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得用到“但”这个字了；但——以上只不过是关于公正的一般性常识。这一般性常识，自古以来，又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意识。或反过来说，又被认为是由意识所决定的心理反应。
意识者，思想形态也。
那么，既然公正是相对的，是无法达到绝对程度的，可不可以通过思想说教，来使人们习惯于接受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豁达看待之、对待之呢？
当然可以。
数千年来，宗教，文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工作堪称卓越，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超过于许多政治家的作用。
还得用到“但”这个字；但——前提乃是，那不公正的程度，在“普遍人心的感觉”可忍受的范围以内。
若超出了“普遍人心的感觉”是可忍受的范围，即使上帝亲自做思想工作，那也无济于事。
因为如果超过了，普遍人心的郁闷、愤怒之感，则就会转变为普遍公民之生理的痛苦感觉了。
西方动物学家们近年的实验证明了此点。
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分隔出空间不等的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用钢丝网壁隔离，相互情形可见，但无法穿过。那巨大的笼子象征一个国家的边界；那几个区域象征不同阶层；相互情形可见意味着社会信息达到的透明度。
如果——分给某些区域的猴子足够吃饱的桃子；分给另外一些区域的猴子根本吃不完，可以当玩具，甚至可以糟蹋的多种水果；而一两个特殊笼子里的猴子，不但多种水果堆积如山，而且夏天还可吃冰激凌，冬天还可以泡温泉，还有猴衣可穿、猴帽可戴，还有电子玩具可玩……于是不久，只数最多的区域里的猴子，即其实拥有足够吃饱那么多的桃子的猴子们，不是企图破坏钢丝网壁去攻击那些享受高等待遇的猴子，便是一只只丧失了机灵本性，无精打采，行为怪异。
经对那些猴子的心理测试，它们几乎集体心理变态。
更有些猴子，对动物园管理者怀有无法消除的敌意和憎恨。
也有些猴子，莫明其妙地死了。
经对它们的脑体解剖发现——原来在它们的脑区中，已存在着一种可以叫作“先天公平基因”的脑细胞。
倘不公平的现象明明就存在于它们眼前，它们却无可奈何，那么它们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会发出痛苦信号，而那痛苦异常折磨它们。
猴子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是它们的脑进化的结果。
一般猴子的智商相当于三岁儿童。
聪明的猴子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儿童。
动物学家由而明白，人脑中肯定也存在着“先天公平基因”。
故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官员生活腐败现象、贪得无厌现象，挥霍纳税人的钱像烧纸玩一样的现象，权力膨胀的现象，贫富差异巨大的现象——不但不符合普遍的也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心感觉的原则；也不断刺激着中国人头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使人们经受着生理痛苦的折磨。
甚至也可以说，此种生理痛苦，使我们的许多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
思想工作怎能解除生理痛苦？
专治“先天公平基因”受到强刺激而引起的痛苦的药，还没研制出来。
那么，谁来帮我们的这些同胞解除这一种痛苦呢？
谁能，谁便是中国的上帝。
起码，是伟人。
10.当“交管”撞上“人文”
此文所言“交管”，自然指“交通管制”。
全中国许多城市都实行过“交管”。北京是首都，也自然便成为全国“交管”次数最多的城市。
“交管”现象古今中外皆有。此是交通管理特殊措施，亦是必要措施。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公路恐怖袭击事件、自然灾害破坏公路的情况，交管部门必定启动“交管”措施。“大公仆”们出行视察，迎送要客、贵宾，肯定也必启动“交管”措施。一是为了保障他们的车辆行驶顺畅；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我们都知道的，他们不无可能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进行袭击的对象，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在北京，蓄意针对“大公仆”们或来华要客、贵宾们实行的恐怖袭击阴谋，似乎还从没听说过。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拦车跪呈冤状的事件罢了。即使这种并不多么恐怖的事件，居京三十五六年之久的我，也仅听说过一两次，并且拦的主要是京官们的车，还从没被新闻报道证实过。由此似可证明，中国之“大公仆”们，其实人身一向是挺安全的。也似可证明，其实中国公民，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对公仆们进行暴力攻击性的公民。个别例子是有的，但都发生在外省市，且攻击对象每是小官吏。细分析之，那些小官吏之所以受到暴力攻击，通常与他们自身的劣迹不无关系。单说近十几年，不知怎的一来，为保障“大公仆”们之出行顺畅和安全而采取的“交管”，不但次数多了，而且时间分明更长了。
