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可一日无竹君

竹不刚不柔，质朴无华；高节虚心，亭亭正直；风来有清籁，日出有清阴；生不避贫壤，伐而复生，四时常茂；与松梅为友，能陶冶人的情操，增长人的审美意趣，因此人们把竹称为“君子”。

竹的用途很广，筇竹高节实中，宜做拐杖；紫竹黑色发光，宜作箫笛；桃枝竹皮滑而黄，可以为席；蔓竹可制索，苦竹可制笔；箭竹丛生，小而疏节，可作箭矢，亦可作箸（竹筷）；刺竹叶稀，叶梗可作扇骨。竹也是建筑材料，宋人王禹在《黄冈竹楼记》中，说黄冈人刳竹为瓦，价廉工省。宋代文豪苏东坡对竹曾颇有感情地说：“食者竹笋，庇者竹瓦，戴在竹篾，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

“竹zhú”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的“竹”字，源自竹子的分枝之形。竹子的形状用象形文字示意，很难与“艸”分别，但竹有枝，枝上犹有小枝，小枝上有叶。古人造字时同中求异，用相连倒立的“艸”型，使“竹”字与“艸”与“林”明确区分，构思可谓精妙。金文作“ ”，断开相连处，像两棵竹竿挺立、竹叶下垂的状态，小篆和楷体缘此而来，只是书写时越来越工整而已。

竹，非草非木。木有年轮，竹没有年轮；竹可称林，草只能称丛。竹属禾本科，与稻麦同类，为常绿植物。竹又称篁，修篁是细长的竹子，幽篁指成片茂密的竹林。

竹的品类很多，世界上有竹一千余种，我国有三百多种。晋代戴凯之的《竹谱》记载了六十一种竹子的生态习性，元代李衎的《竹谱详录》记录了三百三十四种竹子。如“毛竹、筇竹、方竹、藤竹、苦竹、斑竹、凤尾竹、青皮竹、小娘竹、佛肚竹、扁竹、三角竹”等等，都有较详细的描述。

中国最古的咏竹诗，要数春秋时代的《数竹歌》：“断竹、继竹，飞土逐宍。”这首歌出自《吴越春秋》，诗的意思是：“锯断竹子，剖开竹子，制成弓弦，用泥土作弹丸追逐野兽。”这首三千年前的诗歌，描写了上古先民的捕猎生活，可谓一篇很有价值的史诗。

“竹”字是个部首字，汉字中凡有“竹”字头的文字，大都与竹有关，如“笛、箫、箭、笔、箕、筍、筷、管”等字。

“笋sǔn”是竹子的嫩芽，可以做菜，味鲜美。这个字在古文字中写作“筍”，汉字规范时，规定“筍”为“笋”的异体。

小篆的“筍”字从竹旬声，显然是一个形声字。“旬”在甲骨文中为回环之形，表示一周匝，而竹笋的形状正是由笋皮一圈一圈地包裹着。“筍”生于竹林之中，从上往下看，其俯视图正如金文中间的套圈。小篆承接金文，下边表示竹笋俯视图象的套圈讹变为“日”。楷书缘此写作“筍”。在现代汉语的规范用字中，弃“荀”不用，用“笋”来表示竹子的嫩芽。

“筍”，《集韵》释为：“筍，竹胎也，或作笋。”北周诗人庾信《春赋》：“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相比于竹子，笋又有“嫩”的意思，“笋鸡”即指嫩鸡。

“节jié”是“節”在简化时借来的顶替字。“节”原指树木分叉时在干枝上留下的疤，汉字在整理简化时，把“节”字和“節”归并为一字，如同“后”“後”二字合而为一。

金文和小篆的“節”字“从竹即声”，上边是一个“竹”字头，表示与竹子有关；下边是一个“即”，表示竹節既可作碗，也能够以竹筒烧蒸饭食，是一种就地取材，可用做食具的植物。“節”的本义是“竹约”，俗称“竹节”。竹节是一段一段的，所以引申出“骨节、关节”等词汇。把时间分为一段一段，就出现了节气的“节”，如“清明节、重阳节、春节”等等。

