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超越快乐原则(2)

如此一来，这个游戏的内在动机就变得很明显了，由于这个孩子在行为道德方面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换句话说，他对母亲的离开毫不抗争的表现，其实是对本能的自我约束（即对满足本能的需求的自我约束）。他似乎是在通过重复这个抛弃——寻回的游戏，即自己控制的东西消失后又再次出现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探明这个游戏的本质，那么这个游戏究竟是不是孩子自己的独创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的心思完全放在了别的地方。

母亲的离开对这个孩子来说，肯定不会是一件令人高兴或者微不足道的事。既然如此，他的这种把不快乐的情境在游戏中反复地模拟重现的行为，怎么用快乐原则来解释呢？或许有人会回答说，模仿母亲的离去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这个游戏的最终目的——母亲令人快乐的返回的前提条件。然而，必须承认，这种解释是无法与我们的观察相契合的。模拟母亲离去的情境，本身就是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游戏来反复进行的，同包含母亲返回的模拟情境的整个游戏相比，它发生的次数要多得多。

这个例子还不足以使人作出准确的推断。如果人们足够客观中立的话，会产生这种感觉，即这个孩子进行这个游戏是有着另外一种动机的。母亲离去时，他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重创了他。但是，通过这个抛弃——寻回游戏，他夺取到了主动权——即便是这个游戏模拟的是让人不快乐的情境。可能是有一种要求控制他人的本能触发了这种行为，而这种本能引导行为并不以快乐为宗旨。不过，有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扔掉东西从而使其“消失了”的这种行为，是来源于一种儿童的报复的冲动，以此对母亲离他而去的行为进行惩罚。这种冲动在平时是受到约束的。在这个游戏中，这种行为带有挑战的色彩：“随便你吧，消失吧！我不需要你，我自己来把你赶走。”

一年后，我所观察的这个小男孩，当他对某个玩具不满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把它扔在地上，并且喊道：“滚回前线去！”因为他听别人说，他的父亲外出去了“前线”。显然，他并不为此感到难过，他的行为反而明确地表明：他不喜欢别人妨碍他独自占有母亲。据我们所知，有些小孩喜欢把东西看作人来扔掉，借此表达自己对某人的敌意。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疑惑：这种模拟使人无能为力的情境，借此来掌握主动权并控制情境的冲动，究竟能不能表现为摆脱快乐原则控制的基本事件？毕竟，在上文所探讨的范例中，那个小男孩也只能在游戏中重复经历不快乐的情境，因为这样会产生另一种快乐，但这种快乐仍旧是直接的快乐。

我们没有必要再对儿童游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仍然无法消除我们的这种疑惑。显然，儿童们将现实生活中那些印象深刻的情境在游戏中反复再现，以此来释放这种印象的力量，并正如某些人所说，牢牢掌控着这种情境。然而，在另一方面，显然所有的游戏都被孩子们渴望长大的愿望所影响。长大了做大人做的事的这种愿望一直在左右着他们。我们也能发现，一种不快乐的情境并不是不能作为游戏的主题的。如果一位医生检查一个孩子的咽喉，又或者是动了一个小手术，那么我们能够断言，这些可怕的情境将会在这个孩子的下一个游戏中再现。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的是，这个游戏同样会产生另一种的快乐：在游戏中，他的身份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执行者，而真实情境中那种不快乐的感受就转移到了他的玩伴——医生的替代者身上，这样，他就实现了报复的冲动。

但上述探讨还是指明了一点，即：不必去断言有一种特殊的模仿本能，来解释儿童游戏的动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成年人进行的艺术性的游戏和模仿，是以观众为对象的，因与儿童的那些行为区分开。它们并不会删除那些令观众痛苦的情境（譬如悲剧），而他们反而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表明，就算是在快乐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能通过一些途径使不快乐的情境成为人们心中重复和回忆的主题。这些最终产生快乐的情绪的例子，应当在某种美学体系下用一种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事例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们事先肯定了快乐原则的存在，且认定它占主导地位。从这些事例中，我们没有找到一丝线索能够证明：存在着超越快乐原则的趋向，也就是说，存在着某些独立于快乐原则之外、比快乐原则更基本的趋向。

