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则是其情意欲和矣。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亶之弒，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何以言之？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弒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幵，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