古人认为“竹节”对竹子有约束作用，由此而产生了对事物的“约束”意义，如“节制、节省、节约”等词。当人的行为也受到约束时，便有了“礼节、气节、节操”等词，所谓“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毁其节”，便是对“节”在道德意义上的升华描述。“节”还引申指禾本植物茎上一段段生叶的部分，如“拔节”的节。

上古时代，竹子就被做成打击乐器。这种打击乐器的功用，主要是控制乐曲的节奏。所以“节拍、节奏”和乐曲中的一段，均用“节”来表达。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著名的诗篇《琵琶行》中有“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诗句；汉代女诗人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有“十五拍兮节调促，气填胸兮谁识曲”，这些诗句中的“节”都作“节拍”讲。

出使国外的大臣，称作使节。使节手中所持之“节”是古代使者的凭证，是一种代表皇帝和国家的凭信。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后送到北海牧羊。十九年中，苏武卧起操节，节旄尽落，做到了人在节在，最后奉“节”而归，成为历史上的忠诚典范。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屡立战功，但在汇报战绩时，多报了六颗敌人首级，因而被汉文帝革职。冯唐向文帝直谏，诉说魏尚的功勋，文帝醒悟，派遣冯唐持“节”往云中恢复魏尚的太守官职。爱国诗人辛弃疾词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说的就是这件事。

“符fú”，古代也称为“符信”。《说文》描述为：“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两合，从竹付声。”符是古代出入门关的凭证，也是传达皇帝命令、调动兵马的凭证。最早的“符”乃是虎形，唐代改为鲤鱼形，武则天登基后则改为龟形。战国历史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兵符则是虎形的。

“符”最早为竹制，以后有铜制、玉制多种，但不管用什么材料制成，都是一分为二，有关方面各执一半，两半符合，即可为信。“符合”一词便源出于此。

“符”，从竹付声。如上图所示，“付”为会意字，原本表示把手里的东西交付给他人。不言而喻，“符”则是交付给他人的竹制凭证（剖开的竹节只能自相拼合）。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一段故事，叙述华阳夫人巧施“哭”计，为儿子讨要王储之位。“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可见，古代的符信也有玉制的。《后汉书·郭丹传》中有：“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宋代诗人苏轼有诗句：“谁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看来，不仅仅是在“文革”期间，入关进城要有介绍信，挑水要有水票。这事，古代早已有之。

“筮shì”，这是一个会意字。金文的“筮”字，上部为“竹”，下部为双手之形，中间是一个由穿通符号“ ”交叉而成的“巫”，表示用竹棍（算筹）演算或卜卦。小篆承接金文，只是中间部分演变为“巫”字。《说文》释为：“筮，易卦用蓍也。”即用蓍草卜卦，或以竹棍为爻而占卜箕卦。经过隶变后，楷书简省掉下边的两只手，写作“筮”。

上古时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均不发达，因而，敬天畏地的迷信十分盛行：殷商人在龟板和牛肩胛骨上烧灼以占卜吉凶，周人则用蓍草和竹棍演算以卜卦吉凶。《诗·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便是对这一情景的描写。在汉字文化中，“筮”既表示用算筹卜卦，也表示卜卦所用的蓍草（竹棍）。

“算suàn”，《说文》释为：“算，数也，从竹从具。”清代学者段玉裁注曰：“从竹者，谓必用筭以计也，从具者，具数也。”实际上，箕是筭的假借字。筭字从竹从弄，本义指用竹棍演箕。箕借筭的形、音、义，以目置换本字中间的壬，表示目视心算。

“算”的本义是计算、核计，如“算账、预算、心算”等。又引申指事前计算利害得失，即谋划的意思，如“打算、失算、盘算”等词语。由此又引申出推测、料想之义，如“我算他明天该到了”。

