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二月，身为首辅的叶向高选择良辰吉日上疏神宗，请求恢复太子的进讲，但毫无结果。叶向高是有决心也有耐心的人，增补阁臣一事，他一直争取了五年，终于告成。对于太子进讲这一关系国之兴衰的大事，他更不会妥协。于是从这一年起每逢春秋两季，叶向高必定上书恳请神宗予以答复，但倔强的神宗始终不松口。太子常洛的母亲王贵妃死了，神宗对此事既不闻不问，又不下令发丧，一直拖了四天。叶向高忍不住了，进言神宗，据理力争，神宗才下令发丧。而礼官呈上王贵妃丧礼的礼仪，拖延了五天还不举行，忍无可忍的叶向高再次与神宗直言抗争，才将此事草草了结。
福王府建成之后，工部循例请福王常洵去封国。叶向高将自己拟定的请福王就国的诏旨交给神宗，神宗将诏书留而不发，下令改为福王第二年春天再去封国。叶向高记着神宗的话，他要和神宗兑现。到第二年福王去封国的期限临近时，叶向高申请先准备护卫、车船，不讲信用的神宗又反悔了。这位皇帝的办法就是赖和拖。而叶向高的对策就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天，廷臣们又纷纷上奏恳请福王就国，神宗再次下令改为明年春天。后来，神宗又玩一个新花招，说福王的庄田非四万顷不可，廷臣们一时大为震惊，四万顷可不是个小数目。叶向高站出来对神宗说：“庄田要四万顷，一定无法满足。去封国之事尚且没有时日，明明白白写在诏书上却又失信于天下。况且福王在疏中引用祖宗的旧制度，而祖宗的制度中并无此等事情。以往只有世宗时景王有过要求大量庄田的事例。景王久久不去封国，您的皇父穆宗在裕王府时，为此疑惧不安。这种事情怎么能仿效呢？”叶向高想以神宗父亲穆宗的事例劝说神宗早早让福王去封国，以免造成朝廷内部的猜忌和不稳。但神宗皇帝不理这一套，他说：“庄田自有成例，而且现在太子已定，何必猜疑？”神宗好像有点生气。叶向高上书谢罪，但他又乘机向神宗劝谏，说：“陛下的皇父当时名位虽然未正，然而讲读并没有停，和皇上情意相通。而今皇太子停止讲读已经八年了，而且好久没有在皇上身边侍候，而福王却一天能见皇上两次，不能不叫人怀疑。只有信守明年春天福王去封国的日期，而不以庄田为借口，天下人的猜疑才会自然消失。”神宗反驳叶向高，说福王没有一天两次见他的事。于是福王去封国的事依然僵持不下。
当时有个锦衣卫百户叫王曰乾的，是京师的奸邪之徒，入皇城放炮上疏，揭发郑贵妃的内侍姜严山、孔学等人与妖人王之诏使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以便拥立福王为太子。神宗得疏后勃然大怒，绕着宫殿来回走了好几圈，说：“这是一件严重的大事变，宰相为什么没有出来处理？”内侍立即把叶向高早已送来的奏章给神宗。叶向高建议将两方面的人都分别审问，便可弄清实情。又劝神宗冷静处置，不必惊慌张扬，使宫廷内外惶惶不宁。神宗看完奏章后感叹地说：“我们父子兄弟得以保全了。”第二天，叶向高又献策说：“王曰乾的奏疏不宜发下，发出则上惊皇太后，下惊皇太子、郑贵妃，福王也会感到不安。应命令有司将奸人治罪，并且迅速确定福王明年春天去封国的日期，让众人无话可说，这样必定天下无事。”神宗这次完全按叶向高所说的去办，皇太子和福王于是各得相安。机智的叶向高这次可谓一箭双雕，既平息了一场事变，又达到了让福王去封国的目的。叶向高的政治才能由此可见一斑。然而郑贵妃终究不想让福王去封国，托辞说明年冬天是皇太后的七十寿辰，福王应留下来参加庆贺。神宗依其爱妃之意下令内阁宣布这一命令。叶向高这次自作主张，把神宗皇帝的命令留下不宣布，而请今年冬天预先举行庆贺皇太后的寿礼，让福王如期去封国。神宗派太监到叶向高私宅，胁迫他下达前日皇上的命令。叶向高没有屈从，他又一次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能，说：“外廷纷纷传言陛下想借庆贺皇太后大寿为名留下福王，相约千人跪在宫门前请求令福王去封国。今天如果真下达这道命令，人心会更加疑惧，一定会相信王曰乾的妖言，朝廷内外势必不能安宁。”神宗无可奈何，只好顺从叶向高的意见，让福王去封国。叶向高坚忍不拔的努力又告成功。
时至今日，看到神宗皇帝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不禁同情叶向高的无奈，同时又不能不佩服他那非同一般的韧劲。
13.不择手段的强进必然害人害己
