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政策的使命落在汉武帝身上。汉武帝的调整在政治上是加强中央集权；与此相适应，思想上放弃黄老之学，独尊儒术；在经济上包括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制农具与牛耕）和生产技术（代田轮耕制），兴修水利，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制度，盐铁专卖等；在对外上打击匈奴，团结西域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但在这种转变中却有司马光所说的“亡秦之失”，包括政治上的专制和独裁，军事上征伐过度，生活上穷奢极欲。想想看，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达43年，仅仅一个上林苑周长就四百余里，园中的奢华自不必说，封禅泰山达六次之多。有多少钱，够这样挥霍？所以，汉武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之帝，但也是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汉朝就走向全面衰落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经历了这种由盛转衰的周期。王朝初期以富民为目的自由放任形成全盛，但民富之后的强国则成为衰落之始。中国历史在盛衰之中交迭，但社会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富民往往是被逼出来的，这就造成乱世长于治世。
现代社会也有富民与强国的问题。不过，我们消灭了封建制度，也就走出了这个历史周期的怪圈。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国家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可以同时实现富民与强国。这正是我们现在走的路。
英国商人的失算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商人为打开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商人估计，中国有4亿人，假如有1亿人晚上戴睡帽，每人每年用两顶，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日夜加班也不够，何况还要做衣服呢！于是他们把大量洋布运到中国。结果与他们的梦想相反，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用自产的丝绸或土布，洋布根本卖不出去。按当时中国人的购买能力，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消费得起洋布的，为什么英国人的洋布根本卖不出去呢？关键在于中国人没有购买欲望。经济学家认为，构成需求的两个要素是购买欲望与购买能力，两者缺一都不能成为需求。英国人失算的原因正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购买欲望。购买欲望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嗜好。这种嗜好又取决于消费者的物质与精神需要、文化修养、社会地位等因素。但消费者作为社会的人，其嗜好与社会消费习俗密切相关。消费习俗作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经济发展水平。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保守、封闭的社会习俗，对外国的东西采取强烈的抵制态度。这正是明清以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社会基础，也是乾隆及以后的皇帝一次又一次拒绝外国通商的原因。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和保守封闭的意识形态。这样，洋布和其他洋货在中国受到抵制是很正常的。英国商人不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以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市场就会欢迎外国货。其实武力可以在短时间内侵入一个国家，但摧毁不了一个国家的传统，也改变不了一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和消费者的嗜好。英国人可以借助船坚炮利把洋布运到中国，但不能强迫中国人购买。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把马拉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马喝水。
当然，消费习俗和消费者嗜好是可以改变的。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影响消费习俗和消费者嗜好，创造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莫过于广告了。狂轰乱炸式的广告可以形成一种社会消费时尚，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为产品打开市场。50年代初，英国福特公司曾推出一种尾部翘起的汽车，然后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这种车象征男子汉的阳刚气概。俊男靓女们在广告上反复声称这种汽车如何体现了男子汉的风采。久而久之，社会接受了这种观念，青年男性开这种车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车的销路也打开了。现代广告无孔不入、铺天盖地，引导着社会消费时尚的变化，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当然，广告也会有误导，但无论如何，广告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当年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广告，英国人也大做广告，那么，洋布在中国的销路也许不会那么惨。
在形成社会消费时尚中，示范效应起重要作用。示范效应指某些人的消费方式会引起其他人仿效的作用。消费时尚正是由这些起示范作用的人所推动形成的。在国际上富国的消费方式对其他国家有示范效应。在国内富人的消费方式对其他人有示范效应。消费时尚往往是富国或富人首先消费某种物品，然后其他人模仿，进而形成一种消费时尚。
英国人当年的错误在于太相信武力了。其实他们应该先劝王公大臣和社会名流穿洋布、戴睡帽，免费让这些人消费英国货。一旦这些上层人士以消费英国货为荣，就会引起消费习俗的改变。人们有了消费英国货的习惯，洋布等也就有市场了。在推销商品方面，武力是下策，“和平演变”才是上策。武力侵略引起受侵略国人民的排外情绪，给推销商品带来困难。“和平演变”改变一个社会的消费时尚比枪炮有力得多。
市场需求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面临需求不足的今天，许多企业大概都有这种体会，要使产品有市场，不仅要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还要主动去创造需求，让消费者有购买欲望。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的失败给我们上了一课。现代企业家一定要牢记创造消费者购买欲望这个信条。
