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郝廷藻 回族，1932年出生，宁夏贺兰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11月至1961年12月历任贺兰县三区六乡村长、乡文书，贺兰县一区宣传干事，贺兰县委宣传部干事、组织部组织员，贺兰县四区和一区区委书记，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水电局局长、农林水牧部部长。1962年1月至1968年10月，任自治区党委农办、农业厅干事。1968年11月，下放到自治区“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任自治区党校和“五七”干校政治处副处长。1978年11月至1981年3月，任贺兰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1981年4月，任银川市副市长兼贺兰县委书记。1982年9月至1983年1月，任银川市专职副市长。1983年2月至1988年6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1990年4月以后，任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1998年退休。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代表。在2008年12月5日的“全国中华慈善大会”上被评为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亲切接见。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的重要历史任务，也是每个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每个党员都是党的一分子，都要坚定不移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如果缺乏理想信念，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如果忘记奋斗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正是由于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并非易事，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我的人生经历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1932年2月，我出生在宁夏贺兰县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我全家八口人，种了十亩薄田，缴纳完各种苛捐杂税，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不得不靠借债和打工勉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我上小学时，连课本和作业纸张、文具都买不起，只能在校园的土地上练习写字。我靠自己的刻苦学习，在1944年小学毕业时取得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并以第十七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宁夏师范学校。但因交不起学费，又到银川八里桥宁夏职业学校就读，上的是半工半读的纺织科。可以想象，在那个不平等的社会，贫苦家庭的孩子哪有选择自己理想和道路的权利，即使你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法去上好一点儿的学校。到了1947年夏天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宁夏反动政府到处抓兵。尽管我两个哥哥被抓兵致残回家，我这个年仅15岁的娃娃，也没有逃过当兵的噩运，伪乡政府派人到学校强行把我抓去唱戏，由于条件不合格，又把我塞到连队里当普通兵。当兵的日子受的是非人待遇，从早到晚训练、值勤、劳动，受苦没个完，还经常遭受长官痛打。穿的是破烂军服，吃的是发霉的粮食，饭菜哪有油水，常常饿得发昏。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苦难生活就当了逃兵，被抓回来就枪毙。我在当兵两年多的时间中就参加过四五次枪毙逃兵的示众刑场，那种惨状让我一生难忘。1949年9月初，解放军进军宁夏，伪军四处溃散，压在人民头上的那座大山终于被推倒了，我在战乱中逃了回来和家人团聚，从此过上了和平安详的日子。这一切使我深刻认识到，推翻黑暗的旧社会，建立光明的新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就像黑暗中汪洋大海里的灯塔一样，指引我开始了新的一生。

1949年9月23日，解放军进驻银川，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人民群众欢天喜地，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日子开始了。我二哥被选为村长，因他是我家的主要劳动力，顾不上干村长的工作。我看到解放了，自由欢乐啥都好，总想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增长见识，我就出来当了村长。村上的人看我年龄虽小但聪明实在，大家都很认可。这就使我有机会接触党的干部，接受新鲜事物和党的思想教育。现实教育我，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共产党热爱老百姓，关心老百姓，一切为了老百姓，而国民党则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欺压残害老百姓。从此我坚信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积极学习党的政策，学习党的干部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每次开会我都认真聆听上级领导的讲话。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认真做好工作、完成任务，热情很高。区乡领导看我进步很快，都喜欢我。

