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西门庆还是卢俊义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也就出现了一批在当时成功一时的企业家。《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和卢俊义就是其中两位。这两位应该说在商业上都是成功的，但与政府的关系却完全不同。企业家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企业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向西门庆学呢，还是向卢俊义学？西门庆原本是阳谷县一个破落财主，但以后成了阳谷县的大药材商，垄断了这个地方的医药市场，成为“有万万贯家财”的大富户。他成功的关键是与官府关系密切。《水浒传》中说“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在《金瓶梅》中对他与官府的勾结有更多的描述。总之，西门庆是靠官员的权力欺行霸市致富的。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商人成功的捷径。
西门庆有没有值得学习之处呢？在封建社会或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经济中，政府控制着资源配置的权力和政治权力，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在这种环境下，离开了政府，企业谈不上成功，即使成功，也难以为继。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商人，无论晋商还是徽商，都是官商结合而成功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必然与政府有密切合作。波音、空客、通用，哪一家的成功没有政府支持？要获得政府支持，当然要与官员、政治家有良好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官商结合不是封建社会独有。西门庆善于利用官员的权力也是他值得学习之处。
但今天的企业家绝不能当西门庆，这不仅因为他淫乱，还在于他在利用政府权力时的两个致命缺点。一是用行贿的办法买通官府。在任何社会中，行贿都是违法的。靠这种方法建立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迟早要出问题。因为两者的关系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必难长久。而行贿受贿之事，终究纸里包不住火。二是有了官方背景就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这样下去必然有官也保护不了的时候。西门庆就死在这两条上。这样的路不是今天的企业家要走的。
卢俊义不愧为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企业家，富甲一方，为人仁义。但他浑身正义感，对腐败的官场，不屑一顾，更别说与之交往了。然而，他也难以生存，被与其妻勾搭成奸的管家这种小人所陷害。没有任何官员保护他，为他申枉，最后落草为寇，也不是善终。其实即使没有管家的陷害，他也很难把企业做下去。他有钱但不买政府的账，官员迟早会找个借口加害于他。
西门庆学不得，卢俊义也学不得，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呢？我想，企业家从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出发，还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靠金钱、美女这种非法行贿手段去建立，而要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一个官员，无论清廉或不清廉，没有一个不想把当地经济搞好的。搞好地方经济离不了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符合官员的利益。一个企业家，不仅想把企业做好，也想有利于本地经济，有一个好名声。在发展本地经济这一点上，官员与企业家有共同的利益点。官员刁难企业，企业家对抗政府，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明白了这个道理，企业家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官员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官员和企业家结为朋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他们的友谊，这不就双赢了吗？
西门庆和卢俊义的时代过去了，但企业家如何获得政府支持的话题是永恒的。坚持卢俊义的正气，学学西门庆对政府关系的重视，企业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以成功。
晋商与国退民进
中国历史上辉煌了500年的晋商是如何产生的呢？古代贸易遵循的不是比较成本原理，而是互通有无。那些贸易发达的地区往往是某种重要物品的产地。晋商的起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盐。在山西南部的运城（古称安邑县）与解州之间有个天然盐池。这里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结晶盐，称为河东盐或潞盐。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吃这里的盐。据说黄帝和炎帝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争夺这个盐池的控制权。
在西汉汉昭帝时期，代表政府的桑弘羊与由霍光支持的贤良和文学就盐铁专卖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后来由桓宽写成《盐铁论》一书。在这场争论中，实际上桑弘羊占了上风，此后盐铁由政府经营就成为基本国策。用今天的话来说，食盐这个行业是国进民退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代。当时盐池是国有的，盐的生产和销售完全由政府经营。官府通过抓壮丁式的徭役制征集盐丁，在盐池内捞采自然结晶盐。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决定了官府经营盐业，效率低下，食盐满足不了社会需求，食盐带来的财政收入也满足不了政府的需求。在盐业由政府经营时，也没有晋商之说。官营的低效率引起变革，这种变革是由销售开始，然后进入生产的。北宋雍熙三年（986年），政府开始实行盐引制度，即由商人交钱领盐引（在产盐地购盐贩卖的凭证），从事食盐交易。开始时的盐引制称为“折中制”，即由商人送粮食到边防地区，供给军队，称为“入中”。“入中”后给以“交引”，再由池盐按引而偿之，称为“折中”。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折中制”改为“钞盐法”，即商人交4贯800文买一钞，凭钞到盐池领盐200斤，这种做法以后虽有变动，但基本坚持了下来。“折中法”的采用标志着食盐的销售领域实现了国退民进。晋商在这时开始大规模经营食盐。这正是晋商以后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开始。
