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永不褪色的党员干部

马启新 回族，1931年出生，宁夏西吉县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夏泾源县泾北区委副书记、书记，泾源县监委副书记，泾源县人民法院院长，泾源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泾源县委书记兼泾源县县长，固原地委常委，固原行署副专员，自治区纪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委主任，中纪委委员，自治区纪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31年，我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今年81岁。旧社会我家三代贫苦出身，九口人种三亩地，加上国民党抓兵要款就像牛毛一样，负担太重，生活很艰难。我父亲弟兄三个，三叔被抓去当兵，二叔过继给别人，家里只剩父亲一个。我有弟兄三个，哥哥不满15岁就开始给人拉长工，一家人靠父亲卖油挣点钱维持生活。我5岁时，过继给别人的二叔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二叔被抓后，父亲决定去当兵，以换回二叔。这时候，三叔从国民党部队跑回来，但看到家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维持生活，只好又去换回父亲，因为如果把父亲抓走，家里生活的就断了。

到了1935年，家里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父母把我奶奶托付给二叔，带着我们母子逃难到了宁夏西吉县白崖乡，借住在别人的一间草房里，靠收野外生长的胡麻榨油换钱维持生活。就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我家买了头毛驴，租别人家房子住。1937年，我大哥又被国民党抓走当兵，国民党还天天上门要款，无奈把毛驴卖了。后来，我父亲也要被抓去当兵，就是当时所谓的“父子当兵”。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这时海固回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民党兵款太重，老百姓承受不了；二是国民党兵纪律很坏，在农村奸淫妇女；三是国民党兵不尊重回族宗教信仰。另外，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西海固地区，红军的严明纪律与国民党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埋下了老百姓反抗国民党的种子。当时，回民中传唱着“红军好，红军好，红军不害老百姓”，老百姓觉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由于这些原因，海固回民起义以燎原之势发动起来了。现在想想，那时候起义的人数是不少，有3万多人，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党的领导，缺乏政治远见，而且农民们家庭观念、乡土观念浓厚，不愿离开家乡。起义失败后，马思义对大家讲：“现在愿意跟我去陕北延安的，就跟上我出发，投靠共产党，不愿去的就各讨方便。”当时，跟随马思义去的有500多人，我父亲也跟去了。

当时我还不到10岁。父亲走了，家里没办法生活了，住在村子边上有个叫马连彪的老汉对我们说：“你们娘几个赶快走，你们走后，他们（国民党）就没办法上门要款了。”于是，1941年，我10岁就出门给人家拉长工。当长工没有工钱，我也不敢向人家要，就是人家给点粮食让全家人吃饭。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拉长工时，人家给的燕麦馍馍都放坏了，长了毛才拿给我吃。1945年夏天，从陕北来了个人托村上的人带话，让我晚上到山上的废窑洞，说有我父亲的音信，我当晚就去了。这个叫马生荣的大叔给我说：“你大（父亲）在陕北，托我把你们带到延安去，你不要收拾东西了，啥也别拿了，现在就跟我走。”其实，说收拾东西，我还哪里有什么东西！身上就一件破袄子，炕上就一个烂被子。当天半夜我和母亲就跟着马大叔走了，天亮就到了白崖乡的边界上。这时候，马大叔说：“天亮了，不能再走了，你们在树林里躲起来，等天黑再出来，我去找点吃的。”一直等到天黑，他拿着吃的回来了，我们吃了一点，喝了点水后又继续走，走了一夜。第二天白天躲在一个车马店喂牲口的棚子里，晚上又继续走。马大叔边走边给我交代周围这个叫什么庄子，那个叫什么村。如果有人问就说到这个村子里找亲戚；如果有人挡的话，他就在我身后，因为他身上带着一支手枪。不过一路顺利，没有遇到什么人阻拦。走了几天，到了甘肃环县，那里有回民骑兵团的十几个战士在等我们。在环县休息了三天，我们骑马开始往延安进发，到了回民骑兵团的驻地延安西华池，见到了父亲。因为我年龄小，被安排在连队当通信员。当时，马思义不在，他去抗大学习去了。杨静仁是我们的参谋，当时叫杨仁，我们还是个娃娃，经常私下开玩笑，叫他“洋人”，把他当外国人。杨静仁在延安民委工作，在骑兵团只是兼职，过来的次数不多。马克当时是文化教员，后来任宁夏军区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

