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100），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
（1）行书的起源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其一，据张怀《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其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出现的时间大约同八分楷法差不多，而其形式也和八分楷法及以后的正书非常接近。这相当于从隶书中变出（章）草书——由“正体字”中派生出别支来。桓灵朝的“正体字”除了隶书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们又认为行书就是“八分楷法”的别支。其实它也是同其他书体一样最初的创始还是一般的群众书写者，只要把八分书写得同其他书法流走一些而去其隶体波势，就变成行书了，在汉末一般出土的简书中我们是可以随处看到的。在汉末，行书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
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
（2）行书的书写特点
行书是介于真草间的一种书体。写得比较放纵流动，近于草书的称行草；写得比较端正平稳，近于楷书的称行楷。
在书写过程中，笔毫的使转，在点画的各种形态上都表现得较为明显，这种笔毫的运动往往在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留下了相互牵连，细若游丝的痕迹，这就是牵丝。
行书是楷书的快写，是楷书的流动。经过对几组楷书与行书个字的分析，发现楷书与行书书写时，点画的写法，用笔需遵循的准则，如中锋，铺毫，逆入平出，提按起主，藏锋等都是一致的，只是行书书写时比较舒展，流动。
（3）行书的结构特点
大小相兼。就是每个字呈现大小不同，存在着一个字的笔与笔相连，字与字之间的连带，既有实连，也有意连，有断有连，顾盼呼应。
收放结合。一般是线条短的为收，线条长的为放；回锋为收，侧锋为放；多数是左收右放，上收下放，但也可以互相转换，不排除左放右收，上放下收。
疏密得体。一般是上密下疏，左密右疏，内密外疏。中宫紧结，凡是框进去的留白越小越好，划圈的笔画留白也是越小越好。布局上字距紧压，行距拉开，跌扑纵跃，苍劲多姿。
浓淡相融。行书书写应轻松、活泼、迅捷，掌握好疾与迟、动与静的结合。墨色安排上应首字为浓，末字为枯。线条长细短粗，轻重适宜，浓淡相间。
（4）行书的创作要求
首先要懂得鉴赏或创作的要求。一件好的书法作品有三条标准，即理法通达、笔力遒劲、姿态优美。古人云：“寓新意于传统，寄妙理欧阳询行书于法度。”“神韵为上，形质次之。”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力求达到线条美、结体美、章法美、墨色美，神韵为上。
其次要认认真真临摹，学会正确用笔，又要敢于突破。临摹要选好名贤妙迹，从读临碑帖中体验古人的心律、节奏、气韵。得之于心，施之于手。主帖要反复读、临，主要是解决笔法、用笔、结体问题。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要发展。从“走进去”再“走出来”，从形似到神似，形成鲜明的个人风貌。所谓“采百家花，酿自家蜜”。
再次，在创作前要充分酝酿。借鉴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题材、体裁和表现方法等创作构思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对每个字的结体要认真考虑，尽量不出现类同的字或笔画；对章法要精心安排，可以事先打好小样，但在书写时思绪又不能受其束缚；运笔要讲究节奏、力度，前人所谓的“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说的就是用笔方法的具体体现。
（5）行书的代表作
行书代表作中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而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则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畅达而腴润。还有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康里，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何绍基等，都擅长行书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
王羲之
王羲之（约321～379年），字逸少，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他出身士族，初任秘书郎，后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爱慕他的才能，几次召他担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做。朝廷又授他为护军将军，他仍推辞不做，经过别人劝说，才答应入仕了。他最后做到有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后因和一个叫王述的大官不和，就辞去官职。以后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58岁时病亡。
兰亭集序
王羲之从小爱好写字，曾跟从有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学书法。卫夫人名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后来，他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锺繇，吸取魏晋诸家书法的长处，创立了独特的风格。他写的楷书，进一步摆脱隶书的形迹，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行书和草书，也非常艳美。人们称赞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阁”。
王羲之写字，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他笔力遒健，出神入化，有力透纸背之功。相传，有一次他去看朋友，不巧主人不在家，他就在茶几上写了几个字。后来主人回来后，竟然水洗不净。他在木板上写的字，木工拿去雕刻，发现木板三分深的地方仍有墨计，因此人们称他的功夫能“入木三分”。据说，在他久居的绍兴兰亭边有一个池子，由于他终年勤奋不辕地练字，使满满一池清水变成了墨池。
当时，人们十分喜爱他的字，把他的字当作珍宝。相传，山阴有个道士，想要王羲之写一本《道德经》，但王羲之不肯轻易为人写经。这位道士听说王羲之爱鹅，就特地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知道后，真的跑去看了。他很爱这群鹅，要道士卖给他。道士说：“只要帮我写一部《道德经》，就把鹅全部送给你。”王羲之马上给道士抄写好，高高兴兴地把这群鹅带回去了。这就是后人称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
王羲之在书法方面，备精诸体，尤其擅长正书和行书。他的书迹刻本很多，散见于宋以来所刻丛帖中。行书保存在唐怀仁集书《圣教序》内最多。草书有《十七帖》等。真迹没有留存下来，唯有唐人双钩廓填的行书《奉橘》、《丧乱》、《姨母》、《孔侍中》及草书《初月》等帖。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影响非常大。
王羲之教子极严，一丝不苟，使他的儿子王献之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并被人们称为“小圣”。相传，王羲之曾教导儿子，“你能把院子里这18缸水都写完，字才能练出骨架子。”有一次，献之拿着自己写的字让他指点，他看到其中有一个“大”字架子上紧下松，便随手在上面加了一点，变成“太”字。随后，献之又拿着字让母亲看。书法造诣很深的王夫人看完后摇摇头说，“我儿写这两干字，只这一点像羲之。”献之仔细一看，原来正是父亲加的那一点。从此，他更加刻苦练习，终于功成名就。
王羲之的诗文也写得相当出色。他在会稽郡做官时，曾和一些有名的文人在山阴的兰亭举行宴会。当时，大家作了很多诗，他写了一篇有名的诗序《兰亭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