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传 专传亦可以叫做专篇，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尚嫌他不大妥当；因为没有好名词，不妨暂时应用。我所谓专传，与列传不同。列传分列在一部史中；专传独立成为专书。《隋书·经籍志》杂传一门，著录二百余部，其中属于一人的专传，如《曹参传》一卷，《东方朔传》八卷，《毋丘俭记》三卷之类，亦不下十余种，可惜都不传了。现在留传下来的，要算慧立所著《慈恩三藏法师传》（即玄奘传）为最古，全书有十卷之多，不过我所谓专传，与从前的专传，尚微有不同。《隋志》诸传已经亡失，其体裁如何，今难确指。专就现存的《三藏传》而论，虽然很详博，但仍只能认为粗制品的史料，不能认为组织完善的专书。大概从前的专传，不过一篇长的行状。近人著行状，长至一二万字的，往往有之。——只能供作列传的取材，不能算理想的专传。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为行文方便起见，用作中心。此种专传，从前很少。新近有这种专传出现，大致是受外国传记的影响，可惜有精彩的作品还不多。列传在历史中虽不能说全以人物为主，但有关系的事实很难全纳在列传中。即如做《诸葛亮专传》与做《诸葛亮列传》便不同。做列传就得把与旁人有关系的事实分割在旁人的传中讲，所以《鲁肃传》《刘表传》《刘璋传》《曹操传》《张飞传》都有诸葛亮的事，不能把所有关系的事都放在《诸葛亮列传》中。若做专传，那是完全另是一回事；凡有直接关系的，都以诸葛亮为中心，全数搜集齐来；甚至有间接关系的，如曹操、刘备、吕布的行为举止，都要讲清楚：然后诸葛亮的一生才能完全明白。做专传又与做年谱不同。年谱很呆板：一人的事迹全以发生的先后为叙，不能提前抑后；许多批评的议论，亦难插入；一件事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不能尽量纳在年谱中。若做专传，不必依年代的先后，可全以轻重为标准，改换异常自由；内容所包，亦比年谱丰富；无论直接间接，无论议论叙事都可网罗无剩。我们可以说，人的专史以专传为最重要。
（四）合传 合传这种体裁，创自太史公。太史公的合传，共有三种：
（1）两人以上，平等叙列。如《管晏列传》《屈贾列传》，无所谓轻重，亦无所谓主从。
（2）一人为主，旁人附录。如《孟荀列传》，标题为孟子荀卿而内容所讲的有三驺子、田骈、慎到、环渊、接子、墨子、淳于髡、公孙龙、剧子、李惺、尸子、长卢、吁子等一二十人，各人详略不同。此种专以一二人较伟大的人物为主，此外都是附录。
（3）许多人平列，无主无从。如《仲尼弟子列传》七十余人，差不多都有叙述。如《儒林列传》，西汉传经的人，亦差不多都有叙述。
在《史记》中，合传的体裁，有上列三种。后代的正史，合传体裁，更为复杂。如《汉书·楚元王传》有两卷之多。楚元王交的传何以会有那样长？因为刘向、刘歆都是楚元王几代的子孙，本身的事情虽少，刘向、刘歆的事情就很多，这种体裁，后来南北史运用得极广。因为南北朝最讲门第，即如江右王谢，历朝皆握政权，皇帝尽管掉换而世家绵延不绝；诸王诸谢，父子祖孙，合为一传，变成家谱的性质，一家一族的历史可以由其中看出。此种合传的方法，为著历史的开了许多方便。许多人附见在一个人传中，因一个重要的而其余次要的都可记载下去。如《孟荀列传》若不载许多人，那我们顶多只知道孟荀，至于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说，我们就不晓得了。合传体裁的长处，就是能够包括许多够不上作专传而有相当的贡献，可以附见于合传中的人。其作用不单为人，而且可以看当时状况。如《孟荀列传》就可以看出，战国时学术思想的复杂情形。此种体裁，章实斋最恭维。可合的人，就把他们合在一起。章氏并主张另用一种“人名别录”。他所著《湖北通志》屡用此法。叙某一件重要事情，把有关系的人通作一个别录。比如《嘉定守城传》，把守城时何人任何职分，阵亡的多少，立功的多少，统统列在别录上。这种可为合传体运用得最广最大的一个例子。又如《复社名士传》，先讲复社的来源，次讲如何始入湖北，又次调查湖北人列名复社者多少，以县分之，最后又考明亡以后，殉难者多少，当遗老者多少，出仕清朝者多少。这种亦可为合传体运用得最广最大的一个例子。人物专史应当常用这种体裁。
