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剿夷与抚夷(2)
- 中国近代史(民国权威畅销读本)
- 蒋廷黻
- 4520字
- 2016-02-23 10:22:45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可是他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禁绝,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做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两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乱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申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予英国,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
中国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犟: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做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做苦力。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订立《南京条约》。
4.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1840)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5.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
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扬扬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合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