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吾自少至长，游行里巷，每见妇女之事，念妇女之苦，恻然痛心，惄焉不安。甚不解偶现男身，则自私至至此，虽有至亲之令妻、寿母、姑姊妹、女子子，抑之若是。甚怪大地之内，于千万年贤豪接踵，圣哲比肩，立法如云，创说如雨，而不加恤察，偏谬相承，尽此千万年圣哲所经营，仁悯者不过人类之一半而已，其一半者向隅而泣，受难无穷。彼非人欤，何不蒙怜拯若是！佛号慈悲而女子不蒙其慈，耶称救世而女子不得其救，若婆罗门、摩诃末重男轻女之教，则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益不足论。就此而谈，则大地从上之教主皆不得辞其责矣。推所以然，则旧俗之压力相承，一由习而不知，一由时之未可也。
夫以强力凌暴弱质，乃野蛮之举动，岂公理所能许哉！而积习生常，视为当然，仁人义士不垂拯恤，致使数千年无量数之女子永罹囚奴之辱，不齿于人，此亦君子所不忍安也。
女子最有功于人道
尝原人类得存之功，男子之力为大，而人道文明之事，借女子之功最多。盖自男女相依以来，女任室中之事。男子猎兽而归，则女为之脔切，即司中馈，则火化熟食之事，必自女子创之。至于调味和羹，酱齐珍饵，次第增长皆由中馈之事，亦必皆创自女子。既须火化熟食，则必当范金合土以为盛器。男子日出猎兽，山林所产，皆有定数，既不易得，自无暇为制器之事。妇女家居暇豫，心思静逸，踵事增华，日思益进，然则范金合土，亦必自女子创之。织缝之事，至今犹为女子专司，况在太古原人，男子之躁益甚，其章身之具，寒带惟有衣兽皮以为服，热地惟有集芰荷以为衣，皮服卉服，尧典尚然；今冰海人之衣皮，非洲人之编树叶，尚有然者；若其由编叶缠藤进而摭山麻而抽野葛，此必女子之事。盖以其岩居无事闲擘树枝，见有麻葛，愈擘愈纤，愈纤愈韧，系之于身，觉其细滑过于他木，于是始则搜拔，继而试植，渐益推广，遂为衣裳。首寒则艺麻为冕，足寒则纠葛为屦，皆次第所增。见其色恶，以水沤之，辄复渐白，与目适宜，于是麻衣缟服成矣。已而挼叶得汁，异色染衣，遂悟练染之法，乃有五色之章，然后玄黄交错，黼黻成文。凡此皆由其闲静之姿，故有逢原之制。若夫蚕桑，亦归女业。诗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故后世后妃亦尚亲蚕，盖亦必妇女所创，故专归妇女之业。盖娟娟者蠋，时游于桑，男子逐兽心粗，岂暇揣摩？女子则宅旁井边，从容顾望，见彼吐丝之异，乃为豢养之谋。因彼眠起桑中，食之如扫，知其所嗜，采以养之，而蚕乃吐丝无穷，因以箔而令织，于是蚕桑之利，衣被无穷。若夫折柳以为樊圃，树竹以为篱落，亦必岩边栖息，思阻猛兽，偶思捍格，故成藩篱，然则藩篱亦必女子所创也。男子求食，逐兽远游，女子登树为巢，削枝编叶，及后筑之平地，移巢形以为堂构，亦必自女子为之。今非洲之人，室多圆形，以泥和草编成，高广不过数尺，是尚为有巢氏之遗也。男子逐兽岂有定居，太古初民，实同游牧。然则编巢野处，随地移徙，男子安有余日为之，非女子所制造而何？居室闲暇，则更编草为席，削木为几，合土为盂，窐土为杯，以坐，以卧，以饮，以食，日益高洁，此亦非逐兽转徙之男子所能为也。