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损失与传承机制

姜克银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城市化进程中回族寺坊传统文化的损失及传承机制研究”〔13XSH027〕阶段性成果。

一、回族寺坊文化研究的现状

回族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寺坊”，阿拉伯语的音译为“哲玛尔提”，意为“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寺坊是一种典型的回族社区组织形式，一个寺坊以一座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一个独特的穆斯林居住区。由于回族人口在国内各省区的分布不均匀，寺坊社区在国内分布情况差异很大。在国内所有省区中，只有宁夏和甘肃两省区的回族人口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0%以上，因此，这两省的寺坊社区相对密集而且数量相对多。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倾向于在历史古籍中做史实调查，研究资料占有不足。90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下尝试中国回族寺坊民族志的写作，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成果。由于这一时期正处于国内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城市化问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的高峰阶段，大多数回族寺坊民族志都以转型期城市回族寺坊文化的变迁为研究对象，运用客位的研究方法，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现代化进程中回族寺坊文化（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变迁及成因；第二，社会转型期传统回族寺坊组织在当地宗教活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传统经济发展、公益事业等方面的作用和地位。民族学界辩证地分析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内回族寺坊本土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悠久的回族寺坊传统文化得到传承。而一部分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对民间回族寺坊文化的处境感到凄然，他们认为：受西方科学思维的影响，民间回族寺坊文化被注入“改良与创新”的精神和“现代、简单、统一”的西方原则。短短几年内，回族寺坊文化中优秀的“感悟、修身、励志”的“天人合一”文化思想被逐渐舍弃，回族寺坊文化内容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带之而来的是“标准化”的强化。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说：“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内民族学在研究方法论上做出重大调整，他们反思了自身的学科范式和知识体系，注重研究者以局内人的视角研究本土文化现象。这一转变虽然在回族寺坊文化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依然没能动摇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传统民族志方法的主流地位，大多研究仍然坚持用局外人的独特视角理解回族寺坊文化现象，强调调查研究的客观性。

国外寺坊文化研究的对象大多数被锁定在伊斯兰国家，其原因是：在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居住相对分散，居住地离清真寺较远，难以形成寺坊社区形式。比较而言，国外寺坊文化研究相对成熟，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都明显丰富于国内，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大多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研究，从意识形态上强调伊斯兰教的神圣性；第二，寺坊文化研究带有很强的价值预设，反应西方浪漫主义，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史观和文化思维；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研究的客观性。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外人类学界推崇的“真实”“客观”“实证”等原则遭到质疑与挑战。一些学者对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意识和西方思维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们强调文化意义的情境性、流动性、特殊性。一批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雨后春笋般地问世了。比较遗憾的是，仅有少量的国外学者对中国回族寺坊文化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类学家 Maris Boyd Gillette。Maris Boyd Gillette花了18个月的时间在西安某个回坊进行人类学调查。她的著作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记录了现代化进程中当地穆斯林群众消费观念的变迁轨迹和穆斯林对现代消费词汇的各种解读。此书问世，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回族寺坊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面对国内外寺坊文化研究的现状，为了拓展回族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丰富回族文化学研究的内容，本文尝试运用文化霸权理论分析现代性与回族寺坊本土文化损失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的各种机制。这项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积极响应了党“关于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回族寺坊传统文化的损失与传承机制研究是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南，以“十二五”规划第十篇《传承创新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民族问题研究重点研究课题目录中《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为依据，立足于大力提升回族地区文化软实力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重点研究回族传统文化繁荣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全面体现高校的四大功能。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大学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旗帜鲜明地要求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大学努力的方向。大学作为保存、研究、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基地，要积极投入到传统文化的损失与传承研究中，充分体现自身传承优秀文化、创新思想文化的重要功能。

再次，紧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地区文化安全战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研究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损失与传承问题，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坚持和发展，是对不同民族文化元素、文化资源的认同与尊重。既保护了回族寺坊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特色，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研究提供文献参考，又为回族地方政府制定文化保护与传承政策，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回族地区文化安全战略路线的制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最后，积极推动区域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究本着社会科学研究突出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学科交叉优势的基本原则，突破前人回族寺坊文化研究方法论，运用主位研究的方法，重新对回族寺坊本土文化加以诠释，发现当地人对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独特认识和新颖的观点。着力推进既有基础研究又包含应用研究的综合型研究，把民族研究与民族地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重点研究西北回族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

