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郎伟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一、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创作回顾

在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宁夏文学”几乎是没有声音的。这当然源自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处偏远，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相当落后，也实际反映着在这西北的边陲之地，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短缺和创作基础的极端薄弱。

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1958年至1976年间的宁夏文学艺术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历程。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从此为宁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的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在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召开。经过了长达三年的准备，1961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了第一次宁夏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宣告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宁夏文联的成立，不仅使宁夏的文学艺术工作有了专门的组织和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作为党和政府联络、协调、服务文艺家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文联起到了聚集人才、凝聚人心、培养“人气”的作用。对于宁夏文学事业而言，于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之前创办的《群众文艺》杂志可谓意义重大。它是近代以来，在宁夏境内创办的第一家省级的以刊发纯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同时，它也是宁夏历史上第一家立足宁夏、面向全国，具有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培养本地区作家而创办的文艺杂志。《群众文艺》的创办和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为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59年5月创刊，到1964年年底在全国性的文艺整风中停刊，《群众文艺》杂志致力于发表宁夏本地作家所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这些文学创作虽然思想和艺术上还留有某些稚嫩和不成熟的痕迹，但它们是当代宁夏文学唱出的“第一声”，一批本地作家由此开始了当代宁夏文学的“垦荒”之旅。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暴发，给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严重摧残，也给处于起步阶段的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以致命一击。1968年10月，宁夏文联的全体工作人员，被要求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干部学校接受审查，宁夏文联机构陷于瘫痪状态，90%的文联委员、70%的文艺工作者被赶出文艺界。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宁夏文艺界的那一点还谈不上是旺盛的“人气”，就这样在极“左”政治风雨的无情冲击之下趋于涣散。宁夏文学艺术事业进入阴霾密布的冬天。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社会主义新时期如江河之大潮，澎湃而至。宁夏文学艺术工作者从十年噩梦中醒来，开始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新长征。1979年3月，宁夏文联正式恢复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成立，加上已于1974年先期复刊的《宁夏文艺》杂志，宁夏文学艺术事业通往繁花似锦的春天的道路已经铺就。

感应着中国大地上新的时代脉搏的跳动，新时期早期的宁夏文学也开始了情感真挚、别具特色的演出。一方面，像所有的曾经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作家们一样，宁夏文学将创作的焦点对准了“历史”。那些已经逝去的满含着辛酸、泪水、伤痕、苦难的岁月，不断从记忆深处浮现，它们呈现着非常年代里善良与罪恶的搏斗，也分明显示着人性的高贵与卑劣。另一方面，毕竟噩梦醒来是早晨。当这个民族终于告别了野蛮、仇恨、迫害和互相敌视，他们自然会发自肺腑地唱响属于春天的旋律。新时期早期宁夏文学的这种创作态势，可以从1980年1月公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次文学艺术评奖获奖作品当中明显看出。在文学类（包括民间文学）共计111篇获奖作品当中，既有张贤亮等人的反思之作，也包括大量的情调明朗、乐观的带有“颂歌”色彩的作品，尤其是在获奖的诗歌作品之中，讴歌正在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和飞速旋转的新生活的作品，几乎成为无可替代的“主旋律”。在获得一、二、三等奖的36篇诗歌作品中，诸如《唱在金秋》（肖川，一等奖）、《不到长城非好汉》（吴淮生，一等奖）、《塞上江南枸杞红》（秦克温，二等奖）、《腾格里的春天》（高深，三等奖）这样带有明显的歌颂意味的抒情作品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事实上，此时的宁夏文学正在演唱着两个“声部”，一个“声部”是春天的歌谣，热情、欢快、充满幻想和期待；另一个“声部”则多少显得沉郁一些，有点伤感，也有点西部的苍凉。而正是这第二个“声部”，逐渐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始料不及的巨大反响。

