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飐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飐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飐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继芳巡按浙江，有伪为其书抵绍徽、国缙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福清谓叶向高，耀州谓王国、王图，富平即丕扬也。国时巡抚保定，图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与丕扬皆秦人，故曰“秦脉”。盖小人设为挑激语，以害继芳辈，而其书乃达之丕扬所。丕扬不为意。会御史金明时居官不职，虑京察见斥，先上疏力攻图，并诋御史史记事、徐缙芳，谓为图心腹。及图、缙芳疏辩，明时再劾之，因及继芳伪书事。国缙疑书出缙芳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因目为“五鬼”；五人皆选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
及明年三月，大计京官。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领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光京、协理御史乔允升佐之。
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宾尹、天飐、国缙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绍徽、应甲于外。群情翕服，而诸不得志者深衔之。当计典之初举也，兆京谓明时将出疏要挟，以激丕扬。丕扬果怒，先期止明时过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议罪，而明时辩疏复犯御讳。帝怒，褫其职。其党大哗。谓明时未尝要挟兆京，只以劾图一疏实之，为图报复。
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扬，为宾尹、大化、国缙、绍徽、应甲、嘉言辨。时部院察疏犹未下，丕扬奏趣之，因发聚奎前知绩溪、吴江时贪虐状。帝方向丕扬，亦褫聚奎职。由是党人益愤，谓丕扬果以伪书故斥绍徽、国缙，且二人与应甲尝攻三才、元翰，故代为修隙，议论汹汹。弘纲闻而畏之。累请发察疏，亦若以丕扬为过当者。党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扬。礼部主事丁元荐甫入朝，虑察疏终寝，抗章责弘纲，因尽发昆、宣党构谋状。于是一桂、继芳、永春、光魁、宗文争击元荐，为明时等讼冤。赖向高调获，至五月察疏乃下。给事中彭惟成、南京给事中高节，御史王万祚、曾成易犹攻讦不已。丕扬以人言纷至，亦屡疏求去，优诏勉留。先是，杨时乔掌察，斥科道钱梦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扬亦奏黜之，群情益快。
丕场以白首趋朝，非荐贤无以报国。先后推毂林居耆硕，若沈鲤、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冯从吾、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庞时雍、姜士昌、范涞、欧阳东凤辈。帝雅意不用旧人，悉寝不报。丕扬又请起故御史钱一本等十三人，故给事中钟羽正等十五人，亦报罢。丕扬齿虽迈，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扬乞去不已，疏复二十余上。既不得请，则于明年二月拜疏径归。向高闻之，急言于上。诏令乘传，且敕所司存问。既而丕扬疏谢，因陈时政四事，帝复优诏报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赠太保。天启初，追谥恭介。
蔡国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乡人严嵩当国，欲罗致门下。
国珍不应，乞就南，为刑部主事。盗七十余人久系，谳得其情，减释过半。就改吏部，进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以侍养归。遭母丧。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张居正既卒，朝议大起废籍。万历十一年，仍以故官莅福建。迁湖广右参政，分守辰沅。洞蛮乱，将吏议剿，国珍檄谕之，遂定。历浙江左布政使，以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召为左副都御史，历吏部左、右侍郎，与尚书孙鑨、陈有年综核铨政。擢南京吏部尚书。
二十四年闰八月，孙丕扬去国，帝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阁臣及言官数为言，明年二月，始命国珍为吏部尚书。三殿灾，率诸臣请修省。旋有诏起废。国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术光明者，文选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录、过无可弃者，给事中乔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诖误、衅非己作者，给事中耿随龙等三十六人，并请录用。竟报寝。明年三月，倡廷臣诣文华门请举皇长子册立、冠婚，言必得请方退。帝遣中官谕曰：“此大典，稍需时耳，何相挟若是！”乃顿首出。给事中戴士衡劾文选郎白所知赃私，国珍为辨，且求罢。帝不听，除所知名。御史况上进因谕国珍八罪。帝察其诬，不问。国珍遂称疾，累疏乞休。先是，丕扬坐忤张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为助，以国珍乡人，汲引甚力。