晋商进入食盐销售之后，扩大了销盐地区，又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宋代以后的五十多年期间，产量增加了89%。官府经营盐业，不仅销售效率低下，生产效率也低下。从生产方法看，过去采用人工捞采自然结晶盐的方法，由于洪水侵入，池水变淡，生产无法稳定。到明代初期，采用了“且种且漉”的方法，即垦筑畦埂引池水晒盐。但限制食盐产量增加的还有人的因素。官营池盐是盐丁制，即强制征集盐丁制盐。盐丁苦不堪言，官府用暴力强迫他们劳动，效率极低。加之官场腐败，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每年盐引达42万引，无法全部支付。这样，明代政府为了满足财政需要，不得不放开了生产，即在生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这就是允许部分商人自备工本参与池盐生产。大约在正德年以后，晋商开始进入生产领域，商人按引交银，自己雇人生产。民营生产管理效率高，工人由被迫应征的盐丁变为自愿受雇的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池盐产量大大增加。在宋代，最高年产量为8000多万斤，到明代已达2.8亿多斤，增加了3.5倍左右。以后，政府完全退出生产经营，废除了官办制和盐丁制，全部实行了“畦归商种”。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有坐商（制盐者）51万名。每商一处，领池地八点三分，交银300两。在这种民营化过程中，宣大总督王崇古家族和吏部侍郎张四维家族成为第一代以盐业起家的晋商大户。
从晋商的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国退民进”是逼出来的，只有官府经营实在维持不下去时，它才会退出。无论官营的效率有多低，只要能维持，就不会轻易言退。那毕竟有太大的利益诱惑，有一个以此为生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只有国退民进，才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振兴。
晋商是国退民进的结果。没有国退民进就没有辉煌500年，至今仍让我们骄傲的晋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走近票号取真经
清道光、咸丰年间，当以盐业为主的徽商走向衰亡时，晋商却正走向辉煌。使晋商辉煌的是票号，票号不仅创造了汇通天下的业绩，而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的制度。
每当我看到媒体上关于银行被诈骗，内部人卷款外逃的报道时总要想到票号。票号在其存在的近一百年间，经手的银子少说也有十几亿两，但从现有资料看，基本没有发生过被诈骗、内部人卷款外逃或贪污等事件。一百多年前封建社会的票号经营得居然比今天的银行还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当然，票号的成功有其特殊历史环境，它的模式在今天是无法克隆的，但不可否定的是，它的许多成功经验，尤其是完善有效的制度建设，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走近票号，取其真经，正是我们研究票号的目的。
票号的兴盛研究票号，先了解点儿票号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有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必然有为之服务的金融业。中国封建社会中金融业的业态包括典当、印局、钱庄、账局和票号。典当从事抵押贷款，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印局从事短期高利贷（称印子钱）活动，产生于明末清初。钱庄主要从事货币兑换（白银与铜钱兑换以及不同成色银子的兑换），也从事存贷款业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账局从事存贷款和商业清算业务，产生于雍乾年间（第一家有记载的账局是乾隆元年，即1736年，由山西汾阳人在张家口开设的祥永发）。票号从事大宗存贷款及银钱汇兑，产生于道光初年（第一家票号是道光三年，即1823年成立的日升昌）。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已不适应需要。票号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票号产生于晋商也有其历史必然性。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存在时间最长也是最成功的商帮，当之无愧地位于十大商帮之首。晋商萌芽于先秦，兴盛于明清，终结于民国。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晋商积累了大量资本，富甲海内。同时，晋商奉行“以义制利”，其诚信和商德饮誉海内外。晋商的业务遍及海内外，在各地拥有众多分号，资本、信誉和分号正是成功的金融业的基础。晋商在票号前的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中都是相当成功，且在全国有影响的。这是票号产生于晋商的基础。但票号出现于1823年，由日升昌最先建立则有偶然性。当时是由于平遥李家西裕成颜料铺北京分号的大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银钱汇兑的商机，并鼓动李东家把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
票号出现后经历了发展、辉煌与衰亡的不同阶段。1823～1853年是票号的形成时期。1853～1863年是票号受太平天国起义打击的受挫时期。1863～1893年是票号最辉煌的30年。这一时期，票号的业务由客户以商人为主转向以政府财政汇兑和贷款为主，这使票号业务和利润大增。1893～1911年是票号的危机时期，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都沉重打击了票号，加之清王朝的衰亡，使严重依赖政府的票号难以再现辉煌。清政府灭亡时欠票号债务七百余万两白银，给了票号致命的一击。1911～1921年是票号苦苦挣扎的10年。到1921年，随着最后一家票号的破产，票号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票号的消失也标志着辉煌500年的晋商的灭亡。对票号和晋商灭亡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晋商没有实现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化，票号没有完成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银行的转化，其中的许多谜还要我们去破解。
在这近一百年间，全国票号共51家，其中8家为南方人经营，43家由山西人经营。在这43家中，祁县（12家）、太谷（7家）、平遥（22家），共41家（另两家为太原人）。所以，祁、太、平又有中国华尔街之称。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xi Bank”。今天我们更多关心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制度上的创新。
产权与公司治理结构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二十多个，少者也有近十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控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仅是参与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