在宁夏文学界发出“沉郁之声”的当然首推小说家张贤亮。当新时期的曙光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朦胧闪烁的时刻，当时还是戴罪之身的张贤亮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新的历史转机即将到来。这位1957年因一首《大风歌》而罹祸，并在漫长的22年的岁月当中始终处于劳教和被管制、被监督状态的落难之人，终于有了重新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机会。1978年，当时还在国有农场做农工的张贤亮开始了“归来者”的重生之路。1979年，张贤亮一口气在《宁夏文艺》杂志上以头条位置连续发表短篇小说4篇，其“井喷式”的创作景观，为宁夏文坛所仅见。现在看来，1979年的张氏创作“井喷”，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热身”。对于饱经人生的沧桑与忧患，并且独具优异的思想和艺术禀赋的张贤亮来说，他对“冲出宁夏，走向全国”有着不小的期待和充足的信心。果然，从1980年到1985年，短短5年间，张贤亮先后发表《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绿化树》《初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质量上乘的小说，除却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是事涉“当前”的“改革小说”，其他各篇皆为反思历史的“沉郁之声”。中国社会的80年代正是一个从灾难的岁月之中走出，并试图在对灾难的回顾和反思中寻找美好明天的年代。张贤亮的深沉反思与尖锐笔墨，与时代的脉动是紧密相连的，与千百万读者的心灵也是息息相通的。时代和读者给予了他真诚的回报：他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和《肖尔布拉克》分别获得1980年度、19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获得第三届（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张贤亮又创作出富有象征意味的涉“性”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霎时间文坛内外争议四起，“张贤亮现象”成为中国文学一时之景观。实际上，对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宁夏文学而言，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在短短的5年之内，三获国家级小说大奖；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在不长的时间段内能够以集束性的思想深刻、艺术精美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和争议。于是，“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评论家阎纲语）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持续和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张贤亮在中国文坛的异军突起，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时期“反思文学”的深度拓展，同时，它也宣告着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有了“声音”，而且，这“声音”竟是如此苍凉激越，不同凡响。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进程，我们发现，张贤亮为当时的中国文坛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些新鲜的文学话语：首先，他以卓越的写实笔墨提供了非常年代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受难者最真实的生活图景和最真实、隐秘的心理感受，他所描写的“饥饿心理学”（《绿化树》）和“性心理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中不仅独特而且深刻；第二，他如实描绘了苦难岁月里知识者和劳动者两组人物形象，在严酷的生存环境的考验中，在知识者与劳动者的彼此对比中，他画出了特殊年代知识者原始本真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状态；第三，他以西部人的目光呈现了黄土地上的特殊人文景观，他对宁夏平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的艺术描写，不仅具有风俗画意义，更具有高品位的审美价值。

张贤亮以苦难的人生经验为基本的写作素材，以饱含着人生忧患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在中国文坛的崛起，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宁夏这片黄土地为当代中国文坛贡献了一位思想锐利才情卓著的小说家，从更宏观更长远的价值和意义来说，张贤亮的出现，使宁夏文学由此前的长时期不受外界重视而一变为令人刮目相看。从此，“宁夏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失声”的状态宣告结束。“宁夏文学”在经历了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之后，终于赢得了整个中国文坛的应有尊重。

二、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

在激情满怀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因为参与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进程、经济改革和文化生活而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荣耀。“满城争说乔厂长，街谈巷议陆文婷”，既表明文学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巨大的影响力，也表明文学确实在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然而，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当中的优势地位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却遭受了严峻的挑战。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深入，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原则的逐渐深入人心，以及人民精神生活空间的拓展和精神享受方式的多样化，文学曾经拥有的耀眼光环和鲜亮色彩渐渐地变得黯淡起来，文学的“轰动效应”明显失去。文学创作者的纷纷“下海”淘金以及文学阅读者队伍的大规模萎缩，使新时期以来十余年曾经叱咤风云盛极一时的文学发展态势突然间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劲阻遏。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无可避免地陷入创作的低谷状态。

宁夏虽地处偏远，属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但时代大潮的惊涛拍岸之声，却依然让人怦然心动。受时代风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五六年间，宁夏文学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局面：宁夏的创作家队伍发生了预料当中的分化，不少作家逐渐淡出文学界，或进入商界“拼经济”，或通过工作调动前往东部沿海地区谋求事业新发展；宁夏的几家纯文学刊物，也出现了从未曾有过的“稿源荒”，有的刊物有时竟面临“无米下锅”之窘境。显而易见，由张贤亮等人筚路蓝缕开创的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事业正面临危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好不容易才拥有的那一块得来不易的“板图”有可能逐渐萎缩和丧失。