及秉铨，一守成宪，不为位用。位恶之，国珍乃怀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贬黜诸郎二十二人。国珍求去益力，许乘传归。
初，杨巍为吏部，与内阁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陆光祖力与阁抗，权虽归部，身不容，故自纁至国珍卒未浃岁去，惟丕扬阅二年。时咸议阁臣怯，而惜纟熏等用未竟也。国珍素以学行称，风力不及孙鑨、陈有年，而清操似之，均为时望所属。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恭靖。杨时乔，字宜迁，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工部主事。榷税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输之有司，无所预。隆庆元年冬，上时政要务，言：“几之当慎者三，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弊之最重者九：曰治体怠弛，曰法令数易，曰赏罚无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滥，曰庄田扰民，曰习俗侈靡，曰士气卑弱，曰议论虚浮。势之偏重者三：宦寺难制也，宗禄难继也，边备难振也。”疏入，帝褒纳，中外传诵焉。
擢礼部员外郎，迁南京尚宝丞。万历初，以养亲去。服除，起南京太仆丞，复迁尚宝。移疾归。时乔雅无意荣进，再起再告。阅十七年始荐起尚宝卿，四迁南京太常卿。疏请议建文帝谥，祠礼死节诸臣。就迁通政使。秩满，连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时李戴已致仕，时乔至即署部事。绝请谒，谢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门。及大计京朝官，首辅沈一贯欲庇其所私，惮时乔方正，将令兵部尚书萧大亨主之，次辅沈鲤不可而止。时乔乃与都御史温纯力锄政府私人。若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于永清辈，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给事中钟兆斗于外。一贯大愠，密言于帝，留察疏不下。梦皋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谓主察者为正域驱除。帝意果动，特留梦皋；已，尽留科道之被察者，而严旨责时乔等报复。时乔等惶恐奏辨，请罢斥，帝不问。梦皋既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纯，并侵时乔。时乔求去。已而员外郎贺灿然请斥被察科道，亦诋纯挟权斗捷，顾独称时乔。又言：“陛下睿断躬操，非阁臣所能窃弄”，意盖为一贯解。
时乔以与纯共事，复疏请贬黜，不报。及纯去，梦皋、兆斗亦引归。帝复降旨谯让，谓“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诬诋辅臣”。因责诸臣朋比，令时乔策励供职，而尽斥灿然及刘元珍、庞时雍辈。时乔叹曰：“主察者逐，争察者亦窜矣，尚可靦颜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请。时中外缺官多不补，而群臣省亲养病给假，及建言诖误被谴者，充满林下，率不获召。时乔乃备列三百余人，三疏请录用。三十四年，皇长孙生，有诏起废，时乔复列上迁谪邹元标等九十六人，削籍范俊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
明年，大计外吏。时乔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数日，帝忽命户部尚书赵世卿代时乔，遂中辍；盖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误发之也。辅臣朱赓谓非体，立言于帝。帝亦觉其误，即日收还。时乔坚辞不肯任，吏科陈治则劾其怨怼无人臣礼。
有旨诘责，时乔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栋卒，其子明辅请袭。时乔以外戚不当传世，固争之，弗听。时一贯已罢，言路争击其党。而李廷机者，一贯教习门生也，阁臣阙，众多推之；惟给事中曹于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持不可。时乔卒从众议。
未几，又推黄汝良、全天叙为侍郎，诸攻一贯者益不悦。给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时乔。时乔疏辨，力求罢。
当是时，帝委时乔铨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独理部事，铨叙平允。然堂陛扞格，旷官废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议论方嚣，动见掣肘。时乔官位未崇，又自温纯去，久不置都御史，益无以镇厌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纪纲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时乔亦多委蛇，议者谅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铨凡五年。最后起故尚书孙丕扬。未至，而时乔已卒。箧余一敝裘，同列赙襚以殓。诏赠吏部尚书，谥端洁。
时乔受业永丰吕怀，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学，初不溷于儒。乃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望敕所司明禁，用彰风教。”诏从其言。
赞曰：古者冢宰统百官，均四海，即宰相之任也。后代政柄始分，至明中叶，旁挠者众矣。严清诸人，清公素履，秉正无亏，彼岂以进退得失动其心哉。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