1949年11月我17岁时，当了乡文书，那时的乡文书已经是脱产干部了，与小学教员一样，每月享受一石黄米的待遇。回想起刚解放时，百废待兴，我家还比较穷，一般每天吃的是黄米粥和调和饭，有时也吃点黄米干饭，过的是低标准的日子。当父母亲看到我第一次领回一个月的一石黄米时，高兴地说：“我的娃娃挣薪水了，我们家能吃上饱肚子了！”我父母亲那种激动的心情，令我一生难以忘怀。当乡文书是我一生新的起点，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但我毕竟是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人，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我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还有旧社会的烙印。当时的思想是参加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一官半职，那时就是这种肤浅的光宗耀祖的庸俗观念。如果说自己一参加工作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那也不实事求是，但跟着共产党走这条信念是坚定的。由于我刻苦学习，积极工作，服从领导，听从指挥，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区上开会能帮助乡领导把工作汇报清楚，还有一定的文化能够写点材料，因而受到区上领导的赏识。1950年8月，我被组织调到贺兰县一区当宣传干事，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1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调到县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同年下半年又调到县委组织部当副科级组织员。我到县上以后的这一段，接触的老同志老领导比较多，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我的进步和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从此，我才逐渐认识到参加革命工作，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开始真正树立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1953年秋天，21岁的我被提拔到贺兰县四区任区委书记，后又调任一区区委书记。1955年5月，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1956年上半年，组织上任命我为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56年至1958年，组织上派我到甘肃省中级党校学习两年。通过这两年的正规理论学习，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各方面的知识也得到了丰富。我真正认识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的人生指南，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1956年以前我们党内生活还比较正常，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那时我好像很有胆略，谋事很少顾虑，工作敢想、敢说、敢干。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1956年夏，我带着一些问题到贺兰县丰登乡的西湖高级农业社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社员们对集体生产不大适应，积极性不高。大家都感到农业社搞得太死了，要求搞活一点儿，他们要求农业社搞小包工生产责任制，社员多开点小片荒、多养一些家禽家畜，“五匠”（泥匠、木匠、漆匠、船匠和铜匠）可以耍手艺挣钱，自留地和集体地不能光种粮食，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农业社可以开作坊增加收入，等等。我听了社员的反映，认为他们的意见都很符合实际，是有道理的。因此，我把社员的要求作为我个人的建议，向县委写了个报告。没想到就因为这个报告，给我带来了政治灾祸。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我成了贺兰县的典型，被打成“右派”。当时我实在想不通，我出生于贫苦家庭，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干部，党和组织对我这样信任和重视，我对党感恩不尽，只想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实现入党时的誓言，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我一直没做过检讨。最后，他们认为我“错误性质严重，态度顽固”，把我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让我进行劳动教养。那时贺兰县归甘肃省领导，其他右派都报到甘肃省委批了，唯独我因“问题严重”，批斗的时间较长，迟报了一段时间。1958年春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我的问题报到宁夏工委审批。宁夏工委认为我比较年轻（当时26岁），又是一个回族干部，从宽处理，定为中右分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县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职务。按照中央规定，中右分子属党内右派，是控制使用的干部，不准提拔，不准看党内文件，不准听重要报告。从此我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自己人生中美好的时光就在这样的不正常中度过了。

自从把我打成右派以后，领导对我的看法完全就不一样了，我处处事事受到冷落。1958年秋各地开展新民歌活动，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大写诗歌，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到处写诗写歌张贴在大街上以示宣传。我哪里有这个水平，但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大家都在写，我是个右派，更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我也写了几首打油诗，其中一首是：“相信神鬼不中用，听天由命饿死人。依靠劳动紧跟党，丰衣足食好光景。”我的诗和大家的诗都贴在大街上，别人都有名有姓，因我是右派，写的诗不准署名。后来我写的两首诗被选登在《宁夏日报》上，又因我是右派也没署我的名。自打成右派后，我不能在党委部门工作了，开始把我下放到西湖大队边工作边劳动一年，后来把我调到贺兰县政府办公室当主任，因政府办公室也是重要部门，于是又把我调到县水电局做临时负责人。后来农口成立了一个农林水牧部，又叫我在那里当部长。那时自治区党委在贺兰县的试点比较多，我参加的也比较多，自治区党委农办的领导在试点中看我有些工作能力，于1961年12月把我调到自治区党委农村办公室工作。不久中央通知要清理要害部门，又把我从区党委调到农业厅工作。由于自治区党委农办领导对我比较了解，自治区党委有些调查研究也抽我去参加。1962年夏，自治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一位领导和自治区党委农办的一位领导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宁南山区搞调查研究，我也被抽去参加了这个调研组。当时率领我们工作组的自治区党委领导宣布，要广开言路，实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我当时听了以后，感到过去的那种画框框、定调调的调查研究完全是形式主义，这次区党委领导宣布的这“三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因此，我就按领导讲的“三不”要求，作了认真搞好这次调查研究的思想准备。那次我们下去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去的地方比较多，有些边远贫困的地方山大沟深，车进不去，我们自带工具修路。我亲眼看到南部山区不少地方穷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我的家乡是一个纯回民地区，是川区有名的穷地方，但我看到固原山区比我家乡的解放前还要穷。造成这个地方如此贫穷落后是有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个政策问题。在调查中干部群众主要是要求包产到户和吃饱肚子。根据这里极度贫穷落后的实际，我当时考虑应当从政策上给予照顾，才能有利于休养生息，有利于山区的发展。因此，我如实地向区党委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建议在南部山区实行包产到户、免征免购和采取有利于发展山区生产的特殊政策。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抓阶级斗争，我因为这个报告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炮打司令部（打倒区党委、政府），砸烂公、检、法，我因参与保护区党委的行动被打为“保皇派”，加上我还有其他所谓的“错误”言论，又是“右派分子”，当1968年10月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时，我就首当其冲了。在“五七”干校期间，我对这些年来脑子里存在的疑团进行了深思。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党一贯教导我们一切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反对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但这些年来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以及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与我们党的教导格格不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临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不认真对待。在当时那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对看到的那些问题，既不能公开反对，又不愿违心屈从，只好保持沉默，不说为佳。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我在“五七”干校的十年当中，一直坚持这个唯物主义的信念，并且在坚持中企盼这一天能够到来。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拨开乌云见了太阳，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左”的错误，重新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从此开始走上正确道路。过去对我的错误处理也得到彻底的平反，开始了新的工作。

