提议我们一起出门，我没法拒绝。另外，我对他也感兴趣，当然，我救过他的命。”
自杀事件发生后，就没有人再访问过科塔尔了。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店铺里，他总是努力和人交朋友。他对杂货店主和和气气；对一位烟草商的唠叨也表现出了无人能及的耐心。
“这个特别的烟草商——顺便说一下，是一位女士，”格朗解释道，“是个让人腻烦透顶的人。我对科塔尔这样说过，但他说我有成见，还说她有很多优点，只是需要去发现。”有两三次科塔尔邀请格朗和他一起去市里的豪华饭店和咖啡馆，他最近也开始光顾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气氛不错，”他解释道，“人也很好。”
格朗注意到那些员工们待科塔尔很殷勤，当他看到后者给小费的手笔时，很快明白了其中奥妙。科塔尔似乎非常享受人家回报他的慷慨时所表现出的友善。有一天当一位领班护送他出门并为他披外套的时候，科塔尔对格朗说：“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证人。”
“证人？我没听明白。”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呃，证明我其实不是坏人。”但他的心情有起有伏。一天，当杂货店老板显得不够友善的时候，他气恼万分。
“他站在别人一边，这头猪！”
“站在什么人一边？”
“很多该死的人。”
格朗还亲眼目睹了发生在烟草店的奇怪的一幕。当时正谈得火热，那个站柜台的女人开始发表她对一起在阿尔及尔人中间造成了一些风波的谋杀案的看法。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年轻的商业雇员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尔及尔人。
“我一直说，”那女人说，“要是他们把那些渣滓都关进大牢，正派人就能松口气了。”
她被科塔尔后来的反应吓了一跳——后者一句话没说就从店里冲了出去。格朗和她从后面盯着他，都呆住了。
随后，格朗又向医生讲述了科塔尔在性格上的另一些变化。科塔尔过去常常发表一些自由主义的看法，比如在经济问题上用的宠物格言，“大鱼吃小鱼”就是明证。但是现在他买的唯一一份奥兰的报纸是保守派的，而且在公开场合大声阅读，让人怀疑他是有意的。还有件事也同样奇怪，在他离开病床之前不久，请格朗办了一件事；格朗说要去邮局，科塔尔托他帮忙给一个住在外地的姐姐汇100法郎，还提到每个月都会给她汇同样数额的钱。然后，就在格朗出门的时候，他又叫他回来。
“不，给她汇200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认为我从来不关心她。可实际上我是全心全意对她的。”
不久后，他还和格朗进行过一次奇怪的对话。他缠着格朗告诉他每晚所做的那些有几分神秘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科塔尔大叫，“你在写一本书，对不对？”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但不像写书那么简单。”
“啊！”科塔尔叹息着说，“我真希望自己也有写作的本事。”
看到格朗有些吃惊，科塔尔有几分难为情地解释说，成为一个作家肯定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容易一些。
“为什么？”格朗问。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作家比平常人有更多的权利。人们更尊重他们。”
就在官方布告贴出来的那天上午，里厄对格朗说：“好像老鼠的事把他的脑子搅乱了，就像对其他很多人造成的影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他担心‘热病’。”
“我想不是，医生。假如你想知道我的看法，他——”
他不得不暂停下来；窗外有灭鼠车经过，发出机关枪一样嗒嗒响的排气声。里厄也沉默着等到外面的车走远，才饶有兴趣地问格朗的看法是什么。
“他是个良心上有很大负担的人。”格朗严肃地说。
医生耸耸肩。正如那个警官所说的，他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天下午里厄和卡斯特尔进行了另外一场谈话。血清仍然没有送来。
“总之，”里厄说，“我不知道血清能有多大用处。这种杆菌很奇怪。”
“这个，”卡斯特尔说，“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这些小畜生总是显得很独特。但是在根本上还是一样的。”
“那是你的理论。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题目几乎一无所知。”
“是的，这是我的理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适用于每个人的。”
整整一天，只要一想到瘟疫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医生就感到一种轻微眩晕的感觉。最后他意识到这是害怕！他两度走进拥挤的咖啡馆。像科塔尔一样，他感到了一种对于友好接触，人类温情的需要。这是愚蠢的本能，里厄告诉自己；可是，这个想法却让他想起了对那个旅行推销员的承诺。
那天傍晚，当医生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后者正站在餐桌旁。桌布上摊开放着一本侦探小说。但夜色临近，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是很难阅读的。所以在听到门铃之前，科塔尔更像是坐在桌旁沉思。里厄问他觉得怎么样。科塔尔坐下来，没好气地回答说他感觉好极了，还补充说要是能不被人打扰的话，他会感觉更好。里厄劝告他，人不能老一个人待着。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在想，对你感兴趣的人只会给你惹麻烦。”
里厄没接话。
科塔尔接着说：“注意，这说的不是我自己。只是我在读这本侦探小说。书里讲的是一个可怜的人在一个美好的早晨突然被逮捕的事。人们一直对他有兴趣，但他一无所知。他们在办公室里议论他，在索引卡片上输入他的名字。这样的情况，你认为公平吗？你认为人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那要视情况而定。”里厄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你的看法，谁都没有权利。但是这些都是题外话。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多出去活动。老待在家里不好。”
科塔尔似乎有些气恼，说正相反，他经常外出。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街上所有的人都能为他做证。他也认识很多市里其他地方的人。
