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党话 跟党走

王杰 汉族，1922年出生，陕西省高陵县人。中共党员。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8年7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39年4月至12月，在延安中共中央组训班学习并负责文件收发工作。1939年至1953年，先后在中财部收发科、陕甘宁边区银行中财部、关中银行新政县交换所、中国人民银行原宁夏省分行和吴忠支行工作。1954年至1984年，先后在宁夏省委政策研究室、纪委和惠农县、石嘴山市工作，历任副部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副市长、市政协主席等职务，主管过农业生产、政法、军事、民兵、人防、民政、统战、民族、宗教工作。1984年12月离休。

我是陕西高陵人，生于1922年，从小就经历了悲惨的家庭遭遇和艰苦的生活磨难。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死得很早，留下祖母和母亲一老一小两个寡妇守着我一个孤儿。7岁那年，我在私塾念了半年的“人之初，性本善”后，就跟着母亲到处要饭吃。我一生学会的头一个本领就是讨饭。此外，还学会砍柴、卖柴。小时候就这么过来的。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国仇家恨，生活所迫。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省城西安的学生经常下乡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民主。这时，住在我家斜对面的王玉成叔叔在西安二中读书，他常常带回报纸和宣传单给我阅读，并给我讲共产党一心为劳苦大众、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理。在我们村子还进驻过红军儿童团的一个连队，他们在村里住的时间虽说不长，但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影响很深。我看到他们一个个心情欢畅，每人扛一个小马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歌，感觉神气极了。尤其让我特别惊奇的是小娃娃也能当红军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我当时一心想要参加红军，就问王玉成叔叔同意不同意。他说“：你先念书，年纪还小，长大以后再说。”我非常信任他，因为在我心目中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为人正直，看的都是进步的革命书刊。寒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和他在一起，他也给我看一些进步的书刊，并和我谈一些书的中心思想和重点内容，引导我领会其精神实质，还常给我讲一些国内外革命史事，对我政治思想的成熟和进步帮助很大。

1937年，我15岁了，继续在本村小学读书。“七七事变”爆发后，很多抗战救亡团体和革命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我在王玉成叔叔的直接领导下，与十多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先后组织了抗战后援支会、民先队和西青救区团队，我任组织干事，组织同学们在农村募捐3100多斤棉花，由王玉成叔叔把一部分送交县城抗战后援会，一部分卖钱帮学校订了《老百姓报》和《工商日报》等报刊。我们还组织了农民夜校，给不识字的青年农民讲解《农民夜校读本》和《老百姓报》，每晚都有三四十人听讲学习。

从1938年1月开始，我就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7月，在王玉成叔叔的帮助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经组织介绍，我到陕西省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了三个月。之后，又回到家乡和王玉成等同志继续搞民先、青救工作。

1939年，我离开家乡来到延安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在延安，我没有和家里通过信，也不敢通信。可是，我的舅父母在延安街上碰到了我，舅父把我抱住，要把我往回家里拉，还不停地说：“好东西，你跑了多年寻不上。”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你别忙，我回去容易，可是丢了命怎么办？我干的事情你大概也知道吧，我现在是共产党员了，别看我是个娃娃，可我是个老党员了。”因为我做的是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的，与我的同事在半路上见了面也要装作不认识，谁都不能跟谁说。我的名字也是一出门就改了，在去延安的路上用的是王光华，在延安用的是王亚民。

我在延安待了三年，这三年的生活非常锻炼人、教育人。1938年，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39年，在延安中共中央组训班学习，班主任是冯武斌，教导主任是黄璜，他们对我的教育、影响都非常大。像我这样一个野孩子、野娃娃，如果不是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哪里能有我的今天？

从1939年5月至1953年，组织上先后安排我在中财部收发科、陕甘宁边区银行中财部、关中银行新政县交换所、中国人民银行原宁夏省分行和吴忠支行工作，这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和钱打交道的。刚开始工作，我觉得很可笑，因为我一辈子最恨的是钱、最讨厌的也是钱。当时，考验干部都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入手，从人生观、世界观、金钱观上着眼进行考验。很多次，我找领导要求不在银行工作，我说我管不了钱，但是领导通过很多事情认为我干得很好，他们说：“除了你自己觉得干得不好，我们都觉得你干得很好！”在中财部工作期间，我做了很多工作，换了好几个部门，还当过秘书处的生产队长。当时，我十八九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我们自己种田，自给自足。那个时候的生活很艰苦，物质生活条件几乎没有，点的是煤油灯，每位同志每天都是黑鼻子，但我们最不缺的就是高尚的理想信念，人的精神很充实，这使我们的艰苦生活充满了乐趣。这也是我一生最高兴、最幸福的年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做的，真正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从1954年开始，组织上先后安排我到宁夏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纪委、惠农县、石嘴山市工作，历任副部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副市长、市政协主席等职务，主管过农业生产、政法、军事、民兵、人防、民政、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等，干过很多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县级领导干部工作条件很差，没有专车。到基层办事，有时候一天要步行八九十里，但是那个时候干工作满腔热情，从来不觉得累。从工厂到农村，我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生产一线的实情，增进了和群众的感情，也增强了我热爱宁夏、扎根宁夏、建设宁夏的决心和勇气。我的大半辈子是在宁夏度过的，所以我对宁夏有着深厚的感情。在石嘴山市委、市政府任领导期间，我兢兢业业，对自己的主管工作丝毫不马虎。我的态度就是：这是党交给我的工作，我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好，为党分忧，绝不能掉以轻心，让党担心。在这期间，我参加过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也在一次次的革命斗争和洗礼中日渐理性和成熟，而我的党性也在一次次的斗争和洗礼中更加坚定。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中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而言，走一些弯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

1984年12月，我因身体多病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离职休养。党组织时刻关心着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我处处、事事感受到党的关心和温暖。

回顾我这一生，从小生活在那样一个家庭，从一个野娃娃成长为一名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是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我一辈子严格恪守清白做人、廉洁做官、踏实做事的原则，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做到了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

口述：王杰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志

整理：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