1978年年底，我调到贺兰县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当时全党全国都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也是实现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大好时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要素中人是最积极、最活跃、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其实，我们做领导工作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真正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领导工作才能到位。我到贺兰县以后，首先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从贺兰县的实际出发，找准影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突出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和我过去的一些实践，感到制约贺兰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两条：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着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历次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太多，有2000多件，涉及机关、城市和农村，影响面很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挫伤干部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贺兰县委决定，必须在全县“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平反冤假错案”，必须把这两件大事抓好抓到底。在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上，贺兰县委研究了全国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感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难度较大，政治风险和领导责任也大，但广大农民欢迎这种形式。当时包产到户只是在安徽凤阳搞了，但包干到户在全国还没有成熟的先例。我们认为，包干到户虽然政治风险和领导责任更大，但比较彻底，一步到位，比包产到户效果还要好，我们就选择了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叫“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具体地说，把土地承包给各户，除了上缴国家税收，留给集体费用，其余都归农民自己所得，这种形式最受广大农民欢迎。贺兰县当时面临一些复杂的情况，十分艰难。县委一班人团结一致，冲破一切阻力，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下决心在全县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争议也非常大。当时中央规定，只准落实“文化大革命”中的错案，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如何处理并未涉及，实际上全区都没有动。我们贺兰县委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贺兰县历次运动中，自治区党委在这里试点比较多，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比较多，是“重灾区”，实际“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比较少，大量的都是在历次运动当中形成的。因此，我们从贺兰县的实际出发，对历次运动以来包括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以来，只要是搞错了的，坚决彻底地进行平反。当时，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我们这样做不同意，并上报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各地、市、县法院，通报贺兰县平反冤假错案时右了、错了。我们随即向自治区党委报告，陈述了我们平反冤假错案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通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我们要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承认错误，撤回通报。尽管压力在身，但并没有动摇我们的决心，对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以来历次运动中形成的冤假错案，都坚决彻底地进行了平反。贺兰县办的以上两件大事，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他们工作、劳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

1981年8月至1982年8月，我参加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部学习，担任第二党支部第二学习小组组长。经过一年的学习，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从来自中央机关和各省、区、市的学员身上学到了不少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使我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我们这个班中央很重视，胡耀邦同志很关心。1982年7月，耀邦同志在准备党的十二大的百忙中，抽出时间分两批让我们142名学员到他的办公处座谈，我是第二批。在一生难得的机会中见到了耀邦同志，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高兴。耀邦同志手里拿着花名册问了其他一些同志后，接着问了我一些农村形势等情况，我都如实地作了回答。他听到农村形势不错，语重心长地说：“那就很好。”接着他又问：“农村现在的潜力怎么样？”我回答说：“现在农村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发展前景是很广的。”耀邦同志继续问：“怎么能把农村潜力挖出来，把它用好，把农村发展得更快？”我回答说：“要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政策放宽到什么程度，潜力就能挖到什么程度。”耀邦同志问：“你回去怎么办？”我说：“回去后要把中央的精神和学习的理论与地方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解放思想，一靠改革，二靠政策，三靠科技，四靠决心，努力把工作做好。”我当时理解，耀邦同志提出挖掘潜力的问题是有所指的，是针对存在“左”的思想讲的。也就是说，只有大胆地解放思想，进一步清理“左”的错误，才能真正地把潜力挖掘出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也是实现理想信念的一个重要问题。