1946年马思义从抗大回来后，就把我调到团部给他当勤务兵。这时候，部队要出征，还抽调了一部分地方干部，骑兵团的老人、孩子也都一起出发了。为什么要出征？是因为王震的部队在中原被敌人包围了，派骑兵团去牵制国民党的部队，掩护王震部队突围。因为骑兵团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便于掩护，所以带一些地方干部去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部队出发以后，在泾源县老龙潭和敌人打了一仗。我们的电台被打坏了，连地方干部在内一共牺牲了七八个人，其中骑兵团牺牲了三个排长。由于国民党地上有骑兵、步兵，天上有飞机，加上当时泾源的泾河水很大，过不去，也走不了。这三个排长就是为了掩护部队撤退牺牲的。电台打坏之后，与边区和王震部队都联系不上了，部队只好返回陕北。

我退休之前，有一些回民骑兵团的老战士找到我说：“你现在官当大了，能不能在老龙潭给建个烈士陵园？”我给民政厅的厅长讲了这个情况，他们给泾源县拨了两万元建园款，但由于种种原因烈士陵园没修成，就在老龙潭立了个碑。前几年，由于泾河的水干了，三个排长牺牲的附近的河底下挖出来当年用过的机枪，木头已经朽了，枪管还没朽完。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就给泾源县委的人打电话：“这个机枪你们不要丢掉了，这是文物，泾源文化馆要收藏就收藏，要么就交到固原或者自治区收藏，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不知道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也再没有过问。

回民骑兵团当时有100多匹马，我们这些娃娃和家属就给部队喂马，后来马多了，喂不过来，又给庆阳分区给了一些，自己留了一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后，部队要转移了，就把我留在地方上了，留下的都是一些娃娃和老人。胡宗南部来了以后，我们一直过了黄河，待了两三个月，贺龙的部队也上来了。我干的工作就是为随军的家属服务，担个粮、挑个水之类的。

1947年，马鸿逵配合胡宗南的部队进攻边区，与马思义率领的骑兵团打了一仗。马思义的兄弟骑兵团一连连长马思贞牺牲了。那时我父亲是二连连长。那一次非常危险，马鸿逵是一个整建制的骑兵团，盘踞在庆阳城。他们骑的都是大洋马，白天出来抢老百姓的粮食，抢年轻妇女，晚上就钻到庆阳城里不出来了。我们决定打马鸿逵的部队。我们回民骑兵团说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连，100多人，还有三边地区的八团和一个独立营，这三支部队合起来准备打庆阳城。但是，部队进发时，由于我们是骑兵，速度快，把另外两个部队甩在了后面，没有跟上，结果在庆阳塬遇到马鸿逵的骑兵，就打了起来，马鸿逵的骑兵冲了两次，两次都被我们打回去。据俘虏讲，因为他们冲不上去，他们团长把连长都毙了。因为我们两个连只有三挺机枪，子弹也不多，一个人手里只有十来发子弹，我们也快支持不住了。骑兵团一连连长马思贞和我父亲商量：“不行了，现在撤退吧。”他们向马思义汇报情况，马思义不同意撤退。最后决定，骑兵变步兵，在庆阳塬上把马拉下沟去，人上到塬上，这样以守为攻。马思贞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正在危急时刻，八团追上来了，独立营也上来了，八团的装备好，肩膀上架着机枪打，这就把马鸿逵的骑兵团收拾掉了。

战斗结束后，在马思贞的葬礼上，马思义说“：你们这些娃娃，都去教导队学习去。”我们就被送到陇东工委政治教导队学习了。其中有马思忠和我，彭阳的海正明，西吉的马国璋，还有李生福。陇东工委当时有三个学校，一个党校、一个军事教导队、一个政治教导队。我们在政治教导队学习，在那里一是学文化，二是听政治形势报告，三是开诉苦会，激发斗志，树立人生观。1949年2月，我进入教导队，张仕儒是我们的班长。