一直在为宁夏文学的百花园种植花木、培土施肥的《朔方》文学杂志，此时又一次担当了为生态还相当脆弱的宁夏文学看园护园、再植新绿的重任。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宁夏作家队伍严重萎缩，纯文学杂志销量严重下滑的现实状况，《朔方》编辑部的文学编辑们经过一番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形成了办刊共识：必须坚持刊物的纯文学品位，必须重点建立起刊物的骨干队伍，不遗余力地发现、扶持和培养本地文学新人。本着这一经过认真讨论而形成的办刊方针，《朔方》杂志从1989年到1999年十年间，先后编发了张冀雪、李唯、施原钰、吴淮生、王庆同、石舒清、陈继明、杨森君、葛林、漠月、荆竹、巴可成、刘建芳、莫叹、导夫、白军胜、杨建虎、贾羽18位作家的作品小辑，在这18位发表小辑的作者队伍中，吴淮生、王庆同、张冀雪、李唯四人是已经成名的宁夏中老年作家，而诸如石舒清、陈继明、漠月、杨森君等人，此时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学新人：石舒清当时刚从宁夏南部的固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在家乡的一所乡中学做着英语教师；陈继明在宁夏南部的泾源县做了五年中学教师，新近调入宁夏电大从事《写作课》讲授工作。其他的一些文学新人也都在宁夏各市县的不同行业从事着一份具体的工作，业余时间以“爬格子”来怡情抒怀。除了为青年作家发表个人创作小辑，《朔方》杂志还采取为全区青年作家群体编发“宁夏青年作家专号、专辑”、为宁夏回族作家编发“回族作家作品特辑”、为宁夏各市县作家编发地区创作小辑的方式，扎实而有效地培养张贤亮之后的新一代宁夏青年作家。

辛勤的耕耘必然带来喜人的收获。经过十年的默默坚守和奋斗，宁夏文学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再一次迎来一个创作的黄金阶段。这一次，宁夏文学的“声音”已经不再是某一个优秀作家的“独唱”，这一次中国文坛听到的是宁夏文学的青春“合唱”，是一个青年文学创作群体的集体的声音。这来自西部的充满自信的“声音”自豪地向外界宣告：“宁夏青年作家群”已经崛起。

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宁夏青年作家群成长和崛起的不凡历程。

1994年秋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策划的意在扶持我国文学新人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入选作品的遴选中，宁夏青年作家石舒清以小说集《苦土》入选。在完全匿名评审的情况下，石舒清能够以初入文坛时所创作的6篇小说（《苦土》共收石舒清创作于 1990年至1993年间的6篇小说）而受京城文学权威们青睐，荣登首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列，这一文学事件，不仅对处于创作“爬坡”阶段的石舒清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激励，对宁夏文坛，对年轻一代的宁夏作家来说，更带来令人鼓舞的启示性信息，那就是：对于所有的年轻的创作者而言，只要你能够沉下一颗心来，认真而执着地写出寻常生活里的“不寻常”面目，你就可能从偏远的宁夏走向全国。果然，时隔两年之后，青年小说家马宇桢又以《季节深处》入选1996年度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后，青年作家陈继明、张学东、了一容的小说集《寂静与芬芳》《跪乳时期的羊》《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分别于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三次入选该丛书。从1994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首次遴选出版到2006年，十二年时间，宁夏共有5位青年作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其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坛亦属名列前茅。2000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与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宁夏青年作家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作品讨论会，正式向外界推出“宁夏三棵树”。2001年4月，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专门为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三人出版了一套由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先生主编的“西北三棵树丛书”，初印数为5000册。据三位作者回忆，该丛书半年后即在北京和宁夏的各大书店售罄。2001年对宁夏文坛来说，注定是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特殊年份，这一年的 8月，喜讯从北京传来：石舒清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原载《人民文学》1998年第5期）荣获第二届（1997～2000年）鲁迅文学奖。同年10月，石舒清又以短篇小说集《开花的院子》入选《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年）》。2002年5月，《中国作家》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文艺报》社与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宁夏青年作家小说作品研讨会”，再一次向外界推出漠月、季栋梁、张学东（又称“新三棵树”）等新锐作家。2004年，宁夏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以小说集《去尕楞的路上》喜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第三届“春天文学奖”。2007年11月，郭文斌又以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原载《人民文学》2006年第10期）获得第四届（2004～2006年）鲁迅文学奖。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异军突起，不仅表现在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的人数增多、频率加快，更表现为宁夏青年作家所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为在中国文学界一向享有盛誉的各文学大刊所青睐，有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甚至被某些大刊视为“免检产品”。据笔者统计，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间，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民族文学》《十月》《当代》《收获》《钟山》《上海文学》《作家》《花城》《天涯》等著名刊物上发表的宁夏青年作家所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多达百余篇，而《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等国内权威选刊也在不间断地转载宁夏青年作家的各类创作。十年之中（2000～2009年），仅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一家刊物，就选载了宁夏青年作家所创作的小说和评论作品共62篇，平均每年6.2篇。以《小说选刊》每年出版12期刊物计算，意味每两期就会有一篇宁夏青年作家新发表的小说登上了这家声名远播的权威小说选刊。而在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小说学会等文学权威机构和一些著名学者主持编选的“中国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精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文学排行榜”等有影响的年度选本和排行榜上，宁夏作家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入选人数和作品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出色创作业绩，引起了中国文坛的震动，也引起了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金炳华先生评价说：“宁夏青年作家群是一个相互团结、互相支持、奋发向上的创作群体。宁夏作家生活在西北，信息相对要少些，但他们创作的意识，他们的眼界和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入思考，是紧跟时代步伐的，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的探索方面，很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建功先生在认真地阅读了宁夏青年作家的小说集后，也赞叹道：“宁夏的中青年作家队伍，路子正、根底厚、创作态度严谨、创新意识强，是一支大有前途的队伍。”2006年7月，作为对宁夏青年作家群创作成就的最具权威性的肯定，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联合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邀请宁夏青年作家代表团与国内知名评论家雷达、吴秉杰、崔道怡、韩作荣、胡平、雷抒雁、李敬泽、冯敏、孟繁华、贺绍俊、李建军、牛玉秋等共同研读作家们的作品，探讨宁夏文学的成就与未来发展前景。这是中国作协多年以来第一次为一个边远省区的青年作家群召开作品研讨会，也是继宁夏文学界推出张贤亮之后，“宁夏青年作家群”作为一个优秀的创作团体在中国文坛的第一次光荣亮相。至此，“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已经成为应当载入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动人的篇章之一。

