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闿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五）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曰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
（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子，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
人类非机械，故史迹从未有用“印版文字”的方式，阅时而再现者。而中国著述家所记史迹，往往不然。例如尧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尧之子于南河，禹必避舜之子于阳城。桀有妹喜，纣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纣必有肉林；桀有倾宫，纣必有琼室；桀有玉杯，纣必有象箸；桀杀龙逢，纣必杀比干；桀囚汤于夏台，纣必囚文王于羑里；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商之将亡，内史向挚必出奔周。此类乃如骈体文之对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天下安有此情理？又如齐太公诛华士，子产诛邓析，孔子诛少正卯，三事相去数百年，而其杀人同一目的，同一程序，所杀之人同一性格，乃至其罪名亦几全同，天下又安有此情理？然则所谓桀纣如何如何者，毋乃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恶德之标准？所谓杀邓析、少正卯云云者，毋乃仅某时代之专制家所捏造以为口实？（邓析非子产所杀，《左传》已有反证）吾侪对于此类史料，最宜谨严鉴别，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实也。
（七）有纯属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而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例如《庄子》言“鲲化为鹏，其大几万里”。倘有人认此为庄周所新发明之物理学，或因此而诋庄周之不解物理学，吾侪必将笑之。何也？周本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也。周岂惟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亦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岂惟周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古今无数作者亦多未尝与吾侪谈历史。据《德充符》而信历史上确有兀者王骀曾与仲尼中分鲁国，人咸笑之；据《人间世》而信历史上确有列御寇其人者则比比然，而《列子》八篇，传诵且与《老》《庄》埒也。据《离骚》而信屈原尝与巫咸对话，尝令帝阍开关，人咸笑之；据《九歌》而信尧之二女为湘君湘夫人者则比比然也。陶潜作《桃花源记》，以寄其乌托邦的理想；而桃源县竟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辞》，谓其出塞时或当如乌孙公主之弹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为昭君掌故也。吾侪若循此习惯以评骘史料，则汉孔融与曹操书，固尝言“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吾侪其将信之也？清黄宗羲与叶方蔼书，固尝言“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吾侪其亦将信之也？而不幸现在众人共信之史迹，其性质类此者正复不少。夫岂惟关于个人的史迹为然耳？凡文士所描写之京邑，宫室，舆服，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社会情状，恐多半应作如是观也。
以上七例，论伪事之由来，虽不能备，学者可以类推矣。至于吾侪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亦略可得言焉：
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例如《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吾侪读至此，试掩卷一思，下一句当如何措词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此如吾问“某甲是否杀某乙”，汝答曰：“否；人不应杀人。”人应否杀人，此为一问题，某甲曾否杀某乙，此又为一问题，汝所答非我所问也。万章续问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既主张天下非尧所与，则应别指出与舜之人，抑系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与之。”宇宙间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与人，非惟万章无征，即孟子亦无征也。两造皆无征，则辩论无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认百里奚自鬻于秦，然不能举出反证以抉其伪，乃从奚之智不智贤不贤，作一大段循环论理。诸如此类，皆支离于本问题以外，违反辩证公例，学者所首宜切戒也。
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吾既屡言之矣。反证以出于本身者最强有力，所谓以矛陷盾也。例如《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吾侪即从《汉书》本文，可以证此事之伪。其一，《景十三王传》云：“鲁共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则共王应薨于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王子侯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正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则末年安得有共王？其二，孔安国《汉书》无专传，《史记·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蚤卒。”《汉书·兒宽传》云：“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考《百官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安国为博士，总应在此年以前。假令其年甫逾二十，则下距巫蛊祸作时，已过五十，安得云蚤卒？既已蚤卒，安得献书于巫蛊之年耶？然则此事与本书中他篇之文，处处冲突。王充云：“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论衡·语增篇》）既无法以证明他篇之为伪，则《艺文志》所记此二事，必伪无疑也。