回顾我成长的过程，刚到边区的时候，由于年龄小，还不懂什么道理，只想着有碗饭吃，不饿死就行了，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更没有共产主义信念。到了部队以后，讲抗日，讲解放老百姓、解放全中国，通过学习，自己的人生观就逐渐树立起来了，也有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这是个逐步学习、逐步理解的过程。1949年5月，我就入团了，那个时候入团都是保密的，互相之间都不知道谁是团员。

1949年7月，解放大西北开始了。我们随着部队出发，为部队准备粮草，动员群众。我们陇东工委政治教导队2000多人都被分配到从平凉一直到西海固地区的地方上工作。我们先接管的是隆德县政府，留下十几个人以后，又接管了甘肃静宁县，后又接管了西吉县。1949年冬，我们在西吉县收缴枪支，组织武工队开始剿匪。南华山、月亮山、烂泥河那里土匪很多，我也被抽调去剿匪。我们穿上便服去侦察，发现哪家有人当土匪，晚上就去抓。那时候党的纪律严，抓住土匪不许打骂，不许虐待，关上十几天就放出去了，政策确实很宽大。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土匪被抓后又很快就放了，也很生气。老百姓对政府也有意见，他们编的顺口溜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土匪实际上就是抢钱财，一般又不伤害人，只要老百姓不反抗，他把钱抢了就走了；如果老百姓要反抗，就打上一顿，或者把老百姓捆起来，一般不杀人。土匪自己也编顺口溜“：进班房，避闲呢；戴脚镣，耍环呢；进食堂，过年呢。”所以土匪治不住，六盘山泾源县附近的老百姓出门都提心吊胆的。泾源县公安局派人去平凉领服装，土匪把三个去的人打死，东西全抢跑了。

1950年10月，剿匪工作尚未完成，组织上派我去西北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学习，主要是学文化、学政治、学理论，学《共同纲领》《社会发展简史》。毕业后，我被留在平凉团委工作。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后，我感觉不适应，就对领导说：“我这人蹲不了机关，还是让我去基层吧。坐机关的人要有文化能说会写，我这个老粗又不会写，让我坐在机关干什么？”1951年3月，组织上把我调到泾源县团委当青年干事。到泾源后，参加了两个乡的土改，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我都是按照党的政策衡量，不做过头的事情，妥善地处理好。1952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便树立起来，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踏实，党叫我干什么我就把什么干好。1953年3月，我被调到泾北区当区委副书记，搞合作化、高级合作社，泾源县在泾北区搞了两个高级社试点，都成功了，在全县推行。当区委副书记不到半年，就当了区委书记兼县监委书记。1955年，我任泾源县法院院长，后又任泾源县委组织部部长。那时候，我的工作应当说是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1959年，我任泾源县委副书记，当时我是宁夏最年轻的县委副书记，之后，又当了县长。1964年，组织任命我为泾源县委书记。

1962年，我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大家都从基层来，都有怨气，会上毛主席讲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议上要求：“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大家放心，你们放开说，轻装上阵，不要有负担。”每天晚上安排看戏，伙食很好，早上喝稀饭，中午晚上都是干饭。那时候，生活困难得很，把玉米芯和洋芋秆秆磨碎当食品吃。到中央开会时，开始粮食还被控制着，后来毛主席说，叫大家放开吃，把伙食搞好，我一顿就能吃十几个馒头。会上，我讲了泾源的几个案子后，固原地委书记问我：“案子错了？错了咋办？”我说：“翻案！全部翻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起初，造反派两派都做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们。我当面就说：“我想不通，我这个人不搞投机。中央的那些老帅跟着毛主席打江山，现在怎么能成了反革命了？江山都是这些人打下来的，怎么能自己叛变自己呢？你们要斗就斗。”就这样，从当年7月开始，我被斗了整整三年。其间，如果我稍微有一些投机思想，他们早就把我放出来了；就是因为我思想上想不通，所以被关了那么长时间。“文化大革命”中的酸甜苦辣，我都经历过，钢鞭我挨过、土飞机我坐过。开批斗会时，40斤重的钢板就在我脖子上挂着，拴钢板的铁丝勒得我连棉衣都不敢脱，脱了就直接勒在脖子上了。一个副县长比我年龄大，造反派在后面用脚踢他，几下就跌得他满脸是血。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偷着对他说：“踢你的时候把劲鼓上，就跌不倒了。”他说：“我实在是鼓不上劲了。”当时，造反派拿着棍子朝我头上打，把我放在火上烤，烤得人头晕眼花。我当时想，死就死了，死我不怕，怕就怕他们把我弄残废了，想活也活不好。