三、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中国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文化精神环境也随之出现了新变化。具体表现为：其一，由于全民“拼经济”、逐财富，对物质利益的格外看重和对精神追求的漠视，成为一种社会新时尚。由于精神生存的重要性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在内的许多从事精神生产的团体和个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居于“边缘化”境地。其二，电视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带来了所谓“娱乐至死”的精神生活观念和“读图时代”。轻浮的电视文化和纷乱的网络文化几乎占据了中国人大部分的业余生活空间，经典文化（包括经典文学）的传播与阅读遭遇了种种障碍。其三，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国主流文化的趋同性、相似性，西方文化和文学培养了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文化接受和欣赏趣味的“西洋化”。对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学的疏离与对西方文化尤其是20世纪西方文化的亲近，成为“80后”和“90后”读者的“新口味”。其四，受市场原则的操控，出版行业整体趣味由过去的“尚雅”转向新时代的“趋俗”，欲望化、肉身化、低俗化成为图书出版与销售市场的强劲“卖点”。

在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刻，进入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实际上也不由自主地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第一，中国文学真正进入到相对平稳的发展年代。由于文学摆脱了长期的“跟随意识”以及过度的政治化、功利化色彩，文学开始了寻常而平静的运行岁月。第二，受市场经济机制的支配和消费主义的刺激，一些中国作家的写作明显呈现出欲望化、肉身化的趋势，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70后”的“身体写作”和以韩寒、郭敬明、春树等为代表的“80后”的“青春写作”，在文学传统上明显偏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其书写内容的极度狭窄、玄幻，思想的浅薄以及艺术上的自我重复和非民族化，都使得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颇受诟病。第三，受所谓文学“去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影响，许多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使命感有逐渐消解的趋势。“宏大叙事”（描写社会重大主题和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热切关注人生、拥抱现实类的作品）被冷落，而描写小情小趣、“小资”情调、闺房隐私之文学一时间竟大行其道。无可否认，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中国文学确实迎来了盼望和呼唤已久的不受非文学因素过度和粗暴干涉的年代，文学创作真正开始了在平静目光的注视下铺纸磨墨的年代。然而，中国文学在自觉地丢掉“重负”的同时，也失去了它源远流长的本应该具有的忧患感和深邃感。实际上，在这文学观念与思想错综纷乱、相互碰撞的年代，由于众多作家民族忧患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丢失，中国文学的整体声音当中，聚集了过多的顾影自怜和无病呻吟之声。某些时候，甚至给人以“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感。此时的中国文坛，亟须一种浑厚苍凉之“大音”的强劲介入。这“大音”，代表着中国文学自古至今的关注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代表着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现实主义的炽热情怀。