次数多是好事，意味着“大公仆”们经常在为国务奔忙。但每次“交管”的时间长了可不是什么好事，无疑会使北京本就严重的交通堵塞情况更加严重，结果给人民群众的出行造成诸多难以预料的阻碍。
我曾遭遇过三次“交管”。
一次是要乘晚上六点多的飞机到外地去开会。六点多起飞的飞机，究竟该几点出家门才不至于误机呢？我家住牡丹园，心想三点出家门时间肯定较充裕啊。那天“打的”倒很顺利，三点十五分已经坐在出租车里了，却不料半小时后，堵在机场高速路上了——遭遇了“交管”。这一堵不得了，一下子堵了四十分钟左右。“交管”刚一结束，前方被堵住的车辆极多，有两辆车都企图尽快驶上机场高速路，却偏偏在路口那儿发生了碰撞……我自然误了点，所幸我乘的那次航班本身也晚点了，两小时后我还是坐到了飞机里。但不少人就没我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人要求改签时，与航空公司方面的服务人员发生了激烈口角。
一方责备误机的人应自己掌握好时间；误机的人却强调，“交管”又不像天气预报，怎么能料到半路遭遇？——“交管”属于“不可抗力”。
偏偏航空公司方面的人还认真起来了，以教导的口吻说“交管”根本不属于“不可抗力”。
旁边就有同样因那次“交管”误机了的些个人嚷嚷：那你们的飞机停在了跑道上迟迟不起飞，不是每每对已经坐在飞机里了的乘客广播是遇上了“管制”吗？如果“空中管制”是“不可抗力”，那么公路交通管制怎么就不属于“不可抗力”了呢？如果“交管”并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空中管制”也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如果“航空管制”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航空公司就应对乘客进行误事赔偿。
道理涉及赔偿不赔偿的，航空公司方面的更不相让了，说“空中管制”与“交通管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一句话激怒了另几位因那次“交管”误机的人，都嚷嚷道先不改签了，非先将是非辩论清楚不可！
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今日之同胞，是多么的喜欢辩论啊！
幸而航空公司的一位领班人士出面了，批评了自己人几句，安抚了误机者们一番，唇枪舌战才算平息。
“航空管制”也罢，“交通管制”也罢，是“不可抗力”，或非“不可抗力”，我至今也没想出个明白。
但有一点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头一天像预告天气一样预报因“大公仆”们出行而必要实行的“交管”，有关方面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肯定属于安保机密啊！
我第二次遭遇“交管”，是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也是在出租车里。那天是星期六傍晚，从郊区返回市里的车辆极多，时间也是四十多分钟，公路几乎成了停车场。最大车距一米左右，最小的车距也就一尺。一辆挨一辆，堵塞了近两站地。有人内急，公路上又没厕所，干脆一转身，就在公路边尿起来。特殊情况下，那么解小手，尽管不文明，但也可以理解。问题是还有人竭力憋着急需解大手，那可就真是个痛苦的问题了。即使人人理解，不以为耻，“当事人”自己还觉臊得慌呢！人高马大的一个大老爷们儿，憋得脸色紫红，五官一会儿正常，一会儿扭曲，一会儿捂着肚子蹲下去，一忽儿出着长气直起腰。直起腰五官恢复了常位时，则就开始高声大嗓地骂娘。而车里车外，男的女的，开车的坐车的，无不望着他同病相怜地一起笑骂，笑骂的倒也不是“交管”这种事本身，而是时间太长……我第三次遭遇“交管”，不是在车里了，而是在一座跨街天桥的上桥台阶口。那天一早，我跨过那一座桥，去往一处银行取款。银行九点开门，我八点半就排在门外边了。在我前边，是一对七十岁的老夫妇。他俩一早散步后，捎带存款。
等我办理完毕，走到跨街桥那儿，赶上了实行“交管”。原本以为，所谓“交管”，实行的只不过是对某一段公路的戒严。那日始知，还包括对于沿路所有跨街天桥的戒严。细想一想，谁都不能不为执行保安任务的同志们考虑得周到而心生敬意——许多跨街天桥上从早到晚总有摆摊卖各种东西的小贩，自然会吸引不少过桥人驻足。若有危险分子混迹于买卖者之中，待“大公仆”们的车辆从桥下经过，居高临下发起什么方式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没实现攻击目的，制造成了一次耸动的新闻也太影响社会祥和了呀！