三

二十五年来，经过勤奋认真的努力研究，精神分析法已经与它刚创立的时候判若两样了。最初，医生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只需要将患者无意识里的东西提取出来，并整理成完整的内容，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将这些内容告诉他本人。这时候的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释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很快便出现了另一种治疗方法，即：强迫患者接受那些医生根据患者的回忆整理后的无意识里的东西。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于如何应对患者的抗拒心理。因此，这种方法的关键点在于尽快向患者指出这种抗拒现象的根源和动机，并利用具有“移情”作用的暗示来消除患者的抗拒心理。

然而，人们渐渐认识到，这种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精神分析的根本目的——将无意识里的东西提升为能意识到的东西。患者回忆起来的被压抑的东西并不是完整的，而那部分缺失的内容或许正好就是关键性的东西。所以，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告诉他的那些正确构架起来的完整内容。他只是重复医生刚才所描述的被压抑的内容而已，而不是像医生所希望的那样，把这些内容当作自己过去经历的情境来回忆。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是以一种人们羞于面对的方式来细致入微地再现的。它们的主要内容，就是那些幼儿时期的关于性的东西，即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相关的衍生现象。在患者对医生产生了移情后，这些内容必定会表现出来。这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一种新的神经症——移情性神经症，已经取代了旧有的神经症。这时候，医生应当将主要精力用在控制移情性神经症的扩散上。尽量让患者进行回忆，但又不陷入重复状态。不同的患者，回忆内容与重复内容的程度之间的比例是不同的。正常情况下，这个治疗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医生必须强迫患者去感受那些他早已忘记的情境，无论如何，这将帮助他意识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一些状态似乎是过去生活的影子。如果实现了这一点，将会使患者产生信服感，那么这个以此为基础的治疗也就成功了。

我们想要更轻松地了解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强迫重复”现象，就必须摒弃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所产生的抗拒是来自于无意识方面的作用。无意识里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被压抑的东西，是不会在治疗过程中起到任何抗拒作用的。事实上，无意识里的东西自身的努力无非就是为了战胜那个强大的压抑作用，尽一切可可能使自己进入到意识的层面，或者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中得以释放。在治疗中产生的抗拒现象，来自于产生压抑作用的那个系统的同类，一种更加高级的系统。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自己为什么要抗拒，患者是不知道的，在最初治疗时，患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抗拒。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应当尽力摆脱专业术语的混淆不清这一缺陷。如果我们是在显性的自我与被压抑的自我之间进行比较，而不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纠缠不清的话，那么一切都是清晰明了的。当然，人们所说的自我的核心部分，连同它其他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属于无意识的。或许只有一小部分是前意识的。如果用不同于普通描述的系统的或者是动力学的专业术语来加以阐释，得出的将是：抗拒作用产生于患者的自我。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明白，强迫重复属于被压抑的无意识部分了。强迫重复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压抑作用被治疗所克服之后才出现的。

自我产生的抗拒，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必然遵循着快乐原则：被压抑的部分在治疗中受到激活而导致了不快乐。于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快乐，患者产生了抗拒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努力使现实原则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对这种不快乐状态的暂时妥协。但是，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将之前提到的强迫重复的现象，也就是那种显现出被压抑的东西的能量的现象，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呢？显而易见，强迫重复过往的大部分经历必然会产生不快乐，因为这些经历都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具体体现。对这种不快乐的状态，我们是有预见的，而且它并不违反快乐原则：在某一种机制下处于不快乐的状态，在另一种机制下，却可能恰恰相反。现在，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些绝不可能产生一丝快乐的经历也是强迫重复的作用对象，这些情境经历在早期就从未满足过被压抑的本能冲动。

