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2)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蔡东藩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极力反对杜撰的。小说可以出于虚构,旧小说中有涉及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无非引人入胜,达到它宣传讽喻的目的。这是小说的特定体裁所决定的,即使是所谓历史小说,也不能纯粹以历史的角度来要求。蔡东藩写《中国历代演义》,是当作通俗的历史读本来写的,这就和旧的演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是考证异同。他这些“演义”都是根据旧有史书的记载写的,史料彼此舛互时,他必须决定采取一种说法。大概一般的问题,他只是根据比较可信的史书来写,不作说明。有时他觉得非要说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注中加点考证,注明出处。像《后汉演义》八十二回,讲到刘备请到了诸葛亮,与关、张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云:

“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葛传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

八十四回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注云:

《三国志》诸葛亮传详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毋亦不闻自杀,与罗氏“演义”不同。

《唐史演义》十七回吐谷浑伏允自经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鉴》。”《宋史演义》三十七回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鉴考异》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功夫,他不以一般演义自视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谓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由演义小说虚构出来的事情,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注中大力驳斥。如《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抟之死,有云:

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

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

这种说法,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一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

他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说”;三则批曰:“迂腐极矣”。这可以说他是有自己见解的,不随人短长。

可也有偏激之见,他在《民国演义》中却欣赏张勋,第八十四回的总批中说:

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心尚堪共谅也。

这虽是有所为而发,究竟不能算是正论。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虽然承袭了旧史的大汉族主义观点,但也有实事求是的地方。他对元朝初年的历史叙述很详,并无多大贬语;对清朝历史的评论,也有不少地方比较公正。他在《清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哩!……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

像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又在第三十回中说: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自奉勤俭,待民宽惠。……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

这个对康熙的评语,更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全书中反对迷信,对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比较突出。但他毕竟是封建思想浓厚的人,他的历史观点有比旧史学家进步的一面,可是主要面仍是传统的唯心史观。

贯穿在《中国历代演义》中最显著的错误观点,是贬低农民起义。以陈胜、吴广那样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司马迁曾把陈胜列入世家,比之于汤武革命;蔡东藩在《前汉演义》第九回总批中却说陈胜、吴广是:

贪富贵,孳孳为利。……起兵于蕲,实则皆为叛乱之首而已。杀将驱卒,斩木揭竿,乱秦有余,平秦不足。

这些话,充分表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是根深蒂固的。所谓“乱秦有余,平秦不足”,明明是农民起义推翻暴秦统治以后,胜利的果实被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篡夺了,他却反过来说农民只能破坏社会安宁,不能安定社会秩序,这是因果倒置。

最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中等新论说文范》有“论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其中有一段说:

洪杨有革命之思想,而无革命之政术。洪杨皆盗魁,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犹是白莲、天理诸教徒之末算耳!堂堂正正之师,彼固未尝耳闻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后,蹂躏十余省,戮杀无算,至今父老犹痛嫉之。

这是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他反对洪杨,但总算还承认洪杨“有革命之思想”。到写《清史演义》六十二回时,他不但不承认洪杨有革命思想,甚至于说:

曾国藩始练湘勇,继办水师,沿湖出江,为剿平洪杨之基础。后人目为汉贼,以其辅满灭汉故。平心而论,洪杨之乱,毒痡海内,不特于汉族无益,反大有害于汉族。是洪杨假名光复,阴张凶焰,实为汉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杨其能治国乎?多见其残民自逞而已!故洪杨可原也而实可恨,曾氏可恨也而实可原。

第七十三回又说:

后人还说“长毛”乃是义兵,实是革命的大人物,小子万万不敢赞同。

这两段话露骨地反映了蔡东藩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立场。他明知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已经把曾国藩叫做“汉贼”,把太平军称为“义兵”,而他却左一个“长毛”,右一个“罪人”。这比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远远落后。

其次,他对旧的历史评论中的所谓“女祸”,看得非常严重。在前后汉“演义”中大说女宠,在《唐史演义》开篇就发挥“唐乌龟”的议论,他说:

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

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呢!

把女祸作为亡国乱政的主要原因,这是旧的历史学家轻视妇女的结果。

这部书中,常常把亡国的罪过推给后妃,即使在一般叙述中,也常常有轻视妇女的议论,特别是在批注中,随处可见。像《南北史演义》第十六回注云:

“世间最毒妇人心”;《五代史演义》第二十九回注云:“妇人心肠究比男子为毒。”这都是旧社会轻视妇女的恶毒语言。不仅如此,作者对“演义”中男女关系,虽自言不敢导淫,可是在不少地方却有意渲染,这也是和轻视妇女思想分不开的。

此外,这部书中还有许多旧的历史观点,这里就不及一一指出了。总之,我们对于《中国历代演义》,既要重视其中的精华,也要批判其中的糟粕,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一九六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