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说史料
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天文学所研究之对象，其与吾侪距离可谓最远；然而斯学之成为科学最早，且已决定之问题最多者。何也？其对象之为物较简单，且以吾侪渺小短促之生命与彼相衡，则彼殆可指为恒存而不坏。治此学者，第一无资料罣漏之患，第二无资料散失之患，故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质学，地文学等，其资料虽趋复杂；然比较的含固定性质，研究亦较易。次如生物学等，蕃变之态益甚，资料之选择与保存渐难矣。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即是，无所谓散失与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可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捉取，故学者以为难焉。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沉。而证据散失之途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详第五章）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
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H.H.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账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学步。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途径，资省览焉。
得史料之涂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
（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
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
（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
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则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所谓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有构成史料之价值者何耶？例如本年之事，若粤桂川湘鄂之战争，若山东问题日本之提出交涉与我之拒绝，若各省议会选举之丑态，若京津间中交银行挤兑风潮，若上海商教联合会之活动，等。凡此等事，皆有其来因去果，将来在史上确能占有相当之篇幅，其资料皆琅琅在吾目前，吾辈不速为收拾以贻诸方来，而徒日日欷歔，望古遥集，奚为也？其渐渐已成陈迹者，例如三年前学界之五四运动，如四年前之张勋复辟，如六年前之洪宪盗国，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变，拳匪构难，如二十五年前之甲午战役，等等，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如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无足采者。”（《游侠列传赞》）凡此皆用现存之实迹或口碑为史料之例也。
（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
前项所论，为实迹之全部，盖并其能活动之人与所活动之相皆具焉。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矣；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求诸西洋，例如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前之情状，略可见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艺复兴时代遗物，触目皆是。此普遍实迹之传留者也。例如入埃汾河之索士比亚遗宅，则此诗圣之环境及其性行，宛然在望。登费城之议事堂，则美十三州制宪情状凑会心目。此局部实迹之传留者也。凡此者苟有一焉，皆为史家鸿宝。
我国人保存古物之念甚薄，故此类实迹能全者日稀，然亦非绝无。试略举其例：如万里长城一部分为秦时遗物，众所共见也。如始皇所开驰道，参合诸书，尚能察其路线；而二千年来官驿之一部分，多因其旧。如汉通西域之南北两道，虽中间一段沦于沙漠，而其沿袭至今者十尚六七。凡此之类，殆皆非人力所能湮废，而史家永世之宝也。又如今之北京城，其大部分为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间所造，诸城堞宫殿乃至天坛社稷坛等，皆其遗构；十五世纪之都会，其规模如此其宏壮，而又大段完整以传至今者，全世界实无此比。此外各地方之城市，年代更古者尚多焉。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455～499），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像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龙门佛像，虽多而小。云冈诸像，高至六七丈者甚多，其雕成全幅图画者亦不少，实吾国佛教美术精华所聚也。日本松本文三郎之《支那佛教遗物》记载甚详，且能言其与印度、捷陀罗美术之异同。近人蒋希召之《游记》第一集，所纪亦翔实。]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诸器大抵皆元郭守敬所造，拳祸时为德人所掠，前年遵《威赛条约》还我者，即此物也。]
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实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语远者大者，请举吾乡一小事为例，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蚝壳为墙，厚二尺馀，结构致密，乃胜砖甓，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夫国中实迹存留若此类者何限。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类遗迹之可贵，而分类调查搜集之；然后用比较统计的方法，编成抽象的史料，则史之面目一新矣。
（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
此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苟获其一，则裨益于史乃无量。其最显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发见之邦渒古城，盖罗马共和时代为火山流焰所盖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此种意外史料，他国罕闻。惟我国当民国八年，曾在直隶钜鹿县发见一古城，实宋大观二年（1108）被黄河淹没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国无政而民无学，一任遗迹散佚破坏以尽，所留以资益吾侪者甚希。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宁非快事？[钜鹿古城，即在今城原址，入地二丈许。知为大观二年故墟者，有碑可证也。前年夏秋间，居民掘地，忽睹破屋，且有陶瓷等物，持以适市，竟易得钱。渐掘其旁屋乃栉比。事闻于骨董商乃麇集而掘遗物，以善价沽诸外国人者什而八九。今一小部分为教育部所收得，陈诸午门之历史博物馆；然其细已甚矣。且原有房屋，破坏无馀。若政府稍有纪纲，社会稍有智识者，能于初发见时即封存之，古屋之构造，悉勿许毁伤，而尽收其遗物设一博物馆于钜鹿，斯亦一“小邦渒”矣。惟闻故城大于今城，今已掘两年，犹未及垣，或者更有所获。又闻其地掘井，须二十丈乃得水源；而入地十丈许，往往遇甃瓦之属。则安知非大观二年以前，已经一两度之淹没耶？果尔，则商周间社会生活状态，竟从此得意外之发明，未可知也。姑悬此说，以俟后之治科学者。]然吾因此忽涉遐想，以为数千年来河患如彼其剧，沿旧河道两岸城邑，如钜鹿之罹厄者或不止一次，不止一处，颇冀他日再有发现焉。若果尔者，望国人稍加注意，毋任其如今度之狼藉也。
（丁）原物之保存或再现者
古器物为史料之一部分，尽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质，有能再现者，有不能再现者。其不能再现者，例如绘画绣织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继续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众博物院时，大抵宫廷享祚久长贵族阀阅不替之国，恒能获传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国之惯经革命且绝无故家遗族者，虽有存焉寡矣。今存画最古者极于唐，然已无一帧焉能确辨其真赝。壁画如岱庙所涂，号称唐制，实难征信；惟最近发见之高昌一壁，称绝调矣。[周秦间画壁之风甚盛（吾别有考证），不知后来何以渐替，今全国传留者极少。泰安县岳庙，两壁画“岳帝出巡图”，相传是唐画，然吾不敢信；即尔，亦不知经后人涂抹几次矣。高昌壁画与敦煌石室遗书同时发现，坊间近有影本。]纸绢之画及刻丝画，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寻常用具，则清乾嘉遗物，已极希见，更无论远昔也。故此类史料，在我国可谓极贫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