幼儿时期的性萌芽注定难以维持，因为这种诉求与现实环境，以及与幼儿所处的未发育成熟的阶段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这种幻想的破灭会给内心带了极度的痛苦和悲伤。这种失恋感和挫败感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以自恋的形式持续不断地对自尊心予以重创。在我看来，这种重创对普遍存在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自卑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马尔西诺夫斯基与我观点一致。儿童由于自身发育状况的限制，不能得到性诉求的满足，所以，他们今后就会习惯于这样抱怨：“我什么事都不会做；我什么事都做不好。”男孩与母亲，或者女孩与父亲之间通常的那条的纽带，那条通过爱联结起来的纽带，在从满怀期待到巨大的失望的过程中断裂，或者是在对弟弟妹妹的嫉妒中不复存在——一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意味着他爱慕的对象的不忠贞。他严肃、消极地亲自产生一个婴儿的计划，也在失败中羞愧收场。给予他的爱逐渐减少，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语气变得严厉，偶尔还会受到惩戒，这些变化让他认为自己遭到了嘲弄。以上就是人们在幼儿时期的特殊爱情的最普遍的终结方式。

在移情过程中，患者竭尽全力地再现那些痛苦的情境。他们设法在进行到一半时中止治疗；力图使医生严厉冷漠地对待他们；他们刻意去寻找那些嫉妒的对象；他们会许下赠予别人贵重的礼物的承诺，以此来代替自己幼年时期盼得到的婴儿，但这种礼物往往仍是不切实际的东西。这些事情都不能使人产生快乐的感受，但我们假设，患者如果是在回忆或者是梦中体验的，可能他并不会感到多么不快乐。可以肯定，这些事情是为了满足本能的冲动。但是，患者并未从中吸取经验而得以改变，却似乎是在某种强大的力量的支配下，被迫重复着这些事情。

不光是神经症患者，在一些正常人的行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那种强迫重复的现象。似乎有一股魔力或者是某种命运的东西在主导着他们的生活。但是，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这种魔咒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并且幼儿时期的经历对此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即便是他们从未表现出某种对抗神经症冲突的症状，但却有着与神经症患者相同的强迫重复行为。比如，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结果总是千篇一律：以一个施恩者的身份，在每一次施恩后都会遭到对方的唾弃，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似乎是命中注定要饱尝背弃的苦果。再比如，有一个人，他的每一段友谊都以对方的背叛为终点。又比如，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生都在帮助某人坐上权威的宝座，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帮助另一个人来取代前者的地位。还有这样一种人，他的每一次恋爱都在阶段和过程上完全一样。对于这种“不断重复同一件事”的现象，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它是某人的主动行为，并且这个人身上总是具有某些经久不变的性格特点，而在不断重复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性格特点。然而，相比之下，下面这些例子带给我们的冲击，则要强烈得多：这些事例中的主角都是处于被动地位，同一种被动经历不断地在他们生活中重复。比如，有一位妇女，在她的三次婚姻中，均是丈夫重病缠身，并且在临终的时候都是她在旁边照顾。在塔索（Tasso）的浪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这种命运被赋予了浪漫感人的色彩。在一次战斗中，主人公坦克雷德误杀了自己的心上人——身披铠甲伪装成敌人的克罗琳达。埋葬了爱人，坦克雷德闯入一片神秘的森林，克鲁萨德尔的手下曾在这儿魂飞魄散。他在用剑猛砍一棵大树时，树干淌下了殷红的血滴，并且，他听到了灵魂被囚禁在这棵树上的克罗琳达的声音，埋怨他再一次伤害了自己。

这些观察移情行为和人们的生活而掌握到的资料，如果我们对它加以研究，就会坚信，人的内心世界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重复的倾向，它超越了快乐原则。当然，我们现在很乐意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和儿童游戏动机的研究中，把强迫重复这一关键因素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