后来，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他们白天让我去山上背柴，一次要背200多斤，还让去伙房挑水、打扫厕所、喂马等。我是农民出身，这些活都干过，也没啥。晚上，还要开会批斗我。当时，有些人问我：“你怎么还有这个干劲啊？”我心想，“五七”干校的农工干一个月拿着30多块钱，我是县委书记，拿着130多块钱，哪有这么高工资的农工？能不好好干吗？共产党员怎么能拿着工资不干活呢？

就这样，斗了我三年。到1969年10月，他们要“解放”我。我说：“我1945年就已经解放了！还解放啥？”泾源县武装部部长给我做工作：“不能顶牛，现在大家希望你往出站，你就站出来，再不要出现问题了。”这个人是个好人，我就答应了。从“五七”干校回到县上，他们对我讲：“今天晚上要斗你，你准备个材料。”说到材料，我其实有两个材料：一个是应付机关用的，一个是应付农村用的。机关和农村的情况不一样，机关的是不论是非，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讲理论的东西，拔得越高越好；农村都是农民和基层干部，他们不让你讲理论，而是说“马启新，你究竟啥错误，你讲事实啊”。我文化水平差，就写了大半页纸。开会时，我就拿着稿子念，一念完就宣布我被“解放了”。会后，有人对我说：“你这个态度好，你要早这样，我们早就把你‘解放’了。”我说：“早这样‘解放’了我，你们还斗谁去啊？我是县委书记，你们还能斗谁？”

说句良心话，我当县委书记时一直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勤务员，走到哪里都带着劳动工具，边劳动边和群众谈话；我还随身带着药，老百姓有病了，就给他们。城关大队有个寡妇，她有5个孩子，很可怜，家里穷得没办法，我给县上民政科、城关大队都说了，让他们照顾一下。后来，她摆了个地摊卖东西，县工商局又给没收了。我就说，这些人就是为了维持生活，你们就让她卖吧，不让卖，生活怎么办？我也经常给他们一些油和面。还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回民，我自己花钱把他送到陕西宝鸡去看病，最后病治好了。这个回民就认为欠我的账必须要还，所以经常念叨着他这辈子必须还我这个人情。后来，我每到泾源，他都走30里路来接我到他家，宰上两只鸡，非要请我吃那个“蒸鸡”。那是当时泾源最好的菜，回民招待贵客用的。这个人前几年去世了。在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我和群众是心连心的，当时的救济款也不平均发放，专门发给最困难的人。

1969年11月，我被调到固原的一个军工厂去管生产。这个厂子主要是生产无线电器材的，实际上是飞机上用的，是保密的。工业我没干过，我给区党委组织部讲：“你们让我到县上去，我对那里熟悉，但工业我没搞过。”组织部的人讲，不懂就学嘛。这样，我就去了。当时，我把工人、学徒带到江苏去学有关生产流程的知识和技术。我也学会了，很快由外行变成内行了。后来，产品拿到北京去，产品质量合格率都超过他们的了。那个时候，我只想把厂子办好，但是在厂房建设和工厂管理上与国防工办的主任、解放军独立师政委马健发生了分歧。一是厂房建设的问题。他说厂子要因山就势，因陋就简，结果把房子盖得高的高，低的低，参差不齐。厂房、宿舍修的外墙、地基是混合结构的，墙是砖木结构的，上面用的是竹子。我就讲，这样弄，一点儿都不相称，地基和上面的顶子不相称。二是工人管理的问题。有些工人是从银川铁路上来的，不好管，在街上吃人家东西不给钱，晚上到固原城里闹事。我就不让他们随意外出。当时，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这是个新厂子，要把基础打好，再一个要对这些孩子负责，也是对人家父母负责。马健来了以后，说我这个搞法不对，方向错了，不让我再管。后来，这些工人跑到银川去了。他一看不行，跑来给我说：“哎呀，不行，这银川街道跑的全是你们的工人。”我说：“那有啥办法，我管错了，一管就方向错了，不敢管。”他说：“什么方向错了，你没错，没错。”我说：“你这话是大会上讲的，你再召开大会纠正；要不，我没法管。”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最后，就开了个支部会议纠正了。好了，这下我再放手管厂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固原地委让我回到地委农办当主任。有人给我说：“让你过来当组织部长，造反派都不同意，不给你投票，说你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你到底咋回事？”我说：“我把他们骂了，那些人都是墙头草，‘左’起来够‘左’, ‘文化大革命’就开始整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批斗马玉槐，还把我抓了去陪斗。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贴我的大字报，斗得马玉槐眼睛都凸出来了，眼睛不行了，看着让人揪心。我给马玉槐说：“你赶快走，都这样了，他们还想干什么？赶快去看病。”在我的支持下，他第二天就走了，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病了。后来我想，“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也不在这些造反派身上，这是中央发动的，不能怪他们，但是他们的有些做法实在不能原谅，打砸抢，把人抓住往死里打，这能行吗？斗了我三年，还称我是“复辟派”“还乡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在固原农办工作了一年，后又任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一直工作到1989年，自治区党委把我派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学习期间又被任为自治区纪委副书记。纪委工作了不到两年，又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当部长。