探讨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传承问题必须要弄清楚“现代性”与“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下面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二、现代文化霸权与回族寺坊本土文化损失

现代文化霸权与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损失互为过程。现代文化霸权的形成过程是回族寺坊本土文化损失的过程，因此谈论现代文化霸权就是在探讨回族寺坊本土文化损失的问题。提到“文化霸权”这一概念不得不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他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文化霸权”的概念。这一概念一经产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萨义德（Edward W.Said）在他的后殖民巨著《东方学》中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提出了享誉学术界的重要观点即“东方学是围绕着权利而建构起来的学术体系”。为了进一步阐释文化与话语的关系，东方学又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与权利关系理论，认为文化即知识（话语），文化权利即话语的权利，文化霸权即话语霸权。关于文化霸权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格尔茨主张：当人们研究文化的各种意义形式时，总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把这些形式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内在的、似乎彼此之间某种固有的吸引力（或排拒力），因而大谈文化的整合、文化的冲突、文化的演变，实际上这些意义是人们赋予的。建立在格尔茨“文化与意义”的理论之上，本文提出“现代性话语是人类想象的，现代性话语构成了对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霸权。”的重要理论。下面以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纳家户村的现代旅游开发为例，说明“现代性”对纳家户回族寺坊本土文化构成的话语霸权。

纳家户村隶属于永宁县，距银川市区21千米，距永宁县城1千米，交通十分方便。永宁纳家户村有1448户，其中回族人口占97.5%，回族群众中纳姓又占了62.3%以上，是宁夏引黄灌区少有的回民集聚村。当地村民长期过着围寺而居的生活，村内拥有一座48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寺内楹联匾额上边记载着：“吾家弃秦移居西夏，吾寺起建于明嘉靖三年间”。在清真寺的南面和北面，有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祖坟纳家户村落拥有灿烂的过乜提、捏码字、八宝茶、念朵啊儿等传统本土文化，这些文化刻录着纳氏回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是回族悠久历史的稀世物证，是回族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

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就提出小城镇发展的策略，十五大、十六大继续对小城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七大又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响应党的号召，于2009年提出了“打造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具体实施方案为：在纳家户回族穆斯林村落围绕“中华回乡文化园”，连接起“纳家户清真寺”“国际穆斯林文化村”“纳家户回族风情街”等景点。永宁县各级政府、国内外旅游开发商积极往纳家户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参与到永宁县的“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中。按照“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规划，自2008年以来，纳家户紧扣银川市旅游业空间布局的总体思路，启动了“宁夏阿拉伯国际文化城”“宁夏回族穆斯林国际文化村”“中华回族第一街”等项目，具体地点分别为：“宁夏阿拉伯国际文化城”被规划在原纳家户1队和11队的居民区和农田上，北向首府银川，东接古地灵州，南接回族商业之乡吴忠，西倚贺兰山麓；“国际穆斯林文化村”被规划在原纳家户6队的农田及周边地区，总建筑面积为24.5万平方米，包括占地面积为12.6万平方米的湖泊、生态园和12项以国际穆斯林文化展览馆为标志，以穆斯林文化广场为核心的建筑项目；“中华回族第一街”（后来改名为纳家古街）被规划在原纳家户3队、4队、5队的部分居民点上。

十几年来，“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表征带给当地的变化和收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旅游业已成为永宁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截至2010年年底，纳家户近60%的土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其次，旅游开发又带动了当地就业岗位的开发，剩余劳动力高就业率解决了困扰当地村民多年的“人多地少”的难题。永宁县的媒体上不难听到这样的报道：“纳家户村落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旅游开发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旅游扶贫的目的。”当地老百姓也十分认同这个表述，一位被采访的村民表示：“搞了旅游好，俺们都住上了楼房，过去想也不敢想。”“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设想也得到当地官员的认同，一位即将退休的官员告诉笔者：“我在永宁县干了一辈子。近十几年，搞了旅游开发，城市面貌变化太大了。街上干干净净，到处都有绿化，现在退休了，我也能在这里安度晚年了。”