在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的众多话语声中，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代表着的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当中那些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声音。从1990年代开始，当相当多的青年作家把创作焦点对准了一己的小悲小欢甚至闺房隐私之时，当许多中国作家只会在作品当中大写人间的阴暗与罪恶，而对人性的善良和世界的温暖深深怀疑，甚至不抱任何希望之时，以“三棵树”（石舒清、陈继明、金瓯）和“新三棵树”（漠月、季栋梁、张学东）为代表的宁夏青年作家们却以他们充满阳刚之气的创作把读者的目光，再一次拉回到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时代风云和现实人生。在一个提倡速度和奔跑的年代，在一个弥漫享乐和消费气息的历史时刻，他们注目于脚下的土地和那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民，力图通过艺术的描绘，展现一个古老民族逐渐摆脱贫困走向新生的历程。更重要的是，宁夏青年作家是想通过对历史转换过程当中民族美好精神性格的发现和塑造，寻求中华民族重归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可能性途径。

从作品的描写内容来看，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多聚焦于西北偏远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无论是苦难年代里的生死歌哭，还是寻常年月里的饮食男女，作家们从容写来，如数家珍。与那些喜欢将生活仅仅理解为是“躯体的解放”的都市青年作家们不同，宁夏青年作家把创作的“根”深深扎进自己所生存的这片水深土厚的黄土地里，从本土生活深厚而丰富的地层中汲取无尽的源泉。他们书写着西北土地上的历史生活和现实行进，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生存和生活从来就不是游戏，更不是“性”的游戏。生活从来都是饱含着庄严和神圣意味的，是漫长而富有情味的劳作、生育、死亡、忍受、哭泣和歌唱。石舒清一向关注生活于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回族人民的生活。尽管他也描写了极“左”年代里回族人民曾经遭受过的艰辛困苦，《残片童年》《牺牲》《牛头》《乡土一隅》等小说便是涉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农村的荒凉、破败和农民的缺衣少食等历史内容的。然而，他似乎更愿意深情地描绘和歌颂在岁月长河的激荡之中，在人世的沧桑变幻之中，那些永远坚定地支撑着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价值情怀。年幼无知的舍木尔耐苦着一张脸艰难地吃着苦菜团子，姑太太很不以为然地教训道：人要带着欢喜的心吃五谷杂粮，只要你香香地吃，啥东西都会香起来！（《小青驴》）频遭家庭变故却一直记挂着父亲临终遗言的姑舅爷，事隔几十年后依然千方百计地要给故人之后还上那十几个银元的欠款（《黄昏》）；一个解放军战士枪支走火，致死人命，正当部队准备军法处置小战士之时，当地的回民却劫了法场，把小战士藏进了清真寺（《父亲讲的故事》石舒清描写存在于回族人民身上的仁义精神、“轻生死，重然诺”的古老信念、坦然面对苦难时的超脱情怀，这些不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跨越血与火的考验，而不断走向新生的核心精神价值观念吗？自然，在石舒清的作品当中，他也涉及人生的残缺与人性的黑暗，他的短篇小说《选举》就描写了农民的“国民性”弱点，《羊的故事》于往事的回忆当中，也笔涉因极度贫困而导致的人性的变异。然而，贯穿于石舒清小说当中的精神红线，是对人生的留恋和对人性的葆有信心。由此，他才可能把一场普普通通的家庭清理内务活动，描写得那样动人喜人（《清洁的日子》）。漠月也是以创作的“暖色调”而著称的宁夏青年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书写草原生活的作品。这位出生和成长于贺兰山西部阿左旗草原上的小说家，一直固执而坚定地书写着草原人的日常生活。在他的小说世界当中，外人看来异常单调、贫乏、枯燥的农牧民的生活，竟是那样的永远流淌着温暖人心的力量。《白狐》中那懵懂的小男孩，《锁阳》和《放羊的女人》里温厚善良的女人们，父亲为了寻找一头老骆驼而在沙漠当中几乎死去（《父亲与驼》），一对草原上的青年男女终于跨过父辈的爱恨情仇而紧紧相拥（《湖道》）。漠月用他那枝温柔的彩笔，不断描画着人类生活当中原本强大的“善”和“美”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人与人之间可以消弭隔阂，相亲相爱，人与动物可以情同兄弟，生死相守。其他如郭文斌的《吉祥如意》《点灯时分》、陈继明的《母亲二题》、张学东的《跪乳时期的羊》、马金莲的《掌灯猴》等，莫不以展现艰难时世当中的美好人情人性为旨归。是否可以这样说，当太多的“私语叙事”和过多的人生阴暗展示几乎要淹没读者心灵的时候，宁夏青年作家们对于“生活美”的认真发现和对人本身的积极信念，是划开阴霾的一抹亮光。它提供了人生与文学的完整图景，延续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健朗而明亮的精神血脉。