官商并用的好处
从管仲开始，历来的政府理财家或改革者，如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都把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国力作为目的，手段都是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但唐代的刘晏同时关注利国与利民，并把加强国家控制和发挥私商的积极性两者并用，两条腿走路。
刘晏执管财政时，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当时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面临崩溃。在此之前，唐朝有居民900万户，人口5200万；此时，居民仅200万户，人口1700万。唐王朝又日趋腐败，开支不断膨胀。入不敷出，财政极其困难。生产破坏，交通堵塞，长安一斗米卖到1000～1400钱，民不聊生。这时的刘晏面临救国与救民的双重任务。
刘晏首先改革漕转制度。自秦代开始，首都地区的粮食由外地调入。水运称为“漕”，陆运称为“转”。唐玄宗时每年运入长安的粮食已增至100万石。由于采用由产地到长安的直运法，时间长达八九个月，损耗超过20%，又由官府派富户督运，对百姓扰害甚大。“安史之乱”后，漕转受阻，长安粮食危机。刘晏的改革包括由船头督运改为官运；由官府出钱造大船，雇用民工运输；采用分段运输法；优化运输路线。这些改革使运输时间缩短为40天，耗损基本消除，每年至少可运40万石粮，多时到110万石，运费下降30%～50%，基本解决了漕转问题。
唐代的盐最初实行官民自产自销。“安史之乱”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榷盐（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10钱提高到110钱。但官卖效率低下，贪污严重，食盐销售大大减少，财政收入并没有增加。刘晏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大力裁减榷盐机构、盐官和盐吏；以商人的自由运销代替官运官销；取缔各地政府和军队对过境盐收税；在边远地区实行常平盐制，即由政府运盐到边远地区平抑价格。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百姓，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来自盐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每年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
一个社会总会发生自然灾害，自西汉之后就设立了常平仓，以丰补缺。“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常平仓制遭到破坏。刘晏首先恢复常平仓，各州常平仓贮粮在三百万斛左右。在救灾上，刘晏不赞成输血式的发放救济粮，而主张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刘晏用财政政策帮助灾民生产自救，以减免赋税、发放贷款、平价粜粮，以及收购农副产品。他在救灾中重视发展副业生产，用国家储备交换这些农副产品。同时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鼓励商人下乡购货粜粮。
刘晏还把常平仓制用于粮食以外的主要商品，调节供求与物价，保持各地商品供求平衡和物价稳定。这种做法既促进了经济繁荣，又保证了财政收入。
刘晏的这些措施体现出与以前理财家的重要差别。首先，以前的理财重在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基调是加强控制和压榨，结果在富国的同时却不利于经济发展。刘晏认识到，理财不仅是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百姓安居乐业。在漕转改革中，将征调徭役改为政府出钱雇人，就既解决了长安粮食供给又增加了人民收入。在救灾中以造血式生产自救代替输血式救灾，在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其次，既重视政府的控制与作用，又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官代商，打击商人。像漕转这类事情就由官运代替富户督运，并由政府出钱造船，改善运输工具。在盐业上则鼓励商人经营，以商代官，政府仅仅管理与征税。商人不愿去的边远地区又由政府去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官商都不应该是对立的，官商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有社会的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理财家很少有能超越刘晏者。
最后，刘晏懂得以经济利益来刺激人们提高效率。他用雇用制代替徭役制提高了漕转的效率，以经济手段鼓励灾民生产自救，向商人让利等都体现了他善于利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激励机制。
刘晏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也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但他是一个实干家。在漕转改革中，他亲自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选择最优路线，他还设计并制造了适用于不同河道的船只，组织严密的漕运组织。他的许多政策不是来自想象，而是来自调查研究，所以，了解实际情况，所提出的政策行之有效。他努力钻研理财的规律与特点，甚至上朝时还一路走一路在马背上用马鞭埋头筹算。
应该说，刘晏对恢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对唐中期的“开元盛世”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他的下场并不好。封建社会是宫廷政治，干得好不见得就有好下场。这种政治体制下需要的是善于见风使舵、玩阴谋诡计的人。那些能力不大，但善于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人才能成功。刘晏不是这样的人。
刘晏是神童，七岁时就向唐玄宗献诗赋，并对宰相张说的提问对答如流，唐玄宗将他带回京城，授予秘书省正字的官职。尽管秘书省正字是一个校对文书的小官，但小小年纪就能担任公职令京师各界人士刮目相看。不过有才华的人难免恃才自傲，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刘晏在官场上也几上几下。在“安史之乱”主持理财工作后，又严格选拔理财官员，杜绝官场腐败。这就得罪了包括皇太子李适在内的权贵。唐代宗去世后，唐德宗听信谗言，先免刘晏的职，后又赐死。他死后家中“惟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尽管以后唐德宗又为他平反，追认为郑州刺史，加司徒职衔，但对他已毫无意义了。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晏传》以及《食货志》都记载了刘晏的理财活动和事迹，读这些文章，至今仍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