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例如鱼豢《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陈寿《三国志》则云：“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豢与寿时代略相当，二说果孰可信耶？吾侪今已得最有力之证据，则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苟吾侪不能证明《出师表》之为伪作，又不能证明亮之好妄语，则可决言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又如《唐书·玄奘传》称奘卒年五十七，《玄奘塔铭》则云六十九，此两说孰可信耶？吾侪亦得最有力之证据，则奘尝于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表，中有“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二语，则奘寿必在六十外既无疑。而显庆二年下距奘卒时之麟德元年尚九年，又足为《塔铭》不误之正证也。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为证据，此绝对不可抗之权威也。又如《魏略》云：“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欲证此事之伪，则后主（禅）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知后主确以十七岁即位，若生于小沛，则时已三十余岁矣。此史料虽非禅亲自留下，然出于与彼关系极深之诸葛亮，其权威亦相等也。又如《论衡》辨淮南王安之非升仙，云“安坐反而死，天下共闻”。安与司马迁正同时，《史记》叙其反状死状，始末悉备。故迁所记述，其权威亦不可抗也。右所举四例，其第一第二两例，由当事人自举出反证，第三例由关系人举出反证，第四例由在旁知状之见证人举出反证，皆反证之最有力者也。
第四，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虽然，吾侪所见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备。例如《孟子》中，万章问孔子在卫是否主痈疽，孟子答以“于卫主颜仇由。……”此次答辩，极合论理，正吾所谓举反证之说也。虽然，孟子与万章皆不及见孔子，孟子据一传说，万章亦据一传说，孟子既未尝告吾侪以彼所据者出何经何典，万章亦然。吾侪无从判断孟子所据传说之价值是否能优于万章之所据。是故吾侪虽极不信“主痈疽”说，然对于“主颜仇由”说，在法律上亦无权以助孟子张目也。遇此类问题，则对于所举反证，有一番精密审查之必要。例如旧说皆云释迦牟尼以周穆王五十二年灭度，当西纪前九百五十年。独《佛祖通载》（卷九）有所谓“众圣点记”之一事，据称梁武帝时有僧伽跋陀罗传来之《善见律》，卷末有无数黑点，相传自佛灭度之年起，佛弟子优波离，在此书末作一点，以后师弟代代相传，每年一点，至齐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罗下最后之一点，共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则佛灭度应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当西纪前四百八十五年，与旧说相差至五百三十余年之多。是则旧说之伪误，明明得一强有力之反证矣。虽然，最要之关键，则在此“众圣点记”者是否可信。吾国人前此惟不敢轻信之，故虽姑存此异说，而旧说终不废；及近年来欧人据西藏文之《释迦传》以考定阿阇世王之年代，据印度石柱刻文以考定阿育王之年代，据巴利文之《锡兰岛史》以考定锡兰诸王之年代，复将此诸种资料中有言及佛灭年者，据之与各王年代比较推算，确定佛灭年为纪前四八五年。（或云四百八十七年，所差仅两年耳）。于是众圣点记之价值顿增十倍。吾侪乃确知释迦略与孔子同时，旧说所云西周时人者，绝不可信；而其他书籍所言孔老以前之佛迹，亦皆不可信矣。
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例如《商君书·徕民篇》有“自魏襄以来”语，有“长平之胜”语；魏襄死在商君死后四十二年，长平战役在商君死后七十八年，今谓商君能语及此二事，不问而知其伪也。《史记·扁鹊传》，既称鹊为赵简子时人，而其所医治之人，有虢太子，有齐桓侯等；先简子之立百三十九年而虢亡，田齐桓侯午之立，后简子死七十二年，错迕纠纷至此，则鹊传全部事迹，殆皆不敢置信矣。其与此相类者，例如《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此语盖甚可诧。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帝舜时安从有此语？假令孔子垂教，而称中国人为汉人，司马迁著书，而称中国人为唐人，有是理耶？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以上所举诸例，皆甚简单而易说明；亦有稍复杂的事项，必须将先决问题研究有绪，始能论断本问题者。例如《尧典》有“金作赎刑”一语，吾侪以为三代以前未有金属货币，此语恐出春秋以后人手笔。又如《孟子》称“舜封象于有庳，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吾侪以为封建乃周以后之制度，“使吏治其国”云云，又是战国后半期制度，皆非舜时代所宜有。虽然，此断案极不易下：必须将“三代前无金属货币”“封建起自周代”之两先决问题，经种种归纳的研究立为铁案，然后彼两事之伪乃成信谳也。且此类考证，尤有极难措手之处：吾主张三代前无金属货币，人即可引《尧典》“金作赎刑”一语以为反证（近人研究古泉文者，有释为“乘正尚金当爰”之一种，即指为唐虞赎刑所用，盖因此而附会及于古物矣）。吾主张封建起自周代，人即可引《孟子》“象封有庳”一事为反证；以此二书本有相当之权威也。是则对书信任与对事信任，又递相为君臣，在学者辛勤审勘之结果何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