宁夏青年作家把创作之“根”深深扎进民族生存和生活的土地里，不仅表现为对民族民间生活的熟悉和痴恋，也表现为在艺术道路的选择上，“不为浮云遮望眼”，而是坚定地走一条取法乎上，转益多师之路。在长期的小说创作实践当中，在文学榜样的学习和艺术道路的认定和选择上，他们从不盲目跟“风”，也不轻率地声言“反叛”和“颠覆”，而是坚守文学阅读和创作所必需的宁静和沉思品质，虔诚地老老实实地“啃”中外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细心而扎实地揣摩学习，以汲取最完美深厚的文学营养，丰富和开拓自己的艺术思维和心灵，从而写出佳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中国文坛，“先锋派”文学曾经兴盛一时。客观地说，先锋派作家要求小说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和审美个性的文学观念，对冲击日益僵化的某种当代小说规范显然有着不容低估的意义。然而，当先锋派所创造的形式主义艺术经验，只是作为一种文学招贴而很难与20世纪90年代复杂的“中国经验”相连接，更无法回答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现实课题时，先锋派文学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文坛处于式微的命运。不幸的是，90年代后起的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不仅没有从先锋派身上吸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反而本末倒置地认为中国文学“西化”得还不够。于是，一时间，中国文坛充斥着恶意“毁典”的冲动，许多写作者对已有的经典文学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对汉语的文学功能和表意功能，对由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实践所培养的汉语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这一最显著的汉语美质尚未认识清楚，就口口声声要“颠覆和”反叛，其无知和狂妄为20年来的中国文坛所仅见。宁夏青年作家身在文坛之中，奇谈怪论也听了不少，但不为各种招摇时髦的口号和貌似新潮的时风所惑。他们的小说虽多方取法、转益多师，骨子里的情调却是东方的、中国的。他们能够融会中外小说的种种成功的艺术经验，为其笔下的西部人生服务。因此，他们的小说，“根”是深扎在黄土地上的，其艺术的滋养却可能来自中土，也来自异域。由于他们共同的坚守，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甚嚣尘上、文学创作粗鄙化、欲望化、肉身化倾向泛滥成灾的时刻，宁夏青年作家所创作的那些闪耀着中国艺术光辉和民族精神的作品，便有了一种无法替代的价值和地位。

经过十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在文学巨人张贤亮之后，宁夏这片一直与偏远和“欠发达”相伴的土地上，终于崛起了一支令中国文坛感到欢欣鼓舞的文学新军 ——“宁夏青年作家群”。这支文学新军，以独特而撼人心魄的文学歌唱，在新世纪前后文坛众声喧哗的历史时刻，显现了中国文学大合唱当中本应该苍劲有力的声部。“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在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坛，应当说显现了它特殊的价值与意义：第一，这是一个与广阔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乡村血脉相连的创作团体，是一个带着“土气息、泥滋味”的创作团体，在一派欲望化和浅斟低唱的文学表述中，“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与西部其他扎根于民族本土写作的作家们一道，代表着中国土地上的另一种真实的声音和色彩。第二，“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全面崛起和被中国文坛所肯定，表明扎根于中国土地和“中国经验”，坚定不移地学习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传统和伟大的五四文学精神，走文学的民族化之路，同样可以创作出当代文学的杰作。那种鄙视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唯“新”唯“洋”是举的文学观念，对于广阔而多元的当代文学创作实践而言，显然是浅薄的和有害的。第三，“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过程，证明在经济落后、现代教育和文化还不太发达的西部地区，文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是可以走在前面一枝独秀的。“宁夏青年作家群”的成长成熟过程，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生成和运作提供了另一种个案和另一种方式（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均衡，文学生成与运作的方式本来就应该是多样的），也为党更好地领导文艺提供了新鲜的足资历借鉴的成功经验。