我这个人对党忠心耿耿，坚持原则，正派干事，踏实工作，无论到哪里工作都不辜负党的培养。到组织部工作后，我是一直坚持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为此也得罪过一些人，但是我相信邪不压正，仍然坚持秉公办事，没有在干部任免上搞过任人唯亲那一套。后来，上级安排我在人大当了三年民族委员会主任，之后我又到自治区纪委工作，任纪委书记。

在纪委工作期间，我办案子的第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第二条就是抓主要问题，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查。纪委查案子的同志，一律在案卷材料上签字，将来这个案子一旦出了问题，就看是事实上出了问题还是决策上出了问题。事实上出了问题，谁查的谁负责，决策上出了问题我负责。因此，我查了些案子，都没有问题。有些人也不服气向中央告状，我说我们是按照党纪国法办事，你申诉是你的权利，如果我错了，我当面向你赔情道歉。后来，我又任自治区人大副主任，一直到离休。

为党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踏踏实实，对人诚恳，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到银川工作以后，我就没到银川的饭馆吃过饭。到基层去，我都事先打招呼，不让搞接待。万一回不来，吃饭不让上烟酒和饮料。我到西海固去，有事找干部谈，没事我就不打招呼。有人说我摆谱，说你该吃就吃。我说，党的纪律不敢违反，共产党员要按照党的规矩办事。有一次，我去石嘴山市检查工作，在食堂排队买烩面吃时，结果被他们发现了，非要请我吃饭。我说：“你们不要请我，大家中午都能吃，我也吃这个。”在泾源县工作期间，当地老百姓生活很苦，我到下面去老百姓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从没搞过特殊。

我常常想，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地位高了就忘了大家，工作是大家干的，要关心大家，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我是一直这样做的。退休后，我开始骑着自行车钓鱼，自治区人大的干部碰见说：“马主任，你放着小车不坐，骑车子干什么？”我说：“那个车不是我的钓鱼车，我不能坐。”我是1996年退职的，2003年办的手续，组织上派人找我谈话问我：“你还有什么条件？”我说按政策办，我没啥要求。我这个人过去是受过苦的，现在很知足了，条件很好了，还能有什么不满的？退休后，有些人和单位叫我去当顾问，还说要给我报酬，我坚决不干。党给我的报酬够多了，我退了就退了，不干事在那里挂个职务总是不合适。你挂上，实际的事情他们在干，又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我是坚决不干，把自己管好就行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报纸要看，国家大事还要关心，党的声音还要听到，还要按照党的规矩办事。每年党委、政府派人来慰问，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现在对我们这些人够关心了，没意见。

我从一个放牛娃干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就是一直靠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指导我工作的。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不能干影响党的形象的事情，不能干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任何时候都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现在退休了，只是职务上退了，党性没有退，关心人民群众这个思想也没有退。再难的事情，只要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我公开办，坚决办到底，有干扰时绝不让步。这是属于我的权力范围内的事情。不属于我权力范围内的，我该讲的必须讲，该说的必须说到。

现在我已81岁了，能多活一天，就要为党、为人民多奉献一天。

口述：马启新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志

整理：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