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场中的产品一样，已有特色的武功也要不断创新。洪七公、杨过诸位大侠都是在原有武功基础上创新出了有特色的天下无敌之功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宗师的。产品特色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旦扼杀了创新，一个门派也就完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并不是失败在岳不群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失败在剑宗与气宗两派的争斗，以至于剑宗派从肉体上消灭气宗派上。华山派死守剑宗的精神，岂有不亡之理？相反，令狐冲正是在学剑宗的基础上又向气宗派唯一幸存下来的传人风清扬学了气宗（并向任我行学了内功），才成为华山派的真正一代宗师。但武林又近乎一个独裁的领域，各派掌门人是绝对权威，弟子若有创新之想法，就被认为是本门的叛徒，必死无疑。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独裁抑制了创新。所以，历史悠久的门派往往是徒有其名，在武林中风光的往往是传统较少的新门派，或者杨过、令狐冲这类离经叛道的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武林的生命。创造出武功特色不容易，偷来当然容易，因此，寻找武功和秘籍就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大中心。那些成为大侠者也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了某一种秘籍，并照此修炼。什么是秘籍呢？就是练一门功夫的诀窍。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特色产品的核心技术。可口可乐的配方、同仁堂某些药和云南白药等的配方，都是和武功秘籍一样的宝贝。企业有这种配方才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垄断一块市场。武林各门派有这种武功秘籍才能有自己威震天下的武功。武功和配方一样秘不示人，所以，才有人挖空心思去偷。《葵花宝典》之类秘籍对武林好汉们的吸引力之大，令人惊叹。吾等非武林人士，难以体会。为了得到这种秘籍，众好汉不惜付出生命。这说明武功的好坏在于其是否有特色。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不也如此吗？形式不同，道理是共同的。
当然，有了秘籍也不一定能练成神功，有的人练不好还会走火入魔。练成神功不仅要有秘籍指点，还要有基础。在武侠小说中，这种基础就是内功。什么是内功，大概金庸也不大明白，内功可以输出、输入，更令人莫名其妙。但内功是重要的。你看，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苦练了内功，所以，杨过的剑术，从最早靠好剑，发展到把树枝当作剑，最后进入剑术的最高层次——无剑胜有剑。书中的各路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身怀深厚之内功。可见武功诀窍或有特色武功的基础在于内功。企业创造产品特色同样也需要内功。不过这种内功就不是金庸笔下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企业产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许多企业创造不出产品特色，关键还在于缺乏内功。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和管理方法，不会有特色产品。正如没有内功，练不成神功一样。
企业与武林中各门派，商场上的竞争与武林中争斗，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读武侠，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对你会有启发。合上书想想那些绝世武功背后的故事，你会有更多感触。这样读武侠，你的兴趣会更浓，读着也更有味，借用其中的三招两式，也许有助于你的成功呢！
武林中的博弈
人类社会中个人与团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人对这种决策的反应。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人们必然在决策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囚徒的两难困境也是自从有囚徒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博弈论无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发展而已。尽管有了数学外衣，其思想亦可以用事例来说明。武林是一个钩心斗角的世界，这里博弈论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人们经常用博弈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纳什均衡，在参与者各方都从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而且在信息不完全，即无法确定对方的策略时，即使是有利于各方的合作，最后也难以达成。这种博弈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暂时的合作，二是长期中不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武林与人类社会一样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而且，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是永存的。所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各门派之间的争斗与勾结，也开辟了一条读武侠、评武侠的新思路。
《笑傲江湖》为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策划并实施的五岳联合的经历及最后失败的结局。这也是《笑傲江湖》一书中的一条主线。
按理说，五岳同气，如果能联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武林第一大派，不仅可以与武当、少林这些历史悠久又有绝活的派别分庭抗礼，而且可以对付他们这些正派人士心中的邪教——日月神教。从根本上说，这种合作对五岳各派，尤其是恒山派这样的小派别是有利的，但为什么这种合作在一开始就遭到抵制呢？这首先在于五岳各派尽管都希望抵制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月神教，但其实都各怀鬼胎。嵩山派左冷禅是一个野心家（越南国会中争论时就称野心家为左冷禅）。他发动联合的动机口头上是联合起来对抗邪教云云，其实是想把五岳合为一派，自己当盟主。这一点各派心里都有数，各派掌门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独立，不愿让多年的基业（尽管已经衰落）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并不积极合并。合作的困难正在于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且，各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比共同的目标更重要。正如在囚犯两难处境中，各自都想刑期最短，而不是共同的刑期最短一样。
合作者目标不一致是企业或国家间合作难以长期实现的根本原因。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自己的利益大于整体利益。在人类行为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是绝对真理。
我们说合作是困难的，并不是说不会有合作。相反，在现实中利益不一致的各方也会形成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暂时的。能形成各种短期合作，首先是在这个短期内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二战”中美英苏的合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美英能与他们一向敌视的苏联合作就在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比社会制度之争更重要。当然，一旦这种共同利益过去后，合作就必定走向破裂。“二战”一结束，这三国又处于对立之中了。左冷禅所推动的合作之所以有过短暂成果，而且五岳各派开始时对合作尚有一点接受，就在于邪教势力日益强大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以一派之力不足以与邪教教主任我行、东方不败抗衡，合五岳之力还可以做点对抗。所以，以后当令狐冲戏剧性地与任盈盈结婚，邪教不再与正教对抗之后，这种合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存在了。