由计算之义又可引申出认作、当作之义，如“这个算我的”；又引申出承认有效之义，如“说话算数、他说的不算”等；又引申出作罢的意思，如“算了罢”；又可引申出总算之义，如“今天才算把话说清楚了”等等。

竹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反映在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革命性突破上。正是竹子，使文字的传播和传承走向普及化和大众化，这一历史性的阶梯作用，功不可灭。

“筆bǐ”是“笔”的繁体写法。“笔”的竹字头，显明地告知了笔的材质属性。《史记》中说：“蒙恬筑长城，取中山（今河北北部）兔毛造笔。”也许人们会问，自古既有书契，便应有笔，怎么能是秦代的蒙恬才造出了笔呢？《古今注》一书回答说：“蒙恬始造，即秦笔耳，古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豪，非兔豪竹管也。”看来，蒙恬只能是一个改革家了，他的发明专利只是以竹为管，使“聿”字从“竹”，也就是小篆“筆”字的出处吧。

上古时期的“聿”，写作“ ”，“ ”原本是象形字，描述一只手握持细长的东西（或刀或木棍），正在刻字或画字的样子。小篆的笔字，在“聿”下增添一横表示笔毛，其上又增添了一个竹字头。《说文》释为：“聿，秦谓之笔，从聿从竹。”因而，繁体的“筆”应是一个本义转注字。

“笔”的本义为书写工具，如杜甫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句中的笔，指毛笔。司马迁在叙述孔子生平时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里的“笔则笔”，应为用笔书写、记载之意。由此，“笔”又引申为“文笔”，表示文章的写作技巧与风格。宋代诗人范成大在描述自己“老将老矣”时说：“笔意不如当日健，鬓边应也雪千茎。”这里的“笔意”应该指文笔。

“简jiǎn”，《说文》释为“牒也，从竹间声。”孔颖达疏：“古者无纸，有事书之于简，谓之简书。”作为“简”字声符的“间”，繁体写作“閒”：门下的“月”代表月光，意谓间隙。把竹片串编在一起，就可以像门扇一样活动并留有缝隙。古人这种造字构思，可谓巧妙至极。在“间”上增加竹字头，则是为了表示它的材料属性。

上古时期，用来书写汉字的材料十分独特。据考证，商周时期所使用的文字载体除了龟甲、兽骨和金石材料外，也曾使用过竹木简。春秋以降，竹简大为流行。用笔墨在编排成册的竹简上书写，既方便，书写速度也大大提高了。利用竹简编排成册，还可记录篇幅较长的文章。此外，竹简取材方便，制作工艺简单。现在出土的战国和秦汉竹简，不仅数量众多，记载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日常琐事，也有重要的法律文件和历史文献。

中国有一本古老的典籍，叫做《竹书纪年》，显然，知其名便知其事，这是写在竹简上的历史书。竹简比甲骨、金石材料方便，但是在书写一部著作时，却显得笨重。据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120斤重的竹简公文。西汉时，东方朔有一次给汉武帝上书，用竹简写的奏折，是由两个壮汉抬进皇宫的。“汗牛充栋”这句成语，形象地道出了竹简的缺陷：竹简太重，运输时拉车的牛都累出了汗；体积太大，以至把整个房间都装满了。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读书五车”，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文字。所以，在大量使用竹简的同时，人们就开始寻找更轻便、更价廉物美的书写材料——纸。

“篇piān”，从竹扁声。如图所示，小篆“篇”字，在竹字头下的“扁”是一个会意字，构形源自编扎起来的门扇。从竹扁声的篇则表示能像门（户）一样转动的简册，即编串成册，已经卷起的竹简。

“篇”在现代汉语中，表示首尾完整的一段或整块文章，如“篇幅、篇目、篇章”等。又引申为量词，用于纸张、书页，如“三篇文章、一篇论文”等。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有“少小涉书史，早能缀文篇”的诗句；杜甫赞扬李白酒后才诗敏捷时则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则说：“《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这里的“篇”，不是作为诗歌文章，而是作为著作来讲的。

