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关系史迹之文件
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余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罗马教皇宫图书馆中，有明永历上教皇颂德书，用红缎书方寸字，略如近世之寿屏。此类史料之非佚而再现，直以原迹传至今者，以吾所见，此为最古矣。日本闻有中国隋唐间原物甚多，惜未得见。]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千余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牍之属，例如明张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诸集所载，其与当时史迹关系之重大，又尽人所知矣。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
私家之形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认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言懿行，在吾侪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故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矞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余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任昉两文，皆见《文选》。其《奏弹刘整》一篇，全录当时法庭口供九百余字，皆争产，赖债，盗物，虐使奴婢等琐事，供词半属当时白话。王褒《僮约》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其性质为“纯文学的”，本与具体的史迹无关；然篇中材料，皆当时巴蜀间田野生活也。]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
（丙）史部以外之群籍
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环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记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瓖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
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牛弘论书有五厄，见《隋书》本传。其历代书籍散亡之状况，《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所记最详。]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纂辑类书之业，亦文化一种表征。欧洲体裁略备之《百科全书》（Encyclopedia），盖起自十五世纪以后。我国则自《梁武帝》时（502～549）盛弘斯业。今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皇览》六百八十卷，《类苑》一百二十卷，《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寿光书苑》二百卷，《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书钞》一百七十四卷，其余数十卷者尚多，惜皆已佚。今《四库》中现存古类书之重要者如下。《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 唐虞世南撰 此书盖成于隋代（约601～610）《艺文类聚》一百卷 唐欧阳询等奉敕撰 贞观间（627～649）《初学记》三十卷 唐徐坚等奉敕撰《太平御览》一千卷 宋李昉等奉敕撰 太平兴国二年（977）《册府元龟》一千卷 宋王钦若等奉敕撰 景德二年（1005）《玉海》二百卷 宋王应麟撰《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 明解缙等奉敕编 永乐间（1403～1424）其清代所编诸书不复录。右各书惟《永乐大典》未刻，其写本旧藏清宫。义和拳之乱，为联军所分掠。今欧洲日本诸图书馆中，每馆或有一二册至十数册不等。]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辑之赐也。
（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
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15]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东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晋汲冢书发见后，学界陡生波澜。荀勖和峤首奉敕撰次；卫恒加以考证；束皙随疑分释；皆有义证。王庭坚著书难皙，亦有证据。潘滔劝王接别著论解二子之纷，挚虞谢衡见之，咸以为允。事见《晋书·王接传》。]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赝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竹书纪年》最骇人听闻者，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又言夏之年祚较殷为长，此皆与儒家旧说不相容。文见《束皙传》，今伪本削去矣。]《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钜矣。
[15]西晋时汲冢竹书，其来历已略见本篇第二章注七。今更补述其要点：书藏汲郡之魏安里王冢。晋太康二年，郡人不准盗发得之，凡数十车。皆竹简素丝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昕札。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所写出诸书如下：（一）《纪年》十三篇，（二）《易经》一篇，（三）《易繇阴阳卦》二篇，（四）《卦下易经》一篇，（五）《公孙段》二篇，（六）《国语》三篇，（七）《名》三篇，（八）《师春》一篇，（九）《琐语》十一篇，（十）《梁丘藏》一篇，（十一）《檄书》二篇，（十二）《生封》一篇，（十三）《穆天子传》五篇，（十四）《大历》二篇，（十五）《杂书》十九篇，内有《周食田法》《周穆王盛姬死事》等，凡七十五篇。此《晋书》“束皙传”、“荀勖传”所记大概也。萧齐时（479～501）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也。事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宋政和间（1110～1119）发地得竹木简一瓮，多汉时物，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吴思道曾亲见之于梁师成所。其后沦于金以亡。事见黄伯思《东观馀论》卷上，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此可谓历史上竹简书之三大发见，惜其结果不传至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