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历史生成（3）

（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批判与合作实践

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首先发起批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就其理论学说给予了充分肯定：“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都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恩格斯，1995：724-725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 Comte de Saint-Simon）、傅立叶（ charles fourier）和欧文（ Robert Owen）认为，现代化大工业所要求的联合劳动是历史必然，由联合劳动取代分散的个人的独立劳动的制度安排带来的是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新型社会关系，并付诸实践开展合作社运动。马克思高度重视并盛赞合作社运动为“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他指出：“这个运动的巨大价值在于它能实际证明：现在这种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制造贫困的残暴制度，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所代替。”（马克思，2003：271 ）

欧文对“经济人假说”进行了否定，主张废除私有制，主张人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和获得产品的平等权利，他的学说和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质。欧文指出合作的条件、根据和优越性，但对达到合作的条件和合作得以发挥的困难估计不足。圣西门具有天才的慧眼和头脑，他察觉出了许多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在圣西门理想中的工业主义新社会里，即合作的生产过程中，没有阶级差别，只有工作者和懒惰者的差别。他较早提出了在合作中的按劳分配原则，也就是工作者按其才能分配工作、按其成就确定报酬。他也注重合作中各方利益的协调，强调合作中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圣西门较早地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制度的新基础“完全符合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利益”（圣西门，1962：53 ）。傅立叶则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他充分肯定协作是符合本性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强调协作制度巨大的生产量，并且较早地从人类发展的进程中考察合作，以合作水平社会阶段的划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作异化，还探讨了分配问题，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涵的合作思想有相同的特征，他们都热情地赞扬合作，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异化，并坚信人类社会必然从不合作走向更加合作的境界。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相同的社会合作的特征，他们都热情赞扬合作，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合作异化，并坚信人类社会走向合作的必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性的根本否定，正是对未来一种新型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价值性层面的肯定。恩格斯对此不吝赞扬地说道：“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恩格斯，1995：719 ）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合作社仅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能力是有限的，仅凭合作社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基础性变革。恩格斯认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恩格斯，1995：721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这种天才人物在500 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它就能使人类免去500 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恩格斯，1995：357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试图依靠所谓“天才”和“伟人”来实现其价值理想目标的天才价值观，不过它与启蒙学者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价值观一样，同样不能摆脱唯心论和抽象性的弊端。显而易见，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未达到科学理性的高度，理论的不完备和实践的不成功需要后来者努力解答其中的疑问，探索出一条可行的新路来。

第二节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社会合作观的视野分离

社会历史的生成变化是有条件的和受制约的。在马克思看来，新旧历史之间不是彼此孤立和相互隔绝的，而是前后继承和相互关联的。这种前后历史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也同样适用于人类思想历史的发展。随着现实生活和现实事物的变化，人们创造出的相应的范畴、理论和原理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在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理论的内核是始终坚持的，发展和创新的是适应新的时空条件的理论形态和具体的实践内容。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要求深入“现实”中去，不仅反对非历史的观点，而且反对主观思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现。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本身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不断深化和逐步升华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给予科学的解释，使其真正成为现实的、可以实现的社会合作，从而实现了合作观的革命性变革。

要深入理解和深刻把握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必须正确理解与合理把握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及其理论实质。其关键在于要有合理的范式概念、范式视野和范式思维。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或作简单化处理。因此，合理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变革及其所实现的哲学范式转换，便成为我们正确解读马克思社会合作之哲学思想前提的首要问题。由此说来，正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其理论实质，构成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而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则必须立足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实现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总体理论视野来考察。

一、由幻想世界到生活世界：马克思哲学根基的视阈转换

与以往的哲学相比，马克思哲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践，它将哲学的批判推进到对政治生活的批判之中，将哲学的变革从理论争论推进到现存世界的革命之中。他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1995：75 ）马克思对幻想世界的超越体现在将理念性的解放规划推到了社会实践的高度，从而使宏大理想由思想话语上的描述转变为社会历史场景下的解放事业。

（一）“实践批判”与“哲学基地”的分离

青年马克思在其社会观的形成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站在“哲学的基地”（马克思，2009：514 ）上研究问题的迷茫时期。青年时代，马克思就已经表现出对哲学的极大热情，正如他对父亲所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1982：13 ）青年马克思醉心于康德的理性主义与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及其方法，沉湎于“应有”而忽视对“现有”的研究。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青年马克思痛苦地发现，一切现实都模糊不定，并且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全凭空想编造的应有的东西与现有的东西完全对立。理性之光被现实遮蔽，人的尊严与精神追求被搁置一旁，美好理想与困厄现实产生了巨大反差，青年马克思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与立场。

学术生涯肇始阶段便误入研究死胡同的经历使马克思后来逐渐领悟到，康德与费希特哲学及其方法就好像在太空飞翔，在黑暗中探索未知世界。在致父亲的一封信中，青年马克思反省自己的心路历程，提到了“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他认为“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马克思，1982：10 ）。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马克思说：“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马克思，1982：10 ）他进一步指出：“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马克思， 1982：13 ）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之缺陷深刻认知启发和引导马克思从法哲学体系化建构中走出来以关注更具基础性的“现有”，并逐渐放弃以哲学原则为依据来获得认识的研究立场，转而采取从事实出发，通过对现实的实证研究来获得认识的研究立场。青年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价值取向上，既着眼于改造世界，又为改造世界寻求“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大学毕业后，在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面对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提出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开始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马克思而言，《莱茵报》时期他面临着如何使自己的哲学理想接触现实世界并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正如他自己所说，“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2009：588 ）。马克思在莱茵省议会辩论林木盗窃法时，感受到穷苦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坚定地捍卫穷苦人的利益。穷苦人和普通民众遭受的这种境遇，促使马克思对现实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思。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接触到一些围绕现实的权力和利益展开争执的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生动的社会生活给马克思上了一课。马克思逐渐领悟到，不应从虚幻的信仰世界中寻找人类现实生活的根据，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决非“绝对理念”的外化，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上遇到的日常事物。通过“玄思”而获得的超感性“实体”掩饰了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状况及现实，其政治伦理原则的建构只能是人为的、强制的。无论从应然的制度设计的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实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的运行上看，单凭“理论建构”的一己之力只能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这样的梦想也许可以给予个体切实的感性体验，但是却无法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思想根基。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源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思想，该思想强调“应有”和“现有”的关系，认为“应有”决定“现有”，“应有”是出发点。马克思当时就是从“应有”出发去构建法哲学体系结果，由于“现有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障碍”而使其体系失败。

在1845 年以前，马克思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总是以某种哲学原则为基础来引出各个领域的知识，从哲学原则出发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从1845 年起，马克思认识到这样的哲学原则的荒谬和无用，开始反对“哲学”，离开“哲学的基地”，转向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问题。“实践批判”作为马克思社会理想目标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1956：416 ） ，其任务不仅“是要揭露旧世界”，而且要“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马克思，1956：414 ）。换句话说，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亦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需要改变和变革资本主义旧世界，而且需要建设和创造新世界。

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学术不是无偏袒地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科学，不仅仅是解决一般性的人类生存问题，而是解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类解放和人民幸福和自由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站在被压迫者或弱者的立场上，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来分析问题和提出理论设想的。对弱者的关心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是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理论建构、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这种立场和出发点使他们能始终如一地关怀弱者的利益和人类的前途，大胆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并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法和替代方案”（俞可平，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