“篆zhuàn”一般指小篆，乃是秦始皇为统一文字所创的标准字体。学者口中的大篆，乃是秦统一后人们对秦汉以前的青铜铭文和古隶书的一种泛称，这种称呼的目的旨在与小篆相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时，他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实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自此，汉民族开始了两千多年使用同一种规范文字的历程。文字，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脊梁骨，把东南西北，不同方言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并由此造就了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大一统。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记述了这项伟大改革的过程：“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指周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齐、楚、燕、韩、赵、魏、秦）。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从许慎所述的这段文字，可知“小篆”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础上“或颇省改”而来，并由李斯等写出字体样板，颁行全国，强令书写统一，改变“文字异形”的局面。

小篆由大篆（即金文、籀文）简化而来，“小”是简化、省笔的意思。“篆”，则是一个从竹彖声的形声字。“竹”在这里表示它是一种适合写在竹片上的文字；“彖”的本义源自“蚕”的绕圈吐丝。因此，用来喻意篆书笔体上独特的圆润弯曲。正如本书所显示的诸多小篆字体，横、折、撇、捺都须写出一定的弯曲度。宋代的王安石在《安阳好》一诗中说：“咽咽清泉岩溜细，弯弯碧甃篆痕深。”篆痕在这里代指弯曲的纹路。李清照的《买花声》词中有：“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这里的“宝篆”，指盘曲状的熏香。此也可证，篆书是一种笔画需要弯曲的汉字书体。

“箭jiàn”，矢也，搭在弓上发射而出的武器。古代多用竹制，杆长80～100厘米，装上骨制、石制或金属尖头，箭杆末梢附有羽毛，以稳定前行方向。《方言》一书说：“箭，自关（涵谷关）而东谓之矢……关西曰箭。”唐代诗人杜甫《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诗句中的弓箭即弓矢。

金文的“箭”字，上部是一个“竹”字头，下部则是一个由“舟”和脚印（止）构成的古文“前”字。小篆的“箭”字承接金文，为使字意更明确，旁边又增添了一个立“刀”，表示这是一种武器。楷书缘此写作“箭”。

“箭”除表示箭矢之外，也是一种竹子的名称，即箭竹或矢竹。晋代戴凯之的《竹谱》说：“箭竹，高者不过一丈，节间三尺，坚劲中矢，江南诸山皆有之，会稽所生最精好。”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谬误》中说：“竹为竹，箭为箭，盖二物也。今採箭以为矢，而通谓矢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究竟箭以箭竹而名，还是箭竹以箭矢而名，恐怕也是一段鸡与蛋谁为之先的争论吧。

“筵yán”，《说文》释为：“筵，竹席也，从竹延声。”古代把紧靠地面的一层席子称“筵”，筵上面加铺的称为“席”。“筵”即今日的竹席。古代很长一个时期，古人居家尚无今日的高桌低椅，入室之后，往往是席地跪坐。日本人的习俗，乃是保留了中国古代的这种礼仪。

据说，“筵”这种竹席，因取材方便、编织简单，故长度可达一丈，几乎铺满整个房间，乃是古代上自王公、下自百姓居家的必备物品。《诗·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就是说，宾客登堂入席，要遵循礼节，表现出一种礼仪。由于古人的人际交往都在“筵”上进行，所以，“筵”又引申为筵会、筵席，表示喜庆或会客时的聚餐。

“筵”，由竹和延组成，“延”在这里用作声符，也表示筵是一种可以铺展开的竹席，词义上与“延展”的延相同。唐代刘禹锡《桃源行》一诗中说：“筵羞石髓劝客餐，灯松脂留客宿。”表现了古人请客入“筵”，殷勤好客的古朴民风。

“箕jī”，即今日俗称的簸箕。甲骨文的“箕”字是一个象形字，像一只编制而成的簸箕，内中的交叉表示簸箕的“底”。金文的上部类似甲骨文，下边增添一个由双手合体的“丌（qí）”。从字形上看，正是今日的“其”字。“其”的本义为扬米去糠的器具，即簸箕。在汉语的实际使用中，“其”被假借为表示事物从中而出的代词，频繁使用，人们只得又再造“箕”字，专一表示簸箕之义，这才有了小篆中带有竹字头的“箕”字。这就是说，现今的“箕”乃是一个本义转注字。