进是一种领导智慧，是特定条件下做事谋成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把握不好也可能走入为进而进的误区。有的人为了让自己的仕途不断向上攀升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坑人害人，这样做无论他升到多高的位置，也只能落个害人害己的结果，其作为也走上了领导智慧的反面，成为弄权使奸的典型了。
权力欲对于明朝大奸臣严嵩来说，永远都没有止境。做了内阁次辅的严嵩已开始算计着怎样登上首辅之位。内阁首辅翟銮的资望、秩位都在严嵩之上，但是世宗并不太喜欢他。严嵩正想排挤他，揣摸到世宗的心态后，他就开始寻找突破口。翟銮的两个儿子同时中了进士，严嵩便唆使给事中王交指控翟銮二子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昏庸的世宗不加调查，将翟銮父子三人全部削职为民。翟銮一去，不久严嵩升为首辅，内阁实际上已被严嵩控制。世宗补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同严嵩一起参预机务。但是严嵩大权独专，根本不让许、张二人参预票拟的要务。而世宗有事也只召严嵩一人商议。许赞曾感叹说：“为何夺去我的吏部，使我成为旁观之人。”为了堵住许、张等人的不满之言，严嵩上奏世宗说：“昔日夏言与郭勋同为朝中大臣却互相猜忌，有失臣子之道。请求皇上以后有事宣召，让内阁大臣们一同入见。”世宗虽然没有采纳严嵩的建议，但心里愈发喜欢严嵩了。严嵩以退为进的欺人之举又一次达到了取悦皇上、诋毁对手的目的。不久，严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严嵩这次的首辅梦仅做了一年多就破灭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张璧死去，许赞老病辞职，世宗召回严嵩的老对头夏言入阁，并让夏言做了首辅，职位仍在严嵩之上。夏言高亢的气势又凌驾严嵩之上，很快将严嵩的党羽赶跑了几个，严嵩恨在心里，却无力援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骄横阴险，依仗父势揽权作恶，横行于公卿间。夏言声明要揭发严世蕃的罪恶。严氏父子吓得半死，双双到夏言榻下长跪谢罪，号哭求情，夏言这才罢休。夏言一日不去，严嵩心里就一日不安。他又想鬼主意陷害夏言了。他打听到陆炳与夏言关系僵化，就与陆炳联合倾陷夏言。
世宗是个多疑之人，他虽重新起用夏言，但并不十分信任他。他派内监夜间分别去窥视严嵩和夏言的活动。严嵩买通了内监，每次窥视，他都事先知晓，便故意装出一副讨皇上喜欢的形象，在灯下阅读青词稿。夏言不知情，每次很早就入睡了。世宗听说严嵩夜晚阅读青词稿而夏言却早早就睡了，因而对严嵩更加宠爱，而对夏言越来越讨厌。
不久，善揣帝意的严嵩发觉自己又有希望搞倒夏言了。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夏言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当时，蒙古俺答占据明河套地区，经常南下杀人越货。曾铣屡败俺答，建议整顿军备，收复河套，得到首辅夏言的大力支持。正当夏言、曾铣收复河套之际，宫中失火，皇后去世。迷信道教的世宗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对收复河套之事犹豫不定。严嵩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为了个人恩怨和一己的私利，严嵩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他立即迎合世宗之意，把宫中发生的灾变归咎于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世宗信以为真，对收复河套的态度急转。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曾铣下狱。不久曾铣被处死。严嵩还要置夏言于死地。他说夏言通过其岳父与曾铣的同乡关系，接受了曾铣的贿赂。这年十月，夏言被杀，严嵩如愿以偿地又当上了内阁首辅。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严嵩一直不忘罗织亲信，培植党羽，“遍引私人居要地”，作为自己的爪牙和耳目。为了逢迎讨好严嵩，朝中不少官员甘愿认严嵩为父，严嵩仅干儿子就有30余人。其子严世蕃是他结党窃权的最得力帮手。严世蕃奸猾机灵，严嵩让他在各部门活动，结交一些无耻小人，使他们成为自己门下的奴才。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等人都是严嵩的死党。