“你认识里戈先生吗，那个建筑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里几乎完全暗下来了。大街上声音越来越吵，当街灯一齐亮起来时，外面的一阵低沉的欢呼声似乎在迎接这一时刻。里厄走到外面的阳台上，科塔尔也跟了出来。正如我们这座城市每天的傍晚一样，微风从远处的街区里吹来一阵低语声，烤肉味，随着从店铺和办公室里涌出来的吵吵嚷嚷的年轻人，街道上洋溢着一种自由自在的欢快气氛。夜幕降临，远远停泊在海上的看不见的轮船上传来的声音，大街上人群快乐的喧闹声，在过去，每天的这个时候这在里厄看来都有着一种特别的魅力。然而今天他心事重重，眼前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危机。
“开灯吧？”回到房间，他提议说。电灯打开后，科塔尔眨巴着眼睛凝视着他。
“告诉我，医生。假如我病了，你愿意安排我住进你的医院病房吗？”
“为什么不呢？”
接着科塔尔又问是否有人曾经在医院或疗养院被捕。里厄说有过这种事，但全取决于病人的情况。
“你知道，医生，”科塔尔说，“我是最信任你的。”他问医生能否载他一程，因为他想去市里。
市中心的街道上，人已经少下来了，灯光也变得稀疏。儿童们正在门口嬉戏。在科塔尔的要求下，医生在其中一伙小孩旁边把车停下来。他们在玩跳格子游戏，吵吵闹闹的。其中一个梳着整齐而光滑的分头，面孔肮脏的男孩用明亮的眼睛无礼地盯着里厄。医生移开了目光。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摇摇头。然后，他心神不定地往身后看了看，然后用嘶哑而不自然的声音问。
“每个人都在说传染病。真有这回事吗，医生？”
“人的嘴闲不住，”里厄说，“你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
“你说得对。所以要是死了10个人，他们就会认为天塌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
发动机空转着。里厄的手放在手刹上。这时他又转头看了看那个还在以一种奇怪的严肃劲儿盯着他的那个男孩。突然，男孩出人意料地咧着嘴笑了。
“是吗？那么我们需要什么？”里厄一边向男孩回以微笑，一边问。
科塔尔在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紧紧攥住车门，用愤怒而激昂的声音大喊了一声：“一场地震！大地震！”
没有发生地震。接下来的一天里，里厄驾车跑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和病人及病人的家属交谈。里厄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职业会带来如此大的烦恼。从前他的病人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乐于把他们自己托付给他。而现在医生发觉他们在保持距离，带着一种令人困惑的敌意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是一种他不习惯的抗争。那天晚上10点的时候，他把车停在老哮喘病人门外——他当天最后一个访问对象——然后吃力地从座位里爬出来。他盘桓了一会儿，在漆黑的街上仰望着天上一明一灭的群星。
里厄进门的时候，老人正坐在床上平时的位置上，把干豆子从一个盘子里数到另一个盘子里，一见客人他就满脸堆笑。
“啊，医生？那是伤寒，对不对？”
“你究竟从哪里冒出这个想法的？”
“报纸，电台上也说了。”
“不，这不是伤寒。”
“不管怎么样，”老人咯咯笑着说，“那些大人物在说大话。他们紧张了，是不是？”
“一个字都别信。”医生说。
他给老人做过检查，在那间昏暗的小餐室里坐下来。是的，尽管嘴上没说，他害怕。他知道仅在这片郊区就有8~10个不幸的人，正因为腹股沟淋巴炎蜷缩在病床上，等着他明天早上诊治。其中只有两三个对肿块进行切口的病人有了好转，大部分都得住院，他了解贫穷的人对医院是什么感觉。“我不想让他们在他身上做试验。”其中一个病人的妻子说。但是他不会被当成试验品；他会死，就是这样。那些现在执行的措施是不适当的，事实是这样可悲的清晰。至于那“特别配备”的病房，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两间别的病人已经被匆忙转移出去的附属病房，窗户被封得密不透风，环绕大楼外面设置一条防疫线。唯一的指望是疾病的爆发会自然停止；当局目前采取的措施无疑是不可能扑灭疫情的。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的官方通报的口气仍然乐观。第二天，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布地方采取的举措得到了普遍认同，已经有30个病人上报。
卡斯特尔打电话给里厄：“特殊病房里有多少张床位？”
“80个。”
“城里肯定有不止30个病例吧？”
“别忘了还有两种情况：害怕的，没有时间的，后者占多数。”
“我明白了。他们检查尸体埋葬吗？”
“不。我通过电话告诉里夏尔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得设置一道对付这种病的真正屏障，否则还不如什么事都不干。”
“是吗？他怎么说？”
“办不到。他没有权限。照我看，情况要变糟。”
正是如此。三天内，两处特配病房都满了。按照里夏尔的说法，正在讨论征用一所学校来设置一个附属医院。与此同时，里厄继续为病人开刀处理脓肿，并等候抗鼠疫血清的到来。卡斯特尔则回到旧书堆里，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公共图书馆。
“那些老鼠死于鼠疫，”他得出结论说，“或者某种极端类似的疾病。而且它们在城里散播了无数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处理，疾病将会以几何级数扩散。”
里厄沉默不语。
大约在这个时候，天气开始好转，太阳晒干了雨水留下的最后一些泥泞。每天早晨都是蓝天白日，温度也开始上升，时而天空传来飞机的嗡嗡声——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然而这四天里热病出现了四个惊人的飞跃：16例死亡，24例，28例，32例。第四天，附属医院在一所小学成立的消息发布了。此前还设法用说笑来掩盖内心忧虑的市民们现在变得缄默，表情阴郁。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
“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是的，”省长回答，“我看了统计数字，正如你所言。太让人担忧了。”
“不止让人担忧；数字是确定性的。”
“我会要求政府下命令。”
当里厄再次去见卡斯特尔时，省长所说的话让后者火冒三丈。
“命令！”他轻蔑地说，“一句空话顶什么用！”
“有疫苗的消息吗？”
“这个星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