一些不愿意离开纳家户的老年村民对“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规划不以为然，他们对自己老宅子里的“过乜提文化”“礼拜文化”“捏码子文化”“串门文化”等非常留恋。据他们说，现代文化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焦虑。调研过程中，课题组也发现，由于外来文化的入侵、当地文化自觉的缺失，纳家户民间回族寺坊本土文化流失的情况非常严重。陪伴当地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诸如“过乜提、捏码字、八宝茶、念朵啊儿”等本土文化处于边缘状态，有的随时可能消亡。从“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开发历程来看，纳家户旅游开发的过程印证了萨义德的文化理论：话语霸权是沿着“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受众认同”的路线形成的。具体而言，就是把“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贯穿在现代回族寺坊文化生产中，通过社会文化网络的传播，转化为受众的内心认同，最终形成了“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话语霸权。在现代化过程中，“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是一种话语，也是一种意义，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支配着“过乜提、捏码字、八宝茶、念朵啊儿”等本土话语和本土意义，具有优势地位。宁夏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永宁县纳家户村落，还有很多穆斯林村落经历了现代旅游开发的洗礼，并被赋予了措辞不同的现代性称号。总而言之，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现代性”一直支配着本土文化，对回族寺坊本土文化实施着文化霸权和意义霸权。

从语言的意义角度出发，要想从更加丰富的层面理解“纳家户”的内涵就意味着要超越“现代性”赋予“纳家户”的“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单一理解，去涉足那些长期维系当地纳氏百姓生活的地方意义。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迈着一个实干家的脚步去理解那人类自编自悬的意义网的全部秘密，才能给文化外人提供一个原生态的多元本土文化图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纳家户”的“现代性”需要体现出的是“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与其他本土文化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共生状态。因此，本文探讨纳家户“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意义并非要排斥纳家户的“现代性”，而是要强调：在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百年村落的“现代性”不能在完全抛弃自己本土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排斥异质性，不能让本土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任何文化的损失都是无法修复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向“文化强国”进军的号角，提出在文化建设中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的重要举措。因此，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为了减少回族寺坊本土文化损失的数量和程度，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回族本土文化建设的事业当中去。

三、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传承机制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如何传承与发展回族寺坊本土文化却没有引起文化学界的重点关注。借鉴前人关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经验，下面将探讨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传承机制。

从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来看，他们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否定和割裂了本土和传统。我国是拥有着五千余年文明、五十多个民族、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华文化对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要在尊重自身文化的传统性和本土性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传承，不是原封不动地承袭，而是要有所淘汰、有所发扬，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从而使得回族寺坊传统文化得到发展。良好的传承机制不仅能够使回族寺坊传统文化在外来多种文化空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彰显出个性和生命力，而且能够促进回族寺坊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下面从两个方面探讨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的传承机制。

（一）建立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为适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从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大问题出发，充分发挥宁夏大学多学科、多功能的综合优势，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创新力量，在国内建立具有较大影响、特色鲜明的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形成“多元、融合、动态、持续”的协同创新模式与机制，培养一批回族寺坊文化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产出卓越的领军人才，逐步成为具有国内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学术高地、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阵地和区域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力阵营，在回族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和区域社会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该中心应紧密围绕“传承回族寺坊本土文化”和“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的重大需求，通过协同创新重点研究和解决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的现实问题和回族寺坊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建立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具体形式就是设立协同创新中心组织机构，制定相应的岗位职责。首先，中心设立理事会，由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共同组成，负责重大事项决策。中心实行主任责任制，中心主任由理事会聘任，主任下设秘书处，负责主任办公会之联络、公文发布和内部正常运营。设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研究院，负责课题申报，项目合作，成果统计、发布与考核。设回族寺坊本土文化创新基金，负责筹集经费、申请各类基金、汇聚资源。设回族寺坊本土文化发展公司，负责研究成果的转化。各部门负责人由中心主任聘任，并对主任负责。管理运行方式为主任负责，动态团队、项目带动、资源开发与共享。重点任务是设立国家级回族寺坊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对回族寺坊本土文化进行原真性、活态化和整体性保护。举办回族寺坊文化节，回族寺坊文化研讨会，服务宁夏地方经济发展。筹办回族寺坊文化论坛，出版“回族寺坊本土文化研究”丛书。筹组回族寺坊文化创新基金，彰显回族寺坊文化之影响力和凝聚力。