然则一切什器，皆制自女子为多矣。即论文字创自结绳，而画圆画方，谐声尚象，亦必居室暇逸者乃能创之，非逐兽于畋、血溢不止者所能为也。至于记数出于手指，渐加千万，更为乘除，亦非逐兽无暇者所能，亦必女子创为之也。其它箦桴土鼓，渐进而截竹裁桐，编丝穿孔，分析音节，更非逐兽奔走之人所能创造，亦必居室闲逸有静性者乃能创之。又若图写禽兽，抚造草木，描象人物，模范山水，亦皆性静情逸，乃能生趣盎然以为摹写，必非逐兽血涌之人所能创造。是故文字、算数、音乐、图画，凡诸美术，大率皆女子所创为；今古史所述，类皆男子，而女子无人。则男子后起之秀，渐丁文明之时，既在农耕、熟食、居室之后，不待逐兽，亦有静暇，乃取女子创造种种之事为器物，大推广之，既为女子之主，遂攘窃其名，此犹大匠作室，而大书于梁栋者必曰某官；巧冶铸钟，而铭刻于笋虡者必曰某父，其实皆非男子所能为也。盖太古男子逐兽求食以存人类，譬之开国之有武臣。汉之韩、彭、黥、英，明之徐、常、汤、沐，当开国时，仗钺、搢笏、勒钟、铭鼎者，非皆屠伯、武夫、纬箫、屠狗之流哉，彼只能拔剑击柱、醉酒骂坐而已，岂能制作乎！而女子居室司馈，闲暇制作，譬之承平之文吏。叔孙通制礼，然后汉高知天子之贵；董仲舒明经义，然后武帝有文章之治。建三代之制，行大射之礼，奏六代之乐，建日月之旗。立五经于学官，见圜桥之冠带，必于干戈载戢，然后黼黻承平。凡号称文明之制作，必皆文士为之，无有武臣为之者也。归故乡而歌大风，预朝宴而分竞病者，古今以为美谈，虎贲脱剑，敕勒作歌，皆异事而非常例也。知文明之制作，在立庙秉笔之文士而不在原野之执戈武夫，则知创造文明之具，在居守司馈之女子而不在逐兽于田之男子也。又观游牧之匈奴、突厥、蒙古，其武力能吞灭中华、印度、波斯、阿剌伯，席卷亚洲，为地球第一大国，而制作无闻，数千年不能脱野蛮之风。若六朝、南宋之偏安，频岁受兵，讫于削灭，其势至弱，而词章理学之盛，其文明独盛传于后世。故逐兽求食之男子，譬之游牧纵横之蒙古、匈奴，强则强矣；居守司馈之女子，譬之偏安削灭称臣之六朝、南宋，弱则弱矣，而文明之事，终在弱国而不在强邦。盖游牧则必强，而得食既难，日月迁徙，必无暇制作故也。若谓文明之具为男子所创，则是匈奴、蒙古能制作也。以此推之，一切事为器用皆出于女子，可断断矣。今世界进化，日趋文明，凡吾人类所享受以为安乐利赖，而大别于禽兽及野蛮者，非火化、熟食、调味、和齐之食乎？非范金、合土、编草、削木之器乎？非织麻、蚕丝、文章、五采之服乎，非堂构、樊圃之园庭、宫室乎，非记事、计数之文字、书算乎，其尤为美术令人魂欢魄和者，非音乐、图画乎！凡此皆世化至要之需，人道至文之具，而其创始皆自女子为之，此则女子之功德孰有量哉，岂有涯哉！乃不念殊功之尤，徒循强力之轨，大势长往而不反，美名久假而不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论男女贵贱不在身体脑度