1982年8月，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9月，我离开贺兰县到银川市任专职副市长，我分管的工作中农业是重点。根据耀邦同志继续挖掘农村潜力的指示，联系银川市的实际，我注意了研究和解决进一步挖掘农村潜力的问题。我发现市委和政府有个文件规定，郊区蔬菜队不准搞包干到户责任制，我深入基层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大家认为这个文件精神限制得比较死，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蔬菜生产。经我建议，市委、政府同意在郊区蔬菜队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农民种植蔬菜的积极性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蔬菜温棚迅速增加，蔬菜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市场活跃，群众高兴，效果很好。银川市在黄河边有一个牧场，每年投入100多万元没什么效益，主要是机制不活造成的。我向市委、市政府建议并经批准，实行了包干到户，干部职工非常满意，一年当中这个牧场面貌大变，卸掉了市委、市政府一个包袱。

1983年2月，我到自治区党委担任常务副书记，多次到南部山区调查研究，根据南部山区的实际，写了一篇南部山区如何治穷致富的文章，发表在1985年9月27日的《宁夏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南部山区种粮食不是优势，应当种草种树，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具有山区特色的农业经济。当时引起了自治区党委内部的争议，在常委生活会上批评我的主张是错误的。中组部发现后派工作组下来做了调查，肯定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

1990年4月，我任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1998年退休。退休后怎么办？当时我想，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不能退，要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我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一是维护中央，在政治上坚决与中央保持一致；二是支持地方，认真宣传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政策；三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的事情，帮助党委和政府拾遗补缺。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退休以来，我每年都思考一些问题，写一些文章，在有关报纸杂志上发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伟大成就。还研究了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问题，并向党委、政府写报告，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我还参加了自治区党委组织的“三讲”教育等工作组、巡视组，按照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就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进行检查指导，自治区党委和所在单位都很满意。我对慈善事业比较关心和热心，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2005年，我倡导并帮助企业家陈逢干先生创办了“宁夏陈逢干大学生助学基金会”，我担任执行会长，当时这是由陈逢干个人出资的宁夏第一家非公募性的社会组织。截止到2011年，基金会共资助考上大学而上不起大学的困难学生6000多人，资助金额达2220万元，在全区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2008年12月5日，我参加了全国“中华慈善大会”，被评为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受到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亲切接见。这些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宁夏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报道过，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好评。

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各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一代接一代地奋斗下去。每一代人的无私奉献所凝聚的巨大能量都会成为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我们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当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把最宝贵的东西留给他们，帮助他们健康发展。结合我的人生经验，对广大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党员提出几点希望。

一是要始终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忠于伟大的祖国，忠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根本，必须一生兢兢业业地培植这个根本，使其在心灵的沃土中长青不衰，才能坚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是坚持不懈地学习革命理论、政策法律和科学知识，汲取一切有利于事业发展的营养，不断开阔眼界，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动力，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念，离开了这个核心，一切发展将会失去目标，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以人为本，就要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权利与责任等关系，以奉献为荣，以攫取为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受群众尊敬的人，让历史记住的人。

四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有党性、有勇气，公道正派，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顶风冒雨，不做违背心愿的事情。

五是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而言，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既是党性的要求，也是其理想信念的晴雨表。特别要坚决防止一切腐败病菌侵入党的肌体，损害党的事业，影响党的形象。

六是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理想信念不是空的，是通过具体的工作任务来实现的，坚持理想信念其中就要求做好本职工作。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谈得上为理想信念奋斗，为事业献身，为人生添彩。

口述：郝廷藻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志 田玲娟

整理：田玲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