（二）建设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体系

建立回族寺坊传统文化传承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后，就要思考建设宁夏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笔者认为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五部分：传者与受者、传承场、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保障体系。优秀的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体系必须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下面以“艾灸”技艺为例说明如何进行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

1.“艾灸”技艺的传者与受者

文化传承者与受者是文化传承的主体。文化传承者是文化的传递者、传播者。受者是文化的接受者、继承者。其中，传承人是核心。拿宁夏回族寺坊社区里的“艾灸”技艺来讲，传承的方式主要体现为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承。纵向的传者通常是家族内的女性长者，而横向的传者较为复杂，多在村落中老年妇女间传播。回族寺坊社区内“艾灸”的传者以女性为主的原因是“艾灸”需要触摸身体需要治疗的部位。一位接受采访的当地百姓说：“受到宗教的限制，男女羞体除家人之外是不能被别人看到的。”因此，在回族寺坊社区中，通常只有“中、老年妇女”会“艾灸”技艺。从调研情况来看，老年穆斯林身上承载着“艾灸”的传统技艺和历史记忆。虽然她们大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是她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更加擅长理解和掌握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活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艾灸”文化传承人逐渐离开了人世。她们的离去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文化形式的丧失，是一种传统的断裂。因此，要积极保护“艾灸”技艺传承人，珍惜老年穆斯林妇女这一珍贵的教育资源，高度重视她们在文化传承教育中的作用。

2.传承场

传承场是传者与受者进行文化传承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在回族寺坊社区，“艾灸”技艺的传承场主要是当地村民的私人生活空间。调研发现，很多村民家的街门都不上锁，有的干脆就敞着，往往是主人隔窗就能看见人进了院子，街坊不敲门就进屋也不觉得失礼。笔者采访到一段关于“串门儿”和“艾灸”的故事：

我奶奶会艾灸，每次到端午节，奶奶都捋很多艾叶回来。因为奶奶艾灸技术高，村里很多人都来找她，有的人学习艾灸方法，有的来治病，引得不少邻居到家里来。俺们串门儿省事得很，一不约，二不用买东西。赶上人多的时候，艾灸也不学了，喝着熬茶，扯磨（聊天）开了，冬天三、四个钟头一晃儿就过去了。有时候进门遇到俺们奶奶给别人“艾灸”呢，如果是男的，听见屋里人说“艾灸”呢，不好意思就走了。女的大多会留下来，没啥事就打个下手。边看，边学习，说着，笑着。有时候串门儿的人有个啥毛病了，都让奶奶给灸一下。自从俺们村子开发了，人也不知道咋回事了，住得远了，还是人情淡了，没事不串门儿了。现在开发，地也征了，哪里还有艾草呢。除了清真寺没有动，俺们的平房都拆了，人都住到楼上了，也都分散了，家家锁着门过日子，谁也不串门子了。再加上会艾灸的人也不多了，以前会艾灸的也找不着了，麻烦的，人有病也都走医院了。大医院啥病都治呢。

从访谈可以产出，“艾灸”技艺的传承需要一定自然空间（供艾叶生长），还需要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传承者存在、受者存在、传承场所存在）。因此，“艾灸”技艺的传承需要自然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双向配合。

3.传承方式

传承方式主要有民间传承、学校教育传承、现代媒介传承和文化产业传承等。目前，“口传身授”的民间传承是“艾灸”技艺传承的主要方式。由于大多数回族寺坊社区里的清真寺只注重经堂语的传授，“艾灸”技艺没有被纳入到清真寺学校教学内容当中去。另外，“艾灸”文化也没有被纳入到当地非物质文化产业开发中，因此没有形成一种消费型的动态产业化传承方式。可见，“艾灸”技艺的传承方式相对单一。“艾灸”技艺的传承应超越单一的“口传身授”的模式，积极探索师徒传承、模仿传承、产业传承等其他模式。

4.保障体系

像“艾灸”技艺这样的众多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要靠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来保障。为了形成有利于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保障机制，回族寺坊本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要以寺坊本土文化管理政策规范传承体系建设，以寺坊本土文化开发政策拓展传承体系建设，以寺坊本土文化创新政策支撑传承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