《箕铭》中有：“箕主簸扬，糠秕乃陈。”这是说：簸箕的用处就是簸扬粮食，让糠秕之物分离出去。元代的王祯在《农书》中有诗云“竿头掷谷一箕轻，忽作晴空骤雨声”，把打场扬谷时的情景，描绘的如临其境。

因为簸箕的形状为两边张开，后部狭小，前部开阔。因而古人把臀部着地，腿向两边前伸的坐姿，称作“箕踞”或“箕座”，并认为这是一种十分不礼貌的行为。在席地而坐的年代里，礼貌的坐姿应是两膝着地，腿部屈在臀下。按照《礼记》中的规矩，应该是“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这大概是后人“立如松、坐如钟”的先声吧。

“箸zhù”，《说文》释为：“饭欹攲也。”《玉篇·竹部》曰：“箸，也，饭具也。”箸，即今日俗称的筷子。据《韩非子》一书记载：殷商末期，商纣王命人为自己削造了一副“象箸”，即象牙筷子。大臣箕子见到后，感到十分恐怖，认为这是商纣王腐化堕落的开端，殷商不久便会亡国。事实上，不久后殷商便被周人所灭。

“箸”为形声字，从竹者声。“者”的构形源自野火贴着地面向前燃烧，因此，含有包围、附着之义。“箸”用竹表示它的材料属性，用“者”表明箸是让食物所附着的一种物件。“箸”伸进热腾腾盛满食物的锅碗中，夹起一块来，不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吗？

“箸”字俗写作“筯”，从竹助声。南方的船家在船上忌讳“箸”音，因为“箸”“筯”与“住”“驻”同音，有不祥之意，所以取其反意叫“快”。以后加上竹字头，便成了“筷”字，“筷”是禁忌风俗的产物。

筷子最初的器形，为两头粗细一样。先秦时期的箸，上下一般粗细，分不出手握的筷头和夹食的筷足。如云南大波那木椁墓出土的铜筷，整体圆柱形。湖北云梦大汶头一号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都属于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竹箸，也都是两端粗细一样。到了汉代后期，才出现首粗足细的箸。古代的箸，直径一般在0.4厘米左右，最粗不超过0.6厘米，比今日用筷要细。这是因为古人的箸用来夹羹汤中的菜。

“笨bèn”，从竹本声。“本”原指树木的根部，在此表示竹子的根部，即俗语所称的“竹篰头”。相比于挺拔的竹竿、清俊的竹枝竹叶。竹子的根部体积格外臃肿、笨拙，如筷子般粗细的毛根，状似胡须，常常扭结一团无法理清。正是这种对比，人们从竹根引申出了笨拙之义。

古代学者认为，笨拙之义源自笨车。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的齐武帝下令造车，让工匠在车的四周钉上半爿的竹竿，做成车厢。在这之前，只有牛拉的车（犊车）才有围栏，马拉的车（辇）只有座而无围栏。齐武帝的改革，使辇车“加笨，如犊车”。从此，人们把这种有着“竹围栏”的马车称为“笨”，表示它比原先的马车“笨重”。后来，人们又将用牛拉载人的车称为“笨车”。清代徐乾学《送万季野南还》一诗中说：“薄笨独驱惊岁暮，冻云寒雪满江关。”这里的“薄笨”就指简陋的牛车。《宋书·颜延之传》中则有“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的描述，这里的笨车已含有粗大、沉重之义。由笨车的粗陋沉重，引申为不灵巧、不聪明的粗笨、愚笨之义。

不论笨拙之义出自竹根，还是源自笨车，正是在民间的使用和传承中，“笨”的文义一步步发展，竹之根不再称“笨”，“笨车”早已消逝，唯有“笨头笨脑”仍在现代汉语中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