（五）人表 人表的体裁，始创于《汉书·古今人表》；他把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即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所分的人并不是汉人，乃汉以前的人，与全书体例不合。这九等的分法，无什标准，好像学校中考试的成绩表一样无聊。后来史家非难的很多，章实斋则特别的恭维，以为篇幅极少而应具应见的人皆可详列无遗。我们看来，单研究汉朝的事迹，此表固无用处；但若援引其例，作为种种人表，就方便得多。后来《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其做法亦很无聊。攻击的人亦极多，一般读《唐书》的人看表看得头痛。但是某人某事，旁的地方看不见的，可在《方镇、世系表》中查出，我们认为是很大的宝具。章实斋主张扩充《汉书·古今人表》《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用意，作为种种表，凡人名够不上见于列传的，可用表的形式列出。“人名别录”亦即可为其中的一种。章氏所著几部志书，人表的运用都很广。所以人的专史，人表一体，亦很重要。即如讲复社始末，材料虽多，用表的方法还少有人做过。若有《复社人名表》，则于历史研究上，方便了许多。又如讲晚明流寇，材料亦不少，若有一张《流寇人名表》，把所有流寇姓名，扰乱所及的地方，被剿灭的次第……等等，全用表格列出，岂不大省事而极明白吗？又如将各史儒林传，改成《儒林人名表》，或以所治之经分列，或以传授系统分列，便可以用较少的篇幅记载较多之事实。又如唐代藩镇之分合兴亡，纷乱复杂，读史虽极勤苦，了解不易。若制成简明的人表，便一目了然。诸如此类，应用可以甚广。
第二章 人的专史的对象
所谓人的专史的对象，就是讲哪类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作专史。当然，人物要伟大作起来才有精采，所以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例如袁世凯、西太后人格虽无可取，但不能不算是有做专史价值的一个人物。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作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这类人最宜于做大规模的专传或年谱，把那个时代或那种学术都归纳到他们身上来讲。五种人的专史中，人表的对象不成问题，可以随便点；其余四种，都最重要。大概说来，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
（一）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有些人，伟大尽管伟大，不过关系方面太少，不能作时代或学问的中心，若替他作专传就很难作好。譬如文学家的李白、杜甫都很伟大；把杜甫作中心，将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事实归纳到他身上，这样的传可以作得精彩；若把李白作为中心，要作几万字的长传，要包涵许多事实，就很困难。论作品是一回事，论影响又是一回事，杜诗时代关系多，李诗时代关系少。叙述天宝乱离的情形，在杜传中是正当的背景，在李传中则成为多余的废话。两人在诗界，地位相等，而影响大小不同。杜诗有途径可循，后来学杜的人多，由学杜而分出来的派别亦多。李诗不可捉摸，学李的人少，由学李而分出来的派别更少。所以李白的影响浅，杜甫的影响深。二人同为伟大，而作传方法不同。为李白作列传，已经不易；为李白作年谱或专传，更不可能。反之，为杜甫作年谱，作专传材料比较丰富多了。所以作专传，一面要找伟大人物；一面在伟大人物中，还要看他的性质关系如何，来决定我们做传的方法。