对于朝廷重要部门的控制，严嵩毫不含糊。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两个低微的官职，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和调任，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的具体事宜，所以严嵩让亲信万采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将此二部门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两人常把文簿拿给严嵩任意填发，时称二人是严嵩的“文武管家”。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自知坏事做得多，免不了受弹劾，如果安插人在通政司，凡奏疏经手，便能事先获悉其内容，及时筹划应付之策。为了控制这个部门，严嵩保荐其义子赵文华做了通政使。每有上疏奏章，必先由赵文华将副本送给严嵩看过后，再上奏皇上。此外，如贪黩财货、侵渔边饷而被讥讽为“总督银山”的总督胡宗宪，贪得无厌、威倾东南的都御史鄢懋卿，大将军仇銮等，都是严党的重要成员，遍布于政府各重要部门。
在培植同党的同时，严嵩残酷无情地打击异己势力。对于严氏父子的贪污受贿、专权乱政、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恶行，许多正直的官员义愤填膺，纷纷上疏揭露他们的罪行。严嵩对这些人的打击既残忍又不露痕迹。他有一套护身的本事和害人的手腕。他常在世宗身边，摸透了世宗的秉性，知道他爱回护自己的短处，所以严嵩常常故意挑起事端激怒世宗，杀害政敌以达到自身目的。严嵩想要解救某人，他就先顺着世宗的意思将此人痛骂一顿，然后委婉曲折地向世宗解释、求情，使世宗不忍治罪。他若要陷害某人，就故意触及世宗所忌讳之事，将世宗的喜怒控制在自己手中，往往能达到借皇帝之手诛杀异己的效果。因此，凡是反对严嵩的没有一个不遭受他陷害，轻则贬黜，重则杀头。在严嵩当政时，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罛、董传策等曾先后弹劾严嵩或其子严世蕃。这些人都遭到了严嵩的残酷报复，有些人还被置于死地。张经、李天宠之死，也与严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于其他不愿听从严嵩摆布而被斥逐的就更多了。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沈炼弹劾严嵩十大罪，指出，俺答长驱直入北京是由于严嵩废弛边防所造成的。沈炼还历数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奏请皇上诛杀奸臣严嵩。在严嵩的策划下，沈炼被处以廷杖之刑后贬谪到保安（今河北怀来西北）。沈炼到保安后，为了泄愤，做了三个草人当作李林甫、秦桧、严嵩，经常以箭射之。严嵩得知后，气急败坏，指使其党羽宣大总督杨顺等人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沈炼杀死。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揭发严嵩有十大罪和五大奸。十大罪是：坏祖宗成法，窃君上大权，掩君上治功，纵奸子僭窃，冒朝廷军功，引悖逆奸臣，误国家军机，专黜陟大柄，失天下人心，敝天下风俗。杨继盛指出严嵩凭靠五奸而得逞其阴谋，即收买世宗的太监近臣做耳目，任用亲信赵文华掌要害部门通政司，勾结厂卫官员、笼络科道官员、网罗各部官员以为心腹。杨继盛对严嵩的揭发可谓一针见血，全面具体而尖锐。在众多弹劾严嵩的奏疏中，以杨继盛的言辞最为激烈，此疏一出，赢得社会上很多人的推崇。但是严嵩颠倒黑白，挑拨是非，昏聩的世宗忠奸不辨，将杨继盛处100杖刑，投入牢狱。严嵩对这个处置仍不甘心，他要将杨继盛置于死地。嘉靖三十四年，严嵩把杨继盛无中生有地牵扯到张经冒功案中，加以杀害。
诚然，通过这一系列不择手段的运作，严嵩的权势达到了人臣的顶峰，他的“强进”策略似乎也算颇有成效。但是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严嵩的作为是对领导智慧的亵渎。他最后的家破人亡的结局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