五岳能暂时联合起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与各自的博弈策略相关。我们知道，合作的另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惩罚。当主张合作的一方力量强大，足以保证可信的威胁，并在必要时实施惩罚，合作也有可能。在五岳联合中，嵩山派左冷禅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几个门派实力远不如嵩山派，因此，当左冷禅提出合并大旗并自任盟主时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都记得，左冷禅派人杀了不与他合作要金盆洗手的衡山派刘正风。这正是博弈论中讲的“可信的威胁”这种策略的运用：告诉五岳中其他人，敢有不听我合并号令者，刘正风的下场！这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杀了鸡，猴果然就害怕了。
五岳中的其他门派，除了华山派岳不群有野心，想取左冷禅而代之外，其他三派则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采用跟随战略。智猪博弈告诉我们，当大猪与小猪实力不等时，小猪的最优战略是跟随，即由大猪采取主动行为，获得大利益；小猪顺从，得点小利益。合作往往是由利益大的大猪推动的。显然，在五岳之中，嵩山派是“大猪”，其他几家，尤其恒山派、衡山派和泰山派都是“小猪”。不跟左冷禅有灭门之灾，跟了他（即采用顺从策略），也许可自保。如果你仔细看书中对恒山派掌门定逸师太的心理与行为描写，更可以体会到一个“小猪”无可奈何的悲哀。合作往往就是在这种强者推动、弱者顺从之下短期形成的。
这种合作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利益，合作是非自愿的，当然不会长久和稳固。所以，左冷禅的五岳联合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每个门派都蒙受极大损失。读小说时常为此感到悲哀，好好的五岳就这样毁了。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有时政府某个部门领导的企业不得不顺从，组建大的企业集团或规模更大的大学。结果呢？博弈论的结论总是不错的——各方都蒙受损失，始作俑者也没什么好下场。非合作博弈得出对各方最坏的结果。
经济繁荣的背后
在中国古代名画中，我最喜欢《清明上河图》。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还在于它所反映出的宋代经济状况。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仅短于汉朝，而疆域又最小的一个朝代。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甚至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以后的明、清。据说，国外一位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估算，按购买力而言，宋代的人均GDP 达到520美元，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中最高的。当然，这个数字你只能姑妄听之，我没有找到原始出处，不知计算方法与结论是否可信。不过宋代经济之繁荣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衡量各个朝代经济的繁荣程度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在中国经济史上，宋朝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如果说此前中国只有互通有无，以生活必需品（如盐）为交易物品的地域性商品流通，那么，在宋代就真正出现了商品经济。其标志是交易物品由生活必需品转向奢侈品，出现了为交易而进行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全国范围内长途贩运与商品交易的形成，产生了大的商业中心城市。《清明上河图》正是宋代商业发达的写真。这幅画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当年首都汴京（今开封）繁荣发达的商业活动。据记载，当年汴京有百万人口，其人口与繁荣程度，恐怕今天的开封仍未达到。汴京的商业发达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大宋王朝商业繁荣的结果。许多学者正是从这幅画来推测当年宋代的繁华的。
对于宋代的繁荣，学者们有详细的研究，我想探讨的是《清明上河图》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即这繁华背后的原因及潜在的危机。
想发财是人的本能冲动，如果没有外部约束，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就是必然结果。人会自发地生产商品，许多人出于本能的追求财富的行为就促成了社会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中，抑制商业经济发展的不是缺乏商机或者商人，而是政治制度的压制。阻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进而使资本主义萌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是自秦朝以来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封建历史中，出现的几次商品经济高潮正在于统治者对商业抑制的放松，或某些鼓励政策。宋代的繁荣与危机都要从这种政治制度中去寻找。
一个王朝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其开国皇帝决定的。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政治体制有自己的特色。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封建体制是“皇帝授权下的宰相管理体系”。皇帝像董事长一样在重大问题上有最终决定权，但具体工作都交给宰相处理。宰相的权力与地位都相当高，当皇帝平庸时，宰相成了实际统治者，也成为皇权的威胁。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设计出了皇帝统治下的三权分立制。他把过去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形成互不统属、相互平等，由皇帝控制的三个独立部门：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以及管理财政的三司。各部门掌权者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设计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御史台和谏院。这两个机构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干部的任用制度上，宋太祖又实行了独特的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多少的，与权力和责任不一定相关。“职”是一种荣誉，是在官上加一个称号，如大学士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着真正的权力与责任。
这种政治体制的目的是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找不到北，不知自己该干什么。在官员的迷茫之中实现了一切权力归皇帝。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管，官员们权、责、利不明确，又慑于皇帝的权威不敢多管事。这样，政府的干预就大大减少了。无论宋太祖的本意是什么，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有利于商业的发达。不干预是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条件。皇帝越勤政，官员越负责，经济就越落后。宋代的制度造成皇帝负不起责，官员不敢负责，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都是皇帝与官员不作为的时代。当宋徽宗沉湎于写字、作画、与妓女寻欢作乐时，商品经济却繁荣了。《清明上河图》正成画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