（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譬如《史记》有《鲁仲连传》，不过因为鲁仲连曾解邯郸之围。诚然，以当时时局而论，鲁仲连义不帝秦，解围救赵，不为无关；但是还没有多大重要。太史公所以为他作传，放在将相文士之间，完全因他的性格峻拔，独往独来，谈笑却秦军，功成不受赏。像这样特别的性格，特别的行为，很可以令人佩服感动。又如《后汉书》有《臧洪传》，不过因为他能为故友死义。洪与张超但属戚友，初非君臣。张超为曹操所灭，洪怨袁绍坐视不救，拥兵抗绍，为绍所杀。袁绍、张超、臧洪在历史上俱无重大关系，不过臧洪感恩知己，以身殉难，那种慷慨凛冽的性格，确是有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再如《汉书·杨王孙传》，不记杨王孙旁的事情，专记他临死的时候，主张裸葬：衣衾棺椁，一概不要，还说了许多理由；后来他的儿子觉得父命难从，却拗不过亲友的督责，只得勉强遵办。他的思想，虽没有墨子那样大，然比墨子还走极端，连桐棺三寸都不要，不管旁人听否，自己首先实行，很可以表示特别思想，特别性格。几部有名的史书对于这类特别人，大都非常注意。我们作史，亦应如此。伟大人物之中，加几个特别人物，好像燕窝鱼翅的酒席，须得有些小菜点缀才行。
（三）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我们应当为他作专传。这种人，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亦有。伟大的，旁人知道他正史上亦曾提到过，但不详细，我们应当为他作传。譬如墨翟是伟大人物，《史记》中没有他的列传，仅附见于《孟荀列传》，不过二十几个字。近人孙仲容根据《墨子》本书及其他先秦古籍，作《墨子列传》及《年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又如荀子是伟大人物，虽有《孟荀列传》，但是太过简略。清人汪中替他作《荀子年表》，胡元仪作《荀卿子列传》。这亦是很好一个例。皆因从前没有列传，后人为他补充；或者从前的传太简略，后人为他改作。这类应该补作或改作之传，以思想家文学家等为最多。例如王充、刘知几、郑樵……等，在他们现存的著作中，便有很丰富的资料，足供我们作成极体面的专传。另有许多人，虽没有什么特别伟大，但事迹隐没太什，不曾有人注意，也该专为他作传表彰。例如唐末守瓜州的义潮，赖有近人罗振玉替他作一篇传，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义士名将。又如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前人根本不承认这本书有价值，书的作者更不用说了。近人胡适之才替他作一篇传出来，我们才认识这个人的文学地位。这些都是很好的例。总之，许多有相当身份的人，不管他著名不著名，不管正史上没有传或有传而太过简略，我们都应该整篇的补充，或一部分的改作。
（四）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我们对此种被诬的人，应该用辩护的性质，替他重新作传。历史上这类人物很多，粗略说起来，可以分下列三种：
（1）完全挟嫌，造事诬蔑。这类事实，史上很多。应该设法辩护。譬如作《后汉书》的范晔，以叛逆罪见杀；在《宋书》及《南史》上的《范晔本传》中，句句都是构成他的真罪状，后人读起来，都觉得晔有应死之罪，虽然作得这么好的一部《后汉书》，可惜文人无行了。这种感想，千余年来深入人心。直到近代陈澧（兰甫）在他的《东塾集》里面作了一篇《申范》，大家才知完全没有这回事。当时造此冤狱，不过由几位小人构煽，而后此含冤莫雪，则由沈约一流的史家挟嫌争名，故为曲笔。陈兰甫替他作律师，即在本传中，将前后矛盾的语言，及各方可靠的证据，一一陈列起来，证明他绝无谋反之事。读了这篇之后，才知道不特范晔的著作令人十分赞美，就是范晔的人格也足令人十分钦佩。又如宋代第一个女文学家，填词最有名的李清照（易安），在中国史上，找这样的女文学家，真不易得。她填词的艺术，可以说压倒一切男子。就让一步讲，亦在当时词家中算前几名。她本来始终是《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的夫人，并未改嫁。但因《云麓漫钞》载其《谢綦崇礼启》，滥采伪文，说她改嫁张汝舟，与张汝舟不和，打官司，有“猥以桑榆之末影，配兹驵侩之下才”等语，宋代笔记遂纷纷记载此事。后人对于李易安，虽然很称赞她的词章，但瞧不起她的品格。到近代俞正燮在他的《癸巳类稿》中有一篇《易安居士事辑》，将她所有的著作，皆按年月列出，证明她绝无改嫁之事，又搜罗各方证据，指出改嫁谣言的来历。我们读了这篇以后，才知道不特易安的词章优美，就是她的品节，亦没有可訾的地方。这类著述，主要工作全在辨别史料之真伪，而加以精确的判断。陈、俞二氏所著，便是极好模范。历史上人物，应该替他们做《洗冤录》的，实在不少。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