或谓全地女子之身皆短于男子，多或逾尺，少亦数寸，欧美女子短于男子尤多。形质之高卑，天生已定。高者自尊，卑者自贱，所谓“卑高已陈，贵贱位矣”，故男尊女卑，乃肖天道，非人所能强为之也。岂知人之尊卑，在乎才智，不在身体。故晏婴身不满五尺而为齐相，公孙吕身长三尺而为郑相，桑维翰身长四尺而为晋相，皆功名显于后世。若必以身体长短论之，则长狄侨如兄弟尊同天帝，而巨无霸亦当贵为帝王，曹交当为上官而成汤宜屈下僚矣，晏婴、公孙吕、桑维翰不得齿于人矣。夫身有长短者，在男子中所不能免者也，而未闻以此分贵贱，何独于男女而以此辨之？且日本人以矮特闻，而今者变法而强，与强英联镳；若印度之高人，则徒供英人服役。然则人之贵贱，在才智之高下，不在形体之长短明矣，而独以短体抑女，岂公理所许乎！当初民之始，女子短体弱力，受制男子，造成原因则有之，若以此故永远抑女，则非人心所安也。
或谓女子脑小于男，男子脑度大而重，女子脑度小而轻。日本东京大学医科所剖验，男脑四百二十一，女脑一百七十六，男女质同，惟男脑重百五十杜廉。又或谓男子之脑愈用愈智，貌愈文秀，女子之脑多用即竭，貌愈丑恶。此说纷纭，各有是非，考验未尽善，不必信为定论。但女子既有月经，每月流血甚多，精力自当逊于男子，此为人传种，少受缺陷，实为无可如何。故以任兵事，诚非所宜，若人道平等与否，则不在此。夫以男子之中，脑度之高下，才智之灵蠢，精力之强弱，固有相去天渊者。周子之兄不辨菽麦，晋惠帝闻蛙鸣问为公为私，见饥死者而问何不食肉糜，其蠢几与禽兽等，而何尝失公子、帝者之贵。且以孔子之圣而为陪臣，颜子之哲终身陋巷，若哀公之愚，则为君以临之；管辂、郭璞术穷天人而终于下位，董卓、王敦梼杌穷奇而执国命，然则人之贵贱，岂在脑度之高下哉！以一人之体格犹如此，况于无量女子，其才智绝伦，学识超妙，过于寻常男子殆不可道里计，此不待繁征而尽人易见也。故即以脑度之高下言之，若李易安之过目能记，检书若某书、某卷、某页、某行不差一字，其与山僧诵法华经三年不能记忆者相去岂不远哉？山僧岂非男子，李易安岂非女子乎，岂得谓女子脑度不及男子乎！山僧诵经时，夏竦一诵即记，欧阳修再诵乃记，及世所传萧颖士一遍，陆畅二遍，李华三遍。即男子之强记者亦自有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女子若李易安之流不知凡几，但以无文学则不传，遂不得与张安世诵亡书、王粲覆围棋并称耳。或谓女子灵悟无异男子，而以血少难于深思，是亦或然。然扬雄、张衡、哥白尼、奈端之流，男子中号能深思创作者，古今大地曾有几人；若使女子平等就学，岂遂无人，安得以数人稍能深思创作之故，遂拔茅连茹，贵其不辨菽麦之同类而贱其聪慧明敏之女子哉！连类而贵及其无量数之男党，则虽麟趾公姓并为王侯，未有若是滥赏者也；连类而贱及无量数之女党，则虽十族株连并加囚逮，未有若是之滥刑者也。以是之故而抑女，至摈不得为仕宦、科举，禁不得为议员、公民，乃至绝其往来、交接、宴会、游观，囚、刑、奴、私，殆不然也，不独背乎天理，亦不协乎人理也。使普地为仕宦、科举、议员、公民之男子，才智皆胜于全地无量数之女子则可也，而试核其实，又公考其才，恐女子之胜于男子者乃无量数，即不得界划鸿沟，剖半为数，必不止十得三四也。然则强抑女子，一切摈斥，仕宦、公民不准预列，科举、议员不准预选，徒凭强势而背公理，徒失人才而遂私心，甚无义也。
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