所以，对某些跨街天桥也实行清除人员的戒严措施，不能不说是对“大公仆”们的人身安全高度负责的体现。也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理应予以理解和配合的。
当时的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周围的许多等着过桥的人也显然是这么想的，所以皆无怨言地默默等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但有一对老夫妇却等不及了，强烈要求允许登桥、过桥。他们是在银行门外排于我前边那一对老夫妇。
要求再强烈，起码得有理由。
他们的理由听来倒也充分——那位大娘急着回家上厕所。大爷替她请求地说，她老人家排在银行门外那会儿就想上厕所了，自以为憋半个小时没问题，可太自信了，那会儿就有点儿憋不住了……每一次的“交管”时段，最有怨言的便是急着上厕所的人了。
在跨街桥两端的台阶口，各站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在我这样年纪的人看来，他们是孩子。对于那一对老夫妇，他们当然更是孩子。
大娘对守在桥头的小武警战士说：“孩子，你看大娘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看去是那么的心性善良，他默默摇头。
大娘又问：“你看我老伴儿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又摇头。
大娘便说：“孩子，那就让我俩过去吧，啊？大娘真的急着回家上厕所，不是装的。”
小武警战士终于开口说：“大娘，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也信您不是装的。可我在执行命令，如果我允许您过桥，那就等于违反命令，我会受警纪处分的。”
周围的人就都帮大娘劝小武警战士，说你既然相信这老两口肯定不是坏人，明明看出大娘不是装的，那就行个方便，别拦着了，放他们老两口过桥嘛！
周围的人那么一说，小武警有点儿生气了，沉下脸道：“不管你们多少人帮腔，反正我坚决不放一个人过桥！”
他这么一说，顿时可就犯了众怒。周围的人开始七言八语地数落他，夹枪带棍的，训得他一次次脸红。
他朝街对面也就是跨街天桥的另一端望一眼——那边厢虽然也有十几个人等待过桥，却显然没人急着回家上厕所，情况相当平静，看去那些人也耐心可嘉。
他突然光火了，抗议地说：“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受处分了，你们谁又同情我？同情对我又有什么用？你们以为我穿上这身武警服容易吗？”
他委屈得眼泪汪汪的了。
又顿时的，人们肃静了。
那会儿，我对急着回家上厕所的大娘同情极了，也对那眼泪汪汪的小武警战士同情极了。
我明白他朝桥那端的另一名小武警战士望一眼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明白，对他的同情反而超过于对大娘的同情了。
我看出，我明白了什么，别人也都明白了——他是怕他这一端放行了那大娘和大爷，桥那一端的小武警向上级汇报，而那后果对他将是严重的；起码这是他自己的认为。
人们的那一种沉默，既体现着无奈也体现着不满。而不满，当然已经不是因小武警战士引起的了。
双方面都倍觉尴尬和郁闷之际，多亏一名外来妹化解了僵局——她先说大家那么气愤地数落小武警战士，对人家是欠公平的。后说她知道什么地方有一处公厕，愿引领大娘前往。
众人望着那外来妹和那大娘的背影，纷纷地又请求小武警战士的包涵了。小武警战士说没什么，只要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他的难处就行了。他说罢转过身去，我见那时的他脸上已有眼泪淌下来……我回到家里，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联想到《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从骨头里觉得……”
是的，当时的每一个人，包括小武警战士本人，分明都看得出来两点：一、那大娘和大爷肯定是大大的良民无疑；二、那大娘确实是要回家上厕所，也确实有点儿快憋不住了。
那么，放他们通过跨街天桥去，在小武警战士那儿，怎么就成了坚决不行，并且也要求被充分理解的“难处”呢？
如果他放行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戒严任务结束后，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十之八九会向领导汇报。倘他俩关系挺好，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大约不至于汇报。但我从他朝桥那一段望过去时的表情推断，他俩的关系并没好到对方肯定不至于汇报他违纪做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